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之间，你呼我应，互相支持，同仇敌忾。这是过去十年中所从未有过的。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敲响了警钟，提醒全党，要牢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九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顺便值得提到的是，正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南京狱中被关押了三年的陈独秀，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获释。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曾连任中共五届总书记。不过，此时他已离开中共达十年之久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来武汉。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    

    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这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一九三八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二月十二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这篇长文，是二月二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蒋介石也很仔细看了此文。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作过此谈话!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