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锤炼“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他们在写作论文时，引述了这篇文献，并注意到以“栖梧老人”名义发表的其他著作。    

    道夫·宾在他的《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一文的答复》《中国季刊》第五十六期。中指出：    

    “让我们首先来谈这个栖梧老人。一九五七年他写了四篇文章和一本书，从互相参照这些材料的内容来看，作者无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纵教授和W郭两人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三位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栖梧老人”，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    

    包惠僧，新闻记者出身，写文章原是看家本领。他如此“不敢写”，是有着他的重重顾虑……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一九二二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兼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二四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此后，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博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中，是这样自述脱党的经过的(写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    

    “我约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呆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一年，借助于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一九三六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他，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一九四四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一九四七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