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晚于蔡襄，而列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书法讲求自出新意，追求书法的情趣、意境，与他的画论相通，为北宋中期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苏轼门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以诗、书法名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书法尤长于草书，创新的结字法，自成一家。

　　米芾，字元章，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与黄庭坚大体同时。以书、画名家，画以水墨大写意山水画创文人画山水画派，史称大米。其子米友仁亦长于书、画，世称小米。米芾行书成就最高，新意迭出，超绝尘寰。

　　四大书法家对书法“尚意”的革新，是北宋中期思想、文化全面革新的标志之一，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苏东坡全集·正集》卷32《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② 《苏东坡全集·续集》卷2《憩寂图》。

　　③ 《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次韵水官诗》。

　　④ 《苏东坡全集·正集》卷16《书鄢陵王主簿所面折枝》。

　　第七章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宋江、方腊起义第一节“更化”与“绍述”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 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赞成变法改革，执政后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司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遂渐被废除。七月，首先废罢保甲团教，半年之内，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相继被废。元祐元年（1086）初，司马光生病，而新法尚未完全废除，司马光恐自己在世之日不多，因而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①所谓四患，是指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将兵法，以及与西夏的和战问题，在加速废除新法的同时，还将废除新法的任务交给吕公著，使废除新法的事不致中断。并随即提出废除免役法，不顾守旧派中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反对仓促废除而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见，仍下诏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确、章惇先后被罢左相、知枢密院事而出任地方官，司马光、吕公著先后升任左、右相，并借重年已81 岁、已致仕的四朝元老、太师文彦博复出，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八月，罢青苗法。

　　这次被称为“元祐更化”的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活动，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后，由右相吕公著独相，继续进行。但守旧派内部因政见、学术见解分歧，加上人事倾轧而互相攻击，分化为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河北人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组成的朔党，三党皆继承司马光废除新法的遗志，势力很大。程颐得到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而任崇政殿说书，以师道自居，多以古礼训诫哲宗及处理世事，为苏轼所讥讽，而程颐门人亦攻击苏轼，洛、蜀两党势成水火，程颐又因事对宰相吕公著及高太后不满，终于被贬。苏轼后也因受到攻击，自请外任而出知杭州。

　　元祐三年吕公著以年老辞相，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以吕大防、范纯仁分任左、右相。范纯仁在司马光当政之初，即反对完全废除新法，对于废除免役法认为尤应慎重缓行，此时任右相，对变法派的章惇、邓绾和守旧派的苏轼、韩维等贬官或受攻击，多所维护，元祐四年即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蔡确，为朔党所攻击而被罢相。元祐六年朔党首领刘挚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结变法派蔡确、章惇受到攻击而罢相。废罢新法，贬斥变法派官员；守旧派内部也排斥异己，甚至借口袒护或交结变法派官员进行互相攻击，成为元祐年间的重要政事，而不是同心协力改善政局。

　　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哲宗亲政。哲宗在高太后①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作为不满，想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即恢复变法派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寄禄官）、职名。九年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执政苏辙感到政事将变，不同意再行新法。四月，哲宗改年号元祐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多少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时制定的法规。元符元年（1098）八月，宰相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取其是者修立”①。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守旧派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哲宗亲政的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②，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打击守旧派官员方面，变法派官员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宰相章惇在当政之初也并不赞成打击过分，曾经“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①，但遭到曾布的反对，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此外，韩维等30 人也被相继贬官，主要是朔党成员，也有一些蜀党成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已被放归田里的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元符元年六月，蹇序辰、安惇相继提出元祐初守旧派设“诉理所”，对变法期间因反对改革而被贬逐的守旧派官逐一审查平反，并对有关的改革派官员进行贬逐。他们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守旧派官员，“章惇迟疑未应，（蔡）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②。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落。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元年八月癸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