③ 《宣和画谱》卷8。

　　④ 《契丹国志》卷8。

　　⑤ 王毓贤：《绘事备考》。

　　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大同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其中的释迦牟尼像“面相浑圆，姿容端正，服饰典雅，衣纹流畅”。

　　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它们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戴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⑥。辽宁法库辽墓出土的墓主人萧袍鲁头像，神态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雕工精细，刀法纯熟。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此有所不同，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牛、羊、马、骆驼等，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也表现出了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地区（今辽宁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技艺精粗有着明显的宫廷和民间的差异。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的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①。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以及五象、双马、五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通高16 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0 个小头像，所以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尊小型的侍立菩萨，也是辽代作品。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菩萨像。

　　⑥ 《图画闻见志》。

　　① 参见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第五节西夏的文化艺术“西夏文”

　　西夏建国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创制的词符文字，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的“六书”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也由偏旁、部首组合而成。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竖钩。《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西夏文创制后，夏广运三年（1036）下令颁行，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国中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翻译汉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创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构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从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字文献、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记载的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类林》、《孙子兵法》、《贞观政要》、《十二国》等；有大量译自汉、藏等文字的佛教经典；还用西夏文镌刻碑文，书写题记，铸造印章、钱币、符牌、铜镜等。

　　文学西夏崇尚汉文化，但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文学，本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杂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创作的《大颂诗》②，是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颂诗，全诗23 行，分别为七、十、十一言。另一首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①，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全诗45 行，每行3—14 字不等。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历来被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另一首《新修太学歌》①，作于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内容是赞美重建太学的，全诗27 行，字数不等，词句华美对仗，具有宫廷诗的风格。

　　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②，是由① 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 年第2 期。② 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