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初创“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2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们便不满足于“中华民国”了。他们转向激进，俞秀松提议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亲自写了《发刊词》，表明了这群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们的热望：“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这班“小青年”的活动能力倒颇大，从报纸中缝所载“本刊代派处”便可见一斑：广及上海、黑龙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内中既有“上海亚东图书馆”，也有“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均为这张小小的报纸的“代派”，亦即发行。《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浙江新潮》第二期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与俞秀松同龄，是浙江“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他事母甚孝，但对父亲的残暴甚为反感，于是有感而发，写了《非孝》。孝，向来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这篇《非孝》一出，当即一片哗然。    

    浙江省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这批“大人物”都披挂上阵，指责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导“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由于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而“大人物”们本来就视“一师”为眼中钉，因此借此发难，要撤办校长经亨颐，驱逐“四大金刚”。在学潮中，宣中华这位俞秀松的同乡，被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学生们罢课，反抗浙江反动当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两期，便被警察封存。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二十岁的俞秀松所主编的小报《浙江新潮》，在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一则随感，深为赞赏，全文如下：    

    随感录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的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报》(引者注：这篇“攻击”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    

    (一)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    

    (三)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姐妹们却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独秀    

    陈独秀确实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气和锐气。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编俞秀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勇将；另一主编宣中华后来受到列宁接见，也是中国共产党骨干，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五日死于龙华；《非孝》作者施存统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角色；至于“那两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电影界地下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松想在上海印第三期，但到了上海未能办成。正巧，看到报载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启事，便在一九一九年底来到北京。    

    俞秀松在北京大学见到了陈独秀，并经陈独秀介绍，来到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在工读互助团三个月，难以维持生活。他下定了决心，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宣称：“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他在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返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经介绍到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他的老师陈望道从浙江来到上海，也在星期评论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这四位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浙江新潮”人物，进出于渔阳里二号，团结于陈独秀周围，都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