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那时，电报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未”即八月，“寒”即十四日。    

    在此之前，虽说蒋介石曾六邀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邀毛泽东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一九三八年七月邀毛泽东赴汉口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邀毛泽东赴西安会面；    

    一九四二年八月再邀毛泽东赴西安会晤；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邀毛泽东赴重庆晤面；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再邀毛泽东赴重庆见面。    

    这六邀，分别是通过张冲、周恩来、赫尔利、王世杰等转达的，而且都是秘密的。    

    这一回，与往日不同，是由蒋介石直接致电毛泽东，发出正式邀请，而且于八月十六日将电文公诸《中央日报》。这表明此次邀请非同小可。蒋介石决心要把此事跟舆论联系在一起，从幕后推到前台。不论毛泽东来不来重庆，都要让公众知道，都要向公众有个交代。因此，从一开始，蒋介石打的便是舆论战、宣传战。    

    向毛泽东发邀请电的主意，是吴鼎昌在八月十三日向蒋介石出的王芸生、曹谷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一九六二年六月。    

    吴鼎昌比蒋介石年长三岁，原籍浙江吴兴，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谈时任北方代表，后来任《大公报》社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此后，还曾任贵州省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近臣、谋士(一九四八年五月起任总统府秘书长)。    

    蒋介石采用了吴鼎昌的建议，并命他于十四日起草了以蒋介石名义致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不过，当蒋介石决定公开发表这一电报时，却使《中央日报》吃了一惊！《中央日报》那时的社长为胡建中，不大过问社务。主持业务的是总编辑陈训恩、总主笔陶希圣。陈训恩乃陈布雷之胞弟。陈训恩及陶希圣平时住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与陈布雷过从甚密，消息灵通。可是，中央日报社十五日深夜突然从中央社的电讯稿中，才得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一事，极为震惊。从陈训恩口中透露，此电报不是陈布雷起草，所以他事先不得而知。人们这才慢慢知悉，那电报原来是吴鼎昌的手笔……    

    幕后策划者乃赫尔利。这位“大律师”，一直想充当国共两党斡旋人的角色。十个月前，他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就代表蒋介石邀请过毛泽东去重庆。眼下，到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他更是重申自己的主张。当然，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主意，那就是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所写的:自十九年剿匪开始……我对共产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    

    对于蒋介石来说，那份电报是一步妙棋、好棋、稳棋:倘若毛泽东又借口“齿病”、“感冒”或者别的“微恙”，不来重庆，那自然是使毛泽东在公众面前输了理；倘若毛泽东来了，可以借助于马拉松式的谈判，赢得时间。因为蒋介石急于要接收大批伪军，然后部署与中共决战，正需要时间。    

    这份邀请电，对于毛泽东来说，无异于是一步刁棋:去吧，要冒着张学良、叶挺的风险，或者可能成为人质。他刚刚在延安干部会上说过蒋介石是“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不去吧，显而易见，蒋介石在舆论上要占上风。    

    面对蒋介石的这一步刁棋，毛泽东一时似乎难以作出明确的答复。他于八月十六日，给蒋介石复了一封极其简短、未作正面回答的电报:    

    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