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赵珙：《蒙鞑备录》。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卷二五《仁宗纪》二，卷二六《仁宗纪》三。② 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③ 许有壬：《苏志道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七。

　　④ 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⑤ 关于元代以来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符拉基米尔佐夫持“急剧衰退”论（《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二编《中期（14—17 世纪）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兴盛》第一章《中期的蒙古人及其经济》，刘荣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社会史室，1978 年），此说得到中外学者的支持，但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而后者似乎多从兴办屯田、发展工商业与强化畜牧业管理的角度予以阐发，畜牧业本身的发展似未得史料的充分佐证，相反，史料更多反映了畜牧业衰退的趋势。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判断“发展”与否不应片面牧地的分布蒙元时代的牧场、牧地的范围呈明显扩大的趋势。除大漠南北（包括窝阔台子阔端以西凉府为中心的“分子”）外，牧地以比较大的规模向南北推进。牧地扩大的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皇帝和各大斡耳朵等名义下广建十四道官牧场。按其大体方位，属于大漠南北的牧地有：“折连怯呆儿等处”①，含千户十九个，百户一个和其他牧地五处；“玉你伯牙等处”（从上都西北往南至张家口一带）②，百户八个，另有十处牧地。漠北中部两道，自东向西：“斡斤川等处”，千户六个，另有四处牧地；“阿察脱不罕等处”，共十一处牧地③。漠北至上都附近、陕西一道：“哈剌木连等处”④，共十五处牧地。漠北怯绿连、斡难河至内蒙中部一道⑤：“阿剌忽马乞等处”，百户七个，另有四处牧地。贝加尔湖东西之地一道：“火里秃麻”地。甘肃境内一道：“甘州等处”，共十二处牧地。此外，河北北部有京津地区的“左手永平（治今河北卢龙）等处”（含七处牧地）和“右手固安州等处”⑥（含四处牧地）。“芦州”牧场（“芦”似应作“庐”，在今安徽合肥地区），山东境内有“益都”牧场。云、贵有“亦奚不薛”牧场。南韩境内有“高丽耽罗”（指今南韩济州岛）牧场。大漠南北的官牧场均拥有多处牧地，这些牧地都不集中成片，而是散处各地；并且，每一道牧场的牧地散布的地域比较广阔，分布于原有的封地之间。并且，往北新辟了火里秃麻牧场，向南又在农耕区增置了一些牧场。

　　国有牧场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驼、骡、羊，以马为主。马匹“或千百，或三五十”为群，左股烙有官印，号“大印子马”。从夏到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返回本牧场。元廷于九、十月差太仆寺官往各处点视所产之驹，烙上官印。各地牲口数造蒙、回、汉字文册存档、上报，“其总数盖不可知也”。牧人称哈赤、哈剌赤，“父子相承任事”，设千户、百户管领。另有昔宝赤、火你赤等怯薛职官掌管牧场。如有三马病死，牧人必须赔偿大局限于史料；并且，我们总不能这样推论，牧区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而无助于畜牧业的发展。① 折连怯呆儿即折连川，在今吉林通辽市东北。各道牧场包含的地名一时多难考订，这里仅从各道牧场中选出可以指出今地者以概见每道的大致范围和走向。

　　② 其中桃山（太师月赤察儿所在桃山分出地），应在今张家口西北。

　　③ 两道均于怯鲁连置有牧地，后一道有“成（称）海后”牧地。

　　④ 内“军脑儿地”在乌兰巴托东南面，“云内州（治今内蒙土默特左旗西北）地”与“察罕脑儿地”（今内蒙太仆寺旗东南、上都附近）在内蒙，“开成路黑水河地”应在今陕西周原南面。而“玉龙■彻地”似指今内蒙二连浩特附近的玉龙栈而非中亚境内的玉龙杰赤。

　　⑤ 阿剌忽马乞，在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北。

　　⑥ 内“青州”疑有误，当作“清州”，治今河北青县。

　　牝马一匹，死二匹偿二岁马一匹，死一匹偿牝羊一只，“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泰定年间还为皇家特需的黑玉面、赤花、赤玉面等“有毛色之马”（号“异样马”）“别赐牧地，自为一群”。

　　元代一批宗王南下进驻各地，是牧地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宗王们一般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围猎场所，其中便包含一定数量的牧地。宗王们可分为军事出镇和因故留驻两种类型，前者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分封，一般以各自的投下分地为基点，分镇陕甘、云南、吐蕃、河西、江淮、漠北、辽东等要害地区（辖区往往有所变动），其中除去分镇漠北等地的宗王外，南下的主要有安西王（驻京兆）、云南王和梁王（镇云南）、西平王（镇吐蕃）、镇南王（镇江淮）、威顺王（镇武昌）、宣靖王（镇益都）、宣让王（镇庐州）等。另有几名曾被放逐的宗王：仁宗分镇怀州，文宗先后被安置在海南、金陵、江陵，顺帝被安置在桂林。据《大元马政记》载，陕西行省“无牧地”，至元三十年曾为所拘刷马匹的交纳地点请示元廷，答复是：“先有成言，与阿难答（即安西王）。”同书记载，江淮地区拘刷到的马匹按例交镇南王，而云南的贡马也往往就地拨给云南王①。可见，镇王一般都在辖地内置有牧地，有的还采取种种手段，大幅度扩充牧地②。

　　少数宗王因种种原因，一度留驻位下分地，较著名的有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驻管州，治今山西静乐县）、贵由后人大名王（驻大名）、窝阔台后王小薛大王（驻汴梁等地）、别里古台后王霍历极（驻恩州，治今山东恩城）等，这些宗王同样保留原有的游猎风俗，他们的牧地多数由朝廷颁赐，并且，“诸藩牧马地，民不敢犯”。以小薛大王为例，他的分地原在睢州（治今河南睢县），至元二十八年，朝廷特赐潞州一带作为他的牧地③。搠只哈撒儿后人八不沙大王也是留驻宗王，拥有包括牧地在内的“营盘地土”一万一千余顷④。值得一提的是，诸王、公主、驸马多数留驻蒙古本土而遥领征服地区的分地，但他们往往派遣“随营诸色户计”，“前来随处看守庄子，放牧头匹”⑤，因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为数众多的分地，特别在中原、华北的广大地域内的分地中，散布着许多贵族的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