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再度亲征，虽也曾攻占了一些州县，但在唐河（今定县北）北为宋军定州主帅李继隆、监军袁继忠击败后退回，宋军追击至曹河（今徐水南）而回。

　　宋辽多次战争，辽虽略占优势，但大体相当，辽朝处理对宋军务的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也感到连年战争，燕地人民疲弊不堪，遂长期采取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对平静。

　　澶渊之盟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的箭创复发而病死，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次年，辽决定来年攻宋，从此，宋辽战争再次进入高潮。

　　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冬，承天太后、辽圣宗亲率辽军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名将杨业之子）被围于遂城（今徐水西），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以水浇城墙外侧，次日即冻成冰城，使得辽军不能靠近城墙而无法攻城。辽军虽攻占乐寿（今献县），但战果不大，只得于次年正月退兵，但此后仍连年派兵南侵。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承天太后、辽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廷虽也调整和部署了边防的将领，准备抗击辽军，但宋朝君臣对于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长驱直入的态势，惊恐万分，副相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则请真宗西逃成都（今属四川）。真宗则犹豫动摇，只是在宰相寇準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北上抗辽的形势下，真宗才不得已而同意亲征，但求和心切，尚未离京，就先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原宋定州路副帅，望都之战被俘后降辽）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但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只是在寇準和禁军统帅高琼说明了如果南逃，辽军必将追杀而不可能逃到金陵的情势下，宋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并在寇準、高琼迫请下渡过黄河，进到澶州（今濮阳）北城，宋军士气因而大振。辽军也早已进至澶州北城下，但辽军主将萧挞览（凛）却被宋军伏弩射伤致死，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因而辽承天太后、圣宗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和议，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 万匹、银10 万两以换取和平，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第四章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节宋初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概况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情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主要反映在阶级关系的变化上。自唐中叶以后，藩镇的割据与战乱，尤其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和清扫了世族地主阶层。土地自由买卖成了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宋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统治者承认这种状况的反映。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佃户在户籍上主要是客户，这已不是唐代专指外来的人户，而是指没有土地或房产的“客居”之户，对于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城乡居民则称为主户，而不问其是本地户还是外来户。

　　农村主户分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属于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三等户则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农民；而五等户则有相当一部分户的财产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与客户相近。客户中极大多数为佃户，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产，甚至还比较富裕成了佃富农，也有的成为商贩，极少数的户还成了富商。宋代的城镇户口单列，称为坊郭户，也分为主、客户，主要依据有无常产来区分，主户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

　　主客户在户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凡是在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户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苏州、杭州；而封建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常常是主户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仅占25％左右，甚至不到1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乐山）、昌州（今重庆大足）。虽然宋代总的来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川蜀地区除川西平原以外，许多山区的住户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级关系时期。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统治者或想扩张、或图保境，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而且各国统治者几乎无不称王称帝，大多穷奢极欲。于是纷纷巧立名目，加紧剥削境内人民，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宋朝对于新征服地区，总的来说继承了原统治者的各种剥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杂税不多，有的地方还乘机掠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宋朝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各地就不断发生过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宋朝征服之后不久，新旧政权交替，封建统治相对削弱之际。开宝三年（970）南汉灭亡后，岭南地区农民起义相继发生，到开宝六年才平定。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后，宣州（今属安徽）也发生过小股农民起义。太平兴国三年（978）泉漳、吴越归附后，仙游、莆田（今皆属福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也有小股农民起义。

　　但是，就宋朝整个统治区来说，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的是西南的川蜀地区，中唐以来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没有触及蜀中，成为唐玄宗、僖宗避乱之所。五代时期前蜀、后蜀相继统治达60 年之久，蜀中也是相对平静，封建生产关系很少受到重大冲击。和宋朝其他区域相比，川蜀地区除成都（今属四川）附近的川西平原外，封建关系比较落后，尤其是山区，封建农奴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是被称为“旁户”（客户）的佃户，在许多州的总户数中占半数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被称为豪民的地主，往往拥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旁户”，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户们不仅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代地主负担本应是地主承担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地主的监督下劳动，鞭策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矛盾非常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