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泽东于十月三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在一九五六年，北京对台湾发起了一阵阵和平攻势。蒋介石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初作出表态了。那时海峡两岸对立，香港成了“中转站”。毛泽东的和平攻势通过香港传往台湾，蒋介石的反应，也通过香港传过来。那信息是从蒋介石会晤许孝炎时透露出来的。许孝炎来自香港，他是国民党派往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这么颇为重要的一番话:“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曾经担任过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担任过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担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以为三人均可，请许孝炎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然后从三人中择一前往北京。许孝炎回到香港，经征求意见，童冠贤摇头，陈克文和宋宜山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