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引者注：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至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1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