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乙)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一段周恩来写于会晤蒋介石后第二天的电文，可以说是关于蒋、周会谈的最权威的记录。在晤谈之中，蒋介石跟周恩来还聊起家常，说及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并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来马上答应：可以与苏联方面联系，帮助他父子早日团聚。    

    蒋经国自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一晃，已经十一个年头。后来，蒋经国消息杳然，蒋介石曾委托驻苏大使蒋廷黻查询，也未知一二。其实，一九三五年三月，蒋经国已与俄罗斯少女芬娜（后来改用中国名字蒋方良）结婚，年底生长子文伦，即蒋孝文。一九三六年又生一女，名爱理，即蒋孝璋。那时，蒋经国在苏联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听说蒋介石思念长子，周恩来后来果真帮他与苏联联系，促成了蒋经国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返回中国，与蒋介石团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曾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遭劫持，不意却由此引出与周恩来的见面，又引出周恩来帮助蒋介石父子团圆的喜剧来！周恩来富有人情味，极为关心人，这一小插曲曾传为美谈，也是蒋、周会谈的意外收获！顺便提一笔，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却是经张学良的帮助，由“红色牧师”董健吾牵线，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趁张学良挚友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时，从上海带去，与董健吾之子董寿琪同行。他们抵达巴黎后，再转往苏联……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圣诞节的“最大赠礼”

    经过两天的谈判，“放蒋”也就定下来了。“三位一体”都同意“放蒋”，只是何时“放蒋”及如何“放蒋”，尚未确定。倒是宋美龄在来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蒋”的日期——二十五日，因为这天是圣诞节，而她和蒋介石都是基督教徒。    

    孔祥熙在二十二日致张学良函中，亦申明了这一“放蒋”时间：“如你能在圣诞节左右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那真是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了！”孔祥熙不仅指明了时间，而且要求张学良“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    

    张学良答应了宋美龄的要求。但是，一早宋子文便告知蒋介石：“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但是情况恐有变！”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是在早上，宋子文收到一封信，是东北军、西北军多位高级将领联名所写的信：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蒋介石阅信大惊，要宋子文立即去找张学良，以尽量早走为好。张学良也生怕有变，以尽早放蒋为好。张学良说：“城内外，多为杨虎城部队。可否先送夫人和端纳上飞机，然后委员长化装，再设法登机？”宋美龄闻言，坚决反对，一是怕出乱子，二是化装上机也有损于蒋介石名声。时间一秒秒过去，仍无头绪。按当时的飞行条件，飞机至迟必须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启行，不然不能在日落前飞抵南京。    

    到了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张学良告知宋美龄：“飞机已准备好，但一切仍未决定。”直至下午一时三十分，仍定不下来。宋美龄不由得长叹，看来“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告吹了。这时，有人出了个好主意：“即便今天无法飞回南京，那就先飞洛阳过夜。西安至洛阳，飞行一个半小时，下午起飞也无妨。”    

    宋美龄大喜，连忙祷告。于是，下午二时吃了中饭，张学良又来，听了宋美龄的意见，说：“反正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放行，不如明早起飞，直飞南京。”宋美龄坚持马上就走，先飞洛阳。张学良同意了。这时，杨虎城到，蒋介石在卧室与张、杨谈了半小时。    

    下午三时三十分，五辆汽车从高公馆开出，直奔机场。蒋介石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乘一辆，张学良坐前座，以便遇上阻拦时可以交涉。宋子文和端纳坐一辆。其余三辆为蒋介石随行人员和张学良卫兵。    

    当这五辆汽车驶入机场时，蒋介石大吃一惊：机场上竟聚集了上千名青年学生！难道消息走漏，青年学生们来机场示威，不许放蒋？一打听，才知事有凑巧，在绥远前线抗战的将领即将乘飞机抵达西安机场，青年学生们在机场列队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