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的定制始于永乐二年（1404），《明会典·殿试》记：永乐二年定，前期，礼部奏请读卷并执事等官。其读卷，以内阁官，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提调以礼部尚书、侍郎；监试，以监察御史二员；受卷、弥封、掌卷，俱以翰林院，春坊、司经局，光禄寺，鸿肿寺，尚宝司，六科及制敕房官；巡绰以锦衣等卫官；印卷，以礼部仪制司官；供给，以光禄寺、礼部精膳司官。至日，上御奉天殿，亲赐策问。诸举人对策毕，诣东角门纳卷，出。受卷官以试卷送弥封官，弥封讫，送掌卷官，转送东阁读卷官处，详定高下。明日，读卷官俱诣文华殿读卷。御笔亲定三名次第。赐读卷官宴。宴毕，仍赐钞，退于东阁拆第二甲、三甲试卷，遂旋封送内阁填写黄榜。明日，读卷官俱诣华盖殿，内阁官拆上所定三卷。填榜讫，上御奉天殿传制。毕，张挂黄榜于长安左门外。顺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明日，赐状元及进士宴于礼部，命大臣一员侍宴，读卷执事等官皆预。进士并各官皆簪花一枝。教坊司承应。宴毕，状元及进士赴鸿胪寺习仪，又明日，赐状元冠带朝服一袭。请进士宝钞，人五锭。后三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明日，状元率诸进士诣国子监，谒先师庙，行释菜礼。礼毕，易冠服。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

　　永乐以后，基本上依照这一定制，未再有大的变化。

　　中式的第二甲、第三甲进士中还有一种考选庶吉士的制度。所谓庶吉士，是一种尚未正式评级授官前的储备官员。太祖初时置有六科庶吉士。洪武十八年（1385）以后，改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称庶吉士，永乐二年（1404）正式定置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①。从此成为一种制度，但是并非历科皆行。弘治中大学士徐溥在谈到考选庶吉士的制度时曾经说道：“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域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②从此翰林院庶吉士的考选成为常制。这应该算是明代最高级别的考试了。与选者称为馆选，入翰林院学习三年，以品高资深的翰林及詹士府官员一人专课其事，称教习。庶吉士三年学成后，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或检讨，次者出为给事中或者御史，谓之散馆。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明末。

　　“八股文”取士与南北卷《明史·选举二》在谈到科举制度时曾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这里所说的八股文，便是明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文字。关于八股文取士的定制，过去人多据上文，而以为系太祖与刘基所定，即始于明初。但其实前文中只说“专取四子书及..五经命题试士”，乃太祖与刘基所定。后面所谓作文之法，可以是泛指有明一代的试文，未必说太祖时即以八股取士。因为清修《明史》时，与修诸人对八股取士说已有不同看法，不必断言其始于太祖与刘基所定。

　　清初人胡鸣玉曾考订此事：今之八股，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年中，无一篇传也。①这应该算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明证。鸣玉，字廷佩，号吟鸥，青浦人，乾①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② 《明史》卷七○《选举二》。

　　① 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500 页。隆中荐举博学鸿词，对考订文字等颇见功力，他既能断言明成化前未见八股文字，必然看到过不少当年的经义试卷。明清之际顾炎武，也曾谈到八股始于成化间的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接过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①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本之唐人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②这里不仅谈到了八股文，而且谈到了八股文对于文风的负面影响。于是后来人们一般都批评八股文，认为八股文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而且导致了文风日下。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更将明代科举试文作了前后对比，他认为，明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不超过三百字，亦不得浮词异说。篇末大节，可以各抒己见，陈论国家时事。试文具有相当的实际能力的考验。而后因功令加严，忌讳日深，便不再许言本朝之事，至百余年后，即至成化年间，试文渐为冗长，凡千百余言，庸陋支离，无恶不备，并据杨慎所言：“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舞单枪鬼，一跃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无不可套也；起语数十百言为寿星头，长而虚空也。”①这段话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了明代八股文之弊，但这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颇为费解的问题，八股文作为明代士子考试的试文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如明清两代学者们所言，明初本是不用八股的，至成化末始行，然而恰恰是并未以八股文取士的成化以前，却也正是文化的禁锢时期。明代的文化自从洪武“文字之祸”以后，在专制控制之下，出现了文坛寂寞的局面。永乐以后，文坛盛行“台阁体”，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又空洞无物的文风成为当时的主流。成化以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文风也随之而出现了变化。如《明史》中所说，论者常以明代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这种比拟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其所反映出的明代科举试文风气变化的几个阶段则颇为清楚。而这与有明一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