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

　　② 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③ 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④ 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⑤ 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⑥ 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①。掠民为驱的现象发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②。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①。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②。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发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发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发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③。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发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① 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② 郑思肖：《心史》卷下。

　　① 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② 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页125。

　　③ 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④。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④ 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速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