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不久，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在蒋介石看来，仍属“危害民国分子”。    

    一九三三年四月陈独秀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独秀慷慨陈词，提出三条理由：    

    “(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引者注：即朝鲜)亡国时之现象。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陈独秀案开审记》，《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十七期。    

第八部分：锤炼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2

    他的老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个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了一段重要史实：    

    “陈出狱后，暂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说，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衔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出狱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他的老朋友、当年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此时是武汉大学校长，有意聘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他以“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为理由谢绝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武汉入川，来到重庆。重庆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已是贫病交加的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月便深感不适。于是，带着老母(继母谢氏)和第四次结合的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于离重庆一百八十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县城。    

    在江津，陈独秀的母亲去世，他“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生活困苦的他，身体日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悦。但陈独秀当夜发病，医治无效，于五月二十七日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对陈独秀曲折多变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