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历史，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中叶，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处于西欧国家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而中国的农民正在李自成领导下浴血奋战。明及后来的清代的封建势力在镇压人民中虽然能取得暂时的优势，但它所形成的落后，终于不能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使中国各族人民陷于更痛苦的命运。

　　第五节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明代社会尽管依然维持着鲜明的贵贱等级结构，但与前代相比，已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和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这既体现在平民与国家的关系上，更体现在地主与佃农和雇工的关系上。导致此种变化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商品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日益深刻的渗透，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明代前期，朝廷通过严密的户籍管理对平民百姓实施严格的约束。无论是行之于乡村的里甲制，还是行之于城市的坊厢制，都是以丁户为基本的编制单位，农民因为要按照人丁多少负担相应的差徭，所以不准随意脱籍迁徙，这给他们自由择业带来很大限制。至于被编入匠籍的手工业者，社会地位比一般民户更为低下，不惟不能自主择业，人身也受到朝廷严厉控制，对国家的依附性很强。明代中叶以后，官府对平民百姓的控制偏重于赋税征收和社会治安，而赋役征收随着“一条鞭”法一类的制度改革的进行越来越倚重于土地，因而官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对丁户的控制，正如顾起元所说：“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①这样，对于明初特别强调的“丁业”方面的限制也就趋于松弛，平民百姓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有利于职业选择和变动。受到国家人身束缚很严的手工业者，在明代中期以后也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到指定地点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者则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也可从事农耕，人身束缚大为削弱。

　　作为明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与前代相比，法律地位有了明显上升。在宋、元时代，佃客在法令中虽然具有“良人”的地位，但与地主之间则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法令对这种依附关系是加以维护的。如宋代法律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可减罪一等，元代法律也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只罚烧埋银若干，而不须抵命。明朝建立后，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不平等的法权关系作了改变，国家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法律上都被当作平民看待。当然，朱元璋也未赋予两者绝对的平等地位，他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①可见，在日常礼仪方面，地主对于与其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佃户仍享有优越地位。另外，还要看到，法律规定与实际生活并不完全相符。明代佃农的法律地位虽有了上升，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摆脱人身依附，主佃间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关系，而且地主的社会地位越高，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越强。但无论如何，明代佃农获得了以前所没①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有的一些法律保障，而且由于定额租制和永佃制的普及，地主对佃农的生产过程的控制放松了，佃农的生产独立性得到加强，这也有利于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因而，在明代中后期，才会出现徐阶所谓的“佃户嚣然动其不义不信之心”②的现象，这说明佃户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对地主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了，斗争性增强了。

　　地主雇工耕种土地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主雇间的依附关系在明代也趋向松解，尽管不像主佃关系那样明显。明代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被称为“雇工人”，自明初以来在法律上是一直承认他们对雇主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明代后期，此种法律规定也未能改变，但对雇工人的范围作了限制。万历十六年（1588）的“新题例”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①短工的身份地位《大明律》中没有加以规定，万历十五年（1587）左都御史吴时来在奏疏中谓“有受值微少，工作止计月日者，仍以凡论”②，看来在涉及诉讼时，短工基本上是被视为“凡人”的，他们与雇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会太强。尤其是到明代后期，由于人们有了较多的迁徙自由，客籍雇工的人数大为增加，这类雇工与雇主间既无宗法的也无地域的纽带联系，人身依附关系更弱，也更勇于与雇主开展斗争。明末湖州府沈某在所著《农书》中追述说，百年以前“人（即雇工）司攻苦，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尊”，到他所处的时代，雇工“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不肯像以前那样听任雇主随意摆布了。雇主也开始注意到改善与雇工的关系问题，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就特别强调要善待雇工。这些都说明，明代后期主雇间的关系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变。

　　② 徐阶：《世经堂集》卷二二。

　　① 《明律集解附例》卷二○。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

　　第九章明朝的民族关系明朝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是由太祖和成祖奠定的。明初奠定中原以后，便向边疆地区进发，力图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治理，仍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以及西北等地建立羁縻卫所；对北部边疆蒙古鞑靼、瓦刺诸部则分别封王，使之互相牵制；对西藏地区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西南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总之，由于明朝各边区形势不一，明朝边防的侧重点及具体措施亦有所不同①。① 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载《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一节明与东北民族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至辽、金历代朝廷均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辖。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并把女真、水达达等族编入户籍。明朝建立后，其势力很快进至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并建置都司、卫、所制度予以有效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