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当列宁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除了刘绍周，安恩学取代了张永奎。刘绍周和安恩学都是以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刘绍周第三次见到了列宁。    

第三部分：酝酿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2

    刘绍周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列宁很注意地倾听了刘绍周的发言。刘绍周很清楚地用俄语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一九一八年底中国进行着激烈的国内战争。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目的是与北京政府作无情的斗争。领导南方政府的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著名领袖孙逸仙，但是，不久以后，孙逸仙由于与留在南方政府里的旧官僚代表人发生冲突，退出了广东政府。从那时起，他就不再正式参与政府事务。    

    “南方政府直到现在还继续与北京政府作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在孙逸仙集团宣布的口号下进行的。其主要内容为：恢复旧国会和旧总统的权力，撤销北京政府。战争胜负未定，但是，无疑，南方政府胜利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北方似乎在财政方面所处条件更加有利。近来，传说，南方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湖南，即中部省份之一，并开赴北京。……”刘绍周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当凡尔赛会议不仅什么也没给中国，而且还把日本在战时损害中国的利益所提出的权益和领土要求确认归诸日本时，中国人民是多么失望啊。于是，在中国代表从凡尔赛会议回国以后，国内便掀起了反对政府和日本的强有力的运动。学生组织了联合会，站在运动的最前面。……“运动被暴力镇压下去了，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游行示威者被开枪扫射。尽管如此，不管一切，运动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焕发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后来，学生们明白了，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开始奔赴工人群众的事业。中国工人也开始懂得他们是力量，虽然这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刘绍周在发言即将结束时，说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话：“必须强调指出，目下中国乃是革命宣传的广阔场所。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对这一事实给予极其高度的重视。援助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因素……”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三一页至三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刘绍周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的这番发言，对于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重视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大抵是受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一位中国代表——三十七岁的江亢虎的影响，刘绍周在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党”作了不恰当的介绍和评价：“去年在上海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罢工，诚然，是纯经济性的罢工。但是，即使社会党(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间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它的杂志登载着质朴的名称——《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运动确实具有重要性。譬如，五月一日那期里登着以下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全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这本杂志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抗民族主义，坚持与苏维埃俄国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联盟。……”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江亢虎原名绍铨，别名康瓠，江西弋阳人。一九○○年他在北京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后来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出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后来，又去西欧游历，主张“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回到中国，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他担任“上海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的党纲有八条：赞同共和；融和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废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收；限制军备。应当说，在当时，这八条党纲是有着进步作用的。中国社会党顺应时代潮流，曾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猛增至五十二万三千人，在沪、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四百九十个党支部。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得势，视中国社会党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宣布中国社会党解散。即便如此，江亢虎也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出走美国，在那里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助教、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获知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江亢虎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自称中国社会党“奉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得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实际上，中国社会党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江亢虎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回国，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重组中国社会党。一九二五年一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六年该党再度解散，江亢虎又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