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九便叫士兵挟架着蒋介石，下了山，然后连推带拉，把他送上小汽车。那是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一五七七”。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在战斗中，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死于流弹，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蒋孝先被东北军打死，此外死亡的还有蒋介石速记秘书萧乃华、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中央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双十二”飞舞于华清池的弹雨，从此载入了史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

    “先礼”不成，这才“后兵”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十日，随着日本ＮＨK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该台在台北独家采录的专题片《张学良现在开口诉说》和《张学良：我的中国和日本》，八十九岁高龄的张学良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这位历史老人，回首往事，坦然说出了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张学良透露了自己生日的秘密：前些天，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八十位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庆贺他九秩大寿（虚龄），举行仪式。这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新闻传媒广为报道，轰动海内外。然而，那一天并非他真正的生日！    

    张学良真正的生日，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阴历四月十七日。在一九二八年，阴历四月十七日，是公历六月四日。恰恰在这一天，皇姑屯一声猛烈的爆炸，他父亲张作霖的专列被日军炸毁，“大帅”死于非命。“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张学良说道，“从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日军杀父之仇，深深埋在他的心中。即便过了半个多世纪，他首次打破缄默，也选择了日本电视记者，以便通过日本传媒，使日本年轻一代知道历史的真相。他在接受采访，一开始便说起自己的“生日之谜”，道出了那段血的历史。    

    张学良又说及了日军当年侵占东北三省。他说：“家仇国难集于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正因为这样，他是非常坚决的抗日派。张学良忆及，父亲被炸死之前，日本政府曾派出特使、“中国通”林权助前来游说，希望他倒向日本。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替我想到。”林权助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他说：“我是个中国人呀！”于是，张学良下令东北易帜，挂起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回忆道：“只用三天工夫，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我当时要求是很严的，下令做什么，必须要做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从此，张学良开始了跟蒋介石的合作。张学良说：“我和蒋先生个人关系非常好，他死时我去看过他。我和他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说明……”说着，张学良拿过一张纸，把这两句话写了下来：“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敌。”张学良对他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作了说明：“我同蒋总统（引者注：虽然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才当选总统，但蒋总统在台湾已成了对蒋介石的习惯称呼）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张学良也就谈及了关于共产党问题。他说：“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他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他对日本ＮＨK电视记者所说的对日本、对蒋介石、对中共的看法，也就完全说清楚了他当年下达扣押蒋介石命令时的动机。    

    当然，他也仅仅是下令扣蒋，而非杀蒋——如他所言，就个人感情来说，他和蒋介石“情同骨肉”。当年，“三国四方”：日本，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中华民国之中又有蒋介石一方，张学良、杨虎城另一方。张学良说清了他处于“三国四方”之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理清了历史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