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1824 年，菲鲁萨（M.Ferussac）继德国学者梅纳特（J.G.Meinert）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1820）之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1831 年，雅克（E.Jacquet）也发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1330 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1830），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1839 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Avezac）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nedic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1870），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1853—1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1865 年，法国汉学家颇节（G.Pauthier）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首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1927 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①。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1860 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发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1862 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nri Cordier l849—1925）和沙畹（Ed.Chava- nnes，1865—191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1869 至1876 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1881 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 Schlegel）一同创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1890）。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1903 年再版本和1920 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1916 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191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1889① 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书>》，《通报》，1927。

　　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1893 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 1896，1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1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1904、1905、190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此外，1895 年，波拿巴亲王（Roland Bonaparte，le prince） 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G.Deveria）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1896），德鲁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1896 年，列昂·加恩（Leon Cahun）出了一部长达530 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1405 年》。其中199—400 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