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蒋介石要求中共起草国共共同纲领，毛泽东也就召集政治局委员们于四月七日、二十日两度开会，进行讨论。这时的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内的地位得以巩固。他的政敌张国焘，在政治局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给了张国焘以沉重一击。    

    张国焘、王明对于毛泽东，犹如汪精卫、胡汉民之于蒋介石。不过，此时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只是动摇了，并未彻底垮台，犹如汪精卫此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真有趣，中共“一大”的主持者是张国焘，国民党“一全”大会的主持者之一是汪精卫，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蒋介石，又都被毛泽东、蒋介石所战胜。    

    张国焘和汪精卫此后的命运,又是那么相似:张国焘背叛中共，投奔蒋介石，当特务去了；汪精卫则背叛国民党，投奔日本，当汉奸去了……国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传开，许多人想不开，一度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人说，我们斗来斗去，斗得红帽子换成了国民党帽子!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论述了“帽子”问题: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毛泽东接着又说及了中共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携手:过去因为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    

    一向喊惯了“打倒蒋介石”，以至把蒋介石喊成“蒋该死”，如今一下子要“拥护蒋委员长”，要“服从蒋委员长”，许多中共党员思想转不过弯来。为此，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这一长达万言的文件，向中共党员们解释了种种关于国共合作的疑虑，诸如是不是“共产党的投降”等等。这一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主张“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这一回，周恩来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于是，国共之间接通了“热线”……既然中共拟出了国共共同纲领草案，周恩来也就决定离开延安，再晤蒋介石。    

    四月二十五日，就在周恩来由延安前往西安途中，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那天，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里，一片紧张气氛。电台台长林青不断和延安联络，因为周恩来未能按时到达西安，会不会半途出了意外?这时，延安也一片紧张。因为延安已经得知周恩来半途遇险，已派出了骑兵救援，尚不知详情如何。已经迁入延安北门内凤凰山下凤凰村窑洞的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关于周恩来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延安产生疑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花招?那天，周恩来在副官陈有才和中央警卫营两个班战士等护送下，一行二十五人，乘了一辆大卡车，从延安朝西安前进。    

    离延安四十多华里处的甘泉县北之劳山，有一极为险峻之处。笔者曾踏勘过那里。那是陡峭的峡谷，公路从中间通过。周恩来的卡车，正是从谷底驶来。猛然间，从左边射来密集的枪弹，枪声震撼着山谷。据周恩来的同行者孔石泉回忆，枪弹首先击中了司机的大腿。“吱”的一声，卡车急刹车。这下子，卡车成了枪林弹雨的中心。约莫二三百人，从前、后、左三个方向射来枪弹。显然，他们早已居高临下在此等候。周恩来的卡车进入了他们的“口袋”——伏击圈。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显示了他的沉着、坚毅，他第一个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指挥战斗。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纷纷跳下车来，拔枪还击。无奈，周恩来他们所持大多是驳壳枪，何况是仓促应战，又身居谷底；对方则使用机枪、步枪，地势又极其有利。在战斗一开始，大批红军战士已倒在血泊里。    

    周恩来见右壁无敌，迅即率领战士弃车向右侧突围，很快占领了右面山头。然后，朝来路边打边退，这样，才逐渐摆脱了敌人密集的火力圈。枪声惊动了附近的红军，急派骑兵来救援。那股敌兵见大批援军赶到，不得不撤走了。经清点，周恩来的警卫十七人牺牲，内中包括他的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脱险。这是周恩来一生当中，又一次遇险——前一次，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于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在上海差一点落进国民党特务手中。由于遇险，周恩来不得不折回延安。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安全归来，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