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方案中，还有一条，叫“以共制共”:“争取共党中之觉悟分子与动摇分子，准备于必要时运用蜕化方式号召再组织共党或另组新党，达到以共制共之目的。”看来，戴笠要把日本对付国民党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中共……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袖

    其实，这一回蒋介石全然错估了形势，打错了算盘。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毛泽东来说，无异于少了一个“婆婆”！往日，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任何重大的决策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获得同意之后才能行动。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并不很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那样的“集权领导”，往往捆住了毛泽东的手脚——虽说毛泽东也并不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如今，共产国际的解散，反而使毛泽东感到轻松，因为他不必再听命于莫斯科。    

    为了适应共产国际解散的局面，中共已预作措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极为重要的决定，即《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决定是历史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政治局主席一职。“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另外，“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这样，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领袖——虽说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已是实际上的中共领袖，但名义上中共中央的总负责是张闻天。《决定》中有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便在政治局中拥有“最后决定之权”(虽说文件中最初是指在书记处会议上拥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拥有这“最后决定之权”，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后的路程。这样，中共在共产国际面临解散之际，推出了自己富有权威的领袖——毛泽东。    

    刘少奇被确定为毛泽东的副手。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热情赞颂毛泽东:“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称颂毛泽东是“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这时的毛泽东，正好步入“知天命”之年。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加强了对于自己领袖毛泽东的宣传和赞颂。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从此，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广为宣传。这样，共产国际的解散，并非蒋介石所认为的毛泽东倒了“后台”而“摇摇欲坠”，却是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而加强。    

    当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对毛泽东的热情赞词:“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此时，张国焘、王明败北，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诚如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完全巩固。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发表了堪称“蒋介石主义”的代表作——《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的主题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书中强调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像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蒋介石以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国之命运》还“迂回”攻击“新式军阀”、“新式割据”以及“奸党”、“奸军”等等。不言而喻，所谓“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奸党”、“奸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必须通读的文件。人人要读，人人要学。此书初版二十万册，不久，印至一百万册。《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读〈中国之命运〉》，对其作出高度评价:“这个大著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三青团通过宣言，称颂《中国之命运》是“我们革命建国的方向，以至个人修身立业的大道”。《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国民党关于共产国际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传，汇成一股反共浪潮。也就在这时，蒋介石要胡宗南调集了四五十万军队，分兵九路，打算以闪电的速度进攻延安。七月七日，原本是中国抗战的纪念日。一九四三年的“七七”，国民党部队却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打响了内战的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