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电报中还提到:“毛泽东不宜此时见蒋。”    

    蒋介石原来要“剿共”，此时要“溶共”，其实是一个意思。他始终把中共视为心腹之患。尤其是国共联合抗日以来，中共迅速发展，使蒋介石深感不安。毛泽东呢?他不失时机地来了个“三扩大”:扩大中共，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扩大根据地。面对着日军的长驱直入，蒋介石不得不联共抗日。不过，他的心中，仍时时不忘提防中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两周年的纪念日。这天，蒋介石在重庆约见了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即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又提起国共合并的话题。蒋介石的谈话，可从王明十三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见到。    

    蒋介石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据吴玉章后来回忆，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蒋介石还对他说：“如不取消共产党，死也不瞑目!”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又提统一两党事”。看来，蒋介石已在加紧“溶共”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坚决拒绝“溶共”

    来自蒋介石的一次次“溶共”讯号，通过电波，飞向延安，引起了毛泽东的百倍警觉。毛泽东这时已经迁到延安城西北三公里处的杨家岭。他在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当天夜里，即他和江青举办婚宴的那天，考虑到城里不安全，撤往城外的小山村杨家岭。    

    杨家岭，原名杨家陵。那是因为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那里。自从毛泽东迁此，中共中央机关也迁此，遂改名杨家岭。杨家岭其实无岭，只有几座小土山而已。窑洞傍山而筑，倒是极好的防空所在。毛泽东和江青住两孔窑洞，一孔作办公室及客厅，一孔作卧室。毛泽东与众不同之处，乃是客厅里放了张帆布军用躺椅——那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可坐亦可卧；另外，他的床上一年四季挂着蚊帐。    

    当蒋介石从首都南京迁往行都武汉，又迁往陪都重庆时，毛泽东一直坐镇延安。    

    蒋介石对于中共态度的变化，毛泽东作出了分析: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日军处于大规模进攻阶段。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大量损耗，再说占领了一大片中国国土，又牵制了一大批军队，不得不减缓了对蒋介石的进攻。另外，汪精卫的投日，使日军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这样，双方相持着。蒋介石也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了。对此，蒋介石和毛泽东倒也有着“共识”。    

    当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对形势作了分析: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毛泽东所说的“相持阶段”和蒋介石所说的“速和速结”，异词同义。果真，蒋介石在会上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蒋介石这一回，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溶共”。“容”和“溶”，不过相差三点水，含义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了对中共的八字方针:“防共、限共、溶共、反共。”会议秘密地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决定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代替原先的国防最高会议，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居为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蒋介石被推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于汪精卫已经叛变，蒋介石成了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权威。从此，“蒋委员长”又有了新的含义，即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新动向，迅即作出反应。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蒋介石。这一电报，由周恩来面交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针对蒋介石的“溶共”，明确地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