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所作的报告中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二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当马林跟美国伊罗生教授谈话时，曾回忆了他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的由来：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    

    他提出的国共合作，人称“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他一次次跟陈独秀交谈，一次次跟孙中山交谈，终于促使陈独秀与孙中山会谈，终于促使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八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    

    共产国际在海参崴建立了远东局，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柯拉洛夫签署第二八二号文件，任命马林为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此后，马林的工作又有变动，如他所说：    

    “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引者注：即塔斯社前身)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我就离开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马林与美国伊罗生教授的谈话记录。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被降为“驻广州领事”以至“俄罗斯通讯社记者”，是由于他的意见与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罗易产生了分歧。    

    一九二三年十月，马林被调离中国。    

    一九二四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意见不合，一九二四年四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一九二五年，罗章龙赴荷兰汉堡出席国际运输会议，与马林相遇，彼此异常欣喜。会议结束后，罗章龙应马林之邀，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里。他家很不错，花园洋房。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教授。妻子也是荷兰人。马林以主人身份热情款待罗章龙，留罗章龙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马林虽已远离中国，但仍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    

    马林对罗章龙说道：    

    “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    

    一年之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无法再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一九二七年宣布退出。    

    一九二八年，当罗章龙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时，正巧马林也在莫斯科。马林前往鸱林别墅看望老朋友。谈及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后的艰难处境时，马林对罗章龙说了一番颇为感慨的话：“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    

    在一九二九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