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东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和杨保隆的《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别对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了论述。关于西南各族，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谱资料以补正史，对史事、地理多有精当的考订，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云南土官制度》认为元朝统治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这一制度对促进国家统一和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杜玉亭、陈吕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迁》以充分论据否定了这一误说。杜氏所著《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较全面搜集了有关史料，考订亦多新见；其《忽必烈与云南》对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和实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评价。罗贤佑《略论元朝与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关系》较全面地讨论了元朝统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龄贵近撰《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云南元碑资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为一册，并发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释。

　　回族史研究杨志玖除论文集《元史三论》所收十余篇有关论文外，近年续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汇总、扩充为《元代回族史稿》一书，绪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第二章《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专家撰写的重要回回人传记二十多篇，考说详明，并附原始资料。赛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云南的治理上起过重大作用，其后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关的论文很多。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也讨论了赛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载“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文件等问题。刘迎胜发表有《13—18 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回回药方>与中国穆斯林医学》、《<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等文。有关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较多，此不赘述。

　　第八节中外关系史研究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专家分国撰写，其中中缅、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与阿拉伯诸篇对元代都有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专题研究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元与日本、高丽关系王启宗撰有《元军第二次征日考》和《元军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势的分析》二文；余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贸易》；陈有和撰文讨论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历史影响》，认为导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发、孙国珍分别对元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论述；陈高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从诗文集中辑录了二十多名来华日僧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全面考述了联姻的背景、实行情况及其对高丽的影响，认为它是蒙元强权政治的产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强对高丽的控制；郝时远撰有《蒙古东征高丽概述》；朴真奭《元与高丽的科技交流》叙述了棉花、火药、印刷术传入高丽及其影响。

　　元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吴紫金《元代我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叙述了成宗至顺帝朝12 次爪哇来使情况及中国移民对印尼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引用《玩斋集》中的《四明慈济寺碑》一段记载证明泰国史家关于暹王坤兰甘亨（敢木丁）曾访问元朝的说法是可信的；邹启宇、尚芳分别撰文进行讨论尚文认为来访者当是敢木丁之子。凌纯声《元代在缅设置缅中行省考》是一篇较深入的专题研究；高荣盛《元代中缅关系略述》，对元缅战争经过、入缅道路和设官置府作了进一步考察。吴景宏发表了长篇论文《元代中菲关系之探讨》。

　　元与印度、伊朗、阿拉伯关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首先揭出了《东国通鉴》（实本于《高丽史》）

　　中一段关于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记载，陈高华从《中庵集》中发现了此人的更详细资料《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证实和补充了《高丽史》的记载（见所撰《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元新考》）；刘迎胜进一步考证此不阿里之祖贯“西域哈剌哈底”即《马可波罗行记》所载之c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湾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并论述了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湾间的交往（见所撰《从<不阿里神道碑>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元与波斯关系，刘迎胜撰有《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任荣康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考述了元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和往来交通路线。元与阿拉伯的关系，在多篇通论历史上中阿关系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以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较详；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往来》主要根据新发现的海船等考古资料作了研究。李希义撰文介绍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元经历及其行记；沈福伟发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认为元人所绘世界地图上非洲图形之准确与此有关。但此说依据不足。

　　元与欧洲的关系余大钧所撰《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蒙古史>》，对此次使节及其奉使报告书的版本、内容作了详细介绍。罗贤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陈得芝《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欧关系，提到元人朱德润《存复斋文集》所载延祐间“佛林国使来”，认为可与西史所载罗马教皇遣教士安德鲁等来大都协助孟特戈维诺传教一事相印证。马可波罗研究最为学者所重视，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诸家论文三十余篇，汇编成《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大体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杨志玖继发现《经世大典》的有关重要资料之后，又撰写了多篇论文，进一步研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有力驳斥了认为马可波罗未至中国的说法（诸文均收入《元史三论》）。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考证了其离华、抵波斯和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认为Tingiu 应为通州，Vuguen应为侯官。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证其由大都前往云南和到扬州、镇江、泉州的经行路线与年代，认为他只走过这两条驿路，行记中的南京、襄阳两地显为插叙，并未亲至。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语文，他不是作为色目官员，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