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一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意即“独秀山之民”。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唆，一望而知是笔名。    

    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一九○一年，他二十二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一九○二年，他二十三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一九○六年，他二十七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    

    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一九一四年，他三十五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日渐激进。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等。他是一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独秀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好景不常。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在安徽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经过这般大起大落，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一九一五年夏，当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据我大叔(引者注：即汪孟邹)回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引者注：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