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的“独见之言”和批评精神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

　　著作今存的有《去伪斋集》、《呻吟语》、《实政录》等。吕坤在道学（理学）盛行之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道学”，而且批判“道学”称之为“伪”、“腐”，把自己的书斋名为“去伪斋”，著作有《去伪斋集》，颇有批评道学的勇敢精神。他认为，“开口便讲学派、便说本体”，是“痴人说梦”①，“冥目端坐、见性明心”是“释氏之寂”②；只有为国为民、建立事功之学才是真正的学问。他说：“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①他对于自古以来多数儒者脱离实际事功，停留于讲学著述，颇不以为然。故他以身自许，在实政、实事上建功立业，以事功之学批判“道学”。

　　吕坤对于当时正盛行的王学，批评尤其激烈。他认为阳明之学根源于禅学，自晋唐时佛教传入以至于今，使人们鄙视孔孟，而“明道、阳明皆自禅悟入”②。他讽刺王阳明的门人周伯时“刻意讲学，尚是傍人脚根走，无一副自家天趣，替宋儒添卷案”，故而批评他的学问“每多乖驳，大都谈本体、宗上乘，不能接引后学”，继而感叹说：“近日多是此等流派，不出姚江（按：指王阳明）、黄安（按：指耿定向）口吻耳！”③由此，吕坤把释道称之为“异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吕坤对朱熹持批评态度，除了从理论上加以反对外，还有专著针对朱熹的《家礼》和《资治通鉴纲目》进行批评。吕坤说：“是礼也者，枝叶忠信，而后世之礼则忠信之贼也”。他认为《仪礼》本身有“近于迂阔”、“迫隘”、“矫拂”而严苛繁缛之病，对于忠信有所轻忽，而朱熹的《家礼》发展了这个错误，“于节文上增一重锁钥”④，更是“忠信之贼”。

　　吕坤和王廷相一样，持“气”一元论，也洞察到物质不灭的原理，并具有他自己的特点。

　　① 《呻吟语·品藻》。

　　② 《去伪斋集》卷七。

　　① 《呻吟语·品藻》。

　　② 《去伪斋集·答礼部康庄衢》。

　　③ 《为伪斋集·答大宗伯孙月峰》。

　　④ 《呻吟语·应务》。

　　吕坤的认识论和人性论，也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他强调“学知”。反对“生而知之”，在知行观上强调“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难算得行”①。他还批评孟子的性善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宋儒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指出“道心人心本同一贯，离人心何以见道，无人心何以为道”②，并指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不能分离。但是他在强调“学知”的同时，夸大了“我心”和“洗得此心净”的作用，在释“格物”时，又把“格”释为“知止”，释“物”为至善，且提出“格物以后，举此心以加诸彼，措之天下裕如”的错误命题，落入了理学窠臼。

　　① 《谈道》。

　　② 《呻吟语·虞书十六字解》。

　　第五节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学派东林学派的形成及其特征神宗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创建了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的形成，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在朝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被贬回乡时，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顾宪成、允成兄弟倡议，修复东林书院，偕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众讲学，并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是他们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东林书院为主体的东林学派，就在读书、讲学、救国的呼声中诞生了，以致像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冯从吾、周起元、魏大中、李应升、杨涟等在朝的正直官员，也往往与东林书院的“讽议朝政”“遥相应和”。这样，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①，体现在政治思想上首先是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他们强烈要求革新朝政，并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把百姓看作社会的主体。在改革朝政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不分等级贵贱破格用人。他们提倡“依法而治”，试图以法治限制君权和“不肖者”的贪赃枉法。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东林名士赵南星则进而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商’与“士农”一样并列为“本业”，是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突破。

　　与此相应，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具有新的特色。他们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脱离实际、言而无物的传统经院的不良学风。

　　在知行观上，他们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只言本体、“不说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否定了“见（现）成良知”，改造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