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只出版《毛泽东选集》四卷。第五卷虽在毛泽东生前已经编定，但毛泽东无意马上印行。毛泽东死后，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虽然第五卷的《出版说明》中说，第五卷“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但此后再也未见印行。内中的原因是由于从第五卷起，所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后的著作，很多著作已不适合中国大陆现行政策。只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少量印行，供内部参考之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离世，撒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双方的接班人和继承人，接着下这盘未完的棋。    

    在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先是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接着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任国民党“总统”，成了蒋介石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蒋经国在就任“总统”的当天，宣布三项指示:    

    一、今后不要有“蒋经国时代”之类名词出现在报刊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二、今后不要称他为领袖。“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称为领袖。”    

    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在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叶剑    

    英、汪东兴等一举擒获“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束了“文革”浩劫。    

    华国锋只是过渡性的人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了中共的实际领袖——虽说此时华国锋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和蒋经国早在一九二五年便结识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年年底，蒋经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小组长为邓希贤，即后来的邓小平。他俩是同班同学。由于他俩个子都不高，站队时，总是站在一起，肩并着肩。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俩分别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代领袖。从此，开始了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对弈，邓小平执红棋，蒋经国执蓝棋，继续着毛泽东和蒋介石那盘没有下完的棋……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后记

    终于写完了这部五十五万字的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    

    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不由得想起写作《毛泽东与蒋介石》那些日子里，我曾应《上海画报》之约，在该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发表一篇文章，现摘录若干内容于下：    

    从千里之外飞回上海，坐进书房“沉思斋”，我的身上似乎还散发着重庆的雾气。我正在写五十多万字的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是全书的高潮。我实地踏勘了当年毛泽东下榻的红岩村、国共谈判所在地张治中公馆“桂园”以及蒋介石的官邸，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使我下笔之际，充满了现场感。    

    这几年，我正致力于系列长篇“红色三部曲”的创作，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和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的第一版已于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印行。《毛泽东与蒋介石》是第三部。    

    我用文学笔调，写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间的红色历程。    

    为了写“红色三部曲”，我奔走于“白发世界”，寻访众多年已耄耋的历史当事人并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之路实地采访：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到嘉兴南湖，入“八一起义”的南昌，上井冈山，进瑞金，步入遵义会议会址，走访延安窑洞……此外，还细细观察了西安事变发生地和重庆谈判的场所。至于北京，则去了一回又一回。    

    《红色的起点》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中国均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印数各达十万册。一九九二年十月，我前往成都第五届全国书市签名售书。一天之内便售出一千二百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签名本。    

    我正面对历史而沉思着，我的书斋也因此取名“沉思斋”。写作《毛泽东与蒋介石》，早在一九九三年元旦所载我答记者问《叶永烈笑谈〈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文中，便已谈及：“全书共十二章，约四十万字。”如今，按原计划写了十二章，而总字数却大大超过了。确实，《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内容非常丰富，即使写成一百万字，也还“紧巴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与“红色三部曲”的前两部不同。前两部写的是断代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说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虽说也写及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事件。然而，《毛泽东与蒋介石》却囊括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及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