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②。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①。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主朝政，罢尚书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废止。

　　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当时和后世的儒臣文人忌恶武宗信任的敛财之臣，断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间“稍有变更”。实际上，武宗的尚书省几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间尚书省的各种措施，执行时还温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实还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去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武宗以后，元代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②。证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可能冲破前代体系格局中汉、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中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线索发展的。

　　② 至大时对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各品秩的官员原来获得的职田租额，并且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这一措施因损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 辑合刊本，1989—1990 年。

　　① 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三六。

　　② 据《经世大典·叙录·御书》，真金尝有临帖字迹“藏之东观，以示子孙。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有宸翰，宠赐群臣。传至钦天德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则辞章之粹、书法之圣，度越前代帝王矣”。顺帝书法亦精，详下文。参见《元文类》卷四一。

　　第八章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第一节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奋清宫”、“文参定策”的功迹，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为皇太子，面授金宝，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节授予玉册，并约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①。以后，武宗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体不适，委托三宝奴召集亲信议更改储副事宜。三宝奴以叔侄相授难以凭信为理由，主张重立海山长子和世■为储君。这时，早已受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拉拢的康里脱脱慨然以“三宫协和”为己任，竭力反对违背前约，遂罢议。次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四年潜龙蛰居的艰难时日，顺利继位，是为仁宗。

　　仁宗长年生活在汉地。从十岁左右起，就与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师儒李孟辅导下学习儒学。海山镇北以后，李孟更成为仁宗早年朝夕不离的导师。大德年间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汉人儒士如陈颢、王结等人外，还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们大多数也都对汉文化和儒学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册立为皇太子以后，新入东宫的侍巨大多数是汉人，当时已以文名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岁高龄起为太子宾客。在这种崇文右儒的风气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应明显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①作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与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针完全否定。武宗死后两天，他就下令罢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元史·文宗纪一》）。又过了四天，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主要官员五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汉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汉人对诛杀西域人三宝奴最感痛快。当时人作诗志喜，有“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① 阎复：《皇太子册文》，《元文类》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① 袁桷：《仁庙御书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当时人的看法，“帝王德业虽不系乎书，然寸心之微，众欲攻之。不惑声色，则荒游畋。万机之暇，诚绝众欲。深宫静己，寓意于书。心正笔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见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万乘之君正心诚意所必需的一种基本修养。见许有壬；《恭题伯颜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一。据传，南宋第二帝孝宗，以书法优秀才被高宗选为帝位继承人。是知将书法看成培养帝德的基本训练在当时是何等流行的观点。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等句，其矛头都针对着三宝奴②。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诏中宣布：“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①。翌月，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发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为核心的全部措置，几乎在两三个月内被扫荡干净。仁宗初执国政，确实取得了“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