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R.Grou- sset，1885—1952），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1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1944）。此外，他的《远东史》（1929）和《中国史》（1942、1943、1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1906—1978）。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1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1946）；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1965 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1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1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1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cquet 合译，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1971）。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1953）、《谦河札记》（同上，1956）、《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1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196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1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1970）等多篇。

　　奥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1960 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1972 年，在《蒙古研究》第3 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158 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1974 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10—1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n Ric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1949），《13、14 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 卷，1956），《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196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1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L.Bazin）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R.Ha- mayon）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M.Fiey 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1931）。符氏1904 至1909 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1912至1913 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1915 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1910 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1922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1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1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1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1930）等。1925、1926 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1927 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1934 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