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刘鼎子夜急购干电池
几乎没有这样的顾客,子夜时分擂响电料行的门,说是要买电池,即便是价格高了一倍也行!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人称“双十二”。凌晨零时,一个身穿东北军军装的汉子三步两脚从西安城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奔了出来,朝南院门一家电料行疾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此人便是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此刻,西安全城一片漆黑,连路灯也全部熄灭了。他好不容易叫醒沉睡中的电料行店主,买到了电池。又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奔了回去……在凌晨零时,张学良将军忽地把极端重要的消息告诉刘鼎,他的部队已在紧急行动,扣押蒋介石!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刘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发电报报告毛泽东。然而,为了配合这一紧急行动,张学良下令西安全城停电。没有电,无法发电报,刘鼎这才风风火火赶去买电池。
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这一震惊中外的紧急行动,史第四章再度合作称“西安事变”。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该报记者不久前在台北对张学良的采访报道。张学良说: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只在延安的教堂里和周恩来见过一次面。他强调指出,西安事变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教唆,不如说是他以爱国者的立场主动发起的。
刘鼎的回忆跟张学良与日本记者的谈话完全一致。刘鼎是在十二日凌晨零时,当张学良主动把紧急行动的消息告诉他,他才得知——西安事变确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主动发起的。中共虽然在此前跟他们有过多次秘密谈判,但那是为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而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全然是张、杨自己的决策。据刘鼎回忆:“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住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刘鼎的密电,由报务员彭绍昆发出,迅即飞入“红都”陕北保安。周恩来当年的警卫员小刘——刘九洲,迄今仍清楚记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早,天还未大亮,周恩来早就在土窑洞里工作了。“周副主席,这么早起床干什么?”刘九洲问道。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们习惯于称他“周副主席”。“把蒋介石捉住了,你知道不知道?”周恩来说出了这一惊人消息。“啊!”刘九洲莫名惊诧。“蒋介石被捉住了,你说杀掉不杀掉?”周恩来问小刘。“不杀!”刘九洲随口答道。周恩来一听,大笑道:“为什么不杀?”刘九洲答曰:“我们不是规定不杀俘虏嘛!”小刘的答复,使周恩来笑得更厉害了,夸奖他答得好。毛泽东也是在十二日清早接到刘鼎发来的密电后,才知道西安城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大笑:哈哈,你蒋介石也有今天!
十年了,蒋介石一直是毛泽东的死对头。如今,这个最大的政敌,突然在一夜之间,由总司令变为阶下囚,毛泽东怎不仰天大笑!笑罢,紧接而来的是困惑:怎么处置蒋介石?这突然到来的特大喜讯,给毛泽东这些中共领袖们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斯诺在《中共札记》中写道:“周恩来告诉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确实,这是一道政治敏感度极高的难题,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反复的权衡,才能作出最为恰如其分的答复……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华清池笼罩着紧张气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是扭转中国历史的时刻。一时间,位于西安之东的临潼县华清池,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
华清池,坐落在临潼县城之南骊山西北麓,早在唐朝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便于此建汤泉宫。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其名作《长恨歌》中,便写及杨贵妃沐浴华清池的情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从南京“避寿”而来西安的蒋介石,住进华清池,把那里作为行辕。行辕,即行馆、行宫。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东赴河南洛阳“避寿”,然后于十二月四日上午,又住入华清池。那时的华清池,共有八间客房。内中五间在院内东南隅,依山临水,人称“五间厅”。另三间在东首,称“三间厅”。朱柱、青瓦的五间厅,在绿树掩映之中。一号房成了侍从室。二号房为蒋介石卧室。三号房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四号房为会议室。五号房则为秘书室。这样,五间厅便成了行辕的中枢。四周有宪兵和蒋介石的侍卫严密警戒着。那里,原本没有电灯。为着蒋介石的到来,在那安装了一台发电机,使五间厅及其四周有了明亮的电灯。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每天记日记。即便是在西安事变那生命攸关的日子里,他依然记日记。他曾依据日记口述,由“文胆”陈布雷捉刀,写出《西安半月记》——在此前不久,他五十大寿之际,亦由陈布雷为之代笔写出《报国与恩亲》。毛泽东与之截然不同,他几乎不发表这类文字。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记述:十二月十一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这就是说,那天他已发觉有点异常的动向,只是“未暇深究”。傍晚,蒋介石“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张杨于”,即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原在吴佩孚手下任长江上游副司令。吴佩孚倒台,他转入奉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军事参谋官。一九三○年九月,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三五年六月,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东北军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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