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两度致电周恩来，与他切磋此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于九月五日复一长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详陈己见。周恩来仍然以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陈述了如下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    

    (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    

    (一)蒋对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电报，是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康生收下。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这一电报，以为有理，遂打消了与蒋介石会晤的念头。这样，毛泽东第四次婉拒蒋介石的会晤之邀。    

    不过，毛泽东在八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林彪见蒋时，可表明“我极愿见蒋”。毛泽东以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的“好时机”。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林彪重庆谈判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和伍云甫、周励武一起，离开延安，乘卡车前往西安。天有不测之风云。那卡车在山道上颠簸，出了故障。当林彪来到西安之时，已是十七日傍晚五时，蒋介石已离去……    

    经毛泽东同意，林彪前往重庆，会晤蒋介石。于是，也就开始了“蒋介石—周恩来、林彪重庆谈判”。林彪乃一员武将，且性格内向，不擅言谈，不擅外交。何况那时林彪只是一位师长，人称“林师长”，跟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地位相差悬殊。毛泽东怎么会派林彪作为谈判代表呢？    

    毛泽东精于用人之道。他派出林彪，原因有二:其一，林彪乃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与蒋介石有着师生之谊，说得上话；其二，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名震中国，有着“抗日名将”之誉，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受人敬重。    

    那时，林彪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林彪在苏联养伤，一住便是三年多……    

    林彪受伤，事出偶然。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在山西隰县北面，林彪正带着战士在对日军进行侦察。为了便于接近日军阵地，林彪和战士们全穿上了日军的军服——反正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一大批日军军服，有的是！林彪一副日军军官打扮，腰挎日本指挥刀，骑着大洋马，神气活现。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把他们真的当成了日军！一阵枪响之后，才知是误会，却为时已晚，林彪已倒在血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