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舒之不齐，盖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环于无穷。”①认为人之所以能体验和把握到“天地之心”，是因为“吾心最大”，本具一切。他说：“天地一太极也，人心一太极也，风雨雷霆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参私伪，用符天道，则其感应之速，捷于桴鼓矣。”②即天地和人心各是一个宇宙，人心只要能够克除私情物欲，就能与天地桴鼓相应。在他看来，认识主体的“吾心”本就包含着被认识的客体“天地之心”。仰观清明穹窿，日月运行，阴阳变化，俯察山川融结，草木繁芜，万象森然而莫不备于心中，“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③。因而不是“我心”参合天地万物，而是如何让“我心”固有的天地万物立起来，“我心”一立，不但一身可存，国家可治，而且“家可颜孟，人可尧舜”了④。这样就把主体之“吾心”的作用无限夸大，而与产生宇宙万物及其变化之客体的“天地之心”等同起来，于是主观精神吞噬了客观世界。在如何识心、明心的问题上，宋濂的主要方法是“不借外求”的向内冥悟，而不是向外的格物穷理。他把佛教超世脱俗的“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看作“有补治化”的作用，强调儒、佛“本一”、“同一”和“儒释一贯”，认为佛界的“无”与世间的“有”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是“空有相盗”、“二体互融”的相需相函关系，佛教“明心见性”是从有形的世间获得的⑤。在对六经的看法上，他认为吾心与六经是形影之间的关系。“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六经也同“心”一样，具有绝对性。这与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观点有所不同，说明他维护“天理”的绝对性，强调心与理的统一，注重学术的修身与用世等等，在客观上服从于明初统治者的需要。

　　方孝孺（1357—1402），是宋濂的受业弟子，浙江宁海人。在建文帝时被召为翰林院侍讲，迁侍讲学士，参与商议国家大政。建文四年（1402）“靖难之役”，燕兵入南京，孝孺被执，坚决不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遂被磔杀，诛灭十族。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维护程朱理学，反对心学空谈，抨击佛教“异说”。针对当时学界偏重道德修养、空谈性命而不务实的风气，他以憨迂耿直的处世之态和以讲明道学为己任的责任感，对其大张挞伐。他认为“道之不明莫甚于今”，那些高谈性命的理学家不仅“扣之以辅世治民之术则冥然而莫知所为”①，而且根本“以道德为虚器”②。方孝孺将这种败坏儒林风气现象概括为利禄之蠹、务名之蠹、训诂之蠹和文辞之蠹四蠹，认为“四者交① 《越国夫人练氏像赞》，《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② 《赠云林道人邓君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③ 《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④ 《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⑤ 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与苏三先生书》，《逊志斋集》卷九。

　　② 《答王仲缙五道》，《逊志斋集》卷九。

　　作而圣人之学亡矣”。长此以往，不待“百余年间，风俗污坏，上隳下乖，至于颠危而不救”③。因此，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必也本诸身，见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圣人之学。”④这就是说，修身养性和致力政教是统一的，而且只有使两者一以贯之，才符合圣道，才能成功，否则，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士。并认为儒士的当务之急，“当以修身养性为先，一反浅陋之习，以表正海内”⑤。作为一个儒士，无论修养多深，本领多大，如不能见诸政教，为世所用，验诸事功，勇于有为，仍将毫无用处。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做到“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笃，用于世则使..九州四海老癃单弱之民得其欲”①，要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切不可修身而忘世。

　　他尊崇和维护朱学，主张“博文约礼”、“格物致知”，反对心学派的那套注重心悟的做法，即所谓“弃书语、绝念虑，锢其耳目而不任，而侥幸于一旦之悟”②。他认为，这套求于“一旦之悟”的做法，完全是受佛教“异说”的愚弄而不知其害的结果。所以，方孝孺进而抨击佛教以维护儒学正统。薛瑄与“河东之学”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终生从事著述和讲学，“从学者甚众”。他是继曹端而起的朱学学者，以“复性为宗”，强调日用人伦，提倡笃行践履之学，是明代初期朱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弟子阎禹锡、白良辅、张鼎和私淑弟子段坚等创建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他的著作有《读书录》和《读书续录》。清人又辑其所有文字和年谱等，汇编为《薛文清公全集》。

　　薛瑄在曹端理气一体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理不离气”、“理气无缝隙”和“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的观点，修正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他从太极、阴阳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理不离气”的观点。他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理只在气中，非是气之外悬空有太极也。”①他强调理在气中，故他认为“理气浑然无间，截理气为二则非矣”②，从而否定了朱熹的所谓“太极阴阳，决是二物”的思想，初步确立了“理不离气”的③ 《杂诫·第四章》，《逊志斋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