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丁编传记第一章明太祖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是由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荣登皇帝宝座的。明朝建立后，他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为明朝前期的社会繁荣打下了基础。与历代皇帝比较，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尤其是他不平凡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第一节从行僧到帝王贫苦家世朱元璋（1328—1398）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数代都是庄稼汉，由于忍受不了官府的横征暴敛，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在孤庄村找到了落脚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就是这个布衣黔首之家，日后却出了个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钟离几个村子，变成了鬼蜮之乡，到处呈现出凄凉惨淡的景象。

　　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首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离开人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昔日那和睦欢乐的家没有了，那父疼母爱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撞击着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一时间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真不知该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时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当和尚的皇觉寺。于是他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粗杂活计。就这样，他在寺里住了下来。但寺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

　　底，乡讯平安，才回到寺里。在这三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使他见了世面，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同时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众各为计，云水漂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心滚滚乎沸汤。”①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猜忌的另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确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① 《皇陵碑》，《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传遍全国各地。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并接受了颍州刘福通的领导。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也难以平静。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玩耍，一同放过牛，现在已成为军中的小头目了，当军官吃粮了，这怎么能不让朱元璋动心？恰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只能放下钵盂，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荣登帝位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兵士也对他另眼看待，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也就取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不再用“重八”这个旧名了。后来，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得七百人，郭子兴让他带领这支队伍，井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一跃成为带兵官了。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

　　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素来不和，朱元璋感到几支队伍同住一起，相互间不断发生磨擦。为了自谋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统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作独立发展的尝试。结果定远之役，他收编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两万多人，发展得十分顺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①。朱元璋把这支队伍悉加训练和整顿，“率而南入滁阳”②，并依靠这支队伍克滁州，下和州，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队伍的左副元帅。不久，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战死，朱元璋就被提升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调动，并以宋政权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帅，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进取集庆（今南京市）。集庆是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领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久，集庆城破，朱元璋率队入城。他在巡视了集庆城郭后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①当下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到七月，又置江南① 《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②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

　　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置僚佐”②，将应天作为他发展的基地。此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狭人稀，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且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来说，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当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虽然形势相当严峻，但三支起义军却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像树起了三道屏障，隔绝了元军主力的进攻，从而对朱元璋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南面的元军，也由于南北交通被起义军截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朱元璋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巩固东西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的战略，集中兵力进攻皖南和浙东诸地的元军据点，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扬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后，还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另外，朱元璋还注意斗争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宋政权的隶属关系，遥尊小明王为帝，打着宋政权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以免树大招风。直到他改称吴王，所发布的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明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这一策略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以应天为中心，营建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兵壮粮多，足可以同其他势力相匹敌了。

　　朱元璋审时度势，以观时变。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并约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陈友谅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其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多艘，战舸数百条，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面对强敌压境，在应天的文官武将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骚动。有的人主张投降，有的人主张放弃应天，还有的人竟作逃跑的准备。在此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与谋士刘基等就敌我形势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图自固，未必会出兵，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利舰，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朱、刘二人一起制定了战争策略，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他先集中兵力击败陈友谅于鄱阳湖，然后再掉头东向，俘张士诚于平江（今苏州），打破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小明王覆舟沉江死，这标志着小明王的龙凤政权灭亡。在擒杀张士诚以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实现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的统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二十五万，不失时机地北伐中原。北伐军连连得胜，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慌忙弃城出走，逃亡漠北，统治达九十九年的元皇朝灭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② 《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在应天府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开天辟地，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蓝玉奉命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辽东平定后，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归于统一了。

　　第二节皇权的树立革旧鼎新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实践中，朱元璋渐渐感到其中的弊端，于是毅然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

　　朱元璋对国家的机构改革首先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元朝行中书省，总管一方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权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过重而闹独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当年，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县。

　　接着，又进行朝廷机构的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机构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朱元璋发生大的矛盾冲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日俱增。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淮西集团重要人物之一。洪武六年（1373），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左丞相。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①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顶峰。朱元璋见大权旁落，自然不能容忍。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务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二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集于皇帝一身。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制度。这种制度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体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① 《明史》卷三○八《胡惟庸传》。

　　户所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百户所辖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每总旗领五小旗，每小旗十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设有十七个都指挥使，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队一百二十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十七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五个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对朝廷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互相配合。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政务也随之繁多起来。过去有丞相协助，现在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即使他“昧爽临朝，日晏忘餐”①，整天批答奏章，也难以承担。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因不胜其职，不久相继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整肃吏治朱元璋即位后，“惩元季吏治纵弛”，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

　　为此，他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察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很为严格。同时，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

　　吴元年（1367），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但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几经修改，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惩处办法。

　　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摆到衙门公座两旁，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① 谈迁：《国榷》卷十。

　　惕。就连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携带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颁布了《大诰》，以后又陆续颁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民。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说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①并令后代世世遵从。

　　明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即使朱元璋自己，也对制定的明律满怀信心，带头执行，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隐常州田，不输税”，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顿吏治收到一定的效果，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然而在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有钱粮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就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举廷又告发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下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于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这两案株连被杀的达七八万人。

　　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贪官，虽对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于滥杀，这当然与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虑。

　　斩除荆棘随着明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成了新皇朝的显贵，他们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这些勋臣武将们无不把明朝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认为理所当然地应享受这个胜利所带来的一切财富、荣耀和权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失望、失意之余，他们渐渐我行我素起来，恃功① 《洪武御制全书·御制大诰序》。

　　犯法的事也屡屡发生。这使朱元璋感到忧虑，他真担心这些权势烜赫的元勋重臣，将来某一天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时间的推移，更加重了他的疑虑。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只好向昔日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专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以后，胡案就成了他打击异己的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权有威胁的，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胡惟庸被杀后十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家属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这次受牵连及坐诛的达三万多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①。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不理，也没有治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洪武二十一年（1388），率大军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被封为凉国公。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起来，专恣暴横。他霸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赶走。朝廷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兴起党狱，发布《逆臣录》，“族诛者万五千人”，把军中骁勇之将几乎杀了个干净。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一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①在二案之外，朱元璋还鞭死亲侄朱文正，毒死亲外甥李文忠。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事赐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兴以帷薄不修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杀王弼、谢成、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冯胜。传说开国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背生疽，经治疗已有好转时，“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②，不数日而死。经过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已寥寥无几。

　　对于朱元璋如此滥杀功臣的做法，皇太子朱标极力反对，他主张仁慈、宽大，君臣和睦相处，他曾对朱元璋说：父皇杀人太多，恐怕会伤了和气。朱元璋听后一言不发。到了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去掉了，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你才能当好这个家。皇太子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太子扔去，太子只好赶紧逃走。这个故事或许是出自明朝野史的杜撰，不一定真实，但也反映了朱元璋为明皇朝的长治久安而颇费心机。他这样做的真正动机乃是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坐稳江山。对此，朱元璋或许比谁都清楚，对于他的行为，他生前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然而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却下令不准后人效法。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① 《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② 徐祯卿：《翦胜野闻》。

　　专制统治洪武时期，有一事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就是朱元璋采取特务手段，侦缉臣僚私下的言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处处猜疑多虑的性情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于控制臣僚的目的。身为一国之君，他不能容许臣僚对他有所欺瞒，他要求他们绝对忠诚。

　　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开始派遣检校从事这样的活动，其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有的人甚至专做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散朝回家，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迟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①。国子监祭酒宋讷在家独坐，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把派人偷着给他画的像拿出来②。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回黄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打听，等使者回来说吴琳正在家老实务农，朱元璋听了很喜欢③。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出于打击元勋功臣的需要，他把自己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有指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所统率的人员有将军、力士、校卫，直接由皇帝控制。它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有它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锦衣卫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惨死杖下。

　　在地方上，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官，带领差役、弓兵，警备意外，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但是即使这样，似乎对广大民众仍不能达到约束的目的。于是里甲便被赋予执行检查的任务。里甲内的百姓不能随便外出，如果到百里之外，必须事先向地方政府领取路引（通行证），倘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而且里甲有责任了解所属百姓，对无正当理由外出的要报告官府，不报者以连坐处置。

　　这样，朱元璋通过这些机构布下了一张监视网络，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僚到百姓，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明初几起大狱的兴起，多与这些机构有关系，因此，不少达官重臣也难逃厄运。朱元璋尝说：“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专制帝王的嘴脸。

　　朱元璋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对强化皇权一时颇有成效，然而他却同样不希望后人效法。洪武二十年（1387），处理胡案罪犯已近尾声时，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六年，待蓝玉案犯处理完后，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审理，内外刑狱① 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②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③ 《明史》卷一三八《吴琳传》。

　　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

　　朱元璋试图以一个开国皇帝的能力，为子孙后代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将权力的接力棒永久地传下去。可惜没过几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难”成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并且还设置了提督东厂，开了明代厂卫一起制造恐怖气氛的先河，对明朝政治造成极坏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取士与文字狱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读书不多，但他很注意访贤纳士，吸纳知识分子，并虚心向他们请教，如李善长、陶安、宋濂、刘基等。他们给他讲经读书，参与军事密议，成为他的智囊谋士，这对建立明朝起了极大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沿袭战争年代的做法，非常重视人才，洪武年间，他几次下诏访求贤才，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其科目有许多种：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等。荐举来的人许多被授以大官，如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与荐举并行，还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以进一步延揽人才。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设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十七年（1384）复设，后遂为永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书”、“五经”为题，行文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规定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乡试，中式的成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作会试。会试后再经皇帝亲自复试，叫做殿试，取中的成为进士。进士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的，就可授以官职了。另外，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国子监，这是朝廷的学校。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又在各地农村设学。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通过考试做官。有些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另外，在学的监生还常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衙门实习办事等等。由于明廷对兴办教育的重视，并且又从中大批选拔人才，充实朝廷机构，入学就可入仕，因此士人入学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明初的学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兴盛发达。

　　朱元璋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延纳人才，扩大新皇朝的社会基础，但却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们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发迹于红巾军，不甘做他的忠臣。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典型的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断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逮到南京审问，他们还口口声声称红巾军为“红寇”，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当时许多不愿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

　　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采用严刑峻法，而这些人更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这样双方的对立越来越显著。朱元璋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疑忌心越来越大。因为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忌讳“光”、“秃”这些字眼，就连“僧”字也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他早年投身红巾军起义，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到也生气。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笺，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然而这小小的表笺，却使朱元璋屡次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就更严重了，“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翰林院编修高启曾经作了一首名叫《题宫女图》的诗，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句，被朱元璋认为是讥讽他的，从此怀恨在心。后来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犯了忌讳，被人告发。正巧新房子的上梁文是高启写的“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把高启和魏观均腰斩。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1396），前后达十三年。

　　其间，造成了朝野文人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据说，有一年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发现一个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背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后即命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了。刑官执刑后，还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马皇后是淮西人，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就这样一条小小灯谜，竟送了一条人命。

　　这些未必可信，据陈学霖先生考证，朱元璋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而罗织成狱，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①尽管这样，恐怕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的专横和残暴。① 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第三节经济政策朱元璋即位伊始，几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痍。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②而河北州县，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③。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年正月，各地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才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为开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他到开封后，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他还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者降罚。

　　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洪武三年（1370）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发熟地的产权，也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以法治罪。

　　为了加速荒地的开发，朱元璋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0）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以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

　　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

　　明初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由于军屯的发展，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军屯规模是很大的，军粮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朝廷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商屯的推行，解决了边储，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他即位当年，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卷一七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第四节保境安民都城的建置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一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分封诸王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①，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以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②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② 《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①。以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③。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节“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皇权的威胁。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的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岁，这年五月他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章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都是明朝的开国谋臣。

　　第一节刘基刘基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他足智多谋，有卓越的分析判断能力，被世人喻为魏徵、诸葛亮再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浙东名士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①。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①。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②“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③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①。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②。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①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②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③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④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经画盛世文明之书《郁离子》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① 刘基：《吊泰不花元帅赋》，《诚意伯文集》卷八。

　　② 张时徹：《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③ 吴晗：《朱元璋传》。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①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①《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腐败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① 吴从善：《郁离子序》。

　　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①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②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运筹帷幄，决策千里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② 刘基：《题王右军兰亭帖》，《诚意伯文集》卷六。

　　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①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②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刘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①。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险进取。朱元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首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请知无不言。”②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发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②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明史》卷一《太祖纪》。

　　其他汉将接二连三遣使来降，江西诸郡皆下。

　　先是，刘基母亲富氏病逝，因战事正紧，无暇抽身。这时刘基请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军发动兵变，杀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大震。刘基便替守将夏毅安谕旁近诸属县，又与平章邵荣等一起谋复处州，乱遂定。方国珍一向敬畏刘基，这时特地遣使吊丧，刘基借回谢之际，盛赞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国珍从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刘基虽在家居丧，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总是派特使到他家请教，刘基条分缕析，悉合机宜。不久召还，路过建德，逢张士诚来犯，守将李文忠奋欲击之，刘基止之曰：“敌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尽可擒也。”三日后，刘基登城望曰：“贼兵退了。”众人见张营壁垒森严，旗帜密匝，且闻鼓声阵阵相应，不敢进军。刘基拚命催促，等部队赶到其驻地，才发现只剩下一座空营，所留都是老弱残兵。于是遣兵追击，一直追到东阳，大获其众。

　　朱元璋原信弥勒教，属红巾军的一支，接受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名义上的领导。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遥奉韩林儿为帝。每逢过年，中书省都要设御座行礼，刘基到应天后，独不拜，并说：“彼一牧竖耳，奉之何为！”因密见朱元璋，告诉他，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完全自主独立。朱元璋听后大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基回到应天，时张士诚大将吕珍袭击安丰（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杀刘福通，朱元璋欲亲自出救，刘基极力劝阻说：“汉、吴伺隙，未可动也。”①而且救得小明王出来，当发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是自讨没趣！朱元璋则认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会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出兵，吕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关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沉之于水。

　　当朱元璋出兵救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陈军号称六十万，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围三月，几陷敌手。守将朱文正遣张子明来报，朱元璋乃治兵二十万西上迎击，并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如友谅乘我不在，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一日数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战中，刘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换座舰，迅即原乘舟被击碎。陈友谅凭高见之，以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进，汉军皆失色。②双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决胜。陈友谅穷蹙无奈，进退失据，慌乱间中流矢而死。鄱阳湖一战是朱、陈之间的决战，为朱元璋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朱元璋亲自督战，刘基则“千里相从，言从计用，累赞成大功”；①又“累察乾象，多效谋猷”②。日后，朱元璋对刘基次子刘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懂..鄱阳湖到处厮杀，他都有功。”③友谅既死，武昌随即降附，其后朱元璋东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均有记载，而《罪惟录》、《续藏书》均不录。关于刘基“手挥难星”之说当属无稽。日侍左右，临难决策则是事实。

　　① 《明太祖实录》卷九九。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八。

　　③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业，基本上遵照了刘基的战略构思。

　　治世能臣明皇朝建立后，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刘基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元年（1367），刘基被任命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出现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灾。刘基发觉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诏罪己，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即命刘基平反，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滥杀。朱元璋从之，不久纂成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杀一批犯人以应之。刘基故意假析此梦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朱元璋为之停刑三日，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给他放还。④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你大概想做赵高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使，便把他杀了。①洪武元年（1368），刘基根据当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平时屯垦，战时从征，调编任将一律归朝廷掌管，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国家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的优势，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当然不会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众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为之不乐。逢李善长因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却站出来替李善长辩护，说李勋旧，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给他做说客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诚实，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将加速倾覆。臣驽钝，岂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关系一向不错，刘基却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从不置身其中。宪则不然。”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及胡惟庸，刘基不高兴地说：为相犹如驾车，恐怕他会把④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你的车翻掉的！朱元璋说：做我的宰相，确实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刘基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果真，后来这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结果。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纵服法，李善长和他私交挺好，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循情面，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从此李善长与刘基绝交。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坛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交相诉苦诬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广开言路，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他的意见办妥了这些事，可十天过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恼火，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营建中都之意，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临走前，上书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

　　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刘基劳苦功高，亲自写了封信，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上章问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朱元璋有事也常请教刘基，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意思讲：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该给老百姓松口气，给民实惠。

　　刘基性格刚强，嫉恶如仇，不能与世事推移，“与物多忤”①，得罪了许多权贵。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②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而给小人们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稍一作弄，刘基的气数也就完了。初，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为盐盗聚集之所，方国珍也由此起兵，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为之叫苦连天。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隐匿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挟刘基旧语，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请立巡检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遽归。不久，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于是佯与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三月，病势转剧。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并亲制文暗含威胁地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就恶化，居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一三》。

　　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谥文成。临终前，预缄所习天文秘书授长子刘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①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追思刘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对刘璟说：你父亲是个忠臣，临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们的蛊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亏了他的好名声。”②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见《诚意伯文集》卷一。

　　第二节李善长开国功臣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开国元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他“比之于萧何，未必过也”①。后因“谋反罪”被杀，故鲜为世人所传。

　　青年时期的李善长读书不多，粗通文墨，但为人有智计，喜欢法家学说，“策事多中”，里中推为祭酒。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长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欲从雄，未果”②，乃避乱东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兴麾下大校，用计收得横涧山兵二万，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礼貌地接待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四方兵起，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说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为人气量大，看得远，善于用人，不乱杀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与沛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听后连声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书记，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得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的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要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败不可。将士垮了，主帅势孤力单，也相继而亡，你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协调诸将，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随他“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信任。随着事业的扩大，四方将士来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武将中有以力相争的，李善长就“委曲调护”，致使不发生矛盾。①但是李善长的乡里观念很重，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明皇朝建立以后，他的同乡观念不免有结党之嫌，最后则成了致祸的口实。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兴南下，率万人至滁阳，因统朱元璋军，并欲夺善长自用，李善长不愿，朱元璋曰：“主帅，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长极力推托，始终未往，久之，郭子兴也不再相强，而朱元璋却对他更加信任了②。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代领其兵，镇守和阳（今安徽和县）。有一次，朱元璋亲自袭击鸡笼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长留守，临行嘱曰：“敌人一旦来犯，千万不要出击！”当时元朝王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先后屯兵新塘、青山等处，闻和阳城虚，急来偷袭。李善长临危知变，暗设埋伏，大败敌军，朱元璋闻报喜曰：“不意缝掖乃办执戈！”③因共谋渡江，李善长说：“我兵众粮少，舟楫不备，请稍候。”碰巧巢湖水①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② 李贽：《续藏书》卷二。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帅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军万余来投，李善长大喜曰：“天赞我也！”便决定渡江，败蛮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胜取太平。在军队进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长先写好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处张贴，军士们看了，“肃然无敢犯”。严明的军纪使朱元璋在民众中留下良好的影响。乃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军纪好，民众都放了心，这名气传遍了，朱元璋军事上的成功和巩固便有了保障。这年，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陶安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李善长。有一天，朱元璋问他：“你常比我为汉高祖，你是酂侯。至于徐达吗，也比得上淮阴侯，可留侯在哪里呢？”李善长答：“金华人宋濂博闻强记，又兼通象纬，可当此任。”朱元璋补充说：“据我所知，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于是便聘请两人共谋大业。①可以这么说，以宋、刘为代表的浙东集团在朱元璋一生事业中，与淮西力量发挥着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至正二十年（1360）夏，陈友谅约张士诚合攻应天，朱元璋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康茂才速使陈友谅来攻，李善长不解曰：“我正以来为忧，怎么反叫他快点来呢？”朱元璋解释道：“假如陈张相结，我怎么抵挡得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破友谅。陈败，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善长称是。遂出兵，大败陈友谅。②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①。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国定身死洪武三年（1370），以徐达、李文忠班师回京，大封功臣。当时，将军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②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们功劳大的平定了中原，小的也攻取了闽越州郡，李善长留守南京，“雍容无所见绩”①，朱元璋体会到这一点，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与我共事的时间很长，又努力保障后勤供应，功劳很大，进封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参军国事，岁禄四千石，子孙世世勿绝，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大将军徐达功绩赫赫，然犹位在李善长之下。

　　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多刻薄，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置之于法，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朱元璋凭借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别是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曰：“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②。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一百五十户，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与魏国公徐达等。洪武五年病愈后，命他督建临濠宫殿，凡数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洪武九年，又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羡。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坐削李善长岁禄一千八百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①。

　　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获诛。胡惟庸是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时善长当政，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②。累迁中书参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来。惟庸任相后，“与善长深相结”③，“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④，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⑤群臣请并诛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置不问。李善长以年老养疾奏，许之。

　　自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②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④ 吴晗：《朱元璋传》，第251 页。

　　⑤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⑥。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明朝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史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①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胡惟庸之余党，诏免死，发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衔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耄不检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四月，有京民坐罪应徙边者，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所亲丁斌等。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词连李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遗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②“又旬日，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③这时，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劾李善长：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而李善长却匿不以闻。④有的更说私书中有李善长的亲笔信。⑤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亦上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①。狱词锻炼完毕，朱元璋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显示有灾变，占得应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②李善长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竟未怪之于罪。

　　⑥ 徐祯卿：《翦胜野闻》。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②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③ 李贽：《续藏书》卷二。

　　④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⑤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 《明史·李善长传》卷一二七。注：善长之死，史有异辞，《明太祖实录》、《国榷》、《续藏书》云自杀；《明史·太祖纪》、《罪惟录》云赐死；《明史·李善长传》云杀善长。第三节宋濂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明初有名的大儒，以文学见长。朱元璋时，以其博洽经史，延置幕府，备作顾问，参与谋议。“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③，深受太祖的信任，太祖称赞他“学通今古，性淳而朴实，有古人之风”④。

　　出山辅政宋濂幼时体弱多病，有时一连昏迷数日不醒，家里人到处求医，求神保佑，好不容易才得长大成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赢弱的孩子，自小却天资聪敏，领悟力高，又勤奋好学，六岁时已能吟诗赋词，在乡里小有名气，人呼之为“神童”。十五六岁时，同里一位德高望重者张继之，闻其善记诵，曾对他亲加试验，结果也感到这孩子天分非凡，于是就向宋濂父亲建议，将他送到有名望的老师那儿学习，使将来有所成就。

　　宋濂先师从大学者刘梦吉，学习儒家经书，通“五经”，后来又跟从著名理学家吴莱学习，深得其蕴奥，最后拜在大文章家柳贯、黄缙的名下。由于宋濂禀赋优异，又刻苦学习，所从的老师又多为饱学宿儒，因此，到元顺帝至正初年，即以文章名闻海内了。

　　至正九年（1349），元朝征召宋濂为翰林院编修。是时，入主中原八十多年的元朝却已走过了它的鼎盛，日薄西山了。皇帝的昏庸，奸臣的专权，朝廷内部为权力而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官场上下贪污腐败，已处处显示出颓败的气象。到这样的朝廷里供职，岂不是为这个没落的皇朝去殉葬。宋濂断然以“亲老”为理由，坚辞翰林编修不就，隐居到龙门山去读书写作。他在龙门山一呆就是十年。十年的隐居生涯，并没有泯灭他报效国家的信念，也没有使他忘却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发展，社会的每一动荡，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变革的时代。十年的著述立说，使他积淀了深厚的学识和底蕴，足以面对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去施展自己的经世之才。

　　就在这时，朱元璋在浙东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注意。至正十六年（1356）

　　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占了集庆（今南京），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建立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机构，以此作为向外发展的基地。为了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朱元璋率先派兵攻占了浙东地区，雄心勃勃地拓展势力。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对文人也特别留意。他每到一地，都礼贤下士，对应聘儒士，妥善地给予安排和任用，因才授职，用其所长，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朱元璋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毕竟由于文人的大量涌入，给朱元璋的队伍增添了活力，使其显示出蓬勃的生机。而且由于朱元璋的做法，也使这些文人在对元朝统治者失望之余，看到了希望。宋濂对朱元璋的行为感到满意。

　　③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④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十九《翰林学士宋濂行实》。

　　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兵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在两百多年前，曾是理学中心，“婺学”大师吕祖谦在此倡导经史致用，反对空谈性命之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元朝末年，斯风尚存，浙东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宋濂就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朱元璋早闻其名，此时经胡大海推荐，马上派使者樊观携书信、重金，去龙门山邀请宋濂出山，建功立业。宋濂遂幡然应召，被授予郡学五经师。次年三月，由于李善长的推荐，他又与刘基、章溢、叶琛一道被召至应天。初到应天，宋濂就向朱元璋提出“不嗜杀人”的建议，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被命为江南儒学提举，给太子讲“五经”，寻改起居注。这是宋濂出山辅政之始。

　　宠遇优渥宋濂从至正十八年（1358）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致仕，前后十九年。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宋濂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行，赢得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并一直“恒恃左右，备顾问”①。

　　宋濂是一个饱学之儒，长期受儒学熏陶，精通经史，深谙世之兴衰的道理，他期望能以儒家的统治思想去影响朱元璋。

　　一次，朱元璋召请他讲解《春秋左氏传》，他就乘势进言道：“《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朱元璋在作战的时候，喜欢黄石公《三略》等兵家书籍，宋濂就进言不应只看兵书，而忽略了统治者所必须学习的“《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明朝建立后，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朱元璋也经常和他一起研讨帝王之学，探究治国的策略。太祖曾经问他帝王之学里，哪一本书最重要，他举出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太祖就命人大书揭示在宫殿的两庑壁上。除自己观览外，当诸大臣会集时，还命宋濂讲解分析。宋濂就乘此时进言“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倡言人君要以身作则，应用礼义治理民心，用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该只用刑罚的办法。

　　宋濂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深深地影响着太祖。虽然明初朱元璋对文人的举措反复无常，他的“文字狱”亦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太祖“好儒”的做法，这或许与宋濂的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太祖每与群臣言及，皆称其“淳谨君子，辅导有方”①。

　　宋濂辅导太子朱标，先后十余年，一言一行教太子遵守礼法，导他走上正道。每当他和太子讲解学业，谈到政教及前代兴亡事情，太子的意见，他认为是对的，就说“应该如此”，若是不对，他便说“不该如此”，绝不投太子所好，或作模棱两可的答复。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返乡省亲，太祖和太子给他许多赏赐。他上书道谢，并在信中继续勉励太子要以“孝、友、恭、敬、进德、修业”为努力目标，“毋怠惰、毋骄纵”。朱元璋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把太子找来，亲自为他详细说明信中的内容。又写信褒奖宋濂，还叫太子回信以示感谢。

　　宋濂的尽心辅佐，赢得朱元璋和太子的信任，更以其忠厚诚谨，得以久①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① 《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居庙堂之上。

　　宋濂久居宫禁，严格约束自己，对朝中诸事绝不向外人道及。为了能时刻自我警醒和约束，他还在自己的住室中写了“温树”两个大字，每当有人问起朝内之事，他就指着这两个字作为回答。“温树”的典故，原来是汉成帝时孔光的故事。时孔光官至御史大夫，谨慎守法度，对家人亦绝口不言朝中政事，家人或问宫内温室①树皆何木，孔光也嘿然不应。宋濂用这两个字，其用意不言自明。但宋濂对太祖却很坦荡，虽家事，苟有问，亦一一道之。有一次，宋濂和朋友在家中喝酒，太祖秘密派人侦察。第二天，太祖问宋濂说：你昨天喝酒没有？跟谁一起喝？用些什么菜肴？宋濂都据实回答，太祖很高兴，笑着说：一点都不错，你果然没有骗我。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他推辞说：“臣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待罪禁林足矣！”因此，太祖对他益厚。每次在便殿朝见，都要设座命茶。早晨，则叫他陪同进膳，下朝后，也常反复咨询，直到夜半才散。有一次，太祖跟他开玩笑，宋濂不善喝酒，太祖强要他喝，只喝下三杯酒去，宋濂就摇摇晃晃了，太祖看他行不成步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然后太祖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为赏赐，并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还说：“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太祖又曾亲手调甘露汤给宋濂喝，并说：“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命太子朱标选良马赐宋濂，还亲自写了一首《白马歌》，以示宠耀。

　　宋濂终于以诚信获得了太祖的好感，但他更以自己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太祖的信赖。他长期侍从内廷，但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询问群臣的好坏，宋濂只举出那些正直的大臣，对其他人则一言不发。太祖问他，他就说：我说他好，是因为他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才说他好；那些和我没交往过的人，我不知道他好坏，就无法说了。还有一次，主事茹太素上了封万言书，太祖看了十分生气，便征求廷臣的意见。有的廷臣迎合太祖的意旨说：“这书不敬！”“这书诽谤！”“这书不合法度！”独独问到宋濂时，宋濂说：他是尽忠于陛下的！陛下既然广开言路，怎么又要深责臣子！过了一会儿，太祖仔细看完上书，觉得很有些可供采纳实行的地方，就召集那些廷臣斥责一顿，并说：“向非景濂，几不误罪言者。”太祖常在朝廷上说：古人最高等的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是君子。宋景濂事我十九年，未曾讲过一句谎话，未曾批评过一个人的短处，宠辱不惊，始终若一，他不只是个君子，可以说是贤人了。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为了褒奖宋濂的功劳，特封他的次子宋濂为中书舍人，长子宋瓒之子即长孙宋慎为礼仪序班，并对他们多方教诫。朱元璋笑着告诉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老病乞归，朱元璋赐他《御制文集》一部及绮帛若干，皇太子赠衣三袭。太祖对宋濂说：“朕最慎于赉予，嘉卿忠诚可贯金石，故以是赐。”宋濂此时六十八岁，太祖还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太祖还亲自写诗为他饯行，“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表达了太祖对宋濂的恋恋别意。宋濂致仕后，太祖为了表示对宋濂的恩宠，还给他的祖父、父亲赠官，赠官的封词都是太祖亲自书写的。

　　宋濂走后，朱元璋不时在朝廷问起宋濂的情况。几个月后，宋濂也回朝拜见了太祖。太祖在端门接见了他，久别重逢，两人都高兴万分。太祖亲命① 温室：汉代宫殿名，汉代长乐宫、未央宫均有此殿。

　　仪曹诸官将醇酒、精膳以及其他物品，送到宋濂的寓邸。太祖每日游观宫阙，盘旋禁御，都邀上宋濂，两人还像从前一样，宋濂陪太祖在便殿进膳，太祖向宋濂咨询国事，日晚始散，其恩礼之优，群臣莫敢奢望，太祖也常赞叹说：“纯臣哉尔濂！”宋濂这次来朝，一共逗留两个多月，到这年年底才离开。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一生读书很多，文章也写得好，当时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为荣。相传刘基曾对太祖评论当代文章时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不过居第二。

　　宋濂一生著作甚丰，后人将其编为《宋学士全集》75 卷，其中包括《銮坡集》20 卷，《翰苑集》20 卷，《芝园集》30 卷，《朝京稿》5 卷。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方面，诗文不多，仅《列朝诗集》收其诗六十一首。他的散文宗法唐宋，“醇深演迤”①，辞采雅丽，《四库总目》评其文曰：“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然而由于他长期受正统儒学影响较深，故其文又不免“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不过他散文中的传记很有特色，既汲取了古代传记文学的精华，又有自己的创造，褒贬人物寓于叙述之中，很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如《秦士录》、《王冕传》、《李凝传》、《胡长儒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都是其传记中的名篇。

　　宋濂在朝十九年，长期供奉翰苑，以文才为明皇朝所用。明初有关在朝郊庙、山川、百神的典礼，朝会宴享，律历衣冠制度，四裔贡赋赏劳的仪节，以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的言辞，都是委由宋濂执笔，所以他屡次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在宋濂负责主持下，明初编写了几部书籍。

　　洪武二年（1369）初，宋濂刚从家省亲回来不久，朱元璋就下令修《元史》，以宋濂为总裁官。官修史书的做法，始于唐代，以后历经宋、元，渐成惯例，历代新皇朝对编写前朝史都很重视。明朝刚一鼎建，修史的重任就落在宋濂身上。宋濂果不负众望，从这年二月开始，到八月即完成除元顺帝以外《元史》一百五十九卷，第二年又只用六个月时间，继续修完《元史》顺帝部分五十三卷，在他主持下，整个《元史》的编纂，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在今天看来，由于匆促成书，许多史料未加考核订正，书中舛误不少，而且编次也不免混乱芜杂，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书，这恐怕在“二十四史”中所仅见，而且整部书的编写，“发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传记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书成，濂之功居多。”①并因此获得了“太史公”的称誉。

　　洪武六年（1373），宋濂升为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一年，他负责编纂了几部书。先是奉命编写《辨奸录》，此书主要搜集历代奸臣故事而成，同年七月成书刊行。其次他负责了《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的编纂。《大明日历》共一百卷，洪武六年九月着手，七年五月纂成。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底历年史实逐日记载，是一部明朝开国史。据宋濂说，太祖超过前代皇帝的方面有六：“一曰一统内外；二曰得国之正；三曰治政诘戎，群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严；六曰兵政有统。”书成后，又根据①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纂述》。

　　宋濂建议，仿唐朝《贞观政要》体例，缩编为《宝训》五卷，公开刊行。据史载，宋濂“德重而不居，位显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门求文之士，先后相继”①。宋濂以自己的文才享有盛名，不仅在国内，而且还流传到外国。高丽、安南、日本，甚至出两倍的价钱，购买他的文集，可见宋濂的影响之大。

　　宦海浮沉宋濂在朝十九年，虽然受到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但官位却一直浮浮沉沉，最高官阶只不过是正五品。

　　洪武二年（1369）八月，他因修成《元史》，被授予翰林学士，正五品官。然而到次年八月，因失朝而被降为正七品的编修。洪武四年（1371）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可不久却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未能按时上奏，又被贬为正七品的浙江安远县知县。一年后，调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1372）改为詹事府赞善大夫，是从六品，仅升了半级。当时太祖留意文治，征召张唯等几十个名士，其中年少俊异的，都授予编修，并令在宫中文华堂学习，这时宋濂即做了他们的老师。洪武六年（1373），宋濂由赞善大夫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是从五品，一直到他离开朝廷，官职都没有变化。从洪武二年的翰林学士，到六年的侍讲学士，当官好几年，官阶反不如他刚步入官场时高。

　　宋濂在太祖身边多年，对太祖可谓太了解了，太祖的每一举措，他都会知道其内含的用意。他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鉴戒，一生言行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洪武六年（1373）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时，他都婉言谢绝了，结果反而赢得了太祖更多的信赖。

　　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告老回乡。离开朝廷，那每时每刻都绷得很紧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他回到家乡后，就在青萝山畔盖了间草屋，闭门纂述，布衣疏食，无异贫士。空闲的时候，他在浦江等地为人家作墓志铭，诗文集的序、题跋、小传等等的应酬文字，虽然终日也忙忙碌碌，但却也优闲适在，平民自有平民的乐趣，他真准备着以这种杖履优游的生活方式，度过他的晚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朱元璋称为“贤人”的人，最后也未得善终。本来宋濂致仕后，每年要入朝一次，洪武十三年（1380），因身体欠佳，太祖准允可不来朝。结果至期太祖忘记曾允准他不来朝，见宋濂没来，很不满意。太祖偷偷派人侦看，见宋濂正和乡人饮酒作乐，于是大怒，要处死宋濂，后因太后和太子解释，事乃作罢。但不久，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其孙宋慎被名列胡党，子宋璲亦被牵连，均处死。宋濂全家系狱，朱元璋想连宋濂一起处死，后经马皇后、皇太子力救，才改为举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宋濂以七十一岁衰病之躯，千里跋涉，于洪武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途中，终因老病而死①，终年七十二岁。

　　宋濂死后，知事叶以从将他葬在莲花山下，永乐十一年（1413），蜀献王仰慕宋濂德业，命孙恪将他移葬华阳城东。弘治九年（1496）四川巡抚马① 《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① 一说是“自经而死”，见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俊请求复其官职，春秋祭葬，得到朝廷批准，正德中②，追谥文宪。

　　② 一说是成化中，见《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第四节胡惟庸官至左丞相，结党朋欺胡惟庸（？—1380），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和州，始归附，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尔后，任宁国县主簿，进知县。做宁国县令，可以说是他起家的开始。当时太师李善长柄政，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行贿于李善长，从此青云直上，先迁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设湖广行省，又擢为湖广佥事。朱元璋称吴王，由于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升为太常寺卿。洪武建国后，更是曲谨市宠，几年后便位极人臣。洪武三年，入中书省，拜中书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正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出迁广东参政。从这时到同年七月，“帝难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月，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迁左丞相，汪广洋仍为右丞相。从洪武六年汪广洋第一次罢相后，中书省的大权实际上由胡惟庸一人独揽，到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被杀为止，任相达七年之久。

　　徐达、刘基对胡惟庸的人品极为鄙视，徐达“深疾其奸”，曾多次“从容言于帝”。为此，胡惟庸一度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变换手法，企图贿赂徐家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徐达知道此事后，并没有向他问罪，只是向朱元璋进言，胡惟庸不够资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与刘基论相，当问到胡惟庸是否可为丞相时，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并说，天下何患无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访，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选来看，确实没有可以胜任的。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刘基的意见，不久便擢胡惟庸为相，刘基悲叹道：“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胡惟庸任相时，淮西集团的政敌杨宪已经在洪武三年被诛，胡惟庸独相数年。尽管汪广洋在洪武十年与他同居相位，但汪为人“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在中书省仅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胁的人便是刘基。由于刘基曾与朱元璋论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刘基也深感处境艰难，隐居青田故里期间，为了避祸，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韬迹如此，还是防不胜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讦。刘基家乡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谈洋，位于浙、闽交界处，这里峰峦叠嶂，常有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隐匿其间，元末曾为方国珍所占据，社会秩序一直较为混乱。刘基曾奏请朝廷在此处设立了巡检司，以实行有效的控制。后来温、处之间发生兵变，当地官吏不敢上报，刘基命长子刘琏直接上奏朱元璋，没有经过中书省。这时胡惟庸刚刚以左丞掌省事，他并没有忘记当初刘基议相一事，于是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给刘基罗织罪名，说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对，便请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图不轨。朱元璋知道刘基精通象纬之学，料事如神，因此对此事半信半疑。虽然没有对他治罪，但却夺了刘基的俸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刘基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结局，立即入京谢罪，并暂且留住在京城不敢归乡。刘基很聪明，他很清楚，不主动赴京自责，或者擅自归乡，都有可能酿成杀身之祸。就这样，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看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来杀刘基，加之刘基病卧在床，只好遣使护归乡里。但在南京卧病之时，胡惟庸曾派医生为刘基治病，刘基饮过药后，感到“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回归青田一个月后，病情加重，离开人世。后来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涂节告胡惟庸逆谋，同时揭发毒死刘基一事。

　　关于刘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还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①根据洪武八年朝中政治斗争形势来分析，胡惟庸毒死刘基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刘基正为“谈洋”一事入京谢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岁禄，处于朝不保夕之时，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朱元璋对刘基的冷落和怀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这个时候，置刘基于死地，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胡、刘双方在政治上的强弱差异，实在太过于悬殊。胡惟庸当时颇受朱元璋的宠信，独掌中书省，位极人臣，正如后来朱元璋承认的那样“满朝都是党”。而刘基此时，却像一只关在樊笼中的鸟。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也没有被胡惟庸放过。洪武十年，刘琏出为江西参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明初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与朱元璋推行的极端的君主专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更加保守、没落、腐朽的特点。独相数岁，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很有关系，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来往更为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帝亲。朱元璋曾有任杨宪为相的意图，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为此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倾轧下，杨宪不久被处以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①。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这对胡惟庸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说明他颇为朱元璋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是才干上的认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需要的认可。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① 刘仲璟：《遇恩录》。

　　① 刘辰：《国初事迹》。

　　看，刘基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自然有恃无恐，特别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愿意出现的局面业已显露出来了，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以防止大权旁落，去掉中书省、废除丞相这一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首先进行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基础，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①。这两项大的政治举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差不多已经被削夺殆尽，这对胡惟庸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对这种杀机步步迫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相权与君权斗争的不断激化，是双方面的对抗，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不可能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据说这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人报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间有火光烛天，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将这些说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后“益喜自负，有异谋矣”。他的家人因殴打关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杀了他的家人，“切责丞相”，胡惟庸也不谢罪。还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②。诚意伯刘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这都使胡惟庸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结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以权势和利益相胁诱。陆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命捕盗于代县。费聚奉命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密相往来，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称臣为条件请求出兵为外援。

　　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隐的时候，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记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① 夏燮：《明通鉴》卷六。

　　② 谈迁：《国榷》卷七。

　　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纪事本末》说：“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①，这三个记载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坠死车下，还是马死，或者是误践人死，我们不必考证，但胡家草菅人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十分严厉，“命偿其死”，胡惟庸请求用金帛作为赔偿，又遭到制止，这就更使胡惟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这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双方商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机掠夺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皇帝顿首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他有无此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贬他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罪行，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事态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坐罪没籍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怎么可以做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坐罪。杀戮已经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谋逆被诛，太祖废相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因害怕事情败露，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值此，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终于到了，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因为涂节不早告发，“亦弃市”①。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

　　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告发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图弑君。但因为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气恼，左右卫士几乎将云奇的手臂打断，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醒悟过来，登皇城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很富有戏剧性，但却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仅说几点理由。首先，从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废除丞相已是势在必然，仅仅在案发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不是彼此无猜，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随便，凭他的雄猜多疑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岂能轻易相信，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应不会轻举妄① 谈迁：《国榷》卷七。

　　① 谈迁：《国榷》卷七。

　　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闲情逸志。因此这种类似于说唱文学式的记载不足为信。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认为实据不足，有些扑朔迷离。这也许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相应地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权的抗争。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谋反的企图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算少，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完全为朱元璋所罗织，似乎不可能。另外，从胡惟庸、陈宁一伙的为人来看，都具有十分残暴的本性。上边提到胡惟庸因儿子骑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见一斑。史载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责怪，但没有改正。他的儿子也多次劝谏，陈宁大怒，“捶之数百”，竟将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这些人谋反弑君的胆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杀，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实为胡惟庸的同党。几年后李存义父子又词连李善长，说胡惟庸曾数次指使李存义等人进说李善长，胡本人也亲自往说，并许诺事成后，“当以淮西封地为王”，李善长最后的态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贤通倭之事败露，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俘获封绩，被李善长隐匿起来，二十三年五月，封绩被捕，这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来往的情况，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发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的阴谋。

　　李善长的罪状是“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说李善长想谋反，似乎过于牵强，但是否知情而不报，做“观望怀两端”，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事实上他既不能告发胡惟庸，又不能支持胡惟庸，两种后果都是危险的。

　　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宁侯叶升以胡党伏诛，这时去案发已有十二年之久。就连开国儒臣之首太子师父宋濂也因其长孙坐胡惟庸党而几乎被杀，在皇后、太子力救下，才得幸免。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郑家在《宋史》、《元史》中皆有传。郑濂被告交通胡党，兄弟六人争入狱。朱元璋说：“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于是免死。这两个例子充分反映出立案的证据不足，说明朱元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滥杀方针。

　　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置丞相，“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①。

　　朱元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而以丞相为首的① 夏燮：《明通鉴》卷七。

　　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妨碍。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就可以不必设丞相，他认为相权可以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通过对胡惟庸由受宠遇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第三章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胡大海，都是明开国功臣，常遇春、沐英、蓝玉等，是开国功臣中相传为回回的人物。

　　第一节徐达投奔朱元璋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今安徽凤阳东北）人。由于家境贫寒，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长大以后，身材魁梧，性格坚毅，遇事善用脑筋。明太祖朱元璋在削平割据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皇朝的战争中，徐达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廓江汉，清淮楚，电扫西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①。为朱元璋开创明皇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回到家乡招募兵士，二十二岁的徐达听到消息，毅然仗剑从军，投奔到朱元璋部下，开始了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这一年，徐达等随朱元璋相继攻克河州新塘、三汊河、阳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寨，攻下徐官仓寨，朱元璋部声势大振。至正十四年五月，徐达随朱元璋攻克全椒，七月攻克滁州。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驻在滁州的朱元璋部队因粮饷缺乏，进攻和州（今安徽和县），以便筹集军粮。徐达率军先行，与张天祜、汤和一道攻下和州，徐达因攻打和州立下战功被擢升镇抚。

　　就在徐达被任命为镇抚之后不久，起义军中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孙德崖因其部队缺粮，来到和州，请求朱元璋资助，朱元璋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收留了他的部队。郭子兴则因过去与孙德崖有矛盾，知道这一消息后很生气，亲自从滁州赶来和州，训斥了朱元璋。孙德崖听说后很担心，想悄悄地溜走。朱元璋挽留不住，只好为其送行。走出城外三十里左右：忽然城中有人来报，郭子兴已和城中尚未走掉的孙德崖部打了起来，孙德崖已被郭子兴捉住，扣在城里。朱元璋听到后，大吃一惊，想打马回城劝说郭子兴把孙德崖放走。孙德崖部下误以为这是朱元璋策划的阴谋，便把他五花大绑，并扬言要杀掉朱元璋为其主帅报仇。徐达在城里听说朱元璋被孙部下扣留，生死未卜，就毅然请求替代朱元璋作为人质，以平息这起事件。后经多方调解，孙、朱都被对方释放，这场危机才算平定下来。然而，在这次事变中，徐达的舍身相救深得朱元璋的称赞，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攻占采石、太平、集庆不久，郭子兴染病而死，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朱元璋感觉到仅仅据有和州，难以实现他的雄图大略，而要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又苦于没有船只。正在徘徊犹豫之时，巢湖水军头领赵普胜、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廖永忠等率军归附。朱元璋大喜，对徐达等说：“方谋渡江，而巢湖水军来附，吾事济矣！”①于是，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派兵遣将，部署作战方略：“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采石镇）大镇，其备必固。牛渚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

　　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中）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御。今往攻之，其势必克。”②徐达与诸将听命，各自挥师进发，直抵牛渚矶。常遇春奉命为先锋，先登上岸，徐达等率军一拥而上。在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之后，元兵力不支，溃败逃窜，徐达等占领了牛渚、采石。沿江一带元兵望风而降。朱元璋被这次胜利所鼓舞，便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提出继续进攻周围州县的计划，他对徐达等将领说：“今举而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徐达等表示赞同。为坚定将士们前进的决心，朱元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下令砍断渡船缆绳，把船推到江中，顺流漂下。众军士一见大惊，朱元璋趁机说道：“成大事者不规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将奚为？”③士兵们只好听命。他们吃饱饭，就从观渡（采石附近）向太平进发，经太平桥直抵城下。纵兵急攻，守城元军抵御不住，守将完者不花等弃城而逃，元万户纳哈出等被俘。

　　翌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进攻集庆，徐达奉命为先锋，率水陆军士并进。至江宁镇，攻破陈兆先营垒，陈兆先以所部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余人。十月后，再攻集庆，大败元兵于蒋山（今南京钟山）。元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城接战，被徐达等击败。朱军乘胜攻城，冯国用率陈兆先部降兵奋勇先登，终于攻破城门，打进城内。福寿战死，蛮子海牙逃奔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率军民五十余万降附。占领集庆后，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在渡江攻拔采石、太平，进攻集庆的战役中，徐达作战勇敢，功勋卓著，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得力战将。

　　统兵东下占领应天后，朱元璋有了根据地，粮食问题也基本解决，但军事形势极为严峻：东边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又占据浙江西部部分地区。南面有元将八恩尔不花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右抹宜孙驻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宜生驻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天完徐寿辉则攻占了池州（今安徽贵池）。为了摆脱军事上的不利境况，朱元璋在占领应天后，于当月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东下，进攻东线门户镇江。

　　大军出发之前，朱元璋为了整顿军队纪律，防止士兵进城后抢掠，故意找徐达的错处，扬言要按军法处治。暗地里让李善长当着众人的面苦苦求情，才松绑，并当面告诫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①全军肃然，徐达等率军进攻镇江，不到两天，就打败镇守该城的元军，杀其守将定定、段武。徐达率军从仁和门入城，部队纪律严明，号令整肃，老百姓照常生活，就像没打过仗一样，因此很得老百姓的拥护。附近地方听到消息，都翘首盼望他们早日到来。

　　镇江一役，徐达以战功升任统军元帅，镇守其地。他兢兢业业，克尽职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一。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明史纪事本末》卷二。

　　守，一方面安抚百姓，督课农桑，一方面分兵回击，攻下金坛、丹阳等地，以巩固镇江这个最东边的前哨阵地，防止张士诚的西侵。

　　同年七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国公，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同时设立了自己的军事管理机构江南行枢密院，任命徐达为同佥枢密院事。身为江南行枢密院同佥、镇江统军之帅的徐达，在打退张士诚军一次次的进攻之后，乘胜进围常州。

　　但是，常州守敌据城固守，不肯投降。加上城内兵粮充足，徐达等攻打不下。朱元璋即以军法把徐达及其属下都官降一级，以示惩罚，并写信责备徐达说：“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以补前过。否则必罚无赦！”②徐达为常州久攻不下而焦虑，也对朱元璋的责备而沉思，还要应付张士诚军的一次次反扑。可是，徐达处变不惊，沉着地指挥部队迎战，使张军的企图难以得逞。与此同时，驻在城外三十里远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赶来增援，内外夹攻，大败张军，生擒敌将张德。残敌溃逃奔入城内。张士诚见常州危急，派其手下悍将吕珍夜间潜入城内，加强防守能力。徐达督军轮番猛攻，吕珍眼看士气低落，难以支撑，不得不丢弃常州，只身逃遁。到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坚战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朱元璋在常州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为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统兵镇守该城。

　　接着，徐达等乘胜移师进攻宁国（今安徽宣城），得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匹，继而又攻拔宜兴、常熟、江阴马驮沙（今江苏靖江）等地，宜兴到靖江一线尽为朱元璋所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经营，以应天为中心的朱元璋江南政权已经逐步稳定，大体控制了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徐达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主要战将立下了赫赫战功。

　　鄱阳湖首战告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丈的巨舰，纠集号称六十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八十五天，使陈友谅顿兵坚城之下，未能前进一步。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七月初六，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二十万进击陈友谅。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到来，遂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返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史称“鄱阳湖之战”。徐达作为主攻部队，率军先行，首先与陈友谅相遇于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两军依湖对阵。陈友谅军人多势众，舰船高大，气势汹汹。徐达毫无惧色，身先诸将冒死闯阵，其部下将士大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徐达部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巨舰一艘，初战告捷。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敌船二十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徐达在敌阵中奋力拼杀，连续酣战。大火从敌船上烧到徐达的战船上，他一面指挥士兵扑火，一面继续与陈军格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国榷》卷一。

　　斗，越战越勇，并指挥战船在敌阵中节节推进。双方在康郎山鏖战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烟遮蔽得暗淡昏黑。朱军在徐达等勇将的率领下，殊死搏战，击退陈友谅的进攻。此战，徐达首挫敌锋，壮大全军声威，为朱元璋取得决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天晚上，朱元璋为防止东线张士诚利用鄱阳湖大战之机乘机入寇，命令徐达撤出战斗，回守应天。徐达走后，朱元璋指挥将帅士卒继续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血战，终于击毙陈友谅，全歼陈军主力，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

　　徐达回到应天后，严格训练部队，加强东线守备力量。缉查奸细，修缮城池，张士诚无缝可钻，未敢贸然进犯。后来朱元璋称赞徐达说：“我让徐达回守应天最为放心，无论遇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可见朱元璋对徐达多么信任。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还师应天，徐达等率军攻克庐州。不久，奉命再返湖广前线。徐达先后率兵相继攻取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靖州（今湖南靖县）等地，彻底肃清陈友谅残余势力，占领湖湘地区。徐达在消灭陈友谅割据集团的战役中，身经数十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为表彰徐达的功绩，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称吴王后，任命徐达为左相国，地位在众将之上。

　　讨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徐达等奉命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淮东、泰州等地。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泰州海安坝（今江苏海安），进围泰州。经月余血战，终于攻克泰州，擒守将严再兴五千余人。之后，徐达又攻下通州、兴化、濠州等地。徐达在这些战斗中，师出迅捷，变化无穷，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徐达用反间计制胜，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次年，徐达亲率将士攻破葑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兀自率兵巷战，但其手下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张士诚见大势已去，纵火焚死其妻儿，闭门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应天。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①率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百姓的欢迎。徐达论功封信国公，是此次封赏的最高爵位。

　　北伐主将吴元年（1367）十月二十一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二月攻克济南，收俘元军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马四百二十九匹。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声中，朱元璋于翌年正月在应天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元顺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着一套政府机构，军事上仍然具有一定实力。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统帅大军攻取山西、秦陇。徐达在扫平山右、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出师秦陇的整个作战过程中，抓住扩廓帖木儿北出雁门关，进攻北平之机，乘虚直捣太原，倾覆扩廓的巢穴，使其进退失据，一举平定山西。抓住陕西元军李思齐、张思道遥巡观望，不敢主动出击的时机，直入奉元，进逼临洮，围困庆阳，似摧枯拉朽，风卷残荷，降李思齐，斩张思道，威震关陇。徐达用兵出奇无穷，料敌制胜，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和指挥才能。

　　徐达出师秦陇，平定关陇后，明朝北方版图已达今河南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但扩廓帖木儿仍驻扎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西北），火儿忽答驻扎云州（今河北赤城北云州镇），纳哈出驻屯金山，失喇罕驻军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扩廓帖木儿在西北活动猖獗，趁徐达平定关陇之师凯旋京师，大举围攻兰州。洪武三年（1370）春，徐达征尘未洗，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扫荡侵扰北方的元朝残余力量。徐达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徐达此次率军北征，取得较大胜利，逼使元朝残余势力向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从此，明朝北边的防御趋于稳定。

　　同年十一月，徐达等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北伐将士。随后，大封功臣，徐达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

　　塞上长城为了进一步打击残余元军，洪武五年（1372）正月，徐达再次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北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兵三路，“肃清沙漠”（指对蒙古用兵）。徐达从雁门关出塞，直趋和林，作为中路军。三月，徐达师抵山西边境，派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向北挺进。蓝玉在野马川击败扩廓部流动部队，徐达率军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再败扩廓军。扩廓败逃后，与贺宗哲合为一军，在岭北布下阵势阻击徐达部队。扩廓、贺联军拼死进攻，明军受挫，死伤数万人。徐达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坚守营垒，才免遭大败。然后，徐达整军而还，敛兵守塞。扩廓军队见此未敢贸然追击。

　　由于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镇守北平十余年。徐达在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迁徙山西农民到北平屯田种地，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属籍军户的，发给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属籍民户的，分给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余人，建立屯田点二百五十余个，垦田一千三百多顷。徐达的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使明朝北部边疆日趋稳定。同时，徐达严格训练士卒，缮治城池，加强守备，谨严烽燧，时时防备蒙古军队的侵扰。徐达被视为塞上长城。明朝建国后，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逐渐受冷遇，但是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御着明朝北方的安全。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五十四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

　　关于徐达的死因，有些史书记载：“（徐）达病疽，甫痊，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①这些材料虽不完全可靠，但也不是望风捕影，随意捏造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为了确保朱明皇朝“万世一系”，便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凡是他认为有碍于独裁统治的人，不管是勋臣宿将，一律翦除。胡、蓝党狱，把功臣旧将几乎一网打尽。前一年又将南征北战、立下大功的义子亲甥李文忠暗中毒死。徐达虽为开国功臣第一，立下盖世大功，而且一直忠贞不二，但想到他的震主之威，朱元璋“赐蒸鹅”一事也就可能并非子虚乌有了。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翦胜野闻》。

　　第二节常遇春南下立功，升任元帅常遇春（1330—1369），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人。他家世代务农，家境寒苦，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已经“勇力绝人，猿臂善射”了。元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发，各地豪杰四起，拥众自雄。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打家劫舍者刘聚干了两年。至正十五年（1355）春天，投奔朱元璋，这一年常遇春二十五岁，从此追随朱元璋征战十四年，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相始终。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①所谓“开拓之功”，就是兼并群雄，推翻元室，统一中国的事业，概括起来就是：南下、西征、东取和北伐这四个大阶段。常遇春从始到终，无役不从，为朱明江山效命疆场，屡建奇功。

　　勇猛敢战，这是常遇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并贯穿于历次重大战役。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集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西征陈友谅，战功卓著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挥水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参知政事。

　　龙湾战后的第三年，1363 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② 本节和第三节，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本节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常遇春神道碑铭》。①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常遇春》。

　　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东征北伐，攻取元大都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今苏州）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讯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洪武二年（1369）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四十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二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被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虽古名将，未有过之”

　　常遇春自从1355 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1369 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①，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1359 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将宋伯颜不花悉力守备，常遇春使用各种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进入南门瓮城，毁敌所架炮，又策动元将张斌约降，内外夹击，乃夺得衢州。再比如，1360 年五月，常遇春与徐达一起攻破了陈友谅的枞阳水寨，陈友谅率大军前来报复，四处扬言要攻取安庆。常遇春经过分析，认为其中有诈，这是陈友谅要夺取安庆附近的池州，是声东击西之计。同徐达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设伏诱敌，陈友谅果然中计，腹背受敌之下大败而逃。这都是常遇春以智谋取胜的典型战例。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①。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②。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①，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②。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1365 年二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③。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常遇春忠于朱元璋，大有功于朱元璋。四十岁暴卒于军中，功成名就，是朱元璋开国功臣中少有的善终者。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① 傅维鳞：《明书》卷九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

　　③ 《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第三节沐英蓝玉沐英沐英（1345—1392）字文英，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初重要将领。沐英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从朱姓，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当时朱元璋已投郭子兴部下为兵，沐英小时是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的。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派徐达攻占镇江，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沐英“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后擢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上饶）。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朱元璋派水陆军取福建，沐英将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分水关，下崇安，再破闵溪十八寨，俘陈友定部将冯谷保。又奉命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属福建）。

　　洪武三年（1370），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佥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派沐英前往关陕，体察民情，布皇上恩惠，并给予了全权，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同年十一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随邓愈出征吐蕃。次年（1377）四月，邓愈、沐英统兵至甘、青，分三路前进，略川藏，兵威至昆仑山。这次是得胜而回，没有久留。回师途中邓愈死，沐英率师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洪武十一年（1378）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与蓝玉等统兵征西。初胜土门峡，再进俘洮州十八族头领。翌年二月，朱元璋命在洮州设卫，说：“洮州，西番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置洮州卫。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沐英率兵进击屯兵和林的由元国公脱火赤、知院爱足率领的一支残元势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距其营五十里处，沐英分兵四路前进，一路袭其背后，两路左右夹击，沐英自率精骑正面冲击，四面合围，一举战胜，俘脱火赤及其全部。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军徐达奉命北征。沐英领兵出古北口，独当一面，再次胜利而归。

　　平定云南和治理云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绩。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朱元璋亲自安排进军路线，谕先取曲靖，出奇制胜，说：“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拼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逼曲靖。元梁王闻讯，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众前去抵御。沐英等率兵冒雾前进，“出奇制胜”，迅速到达曲靖。明军突然出现，达里麻大惊。当时达里麻军列阵白石江一岸，明军临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说敌方已兵陈对岸，扼制水面，这样渡江于己不利。于是只摆出渡江的样子，临江而立，另派数十人从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这里麻军阵势开始动乱，明大军趁机渡江。沐英以勇猛善泅④ 本文所引用资料，主要引自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沐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者先行，登岸后破敌前锋，达军后撤。明军渡江毕，与达军展开大战。沐英纵铁骑直捣其中坚，战数合，达军大败，达里麻被俘。沐英将二万被俘士兵悉数放还，各归其业，明军声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讯自杀。沐英、蓝玉率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

　　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存在段氏割据势力。段氏世据大理已数百年。大理依点苍山，面洱海，号称天险。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沐英随蓝玉将兵西攻大理。段氏聚众守下关（点苍山有上、下二关，又称龙首、龙尾关，守此二关大理可确保，下关尤为重要）。沐英、蓝玉遣王弼攻上关，自率兵攻下关，形成犄角之势；另派一旅攀点苍山背后而上，居高临下策应。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莫敢后，遂斩关而入”。段氏不知背后虚实，阵势溃乱，兵败被俘。攻占大理后，沐英、蓝玉或分兵其他地区，或下谕招降，云南西部大部归附明朝。沐英、蓝玉又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七月，沐英率师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镇平一些复叛地区。九月，当傅友德、沐英再次领兵征服一些地区时，土官杨苴散布明大军已回，纠众二十万攻昆明。当时守昆明的是冯诚（冯国用子）。城中缺粮，士卒多病，形势危急。沐英闻讯，率兵返回，和冯诚合力，打败段军，确保了昆明，稳住了局势。

　　洪武十六年（1383）三月，诏傅友德、蓝玉班师，由沐英率数万众留守云南。

　　早在洪武十五年春，明廷就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云南布政使司，建立起统理云南的军政机构。地方置卫、所，辟筑驿道，形成一套统辖系统。以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亦趋完备。

　　沐英治理云南，大抓屯田，解决粮食问题。洪武十九年（1386）九月，他上疏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议。沐英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沐英还招携省外人来滇屯田，朱元璋命外省军人到云南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兴，粮食收获大有增加。沐英还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的政绩，赏罚官员。主滇九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

　　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发展商业。开发盐井，增加财源，是沐英治滇的重要内容。他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发展。

　　沐英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他本人“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在沐英统治时期，云南相当安定。

　　洪武二十二年（1389）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赐宴奉天殿（皇帝办公的正殿），给予厚重赏赐。朱元璋高兴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沐英去世后，他的子孙世镇云南。长子沐春十七岁随沐英征西，以后又征云南，材武有父风，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沐英死后，袭父职，镇守云南。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数万亩，使五千余户民有生业，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仅三十六而卒。

　　沐春无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继其位。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统四年（1439）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其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氏在云南威权日重。

　　沐晟子沐斌，因年幼居京师，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镇云南。以后沐氏子孙相继镇守，直到明朝终了，达二百多年。

　　蓝玉蓝玉（？—1393），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

　　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北征开平，南归途中暴死。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东南已平，中原已定，北方广大地区仍是北元势力，甘宁一带常与明廷有战事，四川有夏的割据势力，云南梁王忠于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1370），蓝玉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政机构。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领水陆军伐蜀，蓝玉从傅友德行，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个割据势力被平定。

　　元末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这时退入西北，徐达曾和他进行过激烈战斗，但未将其击垮，故时而从西北方面威胁新建立的明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去讨伐，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抵山西境败扩廓部游骑于野马川，再进败王保保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取得初胜。但王保保后退拒明军于岭北，明军再攻失败，死伤万余，无奈退兵。两年以后，蓝玉再度领兵北击，攻下兴和（元路名，治所在今张北，辖区相当今河北张北、怀安，山西天镇，内蒙古集宁市之间地），俘获一些残元要人，取得胜利，但只解近忧，未能远略。洪武八年扩廊帖木儿死去，从西北方面对明构成的威胁基本消除。

　　洪武十一年（1378）秋，蓝玉等率兵出征甘、青。第二年取得胜利。朱元璋命置洮州卫，设官领兵驻守。师还以后，蓝玉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进入明初新贵公侯行列。

　　甘、青大体平定以后，朱元璋用兵西南和东北，蓝玉在这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大的作用。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朝灭亡以后，负隅顽抗，一再拒绝明朝招降，最后竟将明使杀掉，朱元璋决定派兵征讨。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蓝玉为左副将军，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随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取得胜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区，遣人招抚，大部不经战斗便归顺明朝。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其女被册为蜀王妃。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前曾被明军俘获，放还后仍与明朝对敌，据① 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多采自李贽《续藏书》卷四《凉国蓝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及《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不再一一注明。

　　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屯兵蓄锐，待机南下，从东北方面构成对明的威胁。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根据朱元璋授意，大军先驻通州，探明纳哈出虚实后再作行动。驻通州后，探知庆州（治所在今辽宁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有纳哈出部驻守，蓝玉率轻骑冒大雪奇袭，取得胜利。明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兵大宁，储草备粮，准备进击金山。夏六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直趋前进，一路胜利，到达金山之西。与此同时，明派去劝降的人也见到纳哈出，说明朝廷厚意。纳哈出见久战必败，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派蓝玉前往受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纳哈出斟的酒，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形成僵局。纳哈出将酒浇在地上，和随从密语几句，想走。在场的有人明白纳哈出话的意思，告诉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纳哈出被拥至冯胜处，冯胜虽然待之以礼，但纳哈出部众闻纳哈出被伤，四处惊散，冯胜派人花了很大气力才将其大部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让常茂承担这个责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说明。常茂说明了情况，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收回了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蓝玉成为明战时统兵的最高将领。

　　纳哈出随冯胜等一起南来，被封为海西侯。元残余势力从东北方面对明的威胁从此消除，且为明向白山黑水一带开拓廓清了道路。

　　扩廓帖木儿死后，纳哈出降，北元势力虽经明军打击，一再失利，但败而未灭，仍然构成对明的威胁。击败纳哈出的当年，蓝玉为大将军，率兵征讨，给北元进一步打击。冬十一月蓝玉报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遁入和林，乞进步剿灭。”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计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夏四月，蓝玉率兵出发，自大宁进至庆州，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侦察不到元军行迹，蓝玉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待。蓝玉同意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使敌人见烟火，秘密前进。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后侦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明军到来，元方竟无察觉。明军突然到达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元主北逃后被人杀死，北元四分五裂，不久灭亡。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大加褒奖，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达到巅峰。

　　封为凉国公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民族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还奉命到陕西练兵，这些已是蓝玉军事活动的尾声。

　　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早在征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私搞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派人到云南贩盐，牟取暴利。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有。朱元璋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①，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事过五百多年以后，1936 年有人到蓝玉家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写成了一篇《王回岗回民调查记》②，介绍说：“王回岗位安徽定远县东南，距城六十余里，居民三千余户，尽悉回民，以王姓居多，又以地势颇高，故名曰王回岗。”王回岗之“古迹”有“国公宅：明朝有蓝国公，..朝廷认为有叛意，拘而杀之，其家闻讯亦恐有被杀之虞，俱投入院中井内，现该井仍存”。① 关于“蓝狱”死亡人数，从《明史》。

　　② 石觉民：《王回岗回民调查记》，载《晨熹》第二卷第二期。

　　第四章明成祖第一节“靖难”取胜，朱棣即位封燕王，就藩北平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据说他“姿貌秀杰，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洪武三年（1370），朱棣被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今北京），成为威震一方的亲王。

　　分封诸王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决定的。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让众子孙都来出力，以维护朱家皇朝。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也要受到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在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初年，虽然元顺帝带领臣属北遁朔漠，但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为了降服强敌，朱元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故元势力在明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镇守边塞的亲王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

　　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元将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说：“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于是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老相识，两人相见，不禁相抱而泣。正在这时，明军已近围敌营。元军大败，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于是，乃儿不花与观童一起到明军营帐中请降。燕王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他的全部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帅师出征，又令他节制沿边军马，燕王威名大振。史书说他“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又说他“料敌制胜，洞烛万里，威震朔漠”。“燕王扫北”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民间。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他们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史载晋王到朱元璋处告燕王“劳师冒险”，又日夜搜求燕王的“国中细故”，“专欲倾陷燕王”，燕王每入朝，太子“数以语见侵”等等，其间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死，秦、晋、燕王无不窥伺皇位，但朱元璋接受了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不久，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死。朱棣的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他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了。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①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告诫：“燕王不可不虑”，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靖难之役”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本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的人。朱棣向朱元璋要了道衍。道衍到了燕邸，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辞世，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斗争终于公开化了。这年六月，燕府官校于谅、周锋以图谋不轨被逮到京师处死。朝廷同时下诏切责燕王。燕王朱棣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有时竟卧在土中，整日不起。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毕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朱棣临事不乱，与部属设计擒杀谢贵和北平布政使张昺。他在端礼门内设置了伏兵，把张、谢诱入燕府，张、谢二人被杀。北平守军群龙无首。燕王命张玉等率兵乘夜攻夺九门，北平迅速被朱棣控制。

　　朱棣正式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四十余万北伐，军驻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连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他的失败，引起建文帝的忧虑。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足虑，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亲饯江浒，赐以斧钺，期在必胜。

　　李景隆是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不过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朱棣出兵永平，诱李景隆攻北平，而以世子留守北平，戒其坚守勿战。朱棣打败永平守军，进击大宁，勾结兀良哈三卫渠长，挟迫宁王与之结成联盟。李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

　　景隆攻北平不克，背后又有朱棣回军杀来，一战而败，退走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白沟河流经华北平原，在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列阵以待。第一天战斗十分激烈，直至深夜双方才各自收军。这一仗燕军损失很大，朱棣在深夜混乱中竟迷失了方向，下马辨别水流才找到归途。第二天再战，南军气势更盛。朱棣坐骑三次被创，弓矢皆尽，剑锋折缺，马又却步不前，几乎被官军射及。双方鏖战，天已过午。忽然一阵大风，将官军大将旗折断，军阵为之震动。朱棣带劲骑绕到敌后袭击，反败为胜，官军大溃，被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走德州。燕军又破德州，围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坚守济南，三月不克，朱棣暂时退师。

　　朝廷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再次率兵北伐。朱棣佯称攻辽东，发兵攻打沧州。沧州陷落。燕军再经临清、馆陶、大名，至于东昌，与盛庸、铁铉所率主力相遇。双方大战，燕将张玉战死，燕王朱棣挺身短兵接战，有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燕军大败，被擒斩万余人，燕王独以一人殿后，赖二子朱高煦带兵营救，始免于难。不久两军再战于夹河，官军大败。

　　一个月后，两军再战于藁城。燕军再次乘风击败官军，斩首六万余级，擒其骁将，获其军资。

　　自举兵以来，已经三年了，燕军所克城邑，兵去后又为官军所据，所得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这时有一批被罢斥的宦官从南京来投奔燕王。他们向朱棣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况，说南京空虚可取。朱棣决心迅速了结这场战争，“临江一决，不复反顾！”

　　建文四年（1402），朱棣麾师南下，由馆陶渡河，循徐州，与官军大战于齐眉山下（在今凤阳灵璧西南）。不料官军连连获胜，燕军几员大将相继战死。朱棣下令有进无退，麾军继续前进。燕军下泗州，克盱眙，徇扬州，驻军江北。朱棣凭藉大江麾师强渡。谷王朱橞、李景隆开南京金川门迎降，朱棣率师进入南京。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他以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残杀建文“奸党”

　　朱棣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这两点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不利于统治的巩固。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起初，他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杀戮和被迫害的难以统计。

　　朱棣进入南京后，打算借重著名文人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遭到拒绝。

　　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诛十族奈何！”于是便酿出一场诛杀十族的惨祸。朱棣令人“以刀挟其口两旁至双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连坐被处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边远而死者不可胜计。对兵部尚书铁铉，则割了耳鼻，又割了肉烧了，塞到铁铉的嘴里让他吃，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铁铉至死骂不绝口。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凶手，骂得更厉害，终于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

　　第二节文治武功恢复洪武旧制，俭朴勤政朱棣执政，特别是在永乐初年，努力恢复洪武旧制，凡建文年间更改者，罢废殆尽。

　　首先，朱棣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与建文帝相比有所变化。凡在建文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却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建文帝曾说《大明律》量刑较前代往往加重，因而稍稍放宽。朱棣则声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看似恢复祖制，实际他的严刑酷法比朱元璋更有过之。他登上皇位后，对反对派的残酷杀戮令人发指。更为恶劣的是，朱棣强化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皇帝的亲军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为诏狱，它曾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后来朱元璋也认为这太过分，先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继而又宣布内外刑狱不得上交锦衣卫，而由司法机关审理。朱棣上台，重新设立了诏狱，而且刑罚花样翻新，为后世开了恶端。朱棣由藩王夺位，为钳制人口，又用宦官组成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厂卫联结，形成一个严密的特务网。

　　苏松重赋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建文年间曾宣布减免，而且解除苏松人不得在户部做官的禁令，这一德政也在恢复旧制的口号下被取消了。结果是“吴民大困，流亡日多”，特别是在迁都北京之后，苏松农民不仅要交纳重赋还要承担税粮北运的费用，负担更加沉重。更有甚者，朱棣连建文年间限制僧道占田的规定也予以废除。

　　建文年间，对官制作了若干变革，文职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朱棣上台则强调“悉复皇考之旧”，“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朱棣不注重文官，在他身边也常聚集着一些文士。他们不仅与皇帝一起说文论史，吟诗作赋，有时还参预机务。这些文士虽接近皇帝，但品级都不高，多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侍读官。他们在文渊阁入直，地处内庭，故称内阁。

　　内阁的出现，是明朝官制的一大变化。以后，阁权日重，逐渐成为明朝政务中枢。

　　朱棣夺得天下，主要凭借武力，所以他多少带有开国君主的气质，不少表现很像朱元璋，居安思危、俭朴勤政。

　　朱棣常以安不忘危告诫群臣。他说：“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事不谨，将至大患。小过不改，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永乐十五年（1417），他又说：“朕德凉薄，托于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认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微细事不敢怠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览，以熟悉政情。永乐初年，朱棣处事也较为谨慎。他自称“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其事于礼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蔽，故不得不勤。”

　　朱棣对民情也比较关心。永乐元年，他说：“朕即位未久，尝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近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朱棣比起后世皇帝也还算是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下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1414），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衷衣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濯更进。”这一点和朱元璋相类。他说：“昔皇妣躬补绩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以上所述，不免有朱棣的自我标榜，有史臣的溢美，但与明代中后期的皇帝相较，实胜多多矣。明人称他“英武神授，决机应变，飙发川流，群臣莫窥其际。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均不为无据。可惜，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绩大为减色。

　　修书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压治国，但却锐意标榜文治。他喜欢聚众编书，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其中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

　　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 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 卷，共11095 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

　　朱棣修书为了标榜文治，同时也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明清之际的人将其比拟于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其用心实有深意。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史实的《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已经修成。但朱棣以为这部实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后，朱棣仍然不满意，又命三修。三修实录历时七年之久才完成，这时朱棣才说：“庶几稍副朕心。”重修实录无非是想掩盖历史事实，说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朱棣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自己不利者则片纸不留。

　　在掩盖历史事实的同时，朱棣更懂得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的重要，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至为深远。而朱棣在这方面的活动较其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边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朱棣曾说：“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人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因此，在朱棣的军队中有不少“鞑官”和“鞑军”，这些人在靖难之役中为他效了力。他即位后，更以优厚的待遇给予归服的蒙古军民，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外，还赐予衣、钞、牛羊、孽畜。有愿居京师者，还给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的，也如内地设置卫所。这些卫所以当地酋长为首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首领定期入塞朝贡。他们带来马驼牛羊，而朝廷赐予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高傲的大明皇帝为保住尊严，只好亲征了。

　　永乐八年（1410）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征鞑靼，均未见效。就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未对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乐年间也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哈密卫的建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地处西北要冲。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则以“诸番领袖”的地位，为朝廷“译诸番贡表，侦察向背”。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对钳制蒙古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东北地区，居住着以女真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元朝曾在这里设立辽阳行省。朱棣特别关心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北征中，他曾详细询问当地风土山川。永乐元年（1403），朱棣派人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招抚诸部落。奴儿干地方在元朝先后归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永乐二年（1404），朱棣下令在这里建立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并派钦差内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乐年间，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儿干地方视察。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边上修建了永宁寺，供奉观音、佛像，并立碑为记。《永宁寺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建立的经过，和明朝对当地管理的情况。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并“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奴儿干都司的统辖范围极广，西起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卫（今鄂嫩河流域），东到黑龙江下游的囊哈儿卫（今库页岛西岸北部郎格里地方），北起古里河卫（今精奇里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卫（先在今绥前河流域，后迁至辽宁苏子河上游）。明初所建卫共二百个。这些卫所的官员大都由本地酋长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但他们的任命、袭职、升迁、罢黜都要由明廷决定，由朝廷颁给诰敕、印信，作为凭证。各级官员要按规定定期到京师朝贡，朝廷根据官员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和赏赐。各卫所必须听从朝廷的调遣，执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卫所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各卫所若要迁居，也要经朝廷批准。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使节朝贡往返和文书传递，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交通驿站。这些驿站的建置，保证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管理的有效实施。永乐三年（1405），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了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贸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带称作西番。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宗教领袖亦即行政长官。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元旧制，尊礼当地宗教首领，并在西番地区设立了许多羁縻卫所。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南京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并亲自接见于奉天殿，又在华盖殿设宴款待哈立麻，给予大量赏赐。朱棣请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大斋七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祝福。不久，朱棣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诰印、金银、彩币、法器、鞍马，其徒也被封为大国师。永乐六年（1408），哈立麻归藏，朱棣又命中官护行。朱棣还敕封许多番僧以王号，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等。朱棣还命阐化、护教、赞善等王和川藏诸族修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从此，朝廷与西藏地方“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这些做法，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有所加强，但朱棣所封番僧过多过滥，也有流弊：“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宫，公私骚然。”

　　永乐初年，贵州地方思州宣慰使田仁智之子田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分别承袭了宣慰使的职位，因争夺沙坑之地，互动刀兵，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朱棣派行人蒋廷瓒前去调查此事。田琛随蒋廷瓒入京辩白。朱棣劝他守土安疆。田琛回去后，仍不思悔改，于是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率校卫将二人秘密抓获，逮至京师处斩。为了安定贵州地方，朱棣下令将思州宣慰使司改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司改为思南府，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辖一司六府十五卫和若干千户所。贵州布政司的建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节长驾远驭迁都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于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但朱元璋早有将国都北迁之意，他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这时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

　　朱棣起于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后立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朱棣下诏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朱棣说：“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当时，朱棣已将镇守边塞的宁王、谷王内迁，并将处于北京东北的大宁都指挥使司南迁至保定，山西行都司的一些卫所也迁到北京以南，因而北部边防空虚，北京直接面临前线，许多人据此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其实，朱棣另有目标，永乐十四年六部都察院给朱棣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朱棣迁都的本意：（一）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二）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八年朱棣颁布的迁都诏更明确提出要“君主华夷”，而北京“实为都会”。因此，朱棣的迁都北京（即元大都），其目的主要在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改安南为交阯自朱元璋以来，明朝与周边诸国大多都保有通使通贡的关系。明朝皇帝即位要诏谕各国，各国国王拥立、袭位都要到中国请封，即求得中国的承认。每值节日或喜庆丧葬，明与各国间都要遣使庆吊。许多国都派有学生在明朝的国子监中学习。朱棣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常常通过使臣给外国以大量赏赐，而不计较贡物的多少，且准其携带货物到中土贸易，即使有时违反中国禁令，也不予追究，这在当时叫做“怀柔远人”。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来到中国，礼官李至刚说，根据惯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应该命有关机构严格检查来船，凡犯禁物资全部籍送京师。朱棣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员到京师朝贡。朱元璋派使封其首领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钮涂金银印。诏书称颂他在朱元璋一即位便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朱元璋希望他“永为藩辅”，并赐给他明朝的历书《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等物。从此双方往还不断。

　　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为安南国王。胡■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胡■等豪霸一方，侵夺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修好，而侵掠如故，并强收占城为其从属，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之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至明廷，请求发兵诛讨叛逆。云南宁远州又告胡■侵夺七寨。胡■闻讯，遣使到明廷，佯称谢罪，请迎归陈天平，立为国君。于是朱棣派广西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还国，并敕封胡■为顺化郡公。不料，这一行人在归途中，中了胡■设下的埋伏，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败还。朱棣闻讯大怒，决意发兵征讨。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张辅代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传檄数胡一元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但耆老一千二百余人前往军门陈说：“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人可以继绝。安南本中国之地，请仍划入中国，如同内地郡县。”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朱棣下诏，凡陈氏诸王被弑者都给予赠谥建祠治冢，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亡死暴露者加以掩埋，居官者仍任旧职，与新任官员共同治事。黎氏的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全部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依者收入养济院，又征求怀才抱德之士，凡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者，但有一技之长，都送往京师录用，先后被举者达九千余人。后黎季犛被安置广西为戍兵，其子因善兵器，被赦免录用。这是永乐五年的事。

　　应当说明，朱棣打安南，并在安南设交阯布政司，是违反当地人民愿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发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称为前安南王孙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到交阯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人情骚动，直到宣德初年，仍不能平安，明廷不得已于宣德五年（1430）撤销交阯郡县，仍令安南为蕃属。

　　遣郑和出使海外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明朝人对海洋的概念，是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为东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残余，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募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在永乐元年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到了永乐三年，郑和的航海活动便开始了。

　　郑和奉命出使，先后到达三十余国，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强了明朝与西南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朱棣在国内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巩固。郑和的航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四节宫闱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便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徐妃册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有不同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妃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徐皇后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皇后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她还曾将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皇后明于治理，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二十篇，及《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乐五年（1407），徐皇后病逝，临终时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后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调护。徐后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姿质秾粹，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1410），权氏随朱棣北征，在还师时死于山东临城。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便是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虽为长子，又仁贤，却不为朱棣喜欢。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搀扶，还不免失足，当然难以带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欢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他从小不肯读书，为人凶悍，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几次救朱棣转危为安。朱棣想立他为太子，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大学士解缙的死，黄淮的下狱，就与他们跟朱高炽的关系有牵连。幸亏朱高炽有位聪明伶俐的儿子朱瞻基，很受朱棣宠爱，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后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想夺取皇位，这时是朱瞻基（明宣宗）在位，亲自率兵东征，兵临城下，朱高煦不战而屈。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为赵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殇。朱棣的母亲是谁？自明朝以来便众说纷纭。按宗法制说，谁与朱元璋最亲，谁便有资格做皇帝。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这一招确实在他夺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们逐渐发现各种官私记载与朱棣所说大不相同，这些记载之间又互不相同。有的说朱棣与周王朱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晋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说朱棣是达妃所生，太子与秦王、晋王则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则说朱棣的生母是碽妃。还有说朱棣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妃瓮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的高丽妃所生的。

　　朱棣既然说他是皇帝亲子，皇后亲生，他于即位后便无法改口了，应有的礼仪封典也只能给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明南京《太常寺记》认为是碽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皆李妃所生。这不仅从看守孝陵的阉人口中得到旁证，而且明朝就有人为此专门进入寝殿探寻究竟。果如《太常寺记》所记；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座位南向，左淑妃李氏等座东向西，惟碽妃座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碽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于其他妃嫔。原来这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朱棣为了自己皇位坐得稳一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碽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明人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关于碽妃，有的野史说她是高丽人。燕王出生后，马皇后养为己子，便将碽妃赐死了，据说是用铁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确实，已不得而知了。

　　朱棣好色，吃饭要有宫女伴唱，晚年朝参也要有宫女陪伴。这在明初是很特殊的。他曾多次派人到朝鲜去选淑女，弄得朝鲜君民不得安宁。朱棣最宠爱的朝鲜妃子权氏享年不永。对她的死，起初无人怀疑。后来宫人吵架，有人揭发是朝鲜妃子吕氏串通中官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妃。朱棣大怒，将中官、银匠处死，命令用烙铁烙一个月杀死吕氏，并杀死吕氏在宫中的从人，牵连至死者达数百人。其实这是个冤狱，到朱棣晚年才暴露出来。永乐十九年（1421），诬陷吕氏的宫人鱼氏与宦官的私情被揭发，二人自杀。朱棣将他们的侍婢拘捕审讯，侍婢们因受不了拷掠，诬服认罪，并说要谋杀朱棣。这一来非同小可，后宫连坐者竟达二千八百人之多。行刑之日，朱棣亲临刑场，看着她们被一一剐死。有的宫人在临死时大骂朱棣：“自家阳衰，故私少年寺人，何咎之有！”两案所杀竟达三千余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朱棣何等阴毒残暴！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年，他六十五岁。

　　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了，然后将锡匠杀死。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炽即位，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1538），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第五节余论一代雄主明成祖朱棣的业绩不仅对明朝，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

　　永乐十八年（1420），就在朱棣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修完，交阯的战事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山东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

　　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迁都，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都出现在永乐一朝。虽然这些事就朱棣来说，是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但它们同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们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皇朝虽未易姓，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使它立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但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为了巩固统治，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必须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过他，完善了中国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第五章方孝孺解缙第一节方孝孺方孝孺（1357—1403），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明初著名政治家。

　　方孝孺生于元末乱世，但宁海地处偏僻，没遭战火之殃，他的童年生活尚安定。他的家庭虽不富有，但世敦儒术，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所以他从小受到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天资聪颖，六岁能诗，十三岁善作文，千言立就，乡人呼为“小韩子”。他读书时全神贯注，“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看到书中刊载的圣贤事迹和贤良形貌，便悠然神往，慨然生愿学之心。

　　洪武四年（1371），其父方克勤受任为济宁知府。方克勤是一个循吏，他以民生为念，克尽职守，他认为，民之为乱是苦于徭役、迫于饥寒；治国之道在举贤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敛、明教化。当时朝廷有诏，开垦荒地，免税三年，“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这期间，方孝孺侍父宦游，父亲的言行无疑对他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后来在书中写道：“某少则嗜学，窃有志于斯道，自从先公学经，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循吏，也未能逃脱朱元璋的专制魔爪。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方孝孺扶丧归葬，哀恸行路。

　　方克勤行将流戍之际，命方孝孺拜太师宋濂为师。宋濂性诚谨，所学上溯到王鲁斋，远承朱子，是理学中程朱一派的传人。方孝孺从洪武十年（1377）至浦阳师从宋濂，直到洪武十三年秋归省祖母，几年中，在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学术上均“尽出其下，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先生顾未视文艺，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于理学渊源之统，人品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故，名物度数之繁，靡不会通底极，见于论著..先生留浦阳越四寒暑，尝以周孔自处，海内之人亦咸谓程朱复出矣”。甚至有人想看看他的形貌是不是真的像古人。就学浦阳的四年，对方孝孺影响至大，他自己谈到：“就太史公学于浦阳，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发是胡党，宋濂连坐要处死刑，得马皇后解救，才被免死流放茂州，不幸死于途中。

　　自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三十一年，这段时间，方孝孺基本以读书、教学、著述为业。他的《四忧》等箴、《君学》杂著、《周易考次》、《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大易枝辞文统》等著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满腹经纶的方孝孺，当然并不满足于著书立说的书斋生活，他踌躇满志，欲以所学来经邦济世。他曾慨然陈词：“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天苟欲治斯世乎，仆将抱遗经，陈之达者而施之于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书，授之其人，乐之以终身，亦未见其不可也。”他的政论文章中也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君尽教养之职，民守奉上之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治理国家，应当尚德缓刑，以修身、教化为主要方法。

　　洪武十五年（1382），吴沉、揭枢荐方孝孺于朱元璋，次年，方孝孺应召如京，见朱元璋于奉天门，陈说颇称上意，朱元璋欲留为子孙光辅太平，便令他去觐见太子。太子赐宴，宴几稍稍歪斜，方孝孺不肯就座，必正之才坐。有人如实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对皇太子说：“此壮士，当老其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又应召到京，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乃授其为汉中府教授。蜀献王也久仰其贤德的名声，聘其为世子师，十分尊重他，给以特殊的礼遇，并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后人因称其为“正学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日侍左右，备顾问。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尽复三代之治，把理想变为现实。他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一改革进程为靖难之役所打断。

　　建文元年（1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经四年作战，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特意对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劝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告以“彼自焚死”。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很不耐烦，只说：“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笔札，要方孝孺拟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即使十族之诛也不屈服。朱棣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大抓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十分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劝他：“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九族全诛后才磔方孝孺于市。方孝孺视死如归，就戮前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其门人廖镛和弟廖铭检遗骸掩埋于聚宝门外山上。族诛之前，他的妻子郑氏和儿子中宪、中愈自经死，女儿贞、淑投秦淮河死。族诛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后来成祖时修实录，说方孝孺曾磕头求生。李贽指出：“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而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魏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成祖既杀方孝孺，为避杀忠臣的历史谴责，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其著作有《孝经诫俗》、《周易考次》、《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幸有其门人王稌潜录集其文，才得传于后世。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一刻再刻，不少人因重其气节而重其道德文章。

　　皇帝也知道忠义之臣的价值。明仁宗谕群臣：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诏：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清高宗“褒其大节凛然，无忝纲常”，批示：“正未可以谋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滥诛泄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无可恕耳。”

　　方孝孺的成仁取义，朱棣的残酷杀戮，忠义无畏与奸邪残暴就这样谱写成历史。

　　第二节解缙青年才子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于兵乱。父亲解开因此伤透了心，居家守业，不肯出仕为官。朱元璋建国之初曾召见解开，同他讨论元朝政事利弊，并想授予他官职，解开却辞谢而去。解缙自幼在家中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他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①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篇题为《大庖西封事》的开头用批评的口气说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当同符尧舜，师表百王”。“既皆远过于汉宋，又何谦逊于唐虞？”这实际上难免变相吹捧之嫌，这样也才为后面的批评奠定了一个恭敬忠诚的基础。歌颂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评的是当时的弊政。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解缙所批评的都是朱元璋已经考虑到，但却没有听到臣下讲过的，这正是封事的巧妙之处。

　　首先批评“用刑太繁”，留下了“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国。据《明史》记载：“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而明初的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①。解缙批评“用刑太繁”的时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齐律令的时候，言辞虽激，却正是朱元璋已经着手解决的问题。

　　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后谈到读书，解缙劝朱元璋不要去读《说苑》、《韵府》之类“杂书”，并由此提出纂辑修书的主张，核心还是尊儒礼贤，不辱士大夫的身份，从而对士不为君用之法提出批评。当时朱元璋对臣下不能谏诤极为不满，解缙指出，这还是由于严法峻刑所致，从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宽些的要求。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还谈到了赋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问题：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0），“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①。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发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超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① 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 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①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是个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长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当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请求朱元璋置解缙于法。朱元璋虽然对解缙感到不满，但他还不想加之于罪。也许是他不愿在这时候去承担不惜人才的名声，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缙也丝毫没有接受教训，随后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万全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进士，他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解缙的御史也难以干下去了。

　　到处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官员，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在官场中是无法立足的。恰好此时解开以近臣父入觐，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像解缙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让他再回家进学十年，究竟学些什么呢？显然不是去学诗书儒学，而是去学为人处世的本领。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于对这位才子的爱护还是不满，已经很难说清楚。总之解缙从此离开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职，回家乡吉水读书去了。

　　仕途坎坷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解缙奉旨归读，前后达八年之久。不让他在政务中磨炼，却让他归乡闭门读书，用这种类似于冠带闲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实在令人费解。

　　这八年当中，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此外便终日在家中读书撰著，倒也过得自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缙得知后，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了九十高龄的父亲，赶往京师（南京）。他这样匆匆而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谁也说不清，是奔丧还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口谕随着他的去世已变得十分渺茫。结果是令人惊异的，人们竟然还牢记着朱元璋八年前的话，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解缙未满十年不得入京，却不是十年后的“大用”。

　　于是有司弹劾解缙违背诏旨，又有母丧未葬，父亲九十高龄不当舍之而行，总之解缙这次入京不仅不是忠君之举，而且是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谪贬到地处陕西临洮的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吏。①在以宽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称的建文之政下，解缙这位才学之士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压制打击的话，恐怕再难找到别的解释了。

　　①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① 《明史》等书均作“河州卫”，但据《明史》卷九○《兵志二》所记，洪武、永乐中仅于河州设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后始改置河州卫。

　　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背井离乡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当吏员，其景况之狼狈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提什么“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凉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缙感到凄怆。他知道自己这是为声名所累，他写诗吟道：“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遥，黄叶飘萧更无数。”②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东南还乡的邹生，对解缙讲了不少关于六盘山、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举酒浇愁强自宽颜，心中却惦念着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闱，九十严亲双鬓垂；倚门斜日望子归，临风托寄平安字。”③解缙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徙雁门，后来因有人于唐朝时到吉州为官，才成为吉水人。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机会领略祖籍的山川风貌了。自幼生长在南方的解缙，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与吏卒们同伍，听从军卫官吏驱使。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凄中度过的。正月十五，河州到处挂起红灯，爆竹喧天，耍狮歌舞，彻夜不息。解缙却独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蠭午。”又想到自己幼时的生活：“我时七步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还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满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宫，年年看灯天九重。”如今却在河州这北国荒镇观灯，父亲也一定彻夜不眠，在灯下思念着远在边陲的儿子。①解缙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满腹经纶，却落得这般下场，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经常独自垂泪。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气。解缙终于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

　　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哈术来归之时，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稍忤机权，其徒必二。此类非一，后皆亿中，封事留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为文劾袁泰，泰衔恨至深，见尝切齿。但以不为屈膝之故，竟致排诬。累迹深文之语，皆非律令所该。伏蒙圣恩，数对便殿，申之以慰谕，重之以镪锡，许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序，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之诚欲绝。向非先帝之明，缙亦无有今日，是以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瞻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扬、粤之人，不堪寒苦，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与吏卒为伍，低徊服事，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有不测之忧，进不能尽忠于国，退不得尽孝子亲。不忠不孝，负平生学问之心，抱万古不穷之痛，为天下笑，为先生长者之羞。是以数鸣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鉴临，得还京师，复见天颜，少陈情悃，或遂南归，父子相见即走也，更生之日。临书不胜恺切愿望之至。①这一函书信写得很有点水平，首先谈到削藩，这完全是为应合建文时的政治形势，然后是表功示才，既有辩解申诉，又有哀求待怜。而且解缙选择②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四《西行示侄祯期还家》。

　　③ 《解文毅公集》卷四《长安别邹生》。

　　① 《解文毅公集》卷四《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五《寄具川董伦书》。

　　董伦作为相求对象，也是颇具心计的。建文中当权的官吏主要是齐泰、黄子澄，受知的官吏首称方孝孺，其次才是董伦。四人当中，他与方孝孺不甚相识，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被荐入朝时，解缙已经还乡归读了。齐泰、黄子澄均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比解缙早一科。解缙在京时，齐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溍属官，对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缙因此而不便相求。黄子澄与解缙曾同官翰林院，二人应当熟识，但可能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解缙转而求于年高望重的董伦。

　　董伦被这函书信打动，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常设。改定官制后，待诏隶于翰林院文翰馆下，成为一员供掌应对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为吏是强多了，但这远非解缙所愿。他十九岁登第，名噪一时，到三十余岁，却仅仅做到一个最低品级的备员，可算是时运不济了。当年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谋夺皇位，历时三年的夺位战争开始了。解缙并无出色表现，不知是出于上次贬官的教训，还是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只是随同诸臣们上些平庸的奏疏，说些众口一辞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以后。

　　建文四年（1401）六月，燕师攻抵京城（南京），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却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张。建文朝廷除去将他谪贬河州吃了些苦头外，也仅仅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他对建文帝无须报忠。当燕王朱棣率师入京时，解缙同极少数的几名翰林之臣迎附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记述：燕兵薄京城，（王）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弛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①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时，却又保留了这段记述。这中间记述解缙城陷前陈说大义，城陷后又迎附，似有贬斥之意，却很符合解缙本人的情况。这也无须指责，他希望受知于一个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内阁名臣解缙受知于夺位登极的朱棣还不仅仅因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为他草《登极诏》称旨。①《登极诏》本是让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的。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肯草诏。据说朱棣还曾命侍读楼琏草诏，楼琏不敢辞，归而自经。也有传说此诏出于括苍王景或无锡王达之手。②但是诏书出自解缙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他表现才华的机会，他从此开① 《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引许浩：《复斋日记》。②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附楼琏、王景、王达传》。

　　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诏书中指责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又讲到援“祖训”起兵“靖难”，屡战屡胜，及欲仿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自焚已死，迫于众议，拒之再三，勉强即位。随后便开列大赦蠲免，安民给赏等一系列条款。这便是所谓“称旨”的诏书。

　　第二个月，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从九品一下变成正六品。同时升迁的还有胡靖，由从六品修撰升为六品侍讲，吴溥、杨子荣由正七品编修升为从六品修撰，郑好义由从七品检讨升为正七品编修，都仅仅升迁一品而已。

　　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常命他们在身边备顾问，有时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

　　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等人大约也在此时被检入直内阁。

　　九月，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这七个人成为最重要的内阁之臣。几天后便是中秋，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查阅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将这千余件上书中有关军马钱粮数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难”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毁，以免群臣危疑。

　　“尔等皆宜有之。”朱棣当时大约是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诚然如此，众人都俯首不语了。

　　“臣实无。”修撰李贯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显然误解了朱棣的意思。

　　“尔以独无为贤耶？”朱棣不满地说道，“食其禄，则思任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①朱棣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这一年冬天，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时，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在原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中直书“靖难”事被逮杀族诛。

　　重修的《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解缙任总裁，实际主持工作。这次解缙表现得颇为慎重，书成“尽焚旧草”，以免引起麻烦。②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治杀戮建文遗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像解缙这样个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须慢慢改造自己。担任《太祖实录》总裁官对解缙来说是一种超擢的荣誉，他的同官，甚至高于他的官员们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明史》中称，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实际上解缙进官侍读学士是在建文四年（时称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①。《明史》的记述很可能是弄颠倒了。

　　这次改修实录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忌讳之处，并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历期年之久”②，到第二年六月便书成上呈。

　　改修《太祖实录》成书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皇后徐氏因此想到当年孝慈皇后曾命儒臣考订《列女传》，而未能修成，于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国初实录》。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② 复原吉：《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是要下令修纂此书。恰在此时，《太祖实录》完成，朱棣便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只用了半年时间，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时间虽不长，却颇下功夫，朱棣并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缙随祭太庙后，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③依然是为修书之事。

　　这颇符合解缙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万言封事时，就曾建议朱元璋这样做。不过在修书的宗旨上他又有与朱棣不甚相合之处。朱棣主张大而全，不厌浩繁，解缙却反对收录过杂，他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和史籍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缙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宫中设宴，朱棣与近臣一起赏月，哪知天公不作美，浓云掩月，令君臣们有些扫兴了。据说解缙当即口占《落梅风》一首：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①词虽无奇，那股不罢不休的劲头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兴起来，又让他作长歌。夜半，浓云渐散，明月当空，朱棣不胜欣喜说道：“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这时候他们君臣之间已融洽到顶点了。②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解缙等人将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起初他很满意，但不久便发觉了其中的不足，并决定重修此书，这便是后来成书的《永乐大典》。这次除解缙外，又命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刑部侍郎刘季箎共总修书之事。陈济等兼通百家的布衣之士也被请来担任总裁。修书过程中，朱棣亲自过问了进展情况。永乐四年（1406）他在文渊阁召见了解缙等人。

　　“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解缙如实回答，于是命人四出购求书籍。③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罚。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他修书时的偏执，而是因为立储之争。

　　在永乐五年（1407）春天解缙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敕修书外，还始终作为内阁近臣参预机务。当时都察院有陈瑛，吏部有蹇义，户部有郁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负其责的重要大臣。解缙等近臣的职责主要是备顾问，而在当时，诸需顾问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过于立储。

　　朱棣的三个儿子中，二儿子朱高煦“靖难”中随军征战有功，与一批武臣往来甚密，一心要夺嫡。小儿子朱高燧也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因此长子朱高炽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不过朱棣真要废长立幼，一时还难下决心。

　　据说当时朱棣曾命群臣题《虎彪图》，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相互亲昵。解缙提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①朱棣为之所动，于是将朱高炽由北京召回。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① 《解文毅公集》卷四《中秋不见月》。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中秋无月诗》。

　　① 《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题虎顾彪图》。

　　朱高炽回到京师（南京）后，立储之争更显突出。据《明史》记述，首劝朱棣立长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金忠是“靖难”功臣，曾辅太子居守。他不仅列举历代立嫡故事相劝，而且将此事告知解缙、黄淮、尹昌隆等人。解缙当然是支持此议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机会必定直陈不顾，于是当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见时，他便明确表态了。

　　“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解缙不仅极力维护嫡长制度，而且明确拥护朱高炽这类文德的储君，反对朱高煦之类的凶悍武夫。他见朱棣不吭声，知道他尚在犹豫，顿首道：“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长子朱瞻基。解缙知道朱棣最喜爱这个长孙，特以此相劝。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太子遂定。这件事后来传到朱高煦耳中，他于是对解缙怀恨在心。

　　永乐二年（1404）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为明朝科举盛事，共取录四百七十人。这其实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有旧①，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属吉安府。而主考的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后来解缙被劾廷试读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试后不久便正式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被任右春坊大学士，这时侍臣们又修竣《文华宝鉴》一书，书中辑入古代人的嘉言嘉行，专用以教导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解缙等人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说《文华宝鉴》，他确实以东宫官属为己任，于是与蓄谋夺嫡的汉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趋激化。

　　解缙却似乎并无明显觉察，他的书生气并没有改掉多少。这一年饶州鄱阳教书先生朱季友将所著批评宋儒之书上呈，解缙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将“谤毁圣贤”的朱季友置于法。结果朱季友被押还乡里，杖一百，销毁所著文字，不许称儒教学。解缙很有些儒家正统卫道士的味道，他见到汉王宠遇日隆也要站出来讲话：“是启争也，不可。”这都是朱棣最不爱听的话，他给予汉王宠遇也有些出于无奈，“靖难”中为使汉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许以立储，如今未能兑现，难免有所容让，解缙却偏要揭穿这件隐私，朱棣自然十分恼火，骂他“离间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断进谗，解缙渐遭疏远，最终成为这场夺嫡斗争中的牺牲品。

　　据《明史》记述，“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似乎由此而表现出矛盾公开化。但据《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四年（1406）三月初一，朱棣亲临太学致祭奠礼，同一天，“赐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六员二品金织罗衣各一袭”①。这是解缙在朝时最后一次赐衣。第二年再赐黄淮等人西洋及高丽布时，解缙已被出为广西参议了。

　　解缙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乐四年（1406）三月，他还主持了会试和廷试，他同祭酒胡俨一同去观放进士榜时，还在一起开玩笑，说：“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可耳。”因为胡俨不是甲科出身，胡俨也开玩笑相讥道：“彼固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莲竹轩记》。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辛卯。

　　亦有侥幸得之。”②此后便发生了解缙反对出兵安南之事。如果说解缙在立嫡问题上的所为还是针对汉王其人的话，那么反对出兵安南则是与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则将解缙立储之议传播开来，并反告解缙泄禁中语，书生气十足的解缙便抵挡不住了。这些才是解缙被出任外职的直接原因，至于说他廷试读卷不公，则只是找寻藉口罢了。也有人说此事与黄淮有关，黄淮“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①。

　　惨死狱中永乐五年（1407）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带有明显的贬黜性质，因此史书中大都将此记为“谪贬”。但是《明太宗实录》中用了一个“黜”字，这似乎更准确些，因为解缙是从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出任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从任官品秩变化看，还不能说是谪贬。当时胡俨也由内阁改任祭酒，这二者当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则将他们并记为阁臣外任的例子。②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树敌颇多的人，一旦离开近侍的位置，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解缙整装上路，礼部郎中李至刚却又告他“怨望”。解缙虽然也可能会有些牢骚不羁之辞，但李至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报复。当初朱棣曾书写了一些廷臣名字，让解缙评论，他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别人大都有赞有贬，惟独李至刚，只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刚的报复使解缙被改官交阯，督饷化州。

　　关于这次改任交阯的记述有些含混，因为直到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设置交阯布政使司，解缙却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当时解缙很可能是以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身份去督饷化州。

　　解缙似乎也并不在意这次出任，离开朝廷反而使他恢复了文人性格，他在交阯三年，除去公务之外，依然是撰文赋诗，与友人唱和。

　　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师，他谒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师的，汉王朱高煦便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汉王的目的在攻击太子，但结果是置解缙于死地。

　　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便已离开京师前往北京；解缙不应不知道，他却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归京师前夕离去，这一巧合也给汉王的诬陷提供了依据。

　　解缙离京后，道由江西、广东往交阯，一路上同翰林检讨王偁游览山川名胜，吟诗作赋，甚至为人撰写墓志，丝毫没有预感到祸之将临。途经广东时，因交通不便，他又忽萌开凿赣江（章江）的念头，并且写成奏疏上呈。朱棣回京后得到朱高煦的奏报已经十分恼怒，随即又接到解缙请凿赣江的奏疏，他怒道：“人臣受事辄引而避去，乃更欲劳民如此！”①命逮解缙、王偁下诏狱。

　　②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解胡观放榜对答》。

　　① 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八月甲子。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阁臣外任》。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第二十《解缙传》。

　　这是永乐九年（1411）六月，解缙的仕宦生涯结束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半的狱囚生活。

　　解缙初入狱时曾遭到严刑拷打，因而辗转牵连到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及李至刚等人，都被逮入狱。王偁、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等人先后瘐死狱中。

　　掌锦衣卫诏狱的都指挥佥事纪纲是个凶残的酷吏，但他是诸生出身，颇好风雅，对解缙的才学久有所闻，渐渐与他熟识起来，解缙在狱中便不再多吃苦头。按照解缙的性格，这狱中三年应该有不少诗文之作，但文集中却鲜有所见，只有一篇《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从行文中可知作于永乐十一年（1413），正是他在诏狱中时。①另有一首题为《忧患中寄友》的诗写道：“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②可能也是狱中之作。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十五日，朱棣在午门与群臣观灯时发生火灾，都督马旺被烧死。几天后，朱棣照例下令蠲赦修省。大概纪纲认为这是解缙获释的机会，在上锦衣卫囚籍时，将他的名字一起送上。

　　“缙犹在耶？”朱棣不仅没有赦免之意，而且明显是要置解缙于死地。

　　纪纲也无能为力了。他回去后设酒与解缙对饮，并为之泣下。解缙一切都明白了，而像他那样一个个性极强的才子，是不会惜恋狱囚生活的。解缙开怀畅饮，仿佛不知道这便是最后的晚餐，直到醉得不省人事。酒醉后的解缙被埋到积雪中，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一年他仅四十七岁。

　　发生在封建皇权极端专制机构锦衣卫诏狱中的这一幕悲剧，记写了一个不能按照封建专制模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的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三《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

　　② 《解文毅会集》卷六《忧患中寄友》。

　　第六章姚广孝夏原吉第一节姚广孝姚广孝（1335—1418），明初以僧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姚广孝幼名天禧，字斯道。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的难民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祖父、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当父亲给他讲授医药知识时，他鼓起勇气对父亲说道：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挣得一官半职，干一番荣宗耀祖的大事。

　　尽管姚家祖辈事佛，但是当有子孙真正要出家为僧时，还是引起了一番争议。他的伯父姚震之支持，说道：“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①父母听后送他于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从此开始了出家人的生活。

　　姚广孝出家后不仅学佛，而且读书工诗，“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①，并研治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博通佛、道、儒诸家之学。了解他的友人说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②姚广孝则在勤奋学习中成为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他自己也说：“余少为浮屠而耆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③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好友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比之于唐代诗人王、杨、卢、骆。其中徐贲家居望斋门外，故号北郭生④。比邻而居的高启⑤、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但当他们劝姚广孝弃佛归儒时，被他用无言长笑拒绝了。姚广孝并非“阳释阴儒”。大约至正二十三年，他从遇庵和尚于径山习禅，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开始了佛、儒二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诗文酬和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的出家人，倒像个胸怀大志的书生。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虽有逃禅之心，却并未真正成为“方外之人”。这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写的一篇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斥牟文》中得到充分反映：“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视苗之长否，有老农泣于旁。余问其故，曰：夫虫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⑥他借田间虫牟以指斥人间虫牟，他一刻都不曾脱离现实社会。在那群雄辈出的时代，寒微的家世，器宇恢弘、性怀冲淡的天资，丰富的生活经历，这一切都为姚广孝投身政治舞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史》记其“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① 王鸿绪：《明史稿》卷一三四《姚广孝传》。

　　① 《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③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八《读至天隐文集》。

　　④ 万历《长洲县志》卷十三。

　　⑤ 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五《答衍师见赠》。

　　⑥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六《斥牟文》。

　　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他也曾为此写诗道：“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①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之路：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但是，谁曾想到，他竟在这条道路上摸索了十五年。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取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失去应诏机会。从他的诗文中可知，他卧床不起，直至次年正月初六。当他大病初愈起身试步，与友人同到檐下小憩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院，引起众人注意。友人们对广孝说道：“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异日文章当有大进矣。”但姚广孝所思非仅如此，他在当即所赋诗中，用“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的诗句抒发了自己的鸿图大志②。

　　洪武八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而于次年春“赐还吴门”，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吟出了《京口览古》的寄情诗：“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③同行僧宗泐窥知其诗意道：“此岂释子语耶？”广孝报之以一笑。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辟一小室曰“莲花室”，“盖期当来极乐国中莲花生也”。从此他在海云院禅居四年之久，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①。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②。这时四十七岁的姚广孝已经倚杖而行了。正当他感到“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时，因宗泐荐，于洪武十五年（1382）再次被选高僧赴京，这才成其毕生事业的开端。明人刘凤说：“时运方遘，则异才出焉。”③姚广孝这个兼通佛、道、儒的怪杰，在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得到发挥其才能的机会。

　　姚广孝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活动，是策划发动“靖难”之役。《明史》说他：“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

　　姚广孝到北平庆寿寺后，经常出入燕王府，“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这些密谈内容当与“靖难”夺位有关。在姚广孝的思想深处，是对朱元璋“为政严猛”怀有反抗情绪的。他的故旧，几乎都成了洪武严政下的冤鬼。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对姚广孝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在燕王朱棣“靖难”起兵的关键时刻，姚广孝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明人盛传当时姚广孝曾以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起兵④。为增强燕王朱棣起兵决心，姚广孝还曾推荐著名相士袁珙，相称燕王为“异日太平天子”。“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⑤姚广孝与袁珙不同于那种空口欺人的术士，他们用意在于促使燕王起兵。姚广孝曾对①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赠相士袁廷玉》。

　　②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三《五色雀并序》。

　　③ 《明诗纪事》乙签卷三《京口览古》。

　　①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五《莲花室铭序》、《紫竹杖铭并序》。

　　②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四《送芳上人游甬东序》。

　　③ 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④ 唐枢：《国琛集》卷上；高岱：《鸿猷录》卷七《靖难师起》。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当时形势有过一段极精辟的分析：主上（建文帝）猜间宗室，侵渔齐藩，所戮辱囚首隶士伍，盖五王矣。

　　虽未及燕，燕可觊幸免耶？..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护卫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淮南，此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不，南机或先发，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①从“靖难”之役的过程看，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又帮助燕王朱棣作了军事准备。“王意益决，与道衍选将练兵，收召材勇异能之士。”②燕王府以其独具的条件，保持元官旧制，殿院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建文元年（1399 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叛燕上变，朝廷命逮燕府官属。与此同时，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叛朝廷密入燕府告急。燕王闻报“戄然起立”③，召姚广孝、张玉、朱能等定计起兵，一场酝酿已久的夺位战争终于爆发。姚广孝在指挥这场战争中，也发挥了较大作用。朱棣曾说：“朕靖难之初，卿侍左右，谋谟弼赞，裨益良多。”④《明太宗实录》中亦称：“上每出师，命侍世子居守，严固备御，抚绥兵民，与赞谋策。”⑤其具体记述，主要有如下五事：1.“靖难”起兵誓师时，“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当时确有天气之变，《奉天靖难记》卷一亦记：“俄，阴晦，咫尺不相见。少焉，东方云开，露青天仅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姚广孝随机应变，以固军心，表现了过人之智。

　　2.“靖难”出师后，“留世子守北平，僧道衍、郭资、内使赛因帖木儿等辅之。”①“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

　　3.建文二年六至八月，“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这是燕师首次失利。九月九日重阳是在战败气氛中度过的。姚广孝当日写道：“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可怜时节梦中过，谁对黄华有笑颜。”②他已不仅是风雅飘逸的高僧，而且是肩负战争重任的主角。

　　4.东昌之战，主将张玉阵亡，燕师大溃，退守北平，士气大挫。据传出师前，姚广孝曾称：“师且捷，费两日耳。”东昌战败后，他又称：“臣固已言之，昌于文两日也。此后全胜矣。”③这不是一般的诡辩，而是稳定军心的措施。当时燕王欲稍休息，“道衍力趣之”，在他的安排下，为东昌阵亡将士的祭奠，成了再次出征的誓师。

　　① 王世贞：《名卿绩纪》卷三《姚广孝传》。

　　② 夏燮：《明通鉴》卷十一，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③ 《明史》卷一四六《张信传》。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壬申。

　　⑤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① 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元年七月壬申。

　　②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九日感怀洪武三十三年作》。

　　③ 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

　　5.燕师直捣南京，亦出自姚广孝之谋。他力主“毋下城邑，疾趋京师。

　　京师单弱，势必举”。燕王“从之。逆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姚广孝的活动贯穿了战争全过程。史料的缺乏，并未能掩盖其重要作用。这已为历代史家所公认。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①这是对其在“靖难”夺位中所起作用的最概括的肯定。

　　对于姚广孝晚年的传统说法，认为他功成身退了。这种说法出于对其特殊身份的推测。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攻入南京，夺得皇位。同年十月，姚广孝奉旨离北平南下，回到阔别二十年的南京。此时他已是六十八岁高龄。“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②功勋卓著的姚广孝并未脱去袈裟，并因此辞官不受。但是由此而得出功成身退的结论，则值得商榷。

　　建文四年十月，姚广孝受官僧录司左善世，这个秩仅六品的僧官位置，对于“靖难”首功的姚广孝虽显不宜，然就其和尚身份来说，却又是必任之职。当初这个佛教最高职位原由溥洽担任。“太宗即位，召斯道衍公于北京，命主教事，公（溥洽）以左善世逊衍，而己居右。”③永乐二年（1404）四月，姚广孝再受太子少师之职，成为当时文臣最高秩（正二品）。这与一般官吏升迁不同，因此被附会了一些传说。尹守衡《明史窃》称姚广孝因左善世品秩过低，朝班立阶下，面露不豫之色，为太宗朱棣所察，即授太子少师。焦竑《国朝献征录》则记其屡辞官不受，朱棣“令人潜以冠服披体，亟命宣谢，不得已，受命”。传说虽有不同，但认为姚广孝理应得官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当然，长年出家为僧，对姚广孝不无影响。他在出仕与退隐问题上确曾有过矛盾心理。他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借长江风疾浪高船行艰险，比喻人世。“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他对于人心难测，“一笑杀人顷刻间”的官场争斗感到厌倦，认为“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他用“老年无事不江行”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退隐之心①。他把千秋功业，视如黄粱梦断，想往着归依青山的生活。

　　成功后的姚广孝与前有所不同。他不再以刘秉忠自命，并一再称自己“不是高阳酒徒（郦食其）”，“不入非熊（姜子牙）梦”②。他将自己比作“既倦终宵巡瓮下”的老病之猫，并为“谁念前功能保爱”而深感不安③。洪武功臣的悲惨下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何况此时他已不再是满怀抱负步入禅门的青年，而是已近暮年的老人。谈迁曾说：“当公贵显，年殆七秩，桑榆垂尽，何论婚宦哉。”④但在姚广孝思想中，也有“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闲”的一面⑤。当他以功臣身份与皇帝同在京师正月十五观灯时，事业成功的喜悦，对知遇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明史》。

　　② 王鏊：《姚少师像》，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一。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壬集《南洲法师洽公》。

　　① 姚广孝：《逃虚集·题江行风浪图》。

　　②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题独钓图》。

　　③ 姚广孝：《逃虚集·咏病猫》。

　　④ 谈迁：《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⑤ 姚广孝：《逃虚集·送范生过古北口》。

　　之恩的感激，又使他踌躇满志⑥。

　　暮年的姚广孝虽未任七卿要职，然所任太子少师却是实职，与后来此职不同。“时上狩北京，广孝留辅太子。自是以后，东宫师、傅终明世皆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①永乐二年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师后两个月，姚广孝又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这次还乡的兴奋中，也伴随着怅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他将父母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他并未退隐，回京后畜养一只雄鸡，每晨闻鸡而起，壮心未已地度过了一生最后十数个年头。他因忙于清理教务，常负友人之邀；他又辅导太子居守京师，并为太孙讲读华盖殿。而他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则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

　　原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并未理解皇帝指令编修这部巨帙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书成上呈，定名《文献大成》。“既而上览其书，更多未备，复命姚广孝等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二万多卷巨帙的类书，在姚广孝主持下完成，定名为《永乐大典》②。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从此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在晚年写给夏原吉信中说：“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发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①他显然不是挂名监修，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所见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重修，所用时间和全书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书成，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八十四岁高龄的姚广孝奉诏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庆寺后就病倒了，临终无一语及私。但却提出了释放建文帝僧人溥洽的请求。这大概不仅出于与溥洽同为出家之人的相怜，而且是一种寻求解决朱棣夺位后与建文帝及其诸臣关系的暗示。他始终不能脱离政治家的本色，然而他毕竟带有出家人的修养与淡泊。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他被依僧制安葬在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撰的祭文。祭文追忆他辅成“靖难”的功绩，并说：“朕统承天位，图任旧人，特授卿以官僚之位，朝夕启沃，资益良深。..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②诚然如此，像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是明朝的唯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⑥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永乐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京都放灯甚感赋近赋二首》。① 龙文彬：《明会要》卷二九《职官·东宫六傅》引《弇山集》。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① 《明经世文编》卷十三《与夏尚书》。

　　② 民国《相城小志》卷二《姚少师祠堂记》。

　　第二节夏原吉夏原吉（1366—1430），字维喆，祖籍江西德兴。其父夏时敏在湖南湘阴任教谕，于是定居湘阴。他前后主管户部二十九年，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夏原吉幼时，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非常艰难。他发奋学习，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洪武中被举荐到太学学习。朱元璋选太学生充实朝廷，夏原吉被选中，分工抄写朝廷有关的文件。同去的太学生不以为然，嬉笑喧闹，而夏原吉则一丝不苟，正襟危坐，其举动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被提升为户部主事。夏原吉到户部任职后，兢兢业业，把复杂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受到尚书郁新的关注，在户部站稳了脚跟。建文帝时期，他顺利地升迁为户部右侍郎。

　　朱棣即位后，夏原吉又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有人向朱棣挑拨离间，说夏原吉在建文中用事，不可信用。朱棣置之不理，派他赴江南浙西治水，委以重任。夏原吉到浙西后，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接太湖，并因地建闸，用来蓄水或泄水。治水期间，夏原吉布衣徒步、日夜操劳，既使是在盛暑烈日之下，也不令仆人张盖遮阳，真正做到了与民同甘共苦。永乐三年（1405），户部尚书郁新死后，朱棣将夏原吉召回朝廷主管户部，主掌国家的财政大权。夏原吉从全国的财政状况出发，提出“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①的建议，朱棣欣然采纳。夏原吉尽职尽责，努力熟悉财政业务，将户口、府库、田赋等数字都写成小条，带在怀中，随时检阅。据说有一次朱棣向他问起天下钱谷数字，他的回答既迅速又准确具体，朱棣感到非常吃惊。《明史》中评论夏原吉说：“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官阙，供亿转输以巨万之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应之，国用不绌。”同时，夏原吉能够坚持从国家的财政实际状况出发，反对不正确的决策，不惜触怒朱棣。迁都北京的永乐十九年（1421）秋天，朱棣决定组织第三次亲征，向夏原吉询问边储情况。夏原吉据实相告：“比前出师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废。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迄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朱棣一意孤行，将夏原吉逮捕下狱，幸亏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至仁宗朱高炽即位，才复官职。

　　夏原吉被逮下狱后，家被抄没，家中除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瓦器。

　　夏原吉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人却廉洁自守，生活非常俭朴。他的弟弟到北京看望他，临走时，夏原吉只送给弟弟二石米。朱棣见到东西太少，觉得奇怪，夏原吉回答说：“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①朱棣过意不去，又赏赐了几匹好布。宣宗朱瞻基率军北巡，夏原吉随行，朱瞻基拿出夏原吉的干粮品尝，结果难以下咽，朱瞻基过意不去，赏赐给他一些为高官们特制的食品。

　　①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三。

　　夏原吉还是一个难得的识大体顾大局的人物。朱棣在位期间，他经常被秘密召见，讨论国家大事，但对于讨论的实际情况他绝不外传。一次他和几个同事雪夜饮酒后回家，路过禁门，有人主张直接通过，夏原吉认为不可，即使没人监督也要依礼而行。朱棣迁都北京，赞成与反对者形成对立的阵营，闹得不可开交。夏原吉深感不安，为保证迁都之初的政治稳定，他主动承担责任，使矛盾缓和下来。朱瞻基即位之初，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夏原吉和杨荣等人力主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叛乱很快被平定。夏原吉为人还非常大度，有雅量，“同列有善，即采纳之。或有小过，必为之掩覆”。平江伯陈瑄非常讨厌他，他却极力赞赏其才能。礼部尚书吕震曾在背后诬陷他，但当吕震为自己的儿子讨官时，夏原吉却为之力争。他的仆人不小心污损了皇帝所赐的金织衣服，他告诉仆人，脏了可洗不必害怕，有时仆人不小心污损了朝廷的文件，请求赐死，夏原吉却主动承担责任向皇帝请罪。山东唐赛儿领导的起义被镇压后，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却请求朱棣宽恕他们，结果没被杀害。史称其“有古大臣风烈”。

　　宣德五年（1430），夏原吉去世，朱瞻基封他为太师，谥号忠靖。此后，人们为了怀念他，还建祠立祭。著作有《万乘肇基集》、《东归稿》、《夏忠靖集》等。

　　第七章郑和第一节哈只世家郑和（1371—1434），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小名三保，人称三保（宝）太监。曾祖父叫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朝觐，故有“哈只”之称，受到乡里的敬重。郑和弟兄二人，哥哥叫文铭（或作文明），还有四个姐妹，其事迹不详。

　　洪武十五年（1382），郑和十二岁时父亲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做了宦官。在燕王藩邸里，郑和的聪明才干受到赏识。建文元年（1399），他二十九岁，从燕王举兵，出入阵战，多建奇功。燕王称帝后，因功擢内官监太监，主管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宜。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被赐姓“郑”。

　　郑和经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七次奉使远航，历南海及印度洋沿岸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时近三十年。仁宗时，曾任南京守备太监。宣德九年（1434）病逝于古里。终年六十四岁，赐葬于南京的牛首山。①郑和死后，至今南洋各国人民仍旧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不衰。

　　① 本文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21 卷《郑和》。本文所引资料，主要依据《明史·郑和传》，《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一七○、一八二；《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碑》；并参考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十章《郑和之下西洋》。① 关于郑和墓，据明天顺元年（1457）佚名氏所撰《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认为郑和是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于宜德八年四月初逝于古里；同治《上江两县志》也记载，卒于古里，赐葬牛首山。按此两说，郑和亡于古里，葬在国外。

　　第二节七下西洋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声势最盛、影响最大的是永乐三年（1405）、永乐五年、永乐七年和永乐十一年。

　　西洋，在明代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洋诸地，约当于今之印度洋②。明成祖即位后，疑惑建文帝逃到海外，又欲向海外炫耀中国的富强，决定派人出使西洋。郑和因“有智略，知兵习战，姿貌才知，内侍中无与比者”，被任为正使。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太监王景弘开始奉命出使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他率领一支有六十二艘船的船队，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金、帛、货物。据史载，郑和的宝船，船身最大者有四十四丈四尺之长，宽十八丈；中者有三十七丈之长，宽十五丈。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海，先到福建，再从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Champa），再历经爪哇（Java）、苏门答剌（Samu-dra）、南巫里（Lambri，又称南渤利），至印度古里（Calicut）返航，于永乐五年（1407）秋回国。此次出航，所历之地远至印度西岸。南洋各邦国使者随郑和前来朝见者甚多，明成祖非常高兴，加赐爵位俸禄不等。永乐五年九月，郑和复奉命出使西洋。他率领有二百四十九艘的船队，沿着首次开辟的航线，先后到达了爪哇、古里、柯枝（Cochin）、暹罗（Siam，今泰国）、锡兰（Ceylan，今斯里兰卡）等国。郑和每到一处，颁布明朝皇帝诏书，立碑文。服者，赐给金帛，不服者，则以武力慑服之。在离开锡兰后，郑和船队满载着各国贡献的珍奇异宝返航，于永乐七年（1409）九月上旬回到南京。

　　永乐七年九月下旬，郑和奉命第三次出航，所率船只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从刘家河出发。此次出航，是要巩固明朝同南洋已通好国家的关系。船队所到之地，有古里、满剌加（Malaka）、苏门答剌、阿鲁（Aru）、加异勒（Kayal）、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这些国家对明朝的态度和好如初。永乐九年（1411）船队回京，随同前来朝贺者有十九国，当时的朝廷“万使云集”。

　　郑和回京后，修整一年，于永乐十一年（1413）冬，又奉命开始第四次远航。明成祖以印度洋沿岸以东更远一些的国家尚未臣服通好，特命郑和等赍敕前往。据史书记载，这次出使所历之地，不仅远至忽鲁谟斯（Ormuz，在今伊朗波斯湾口），而且抵达了非洲东岸麻林（ Melinde）、木骨都刺（Mogedoxu）、不喇哇（Brawa）等国。郑和于永乐十三年回国，史书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Pahan）、锡兰山（Ceylan）、木骨都剌、溜山（Maldives）..不喇哇、阿丹（Aden）、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Palembang）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

　　从永乐三年至永乐十一年的四次出航，郑和为明朝开辟了向海上发展的新纪元。

　　②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记：“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

　　永乐十五年（1417）十二月，郑和奉命护送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回国，并携有赠送各国国君的礼品，作第五次远航。这时的明朝，威震海外，它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发展起来，互市通商者，络绎不绝。明朝赠予和交换物品大多为丝绸、珠宝、瓷器等，换回大量的琥珀、珊瑚、珍珠、玛瑙、药材等，多数是供朝廷享用的奢侈品。十七年七月（1419）前来朝贡者中，有诸国的王子、王叔或王弟，所献礼品也为各国珍奇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长角马哈兽、千里骆驼、驼鸡、麋里羔兽等等。

　　永乐十九年（1421）春，郑和率大■宝船出发，第六次远航，于二十年八月回到南京，随来的各国贡使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人。郑和此次航行，据载曾远至非洲东岸。

　　宣德六年（1431），郑和最后一次奉诏出使西洋。明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不到一年便也故去。宣宗继位后，海外诸国前来朝贺者渐少，宣宗决定重振国威，再行通好。是年闰十二月，郑和始行。这次远航距第六次的航行归来，已间隔九年之久了。这时的郑和，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行至古里时，已是宣德八年（1433）三月了。郑和船队的分■则奉命前去天方，得各种珍奇和天堂图真本于宣德九年回京。

　　郑和前后七次出使西洋，航程最远者到达非洲东岸，他率领的船队的分■远至红海和麦加。在出使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成祖对海外各国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招徕政策。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经旧港，其酋陈祖义，甚豪横，称霸海上，劫掠过往商旅。欲谋郑和，被郑和缚回南京，诏戮于都市，除掉了阻碍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独持不恭态度，派兵五万余，欲劫和舟。郑和趁其国内空虚，亲破其城，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眷官属，带回南京。明成祖为了向海外诸国表示圣明，放他归国，又另立了锡兰国君。来中国朝贡者日益增多。郑和第四次出航，途经苏门答剌。苏门答剌原国王受那孤儿（Battak）国花面王侵扰，作战时中药箭而死。当时有一渔翁率众杀死花面王，收复失土，替国王报了仇。王后如约，奉渔翁为国王。原国王嫡子长成后，欲夺回王位，谋杀渔翁，赶走其子苏斡剌。郑和来到后，将王位赐给原国王之子，追擒苏斡剌于南渤利（即南巫里），回朝后，诛苏斡剌。新王立，感明朝威德，朝贡不绝。郑和在航海过程中擒王摧敌，数建奇勋。

　　自宣德九年（1434）归来后，明朝虽然也间或有船队出洋，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深都远不及郑和，明朝在海外的声誉也大不如前了。前来朝贡的海外使者、通商客旅，比起永乐年间，就十分稀落了。

　　第三节历史影响郑和远涉重洋，排除险阻，为明朝跟海外各国的通商和友好往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航海纪录的最终完成，比哥伦布（Col-unbus）于1492 年发现美洲、达·伽马（Vascoda Gama）于1498 年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下西洋航程绘制的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记有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点、暗礁浅滩、港口等，是我国最早的一份远洋航海图，为后世航行西洋提供了重要依据。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造船工艺上的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八章宗喀巴第一节幼年出家湟水发源于青海湖东北的日月山，东流五百里而入黄河，两岸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草原。藏文曾将整个湟水流域称为“宗喀”，而地处湟水中流重镇西宁西南五十余里的湟中城，更是这片草原上的一颗珍珠。元朝时这里属甘肃行省西宁州。

　　这里的达鲁花赤名叫鲁布木格，他与妻子馨萨阿其是一对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笃信佛教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

　　至正十六年（1356）岁末之夜，鲁布木格在睡梦中见到了曼殊佛，那佛以诸花鬘为庄严法衣，以叨利树叶为裙，形如黄绢，背负着经卷，自称从五台山来，要借宿于此。说罢径自上楼到佛堂中去了。此后他又梦到一金杵，光明耀目，不知从何处飞来，直入其妻怀中。恰巧这时他妻子怀了孕，于是这些梦幻中的东西便被附会成了佛的转世之类传说。

　　至正十七年（1357）十月，馨萨阿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罗桑扎巴。①这便是后来被尊称为“宗喀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也有尊称他为杰仁波且，藏语的意思是宝贝佛爷。①宗喀巴的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全都信奉佛教，也出了不少有名望的高僧。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宗喀巴，他的命运自然也就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他出生前父母曾有那许多梦幻的缘故，宗喀巴从幼年起便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这都成为他后来创立佛教格鲁派（黄教），而且最终成为藏区佛教领袖的有利条件。

　　宗喀巴出生的第三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应元顺帝之请，由西藏前往大都（今北京），途经湟中，被宗喀巴的父母请到家中，见到了年仅三岁的宗喀巴。乳必多吉很喜欢他，劝他父亲将来送他入藏，并且特为他授近世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乳必多吉走后不久，他们便请来噶当派大喇嘛顿珠仁钦，让宗喀巴拜他为师。从此，三岁的宗喀巴便离家随顿珠仁钦而去，开始了他的宗教生涯。

　　同所有幼年出家的孩子一样，宗喀巴从佛门童子功习起，在修习入怖畏金刚、胜安乐轮、欢喜金刚、金刚手之后，又受持一切密乘律义诸三昧，并开始诵读佛经。他十分聪敏，不用费力便将经文诵读如流。不久，顿珠仁钦又开始传授他瑜伽功和曼殊心咒五字明。宗喀巴七岁时，便已经熟知佛经显密律法和各种修行之功了。

　　长期的佛教教育使这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完全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他几乎只知道佛经和佛。即使在睡梦中，梦到的也常常是噶当派始祖阿底峡。他并不知道这位印度高僧的真正相貌，只能从常见到的佛像去臆想，这当然同寺院中的佛塑和壁画不会有很大出入，因此后来他入藏见到阿底峡像时，自然也就觉得如同梦中所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岁的宗喀巴正式受沙弥十戒（戒杀生、戒偷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一节《大师之诞生》。①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90 页。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戒涂饰香鬘、戒视听歌舞、戒坐高广大床、戒非时食、戒蓄金银财宝），取法号贤慧，名吉祥，到西宁南边黄河北岸的一个小寺甲琼寺出家。①他在这里继续师从顿珠仁钦，直到十六岁，这十年成为他一生宗教活动的奠基时期。

　　顿珠仁钦是一位学识广博的高僧，他本人曾多次入藏，钻研显密教法，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宗喀巴生活学习关怀备至，使宗喀巴受益极多。后来宗喀巴谈到这些事情时常说：“义成大师（按即顿珠仁钦）恩德最深，虽父母之慈爱，亦不过如是而已。”②① 王森：《宗喀巴传论》。

　　② 《宗喀巴大师传》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入藏求学明洪武五年（1372），十六岁的宗喀巴感到在家乡从学已经不能满足，他希望能前往当时佛教盛行的西藏去深造，去接触更多更广泛的佛教流派。当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师傅顿珠仁钦时，立即得到师傅的支持和鼓励，并为他准备了充足的资粮。

　　与宗喀巴同行的还有前藏止公寺喇嘛等人。宗喀巴的两个舅父也决定同他一起入藏。顿珠仁钦赠给宗喀巴一段很长的偈语，为他作好入藏后的学习安排，还特地陈设坛场，祭告诸佛圣众。

　　这一年秋天，十六岁的宗喀巴满怀理想，告别师父和父母家人，踏上了入藏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来。①入藏的路途是极其艰苦的，宗喀巴一行系绕南路而行，取道应昌，跋涉三千余里，翻山越岭，经过一年时间，于洪武六年（1373）秋天抵达必力公。宗喀巴在必力公的时间不长，就听受了大乘发心仪轨和大印五法，还阅读了寺中喇嘛的著述和拿■六法等较深的佛教经论，他开始对这些经论入迷了。他本想立即前往极乐寺，学习更多更广泛的经论，但是同伴们都劝他先往公塘，从师一位名医学习医术和梵藏注译，他拗不过同伴的相劝，勉强应允了。这次赴公塘习医，后来居然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只是他当时尚未感觉。他在公塘几个月后便来到了位于拉萨西南的第瓦巾寺。

　　第瓦巾寺是当时乌思藏著名的噶当派寺院，也是宗喀巴启蒙师傅顿珠仁钦的母寺。住持善满，大善知识德海，大阿阇黎■锦巴都是当时名僧。在他们的指教下，宗喀巴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佛教经论。

　　大师们很快便对宗喀巴的聪敏好学感到惊讶了。他只用了十八天，便将一部《现观庄严论之本释》读得精熟；他还去听邻近的僧人讲大乘《庄严经论》；听说萨迦教主福幢在法城寺，他立即前往礼见，从学曼殊五字明和其他的佛法。在第瓦巾寺的两年中，他学到了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最初的学习生活对宗喀巴来说也是极其艰苦的。骤然间来到这样一个广阔无垠的佛教天地之间，年轻的宗喀巴如饥似渴地学习，恨不得一下子都学到手，而佛家的经法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难。在听绛嘉释时，有很多引文十分难懂，这一切使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对宗喀巴的另一个困扰是水土不服，他经常病倒，在公塘学习的医术帮了他的忙，加上他本人坚强的毅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两年的艰苦学习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据《宗喀巴大师传》记：顿珠仁钦曾于祭坛上手握青稞一束，青稞粒粒发光，是为成熟之青稞，故知当时约在七至九月间。

　　第三节云游和立宗洪武八年（1375），十九岁的宗喀巴开始云游诸寺院的生活，这可以算是他事业的开端，他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于各寺院立宗，名声渐著。

　　所谓立宗，就是在寺院中立辩场，同寺院中的僧人辩论。宗喀巴先后到过桑朴、仰思多（今江孜）、沙鲁、萨加、拉孜、觉摩囊、那哩当等地。他并且在那哩当寺中结识了仁达瓦大师。仁达瓦是噶当派高僧，他讲论佛法时，不是依照原文直释其义，而是将全论要义前后配合说明。这对宗喀巴教益甚大，他当初在第瓦巾寺中百思不解的许多疑难，都渐渐明了。他还经常向仁达瓦提出疑难问题，请他讲论，直到弄清楚为止。仁达瓦曾高兴地对他说：“为汝讲授，实须慎也。”①这一年秋天，宗喀巴听说一位号菩提顶的高僧将在布达拉冬季法会上讲解集论。他久闻菩提顶大师是藏中集论的一代之主，岂肯坐失良机，连忙赶赴乌思藏听讲。可是当他赶到时，菩提顶大师却因年迈，未及讲论，已经回后藏去了。宗喀巴并不失望，他追随不舍，来到法城寺，终于见到高僧，并向他讨教了不少东西。

　　冬天，宗喀巴到党摩陇寺院中从学于罗赛瓦，受持毗奈耶广释，每天听讲之余，受持根本经广释十七大页，每日不断。这样过度的劳累使他不久便病倒了。背上疼痛难熬，无法再坐禅听讲，只好到朵陇求医，经过诊治也不见好转，人们把他送回第瓦巾寺养病。谁知寺中矛盾重重，多生口舌，师生厌离，宗喀巴在寺中住不下去，拖着病体，冒着高原的严寒前往萨加。当他来到内宁寺时，再也走不动了，内宁寺留他住下来，直到第二年春天。

　　洪武九年（1376），春天，宗喀巴回到萨加，在那里养好病后，又前往拉兑绛囊仁寺，较为安定地度过了一个春夏。

　　正当他逐渐习惯了西藏寺院生活，并且名声渐著之时，一封家信又险些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洪武十一年（1378）秋天，有人将他的一封家信送到前藏。宗喀巴赶往前藏去取到了这封信，信是母亲写的，离家已经六载的宗喀巴看着书信，触动了思念之情。同伴们也都劝他回去看看，他于是开始动手收拾行装。行装快要准备好了，宗喀巴却处于极度犹豫之中。事业未竟就这样回去，难道就这样前功尽弃么？他隐隐感到，这思乡之情正是自己俗念未绝的表现，他终于改变主意，决定不回家乡去。

　　此后母亲又频频寄来书信，并且在信中夹带了一缕白发，表示了思念儿子之情。看着慈母的白发，宗喀巴百感交集，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他在给母亲的回信中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宗喀巴仿佛正在呼唤着母亲。母亲也终于理解了儿子，她默默地为儿子祝福。

　　这一年的冬季法会后，宗喀巴又住到了第瓦巾寺。不久，他收到新嗣位的北元脱古思帖木儿的书信和礼物，他回致了书信以表示酬谢。这是宗喀巴同朝廷往来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北元已经无力外顾。几年后，随着明军进占云南，北元对乌思藏的控制便逐渐被明廷所代替。

　　这时候，二十余岁的宗喀巴已在后藏至前藏诸大辩场立释量、集论、俱舍、戒律四部之宗，“慧辩锋芒，理教渊深，释难则势如破竹，酬问则语同扣应”①。这时他已经达到“格西”的地位。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三节《大师入藏学法》。第四节宗教改革洪武十八年（1385），宗喀巴二十九岁时，在雅垄的南结拉康寺拜楚臣仁钦为师，受比丘戒。②大约也就从这时起，宗喀巴开始戴上黄帽，这是藏中佛教徒中兴佛法弘扬戒律的标志。宗喀巴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深感当时藏区喇嘛教的腐败，决心针对这种状况进行改革，提倡严守戒律。

　　宗喀巴开始在各地讲论因明、中观、入中论等。几年以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十二岁的宗喀巴完成了十年前立宗答辩讫的《现观庄严论》，他在佛教理论上更趋成熟。

　　一个冬天的夜晚，宗喀巴和寺中僧人们围火而坐，有人说到过去曾有一位高僧，在一次法会上，同时讲论十一种经论，成为讲论最著的高僧。于是几位僧人便请宗喀巴也同时讲授多种经论。宗喀巴想了想说道：“若稍励力，或亦能之。”①于是应允二十天以后，于初一日开讲。

　　同时讲解多种经论，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在讲解过程中，各种经论互通互异，每讲一种，须取多种之注释，但又不能紊乱，这就需要对佛经有深入研究。宗喀巴在应允讲授多种经论后，闭关作了认真准备。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各寺僧人闻讯争相来听，有些惟恐来不及赶到，纷纷写来书信，请求将开讲日期后延数日。

　　宗喀巴虽然没有改换日程，但为照顾远道后至的僧人们，他先讲了四天诸经散论，直到第五天，才开始正式讲授，那一天，他同时开讲十五种经论，后又增至十七种，包括：慈尊五论，中观五论和集论、俱舍论、戒律、因明、入中、入行、四百论。

　　法会共进行了三个月，这对宗喀巴后来在噶当派基础上创立格鲁派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他又逐渐增加讲论种类和内容，最多时一次同时讲论二十九部大论，成为佛教法会史上绝无而仅有者。

　　从洪武十八年（1385）宗喀巴受比丘戒以来，大约七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密法的学习，也就从这一年（洪武二十五年）起，三十六岁的宗喀巴开始收徒。开始是八大弟子，后增至十三人，又增到三十余人。他虽是游僧，却总有数十名弟子相随，逐渐成为一支在西藏佛教界颇有影响的势力。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宗喀巴四十岁时收得的甲曹节。甲曹节当时已是后藏的名僧，他到前藏立宗辩论时听到宗喀巴的名声，不服气，找上门来寻衅。这时宗喀巴正在为僧众讲经，甲曹节直闯了进来，连戴的帽子也不摘，径直来到法座前。宗喀巴知道对方寻事，不与他相争，从高座上下来，到小座坐下，继续讲论。甲曹节毫不在意地在高座坐了下来。但是随着宗喀巴继续讲论，甲曹节听着听着，渐渐地感到不自在了。宗喀巴所讲的经论，竟然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他不由肃然起敬，从高座上站起来，摘下僧帽，走到听讲众僧徒之中。从此他便甘心从师宗喀巴，到宗喀巴死后，成为继承其事业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洪武三十年，宗喀巴在娘地的惹种寺创办讲经法会，调解了当地四个头人的不合，宗教活动与政权统治的关系加强了。宗喀巴的传教活动和宗教改②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3 页。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二，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四节《受具及遍学密法》。革主张得到了西藏帕竹第悉明封灌顶国师札巴坚参的支持。建文元年秋天，内邬宗本南喀桑布和桑朴寺堪布衮却粗墀，请宗喀巴到布达拉为桑朴、第瓦巾、公塘、噶瓦栋、觉摩垅等寺院僧人数百人讲经，这种集合各寺僧人来听讲经的事，以前是很少见的。①这也说明宗喀巴在西藏政教界地位逐渐稳固，实行宗教改革的条件形成了。

　　建文三年（1401）春天，宗喀巴与仁达瓦及贾乔贝桑会于囊孜顶寺，进行了教规整顿。寺中六百余名僧侣都被命“悔已往之违犯，防未来之过■。罪辨重轻，境分多寡，出罪必道名种，舍堕定离犯物。覆本意喜出罪作法，下至加持衣钵、房舍、卧具、漉水、观虫、折草、掘地，莫不一一如律而行”①。当时的西藏因袭了元朝以来的政教合一体制，喇嘛僧侣生活极端腐化，他们与封建领主互相勾结，把持寺院，贪婪成性，淫荡自恣，不仅酗酒耽食，而且纳妻生子，甚至藉口修密宗之术，强取民女以供奸淫，藉口法事之需，挖取活人心肝作为供品。人们对这种做法日益怀疑不满，这对政教合一的体制十分不利，宗教改革已势在必行。当时许多有名望的高僧，大都囿于原教派的教义，难于更改，正因为如此，宗教改革的任务便落到外来僧人身上，而宗喀巴便是其中最合适的人选。在帕竹第悉札巴坚参的支持下，宗喀巴以原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进行了改革。

　　这一年宗喀巴回到热振寺后开始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于次年撰成全论，两年后又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三十卷，成为他所创建的格鲁派的经典之作。

　　永乐五年（1407），五十一岁的宗喀巴又来到前藏，居住于色拉却顶。

　　这时名僧克主节也来到前藏，立十部论宗，游诸辩场。他参见了宗喀巴，被收为弟子。克主节后来成为宗喀巴最著名的两大弟子之一，即班禅一世。第二年，宗喀巴在一个夜晚，趁众人不觉察时，只带了两名弟子，来到喀山岩洞中闭关修行，他实际上是想寻个安静去处完成自己宗教改革的理论。在那里他著成“辩了不了义论”，定名为《善说藏》。但是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寻求清静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臣找到他，带来了皇帝的书信，要迎请他前往京师。这是给藏区宗教领袖的最高荣誉。宗喀巴却不能离开，他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给明成祖写了复信，指派弟子释迦也失随使臣而去。①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在帕竹第悉明封阐化王札巴坚参支持下，在拉萨主持大祈愿会，这是他一生宗教活动最光辉的时刻。全藏各教派前来参加大会的僧众多达万余人，赶来观光的俗人则更有几万人。这个大会的成功使宗喀巴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西藏喇嘛教界的第一号人物。②① 王森：《宗喀巴传论》。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一节《广宏圣教》。① 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

　　② 王森：《宗喀巴传论》。

　　第五节创立格鲁派这次大会后，宗喀巴所创立的新噶当派（格鲁派）也就开始形成了。

　　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宗喀巴还没有自己的寺院，要创建一个新的教派，首先必须有自己的寺院。大祈愿会后不久，宗喀巴在帕竹集团贵族仁钦贝、仁钦伦布等的财力支持下，在拉萨东五十里的旺古尔山创建了甘丹寺，这个寺院成为格鲁派的主寺。

　　在宗喀巴创建新教派新寺院的同时，原来的噶当派则正感到没有出路。

　　他们虽然寺院众多，僧人云集，但是组织涣散，缺乏有权威的大师。于是这一年岁末，宗喀巴作隐语诗，公开宣布直承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之传。他在诗中宣称，永乐七年（1409）十二月初三之夜，见到了文殊菩萨十九尊之曼陀罗。文殊手执瓶水，对宗喀巴说道：“此瓶之水，是阿底峡住那哩当水边时与文殊慈尊抉择一身（法报化）二身（法色）法义和合之水。从阿底峡至今三百余年，未有所付，今当付汝也。”①很明显，既然阿底峡三派传承法义全部授予宗喀巴，宗喀巴自然便成为了噶当派的领袖。其结果也只能是噶当派寺院逐渐改宗格鲁派。

　　甘丹寺的建设由于帕竹贵族大力支持布施而进展极快，一年后便建起了七十余院，定基百余处。宗喀巴这时却感到身体不适，他带了数十名弟子去闭关“息灾”。但他终于还是病倒了。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闭关修行时病情渐加重，最重时二十余日不能安眠，他自己也相信这是魔劫之至。直到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初五日宗喀巴始病体痊愈，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这一年多闭关养病并未影响到宗喀巴名声日著。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派遣使臣迎请他入京，因而使他声望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因大病初愈，不胜劳累，又未能成行，他再次派弟子释迦也失随同使臣入京。这次入朝，《明史》中有所记述：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按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①释迦也失在京师（南京）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同一年，宗喀巴受札巴坚参之请，在闻地的札希垛喀为丹萨替寺、节塘寺和烈伍栋僧官僧众讲经，并且为丹萨替寺京俄（阐化王札巴坚参胞弟，帕竹教派最高首领）授比丘戒。虽然明廷并未直接授予宗喀巴封号，但他作为明封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师，同时也是藏区最受推崇的至高无尚的宗教领袖。

　　宗喀巴的晚年是极其忙碌的。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扩大，永乐十四年（1416）宗喀巴命弟子绛央却杰在拉萨西郊又建起一座新的寺院哲蚌寺，宗喀巴亲临其地，为寺院加持地基。两年后，又命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立色拉寺。这两座寺院与原建甘丹寺被称为拉萨三大寺，奠定了黄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六节《根本道场》。① 《明史》卷三三一《大慈法王传》。

　　永乐十七年（1419）秋天，宗喀巴应徒众之请，往朵垅温泉沐浴。但他只是在那里略濯其足便转往哲蚌寺，为两千多僧俗听众讲论《菩提道次第》，他过去从来不传此经于俗人的，这一次却例外了。这是哲蚌寺修密法之殿竣工的日子，僧众请宗喀巴讲经以为开光。但是宗喀巴未及讲完，便因故返回拉萨去了。不久，又受释迦也失之请，往色拉寺讲经。宗喀巴大约已经感到自己寿命不会长久，他是在勉力而为。不论何处之请，凡无二次者，他全都应许下来，他要利用自己不多的时间，去力争多传此教法。

　　直到这一年入冬后十月二十日，年迈多病的宗喀巴才回到甘丹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中，他感到安心了。

　　当天夜晚，宗喀巴病情发作。三天后，他留下遗嘱，由达玛仁钦继承住持寺院事务。二十四日夜，重病中的宗喀巴仍在竭力修持，他要用佛家的绝对虔诚走完一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二十五日清晨，宗喀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第九章唐赛儿第一节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明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蒲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场发生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夕的起义，又在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一带，给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在明初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便是后来被民间演义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唐赛儿。

　　山东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经是红巾军控制的地区，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从此这一带在红巾军控制下，明教也从此深入到民间，直到明初，明教作为一种民间传播的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较早去世，于是当地明教的秘密传播便由唐赛儿承担起来。唐赛儿的传教范围不仅仅在蒲台，到她发动起义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都发展了大量教众。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说，唐赛儿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她便通晓法术，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完全成为了一个真正为教众们所信奉的“佛母”。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为传播明教的宣传，而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她能够真正有助于那些失去生计的贫民。所以就连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也不得不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门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①。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只有唐赛儿才是能够救民于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

　　第二节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②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①。

　　永乐四年（1406），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140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发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发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发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141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发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141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1416）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141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

　　关于唐赛儿起义的情况是由直隶沂州卫上报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初十日。这时候唐赛儿的教众起事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尽管奏疏中说到起义教众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东毕竟是漕运的要道，是供给京师的基础。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凤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山东卫所的不信任，他决定派出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领的官军到达益都，包围了义军的山寨。面对强敌，义军采取了诈降之计，声称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待到官军放松警惕，义军乘夜偷袭官军军营，杀都指挥刘忠，突围而去。

　　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已经率领义军攻克莒州、即墨，并且包围了安丘。据有些史书中的记述，当时攻打安丘的义军多达万人，成为这场起义的高潮。但是围攻安丘的义军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备倭都指挥使卫青所率官军的突然袭击。安丘战败，使唐赛儿的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无力再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不久，另一支义军在诸城与官军作战中再次失利，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第三节唐赛儿失踪之谜这场由民间宗教传播多年而组织的起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镇压下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在义军占据山寨以至其后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唐赛儿出现，但她却被认定为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这很可能因为她始终只是保持着民间宗教领袖的身份，而董彦杲等人的聚众山寨，则只是当时明教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教众的行为，而并非全体教众在唐赛儿领导下的行为，所以只有两千人参加了占据山寨的起事。待到义军攻打安丘时，这场起义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高潮，参加起事的人数也骤然增多。但是占据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赛儿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很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起义的整个行动显得缺乏统一领导指挥，更缺乏民间宗教背景下起义的严密组织特点。但是这场起义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义失败后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起义被镇压的同月，朝廷下达了追捕唐赛儿的诏令：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

　　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朱棣将追捕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上惩妖妇唐赛儿通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五，永乐十八年五月丁丑）

　　因这两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妇女不下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是唐赛儿却始终未能捕获。而关于唐赛儿的传闻却愈发神奇了起来。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祝允明：《野记》卷二）

　　..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存砚楼二集》卷二四《秦五公传》）

　　在这些记述中，唐赛儿成为了一个通晓妖术的“妖妇”，但许多人把她当作了一个传奇的英雄人物。明朝人大都对唐赛儿未被捕获而感到惊异，认为她一定会有神人相助。这所谓的神人相助，其实便是民间宗教力量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极端封建专制统治，一向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是在那些信仰着依靠民间宗教精神改变命运的民众面前，却虚弱无用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司、关隘、军队乃至特务机构，都无济于事。唐赛儿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她谜一般消失在民间。

　　第十章明仁宗第一节仁厚之君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七月，明成祖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

　　皇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八月十五日，一个不同寻常的中秋节。隆重的登极大典在北京紫禁城中举行。因身体过胖而步履艰难的朱高炽，在人搀扶下登上了奉天殿宝座。略显疲惫的神色掩饰不住一丝成功的兴奋，在监国多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皇位。但他依然是那么仁厚谦和。他让一名太监出来，传旨鸿胪寺，免去了原已安排好的百官表贺之仪。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礼之后，便往承天门外，依照文东武西的仪制分列，等候着开读《登极诏》。

　　朕惟上天生民爰立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于太和，御统华夷，同跻于熙皞。①诏书开首不外这类惯用的溢美之辞，但是群臣却感到一种孕于无形的变化。这固然因为诏书中明确改革了永乐朝的诸项“弊政”：“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①同时这也是出于他们对朱高炽本人的了解。肃穆静听这作为施政宣言的《登极诏》，仿佛在群臣面前展开了一幅治世蓝图。这位生性仁厚的新皇帝，要用仁政来统驭“华夷”了。”

　　“仁政”对于明初的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有些显得陌生。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实行的便是“严猛之治”。那些曾将功臣宿将诛杀殆尽的大案冤狱，人们还当记忆犹新。明太祖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登极，这位近于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实施“仁治”，但却被燕王朱棣发动的夺位战争所替代。当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们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

　　出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朱高炽，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他本人的坎坷经历更加使他感到了“仁治”的可贵。洪武二十八年（1395），作为燕王长子的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这时已是明太祖的晚年。太祖死后，燕王起兵夺位，与父亲性格迥异的朱高炽也被卷进了这场战争之中。

　　朱高炽虽然生性仁厚，却并不懦弱。他奉命居守北平（今北京），曾经抵挡住朝廷方面数十万大军的进攻。虽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道衍（姚广孝）、顾成等人相助，但仅以万人坚守孤城，也确实不易，可见其绝非庸懦之辈。史书中说朱高炽“善拊士卒”，而且擅射好学，“发无不中”②，颇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但是朱棣却不大喜欢他。朝廷方面曾想利用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致函给朱高炽。朱高炽不启封，命人径送给朱棣，使朝廷离间之计落空。朱高炽的胞弟朱高煦则是个悍勇无赖之徒。朱棣起兵夺位，他一直随同在军中作战。白沟河、东昌诸战役中，他拼死狠斗，史书中说他“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攻者，高煦力为多”①。朱棣认为朱高煦勇武之气像自己，危急① 《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①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②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 《明史》卷一一八《汉王朱高煦传》。

　　之中，得其出力，心里自然喜欢，相比之下，便不大喜欢朱高炽身上的仁儒之气，有时竟会抚着朱高煦的肩鼓励道：“勉之，世子多病。”②朱高煦自然也便会意，这是许他日后为嫡的暗示。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第二节夺嫡之争待到燕师攻入南京，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后，真的要考虑选立太子的时候，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因此没有立即册立太子。君臣对此多有觉察，于是纷纷上言，请求建储。不少勋臣贵戚都支持立朱高煦为太子，理由不外其“靖难有功”，文臣则大都支持朱高炽，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书金忠和内阁学士解缙。金忠在朱棣面前列举历代立嫡故事，劝他册立嫡长子朱高炽。朱棣再去问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听罢低头不语，解缙知道朱棣平素最喜爱长孙朱瞻基，于是顿首道：“好圣孙。”③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实际上这些文臣们所坚持的还不仅是立嫡长的旧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对皇帝的选择。文臣们渴望一个像朱高炽那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④的仁君。

　　文臣们不失时机地支持朱高炽，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说一天朱棣命诸臣为一幅《虎彪图》题诗。解缙看到图中大虎与小虎，作讽谕诗吟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①隆平侯张信是勋臣中为数不多的明确支持朱高炽的一个代表人物。朱棣曾直接向他谈到欲立朱高煦为太子。张信怫然道：“事干天常，岂易为耶？”②因此激怒朱棣，被砍伤牙齿。

　　迫于压力，朱棣不得不于永乐二年（ 1404）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为汉王和赵王。然而这场立储之争却并未因此结束，不仅汉王朱高煦一直图谋夺嫡，赵王朱高燧也在宦官黄俨等人支持下暗中活动，而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的受害者主要还是那些支持太子朱高炽的文臣们。

　　册立太子后，朱棣便不愿再有人议论此事。解缙是个恃才自傲少有顾忌的人，看到汉王朱高煦有夺嫡阴谋而宠遇日隆，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③一下戳到朱棣痛处，大骂解缙“离间骨肉”。朱高煦恨透了解缙，也趁机谮告解缙泄露禁中密语，于是解缙成为了这场夺嫡之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事情发生在太子朱高炽第一次监国期间。永乐七年（1409），朱棣前往北京筹备北征事宜，朱高炽留南京监国。所谓监国，就是代理皇帝问政。但是对于朱高炽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处理政务，因为与其说这次监国是朱棣对他的培养锻炼，不如说是对他的考验。

　　永乐八年，解缙已被贬官交阯（今越南北部）布政司参议，入京奏事，恰值朱棣前往北京，于是入见过监国的太子后便离京南去。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奏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①朱棣果然大怒，③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④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 陈沂：《畜德录》。

　　② 陈沂：《畜德录》。

　　③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将解缙下狱。这个立储之争中的大案牵连到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李至刚等人。少詹事邹济也因此积忧成疾，不久病死。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先后瘐死狱中，解缙在关押五年后被处死。

　　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北征回师，监国的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再次乘机进谮，结果东宫官属几乎全部入狱。其中黄淮、杨溥等人系狱达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炽登极，才被释出狱。

　　文臣们在这场立储之争中受祸匪浅，而他们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太子的作用。永乐九年（1411），朱棣回师南京时，曾向阁臣杨士奇询问太子的情况。“太子孝敬。”杨士奇抓住了朱高炽最突出的优点，这也是朱棣对其唯一满意之处，朱高煦等无法与之相比。朱棣于是让他再说具体些。

　　“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杨士奇举例说道：“去年将时享（祭祀），头风作（感冒），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②永乐十五年（1417），梁潜、周冕等人侍从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当时有个姓陈的千户因擅取民财被谪贬交阯，后又念其军功，改为输粟贷罪。宦官黄俨谋立赵王，于是诬告：“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朱棣一怒之下，杀掉陈千户，将梁潜、周冕下狱，不久也一同处死。刑前朱棣曾亲自讯问过梁潜，明知事情真相，并对近臣杨荣、吕震说过：“事岂由潜！”但仍行肆戮，显然是出于对太子的责怪。牵连于此案中的还有徐善述、王汝玉、马京等人。①事后朱棣命胡■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实际上是让他去监视太子朱高炽。临行前密谕道：“人言东宫多失，南京可多住几日，试观如何。”②胡■果然到南京住下不走。杨士奇对此有所怀疑，直截了当促其亟行。胡■以“冬衣未完”为辞，掩饰过去。待他离南京行至安庆，才将有关太子的情况写成密报，疏奏太子监国七事，称太子诚敬孝谨，朱棣看到后才决心不再易储。

　　十多年后，当年幼的明英宗登极时，仁宗的皇后张氏已是太皇太后。她在便殿中召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和胡■等人，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佐幼帝。她又特别对杨溥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形愁叹，不谓今日复得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皇太后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左右皆悲怆无言。史书中记：“盖先是永乐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官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溥及黄淮一系十年。仁宗每与后言，辄惨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为言。”③① 《明史》卷一五二《梁潜传》，并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同传。

　　②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仁宗立》。

　　第三节九个月的仁宗之治朱高炽与文臣们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与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登极后的政策。

　　朱高炽与建文帝朱允炆同属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他们既不同于祖父朱元璋，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朱标、朱棣，他们在君主独裁和统治集团内相对民主化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

　　早在洪武时代，当时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和作为燕世子的朱高炽这堂兄弟身上便已明显表现了这种趋势。太祖最初让太子朱标省决章奏，朱标对刑狱多有减省。朱标死后，皇太孙处理此类事务，更加宽大，“尝请于太祖，遍孝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①。几乎与之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与秦、晋、周诸世子受命分阅军士，朱高炽归来最晚，问其缘故，回答说：“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②当他奉命分阅章奏时，只取那些关切于军民利病的内容上奏，有些章奏中出现文字谬误，则不予挑剔上闻。太祖阅读时发现，指着那些谬误之处问：“儿忽之耶？”朱高炽回答道：“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听。”再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回答说：“恃圣人有恤民之政。”③恤民之政者，仁政耳。这堂兄弟二人，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在推行仁政方面，也同样不顺利。朱高炽仅仅登极一年，便不幸病故，他们推行仁政计划均未及展开。

　　严格算来，朱高炽在位时间尚不足九个月。短短九个月，他能做些什么而使后世颂之为一代治世呢？

　　除去在他登极诏中所说的罢西洋宝船，停止迤西市马和云南、交阯采办外，他还施行了一系列善政以及致治的措施。多年监国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他在监国时无法推行的政治主张如今能够付诸实施了。

　　朱高炽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些儒臣委以重任。

　　夏原吉被释放复官，他是因为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的北征而入狱的。系狱多年的黄淮、杨溥也被释出狱，黄淮被授官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杨士奇被授官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均兼大学士如故。

　　这一切都是在朱高炽即位后三天之内完成的。足见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了。

　　这一年九月，即朱高炽即位的第二个月，吏部尚书蹇义及内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都得赐“绳愆纠缪”银章，“谕以协心赞务，凡有缺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①此时的杨士奇、杨荣等人已经兼职侍郎、太常卿，不再仅仅以翰林入直内阁，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十一月，夏原吉也得赐“绳愆纠缪”银章。一个以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① 《明史》卷四《恭闵帝传》。

　　②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③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 《明史》卷八《仁宗纪》。

　　金幼孜等人为核心的文臣执政班子基本形成了。这个班子在洪熙、宣德两朝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这便是儒臣治国。

　　朱高炽即位后的另一惊人之举是为建文遗臣平反。所谓建文遗臣，指的是那些忠于建文帝朱允炆，不肯迎附燕王朱棣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围绕在建文帝朱允炆身边的文臣集团。他们在朱棣夺位后遭到亘古未见的迫害屠杀，并被榜列为“奸臣”。

　　如果认为朱高炽身边的文臣集团是朱棣扶植起来的新的集团，而与建文朝臣无关的话，显然不符合事实。且不说夏原吉这样的建文要臣曾险些名列“奸党”，便是当初迎附的诸臣，对于自己同僚那触目惊心的惨祸，也实难无动于衷。

　　朱棣在对建文遗臣及亲属追治杀戮十余年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①。但这只是稍有缓和而已，追治“奸党”并未停止。永乐十四年（1416）文渊阁大学士胡广奔母丧自江西还朝，朱棣向他询问地方上的情况，问到“百姓安居”时，胡广说道：“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②朱棣听后，传旨停止追治“奸党”。不过实际上此后依然经常发生与所谓“奸党”相关的株连，没有人敢出来为建文遗臣们讲话。第一个出来为建文遗臣讲话的就是朱高炽。

　　“方孝孺辈皆忠臣。”③朱高炽曾不止一次对廷臣这样谈及建文遗臣。史书上看不到当时诸臣的言论，但在这一年十一月，这种宽宥终于以正式诏书下发了。朱高炽在御札中写道：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①这虽然是写给礼部尚书吕震的御札，但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定论，朱高炽不可能不征求近臣之议。到十二月初二，“上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②仁宗之所以能够闻知建文诸臣外亲的情况，显然有人向他谈及。此即史书所称，永乐末诏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臣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③这里所说的“永乐末”，系指成祖死后，仁宗即位尚未改元洪熙之时，并非成祖晚年。虽然还在口口声声称之为“奸臣”，但个中的变化，人人都已感觉到了。

　　登极之初的几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匆匆而过，转瞬便是洪熙元年（1425）正月。正月初一，改元的正旦大朝，朱高炽御奉天门受朝，但不举乐，以示孝俭。然后是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再后是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朱高炽亲手把印授给杨溥，对他说道：“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识以进。”④与此同时，加黄淮兼① 李贽：《续藏书》卷五《逊国名臣记》。

　　② 《明史》卷一四七《胡广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① 《明仁宗实录》卷四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

　　②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③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首。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官少保户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金幼孜兼礼部尚书，都再次得以晋官。朱高炽按照既定的方针一步步地前进，不久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兵部尚书李庆因考虑民间养牧官马蕃育，分送军伍后尚余数千匹，于是奏请“令朝觐官领之，太仆苑马，岁课其息。有亏，罚与民同”。杨士奇认为这有悖于求贤养士的原则，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负此名于天下，“岂贵贤贱畜之意乎？”李庆对杨士奇的反对感到忿然，不肯采纳。朱高炽起初答应罢止，但此后便无消息。次日上朝，杨士奇又言及此事。朱高炽答曰：“偶忘之。”过了些时候，朱高炽在思善阁召见了杨士奇，对他说道：“内批岂真忘之！朕闻吕震、李庆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为众所伤，不欲因卿言而罢，今有名矣。”说罢，取出一份奏章，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言畜马不便的上疏，让杨士奇以此为题草敕罢止官员养马。①“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杨士奇顿首说道。“继今令有不便，惟密与朕言。李庆、吕震辈不识大体，不足语也。”②朱高炽对杨士奇表示了最大的信赖。

　　其实朱高炽这个评语有欠公允。李庆其人“清介有执”为列卿之良者。③吕震虽为人“佞谀倾险”，但“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④。凡有事陈奏，千端万绪，背诵如流。据说有一次他随成祖北征，见沙碛中立有一碑，与诸从臣读过。一年后，成祖与诸臣语及此碑，欲派人往录。吕震称无须遣使，当即笔书全文。事后成祖命人拓来碑文相对，无一字脱误。这样的才干确是难能可贵。

　　显而易见，李庆、吕震均属于干吏之列，而不同于那种典型的儒臣。干吏乃治世中必不可缺者，纷杂事务主要依赖于他们。不久发生的弋谦言事之事，更说明李庆亦颇识大体。

　　弋谦是永乐朝的御史，因言事忤旨，贬为知县，又被免官归乡。朱高炽即位后，知道他是骨鲠敢谏之士，召授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谦便又因直言，词语太激召致朱高炽的不快。吕震、吴中、吴廷用、虞谦等人纷纷弹劾弋谦“诬罔”。都御史刘观让众御史合疏纠劾弋谦。一时间形成众臣声讨的局面。大臣中只有李庆和夏原吉一无所言。

　　朱高炽召见杨士奇等人询及此事。杨士奇劝道：“谦不谙大体，然心感超擢恩，欲图报耳。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

　　弋谦因此没有获罪，但朱高炽每见到他，总是词色甚厉。杨士奇看在眼里，找机会进谏道：“陛下诏求直言，谦言不当，触怒。外廷悚惕，以言为戒。今四方朝觐之臣皆集阙下，见谦如此，将谓陛下能容直言。”

　　“此固朕不能容，亦吕震辈迎合，以益朕过，自今当置之。”朱高炽像是明白了点。传旨免去弋谦每日朝见，让他专门管理大理寺事。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朱高炽很快便感到言事的人愈来愈少了。他再次召来杨士奇，说道：“朕怒谦矫激过实耳。朝臣遂月余无言。尔语诸臣，白朕心。”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③ 《明史》卷一五○“赞曰”。

　　④ 《明史》卷一五一《吕震传》。

　　杨士奇却认为此事不应由自己转达。“臣空言不足信，乞亲降玺书。”①朱高炽于是在榻前写下了一份引过自责的敕书。

　　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今谦就职，但兑朝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解（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掠其嘉谋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议，弋谦朝参如故。①说是自责，其实也是一种自诩，朱高炽力图使自己保持一个仁德圣明皇帝的形象。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也正因为如此，有时过激的否定上言，便会招致他无法遏制的恼怒。中年多病，又使他一改宽谨的性格而时常显得躁怒。他虽以自责求直言，只是在表示君主的大度。可是偏偏会有一两个迂腐的儒臣不识时务，终于导致了第二次直言事件。

　　这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再次上疏言事，他以过激的言词批评朱高炽“土木遂兴，重劳民力”，用宦官“折辱郡县，棰楚小民”。“大孝尚未终，正宫尚未册”便选取侍女，惊动远近，“恐乖风化之原”。如今天下并非大安，“飞蝗蔽天，民食寡乏”，不能像太祖高皇帝那样未尝见日而临朝，“或旭日已旦，朝仪方肃”。非勤政之君。并引程子之言，劝朱高炽加深涵养，务正学，求帝王经世之要、古人治乱之由，除逸乐无益之事、佛老异端之说。①疏入，朱高炽勃然大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质问，李时勉却倔强不屈。

　　朱高炽命武士用金瓜扑打，李时勉被打折三根肋骨，曳出后险些丧命。罚他为交阯道御史，每天问一囚犯，上言一事，三天后逮入锦衣卫狱。

　　经过这场风波，朱高炽也气得病倒了，他临终前对身边的夏原吉说：“时勉廷辱我。”②说罢忿然不可遏，当天夜里病发而死。短短九个月的帝位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的结果似乎有悖于仁治之道，但后人却给予了他过高评价，所谓“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这虽然只是假设，但却不曾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朱高炽确实在推行一套治世的计划，只不过未及展开。而明朝政治脱离君主独裁的轨道，真正形成文官治国制度，这一切到宣宗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明史》卷一六四《弋谦传》。

　　① 《明仁宗实录》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辛未。

　　① 夏燮：《明通鉴》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五月。

　　② 《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

　　第十一章明宣宗仁宗朱高炽的治国，不到一年时间便因突然病故而结束。这给明初守成治国的过程带来了一些必然的变化，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洪熙之治”，却不得不延长到了宣德时代。

　　第一节宣德初政宣宗朱瞻基（1398—1435）登极之初，立足未稳的文官政治面临着一次考验。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从他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永乐七年（1409）春天，朱棣夺位后第一次返回旧藩北京，年仅十二三岁的朱瞻基即受命从行。次年朱棣亲自率师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俨然有些监国的样子。永乐九年（1411），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而确立了他的储君地位。

　　朱棣对于这个长孙确是独有所钟。永乐十一年（1413）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也再次给祖父脸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当祖父当众说了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时，便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①他既有着祖父的英武，又具备了父亲的睿智，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②所谓的“太平天子”，绝非仁宗那样的仁德之君，他对仁宗那种儒生气甚至感到厌恶，因此几乎酿成汉王夺嫡。在这关头倒是朱瞻基帮了父亲的忙。他对叔父觊觎储位的企图，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一次谒陵途中，当时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走不便，靠着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在旁说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话音未落，身后有人应道：“更有后人知警。”③说这话的便是皇太孙朱瞻基，汉王高煦不由回顾失色。朱瞻基并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里。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第二次亲自率师北征时，朱瞻基便随同出征了。在忽兰忽失温激战中，他在宦官李谦引导下追敌至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几乎发生危险。在朱瞻基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宠爱与骄纵，同时也有锻炼与拼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孙培养成同自己一样的追求文治武功的开拓之君。

　　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他是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速赶回北京。汉王朱高煦本来图谋于途中设伏邀击，因为朱瞻基行动迅速而未得逞。他们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

　　这场斗争给文官们帮了不小的忙。汉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当初参与“靖难”的军人集团。这种历史造成的结果使得朱瞻基从登极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

　　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朱瞻基是洪熙元年（1425）六月登极的。七月，朱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试探。尽管所陈并非如意，朱瞻基还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乐中，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宣宗击射》。

　　② 《明史》卷九《宣宗纪》。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七《后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①朱瞻基顾谓群臣的这番话不无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抚。但身处局内的朱高煦却毫无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里汉王朱高煦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有人告诉朱瞻基：“汉府所遣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②朱瞻基对此岂无所知，他不过采取后发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诚以待而静观其变。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汉王府索要骆驼，立即与之四十，索马与之百二十，还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这些做法与朱瞻基性格颇有些不符，显然是他周围文臣们起了作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官集团已经在永乐、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边逐渐形成了。

　　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预防，谋不得发。朝中旧功臣既无人内应，地方官员又不肯从乱，朱高煦陷于孤立之中。在乐安家中居丧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连忙换装改名，间道入京告变。

　　倘若朱高煦稍有头脑，他应该明显感觉到形势对于自己的不利，但他却不顾一切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八月初一，朱高煦在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终于重演“靖难”旧剧。

　　直到这时候朱瞻基才临朝宣布命将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夜里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①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②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鉴，不可失也。”③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④杨荣和夏原吉都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万无一失，而惟恐重现那幕历史惨剧。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

　　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这场斗争最终是以朱瞻基亲征与朱高煦的失败宣告结束。这是仁宗之治的胜利，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师还，杨荣以决策功，受到赏赐，得赐银章五，褒奖甚至。夏原吉也被赉予加等，得赐阍者三人。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则因在这次出征时反对袭执赵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④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彻底孤立了汉王朱高煦，杨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赏赐。

　　仁宗身边那批有为的文官，重又聚集于朱瞻基的周围并为其所倚靠。

　　这一年十月，曾因气死仁宗而入狱的翰林侍读李时勉被复官。史书记述了这有趣的一幕。

　　当时有人对朱瞻基说起李时勉得罪先帝的情况，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使者去后，他愈想愈气，又令王指挥前去将李时勉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时，使者正巧带李时勉由端东门入，没有碰上。朱瞻基见到李时勉，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头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听了这两件事，朱瞻基怒气稍解。李时勉说了六事便说不下去了。让他接着说完，他回答说：“臣惶惧不能悉记。”这时朱瞻基已怒气全消。“是第难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时勉答道。朱瞻基不由叹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时勉已经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挥去狱中提人不到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冠带立于阶前。①李时勉的复职表现了朱瞻基的宽容大度。李时她虽然不属于当时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但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会得到文臣的普遍欢迎。

　　四个月以后，有五名文臣在文华殿得到皇帝赐予的范银图书。他们是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胡■。蹇义得到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为“含弘贞靖”，杨士奇“清方贞靖”，杨荣“方正刚直”，胡■“清和恭靖”。后来又有一位内阁学士杨溥。这便是史称的“蹇、夏”、“三杨”。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经历了长期政务锻炼的文官群体。蹇义掌吏部，夏原吉掌户部，“三杨”掌内阁，胡■掌礼部。他们在继承和推行洪熙、宣德两朝仁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础。

　　永乐后期，由于皇权专制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短暂的一年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宣宗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阯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宗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后，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阯。

　　自永乐五年（1407）安南内属改设为交阯布政使司后，几乎没有过一天平静。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发生了动乱。永乐六年（1408）八月，简定、邓悉、阮帅等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发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经而死，交阯都司吕毅、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十一月，张辅擒获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成祖正着力于北征，交阯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阯新战乱的导火线。永乐九年（1411），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阯。张辅到达交阯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凭藉武力征服对交阯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阯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阯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成祖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阯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阯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阯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

　　当这个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阯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阯触怒成祖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阯问题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宣宗谕旨督责陈智等人兵败的第二天，便在文华殿中秘密召见了二杨。“昨谕荣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独与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带含混地说道：“昔在南京，皇考曾与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求陈氏之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尚有后，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此语藏之朕心未尝忘。”

　　“永乐三年初征黎贼，凡诰敕皆臣等亲承面命。圣志惓惓，在于兴灭继绝。”二杨回答得可谓婉转得体，放弃交阯，复立安南，不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圣志。

　　“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与朕合，三二年内，朕必行之。”①这次谈话便是宣宗放弃交阯的前奏。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退罢朝，宣宗又在文华殿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他首次直接谈到了放弃交阯：“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后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盖兴灭继绝盛心也。而陈氏子孙为季犛杀戮已尽，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阯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深为恻然。昨遣将出师，朕及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①这一次又谈到了《祖训》，可见宣宗确实反复考虑了，因为他不仅要说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蹇义和夏原吉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这大约并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杨士奇和杨荣，问道：“卿两人云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汉、唐以来虽为郡县，叛服不常。汉元帝时，珠崖反，发兵击之，贾捐之议罢珠崖郡，前史称之，夫元帝中主，犹能布行仁义，况陛下父母天下，与此豺豕较得失耶！”②宣宗点了点头。这番对话目的在于说服蹇、夏二人。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蹇、夏为首的主要大臣的支持，这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是事情发展得比宣宗预料要快些，就在宣德二年（1427）即发生了王通与黎利私下立坛为盟之事。王通初至交阯，曾大败黎利，但不久黎利势力复兴，朝廷再命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调军征讨。柳升勇而寡谋，沐晟怯而无能。明军于倒马坡中伏，沐晟坐视不救，柳升全军覆没。王通得知柳升败报，更无心再战，遂与黎利立坛为盟，宣布退师。

　　十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这次上表人的名义却不是黎利，而是一个所谓的安南国王陈氏三世嫡孙陈暠。陈表中写道：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犛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今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云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陈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①表中所言颇令人感到蹊跷。宣宗看过后，交给英国公张辅。

　　“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张辅是当年平定安南的主帅，自然依旧主战，“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②蹇义、夏原吉支持张辅建议，反对放弃交阯。自永乐中黎利反叛朝廷，二十年间未闻有陈氏后人之说，此时突然冒出陈暠，当然是黎利诡妄之谈，但是杨士奇和杨荣却宁愿以假作真，趁机放弃交阯。

　　“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以兵，臣不忍闻。”

　　谈到了国家状况及其当务之策：“且求立陈氏后者，太宗（成祖）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后郡县。叛乱相寻，至深廑先帝忧。今因其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计大便。汉弃珠崖，前史荣之，安在为示弱乎？”①这是二杨与宣宗多次谈话的总结，是考虑已久的计划，宣宗认为没有必要再作讨论。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第二天，向群臣出示交阯奏表的同时，宣布息兵养民，放弃交阯。

　　明宣宗终于迈出了这艰难而关键的一步，经过仁宗、宣宗两代人的努力，明朝开始摆脱了开国以来，特别是永乐以来形成的种种财赋重负，真正走上了息兵养民的道路。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第二节宽松与务实宣德三年（1428）暮春三月，明宣宗在宫苑中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十八位要臣，但这并非议政，而是一钦赐的春游。群臣们随从宣宗乘马登山周览，又泛舟于太液池水之上，望着四周一片盎然春色，君臣们赋诗赓和，融融之意，似乎也如这春色一般，由儒臣们的心头延展开去。上有励精图治之君，下有同心辅政之臣，一片祥和宽松，使人感到太平盛世之将临，同时人们也不得不对宣宗的治民方针感到惊异。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天下多有辱没之感，他却在杨士奇、杨荣等人支持下办到了。史书中说：“自交阯内属者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至百余万，转输之费不预焉。至是弃去，官吏军民还者八万六千余人，其陷于贼及为贼所杀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王通）弃地殃民，而上不怒也。”②这在太祖、成祖时是不可想象的，而仁宗又似乏此胆量。宣宗之所以能够放弃交阯，显然是放弃了那种专制君主的尊严，转而追求一种安定太平和官民的称颂，这一弃一求，也就成为宣德中宽松政治的基点。如果将其与仁宗的仁治相比较的话，宣德之治在文官治国制度上比洪熙时更为突出，政出内阁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宣德五年（1430）的清明节，宣宗奉皇太后谒祭了天寿山的长、献二陵。这位年轻的皇帝没有乘坐御辇，他英姿勃勃地骑在马上，亲自为皇太后的凤辇开道。这一次人们都瞻仰到了皇帝的风采。经过清河桥的时候，宣宗又下马为太后扶辇，道路两旁跪满了黎民百姓，叩拜山呼，声震郊野。太后望着宣宗说道：“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①这种现实中的说教，更容易打动宣宗的心，他切实感到了安民的重要。谒陵返回途中，他饶有兴致地来到田间，向春耕的农夫询问起稼穑之事，并且取过犁来试着推了几下。尽管只是几下，宣宗却已经感到十分吃力了。他回顾侍臣们说道：“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②这件事对宣宗的触动颇大，回宫后他再次对身边大臣谈及此事：“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③宣宗果然将与农人的谈话记录成文，题名曰《耕夫记》。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② 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①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③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①大概是耕夫对于县官的那番谈话对宣宗起了一定作用，两个月后，他下诏追夺赃吏诰敕，并且著为令，定为制度。随后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书中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②于是尚书蹇义、胡■，大学士杨士奇等首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任苏州知府，同时被荐的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赵豫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为常州知府，户部员外郎邵■为武昌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御史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九人后来皆有治绩，而以况钟最为著名。

　　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①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今湖南、湖北），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曹弘巡抚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由此开始了各省专设巡抚的制度。宣宗在给他们的敕谕中写道：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斯。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迭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钦哉。②这些派往各省的巡抚，与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们带去了宣宗敕谕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们去实现一种祥和、宽松、安定、富裕的局面。这些巡抚与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远非一般地方官员所能相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况钟了。他们出任的苏、松一带是当时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素称富庶，但又是赋役最重的地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②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②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②。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专制。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③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①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②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③。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② 《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③ 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③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②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首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③。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①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③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①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②，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①，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首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发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贰，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①。袭赵之议起自陈山②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0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②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首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③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①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②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0）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③ 《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① 《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② 《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①。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①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②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守成之君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①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②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①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②。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首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1430）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①。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1430）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格大臣出面反对时，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气的切责。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给理财官员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许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这里老天也帮了一点忙，宣德七年（1432）江南大丰收，周忱和况钟等人设置的济农仓获得大量存贮，以后数年间，“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②。财赋的充盈，使地方上诸事得以并举，“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①。此事颇遭朝中物议，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发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发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1430）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②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①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③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①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100）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①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②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1430）间的事情。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①这是否也正是史家们不称之为“仁宣之治”，而称之为“仁宣致治”的原因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戊子。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呢？

　　第十二章周忱况钟第一节周忱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0），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1430），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①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1430）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明史·食货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

　　田粮运输的改革。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正粮一石民运至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1433），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②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③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①。“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②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间，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按田粮佥派人夫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间，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②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武进县志》。

　　①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以整理那里的盐课拖欠。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当时米贵盐贱，饶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正统七年（1442），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景泰元年（1450），当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①。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②景泰四年（1453）十月卒。终年七十三。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

　　① 《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九。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第二节况钟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况钟（1384—1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贫寒，其父仲谦为生活计，送给黄氏收为养子。七岁时，母亲去世，无限悲痛。于是，刻志于学。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1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1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宣德五年（1430），延臣会议，提出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及“天下九大郡，繁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于是，皇帝朱瞻基诏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礼部尚书胡■、吏部尚书蹇义交章推荐况钟，其时首辅杨士奇“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况钟为苏州知府，“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因元末为张士诚之地，为张氏据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泄其愤，而将苏州租赋加重，致使百姓难以承受。至仁、宣时逋赋数额巨大，赋税旧制难行。宣德五年（1430）春，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尽管如此，至况钟到任，苏州一府拖欠赋税已达四年。况钟请求“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于是又上书指出：“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③ 本文主要依据《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以及《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卷四《张太史赠太守况钟前传》，凡引上文，不另作注。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几经曲折和努力，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按照况钟所奏，予以免除。

　　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多次请求减免苏松重赋，都与巡抚周忱的支持分不开。其时，二人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周忱所行的善政，况钟在苏州都悉心玉成。他所积济农仓粟每年多达数十万石，除赈济灾荒外，还代民间支付杂办徭役及拖欠的租粮。曾置善恶二簿，以行惩劝；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入为奸；置纲运簿，防止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止非理需求。总之，其为官理事，纤悉周密；兴利除害，不遗余力。以致“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苏州以富丽闻名，宫中宦官购买花木、禽鱼、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纷纷前来。郡佐以下，稍有异词，辄遭辱骂，甚至被绑被打。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而况钟对此，待之以礼，从不屈膝；且戒属僚，勿赂一钱。致使往来苏州的京官宦竖，惧怕敬畏，不敢胡作非为。

　　况钟虽是吏员出身，但对教育特别重视，对文儒皆予厚待。凡单门寒士，多有赈济。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书生，曾递诗给况钟，况钟很为赏识，准备推荐为官，同时却收到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即保举，上奏朝廷，授予吏、刑二部司务，后迁御史，“整饬举劾，俱得其当”，著声于朝。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之习，无论大小事件，都动辄赴京告状。由于苏州属直隶府，上无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牵引多件，株连数十数百。无辜之人受诬解送，农耕经年抛荒。对此，况钟上书奏请，遇有告状之事，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刁风顿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当御史巡按到府，府官过于卑屈，御史肆其贪侮。况钟奏定“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

　　况钟任苏州知府，事事根据朝廷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宣德六年（1431）三月，继母去世，况钟奏闻朝廷，回家守孝。百姓挽留，不得遂愿。时过不久，“秋粮应减者，倍加收敛，奸吏舞法，故弊丛生”。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吁嗟之声，溢于衢巷。于是，御史、府同知等，据县民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名告词，奏请夺情起复。于是奉皇帝圣旨，召况钟由家乡径回苏州知府任上。正统五年（1440），况钟九年职满。同年十月循例备由赴部候升，而“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况钟作诗慰劳。入京召见，奖励倍至。”苏州耆民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上疏挽留，其中说“尹苏仍非公不可”。最后皇帝下达圣旨：“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次年正月，又降圣旨：“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况太守集》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这是自明皇朝建国以来七十余年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由此可见况钟政绩的卓著和品德的高尚。

　　正统七年（1441）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次年春的归柩之日，倾城出送，白衣白帽，两岸夹舟，奠别出苏州之境，还有奔程路祭的，略不断绝。朝廷赠正议大夫资治卿。祀名宦祠，准许城邑建祠以祀，春秋官为致祭。第十三章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均是明代入阁的政治人物，并称“三杨”。

　　第一节杨士奇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其著作主要有《周易直指》十卷，《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明人王世贞对其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①大致概括了他的诗文特征。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的仕途充满了阳光与鲜花。

　　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①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②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封建礼仪，新皇帝应为过世的皇① 《纪录汇编》卷一二○《明诗评》。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帝服丧二十七天。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张辅、杨士奇三人仍着丧服上朝，满朝文武皆更换服装，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首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①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当然的首席顾命大臣。

　　洪熙元年（1425），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宣宗，他既具备父亲的文才，又具备祖父的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上朝觐见皇帝，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皇帝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②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叛乱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处以酷刑。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杨荣等人主张同加严惩。针对这种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举棋不定。杨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局的稳定，与杨荣针锋相对，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终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趋向了稳定。

　　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朱瞻基即位后，还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交阯继续抵制明皇朝的统治。是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还是撤军，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将领们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士奇看到连年的征战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杨荣一道力主讲和，认为可以让交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正中朱瞻基下怀，于是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阯的叛乱问题。后来几经周折，朱瞻基勉强授予交阯的实际统治者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这样既赢得了南部边疆的安定，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事开支，再次显示了杨士奇的战略眼光。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腐败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发。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赋诗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时自阉进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先生”。司礼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

　　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首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1440），杨荣去世，杨士奇更感势单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大臣们讨论后将情况通报给杨士奇，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朱祁镇对他加以劝慰。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杨士奇撒手人寰。卒后谥号文贞。

　　第二节杨荣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东杨”。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既以武略见重，又有些文才，据《明史·艺文志》载，其著作有《训子编》一卷、《北征记》一卷、《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杨荣建议朱棣先谒埋葬朱元璋的孝陵而后即位，朱棣欣然采纳。朱棣即位后，从翰林院中选用杨士奇、解缙等人与杨荣一起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朱棣自然对其格外宠爱，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朱棣不苟言笑，与大臣们讨论事情，议而不决之时，脸色更是难看，大臣们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每当此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令“龙颜”大悦了。

　　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克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

　　永乐八年（1410）二月初十日，朱棣率军开始了即位后的第一次北征，杨荣作为贴身大臣随行。不久，明军进抵胪朐河，朱棣赐名为饮马河。由于侦知了鞑靼军队的行踪，朱棣亲选精锐进行长途奔袭，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二十日粮，命杨荣率勇士三百人作为亲兵跟随。明军追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率领的鞑靼主力相遇，经过激战，明军大获全胜，本雅失里只率少数轻骑逃走，朱棣下令班师回朝。由于轻装前进，在回师途中，明军的粮草供应紧张起来，士兵几乎断粮。杨荣建议朱棣将御用的储粮散发给将士，并且让军队中粮多与粮少者借贷互济，还京后加倍偿还。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使明军顺利地度过粮荒，胜利班师回朝。

　　永乐十二年，朱棣带着皇太孙朱瞻基，率领五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二次北征蒙古的战争，杨荣再次随行。杨荣承担了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向朱瞻基讲说经史。其二，掌管皇帝的玉玺，充当朱棣的机要秘书。行军期间，有一天晚上，朱棣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杨荣，同他讨论军队粮饷的问题，杨荣认为：“择将屯田，训练有方，耕耨有时，即兵食足矣。”①提出一套实行军屯以解决粮草问题的计划，得到朱棣的首肯。虽然朱棣的第二次亲征，明军损失不小，但也使瓦剌大伤元气，此后大约七年多的时间里，北方基本保持了稳定。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北部的边患，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明朝官吏大多生在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江南，要他们远离故土，远赴塞下，困难重重。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情绪，反对迁都。杨荣看到迁都北京对于解除蒙古部的威胁有不可低估的战略作用，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等坚决支持迁都，并且在《题北京八景卷后》指出：“迨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乃诏建北京焉。”①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这一年的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杨荣指挥卫士进行抢救，只抢出一些重要图籍，三大殿均未保住，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反对迁都的政治风波。杨荣等人极力支持朱棣，使风波很快平息下去。迁都北京，对北部边防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永乐二十年，朱棣进行第三次北征，杨荣与金幼孜再次随行，明军无功而返。为了鼓舞士气，朱棣大开庆功宴会，有功无过者坐前列，食上肴，杨荣与金幼孜被特命坐在前列。次年，朱棣进行第四次亲征。有关军务皆让杨荣参与，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朱棣经常召见杨荣，并且亲昵地称之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不言自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开始了第五次北征。明军到达开平时，朱棣做梦，梦见一位天神向他说：“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便有些犹豫，杨荣乘机加以劝谏：“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②朱棣领悟了杨荣的意思，便说：“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当即下令杨荣等人草敕，诏谕各部落人等，罪止阿鲁台一人，余皆不问。又命令军士们收拾死于兵火的遗骸，葬为丛冢，朱棣亲自撰写了祭文。明朝大军进至翠云屯时，仍未发现阿鲁台踪影，在杨荣等人的劝说下，朱棣决定班师回朝。

　　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杨荣请求辞去尚书俸禄，未得批准。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1425）继承了皇位，汉王朱高煦发动了叛乱。年轻的皇帝有些犹豫不决，召见杨荣商讨对策，杨荣极力主张趁朱高煦尚未切实准备之际，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瞻基接受了杨荣的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朱瞻基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个历经几代皇帝的问题——安南人继续抵制中国人的直接控制。开始时，他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间举棋不定。当时，武将主张采取武力，杨荣和杨士奇一道力主放弃交阯，朱瞻基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从安南撤出了明朝的全部军队。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病死，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委政“三杨”，杨荣在老迈之年，仍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正统三年（1438）晋升少师头衔。由于王振的崛起，杨荣受到攻击。正统五年（1440），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① 《明经世文编》卷十七《题北京八景卷后》。

　　② 杨荣：《北征记》。

　　第三节杨溥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时人称为“南杨”。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

　　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成祖北征回师，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进谮，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当时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系成祖“靖难”旧人而幸未被祸。金忠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不顾触怒成祖，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子，才使太子未遭废罢，但是作为东宫宫僚的杨溥、黄淮等人却因此事件而被入狱，而且一系即长达十年之久。杨溥的出狱是在十年后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初五，也就是太子朱高炽得到成祖遗诏的第四天。十天以后，太子朱高炽正式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对于杨溥的受祸入狱过程，仁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时候他对于杨溥更多的大约只是同情，因为除去杨溥因作为东宫宫僚入狱之外，朱高炽起初对于杨溥本人其他方面的情况似乎也并不十分清楚。根据史书所记，杨溥做太子洗马时，使得太子朱高炽对其赏识的事情只是他有一次将汉文帝的史事类编以献。这大概只能算是儒臣们一般常做的事情了。其后杨溥便归乡守丧，直到太子监国，才被命起视事，随后便发生了迎驾事件。

　　从仁宗即位后对于杨溥的安置看，显然是有些因人设事的味道。洪熙元年（1425）仁宗在思善门建立了一个名叫弘文阁的机构，选诸臣“有学行者侍值”①。这样的安排实在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被荐入阁的都是些无名无为的儒士，而杨溥则被命掌阁事，并且得赐给阁印。当时仁宗曾经对杨溥说：“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②其后杨溥再授官太常卿，仍掌弘文阁事。数月之间，连授三职，足见仁宗对于杨溥的关切之心。但杨溥虽三受其职，却并未得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杨溥真正走上朝廷重臣仕途，是在仁宗去世，宣宗即位以后。

　　宣宗即位后，罢弘文阁不置，杨溥被检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务。

　　宣德、正统间，名臣称三杨先生，以文贞（士奇）为西杨，文敏（荣）

　　为东杨，盖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别之。文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乃因以南杨号文定焉。③从此而始有“三杨”之称。杨溥也从此开始与东、西杨有了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这最初的入阁只有四年时间，杨溥便又因母丧而归，而且起复后却并未再度入阁掌机务。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三杨两王》。

　　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当宣宗急于以改变吏治解决国家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在内阁中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还是杨士奇那样通于决策的干吏，但是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

　　正统初政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的因循化与英宗皇帝的少年登极。这也便确立了“三杨”必然的重要位置。所以自从英宗登极起，杨溥便与杨士奇、杨荣忙于开经筵、择讲官以及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之事，三朝元老的治事风格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这很得张太后的欣赏。外有老臣，虽然皇帝年幼，她也感到放心而不必由自己去垂帘听政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注重旧事与感情，对于在朝的五位重要辅臣，她有时便会更多想到杨溥。一次她将英宗召到便殿，又召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而她同时又专门再将杨溥召到近前，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这种气氛的感染，比之任何方式都更为有力地确定了杨溥在正统时代的地位。当张太后指着五位大臣向年幼的英宗要他“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的时候，杨溥在五人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入的人物。正统三年（1438），杨溥进官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史书中说：“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①但这也到了“三杨”政治的尾声。这一年在馆阁的学士七人，杨士奇七十四岁、杨荣六十八岁、杨溥六十七岁，其中最年轻的也在六十岁以上了。而这个朝廷的政治似乎也如同这些老人们一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参预机务的老臣们居然开始仿唐、宋洛中诸老的样子去搞起一个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酒各随量，肴只一二味，蔬品不拘取，为具简而为欢数也。”②具简而欢，这不仅成为当时这批老臣们的生活性致所在，而且成为了他们政治性致的所在。他们自身感觉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太平盛世之中，而他们则是那种盛世华贵的台阁体风气的开创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对于这种老臣政治提出异议的人物，竟是那个明朝前期最具反面形象的太监王振。

　　“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王振的目的当然是要通过人事的变更减轻“三杨”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力。“老臣当尽瘁报国。”杨士奇回答道。杨荣却截住话题说道：“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

　　其后杨荣推荐了陈循、高谷等人，按照杨荣的解释，与其让王振之流去随意任人，还不如事先检选自己的人，以为今后安排。

　　三人当中只有杨溥并无建言。这大概就是杨溥的性格特点所在，在身处其境的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敢于面对的勇气。他诚然是一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

　　位正人君子。当他被谗入狱的十年当中，家人供食数绝，他却读书不辍，以“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精神维持着自身的意志与尊严。他在朝当政的时候，儿子自家乡来京省亲，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途中只有江陵知县待其甚简时，他却因此而知其贤，并将该县令荐升德安知府。①这就是杨溥其人，他有甚多的律己，却缺少东、西杨那样鲜明的性格。他是一位正臣，却不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正臣。这一切在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以后，就愈发变得明朗起来。所谓后进望轻，杨溥孤立，都不能解释他在朝的最后几年中王振专权的形成。所以当“土木之变”发生后，人们追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会过激地起而争暴其短，认为他“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②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他了。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二《杨溥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第十四章明英宗明英宗前后在位二十二年，两次登临大位。他在位之日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成为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第一节“委政阁臣”，纲纪未弛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史家们向来说法不同。有人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说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传》则认为：“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由于皇后胡氏多病无子，明宣宗宠爱贵妃孙氏，更宠爱这个小孩。他出生不久，于宣德三年（1428）二月初三日赐名祁镇，又赐玺书。三天后，二月初六日册立为皇太子。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朱祁镇正位东宫刚刚过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遗诏命皇太子继位。是月初十日，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改元正统。初登皇位时才九岁，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致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进入正统朝，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明朝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永乐二年（1404）封为皇太子妃，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宣宗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五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英宗当即应声受命①。这五人，都是几朝元老，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太皇太后张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阁臣”。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经济是基础。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英宗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一万七千人，又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九万二千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诏发禁军三万到京畿地区屯田①。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开局还算顺利。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无疑是学习治国的基本知识。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对英宗进行启迪教育的重要性。杨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请开经筵，请皇上读书学习。而后又进言：皇帝的学习，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定讲筵礼仪。并请慎择“学议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为讲官。二月二十日，行在礼部遵旨进呈经筵礼仪。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穀，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明代的“经筵定仪注自此始”。经筵官任命以后，按照规定的时间，三月初九日开始第一次御经筵。此后，遂以为常。经筵每月举行三次，故又称“经筵月讲”。月讲之外，还有日讲。月讲和日讲的内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等经传，然后再读史书。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经筵月讲每月只三日；日讲则不拘日期，礼仪也比较简单。

　　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方面进行立法定制。

　　在学校教育方面，开始设立提学道，专门督责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国学、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王所有武学。后因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急待解决。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奏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按二司遍历考试，庶得真才。英宗纳其言，下诏曰：“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设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南北两京以御史为提学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为之。著为令。”是为明代设立提督学政之始。提学官的设立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英宗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胡■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①。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为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前去督理两淮、长芦、浙江盐课，并命内官同往。明代钦差巡盐之制，亦自此时开始。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① 参《明史》卷七八《食货二》、卷七九《食货三》。

　　总之，就全局而言，这一阶段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

　　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由于宦官“王振尚未横”，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明史·英宗纪》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这主要是指其即位迄正统二年这段时间，此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第二节朝政渐乱，宦寺擅权正统二年（1437）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宦官势力的膨胀，加上边境日益多事，纲纪遂日趋紊乱。

　　先是，明英宗命宦官王振掌司礼监。这是导致正统朝纲纪紊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代宦官组织，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一切宦官组织的首脑部、明代全国特务机构最高指挥机关。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东厂”，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产物，宦官组织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太祖在世时，虽然从洪武八年（1375）起，曾先后派宦官参与某些经济（如茶马贸易、覆核关税等）、军事（如阅视军队等）活动，但他鉴于历代宦寺为祸之教训，一直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职衔、品级、冠服，禁止各部门与宦官公文往来，并特铸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三尺大铁牌，置立于宫门，警告内官们时加注意。建文帝嗣位，对宦官的约束益为严厉。可是到了明成祖即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开。“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①。及明宣宗即位，又专设“内书堂”，命教官教习宦者，使之通晓文墨，且遂为定制。

　　进入正统朝，宦官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明代宦官还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提督盐课、总督京营、充总兵官；有正式监军职衔；宦官世袭，及其弟侄封爵、荫官等等，都是从明英宗时代开始的。王振占据司礼监之后，权势大得很。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畏祸者争附之，阿谀奉承，贿赂财物，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②。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连明英宗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为“先生”。于是王振气焰也就渐渐嚣张起来，胆子越来越大，行为益为放肆。正统元年，杨士奇年七十二，杨荣六十六，杨溥六十五。“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①公开以年老威逼他们去位。其时，王振为使朝臣全都慑于他的淫威，甚至常常引导明英宗用重典治臣下。那些好事的言官们亦纷纷争承王振的旨意，不断利用大臣们的某些过失，上疏大肆攻击，自公、侯、驸马、伯以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弹劾的，直至枷刑、下狱、谪戍等等，殆无虚日。

　　正统二年（1437）正月，由于王振得意忘形，对内阁大臣商议的大政，“辄施可否”，随意取舍，违背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政内阁的命令，张氏怒极，欲诛王振。因明英宗跪地求情，诸大臣亦请予免死，才饶了他一命。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敛戢，而骨子里并没有改变。五月，以边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军务，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九月，命将镇守独石。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逐步紧张起来。

　　正统三年（1438）三月，京师多次发生地震，陕西大饥。六月，麓川宣①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文襄》。

　　① 《明史》卷一四八《马愉传》。

　　慰使思任发起兵叛乱。明英宗命军出征，屡战而不能平息。翌年三月，明英宗命增兵赴援，调湖广官军三万余人、贵州一万人、四川八千人入滇，合力进剿，结果还是师出无功。五月，复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率军进讨思任发。从此开始，连兵十载，增兵加饷，先后征发夫役近五十万，云、贵两省将士多亡，卫所空虚，田园荒芜，民困至极，“西南骚动”。西南反叛未平，北方边患又起。

　　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称太师，北方各部皆归其所有，于是“其势益横，边境自此多事矣”①，从而构成了对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1440）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离世，明英宗渐渐亲近宦寺，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为之大变。

　　正统五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杨士奇等年老不能视事，充位而已。

　　正统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顾朝廷罢兵之议，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调集各路兵马十五万，大举进兵麓川。翰林院侍读刘球上疏，请止麓川之役，加强对北方瓦剌的防御。疏上，而明英宗不用。

　　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逝世。张氏在世，委任五大臣，政在台阁”。及张氏一死，明英宗完全受制于王振，杨士奇等人虽仍挂名列位，但对王振只能“拱手唯命，莫如之何”。或谓“不过浮沉自全而已”。十二月，王振毁去明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大铁牌，自是益无所忌惮，为所欲为，擅权乱政。

　　正统八年（1443）五月二十五日，雷击奉天殿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横，应诏上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一曰勤圣学以正心德；二曰亲政务以揽乾纲；三曰任大臣以崇国体；四曰选礼臣以隆祀典；五曰严考核以肃吏治；六曰慎刑罚以彰宪典；七曰罢营作以苏民劳；八曰宽逋赋以恤民穷；九曰息征讨以重民命；十曰饬武备以防外患①。刘球前次上疏已引起王振的痛恨。这次疏入，他益恶之，大怒不止。六月初三日，将刘球抛入监狱，十二日夜令人杀之。

　　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至此，“三杨”已失东、西二杨，“南杨”杨溥年迈而孤立。王振更加无所顾忌，威势日重，自都宪以下，见之皆下跪。北边瓦剌也先，亦已实力大增，又置甘肃行省名号。明英宗面临内外交困局面。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明经世文编》卷三一；《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第三节“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正统十年，也先举兵侵哈密，围其城，杀首领，劫男女，掠财物。边将知其必为大患，屡次奏报，而明英宗终不省悟。

　　正统十一年三月，浙江矿工叶宗留发动起义，自称“大王”。明英宗令闽、浙、赣三省联合出兵镇压。七月，杨溥去世。张辅、胡■均年届七十二，身体衰老，难有作为。

　　正统十三年，瓦剌遣使二千人贡马，而号称三千。王振怒其诈，令礼部核实，没有如数给赏。也先对此大为不满，以明廷“赏不如例”，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伺机大举进犯。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一日，也先率部进犯大同。明军右参将吴浩在猫儿庄迎战，兵败身亡。明英宗命重兵把守阳和口。是时，形势危急，边报每日数十至。王振遂导上统军亲征。兵部侍郎于谦等上疏力劝，明英宗不听。七月十五日，下诏亲征，命皇弟■王朱祁钰居守北京。十六日，明英宗统帅官军五十万，自京出发。英国公张辅等文武大臣从行。张辅衰老，“不使预军政”，“默默不敢言”①。大军出发之后，前方频频传来败报，“伏尸蔽野，众心为寒”，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群臣再三劝明英宗停止前行，而王振一心诱上冒进。八月初一日至大同。十四日，明英宗至土木，距怀来城二十里，遭到瓦剌也先的四面伏击，明军五十万人，居然不堪敌骑一击，全军覆没。明英宗被围不得出，下马据地而坐，遂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又称“土木之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明英宗终于自己吞下了宠信王振所结出的苦果。因为明英宗是皇帝，当然要避讳，不能说他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是役，明军精锐死伤数十万，文武大臣死者张辅等五十余人。王振也在乱阵中被打死。

　　明朝经此巨变，将士无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降。一般认为土木之败，是明朝由强变弱的分界线。

　　明英宗被俘，一时国中无主，人心不安。也先口头上声称要送明英宗回京，实际上是准备大举进攻。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命■王朱祁钰监国，并召集朝臣议战守。时京师老弱兵马不满十万。侍讲徐珵（徐有贞）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坚决反对，誓与京城共存亡，发动军民保卫北京，由此也得罪了徐有贞等人。八月二十一日，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五日，命都督石亨总督京营，暂时渡过了危机。

　　九月初六日，■王朱祁钰即皇帝位，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以翌年为景泰元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在明朝满足了也先的各种要求之后，在漠北整整过了一年俘虏生活的明英宗被送回北京。景泰皇帝令其哥哥、太上皇帝入居南城（南宫），实际是将其软禁。

　　明英宗在南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连做梦都想再登大宝，夺回失去的威风和权力。在南宫过了六年又五个月的“幽闭”式生活之后，他终于实现了① 《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

　　这个多年的梦想。

　　第四节南宫复辟，重登帝位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潜入南宫，夺门拥明英宗出宫，复辟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称“夺门之变”。五天后，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第二次即皇帝位，建元天顺，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第二天，亦即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明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操纵下，听信谗言，颠倒是非，杀害功臣于谦。这是他的又一个过失。之后，明英宗又在石、徐、曹等人的指使下，将一批大臣或杀或罢；同时以夺门之功对另一批人加官晋爵，委以要职，进为公、侯、伯之类，连官舍旂军晋级者也有三千余人。

　　天顺元年（1457）二月初一日，明英宗下诏废除景泰皇帝，仍称■王，迁居西内。十九日，■王朱祁钰病死（一说为明英宗派人杀死）。同月，命吏部侍郎李贤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三月，复立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十月，诏复王振官职，刻木为像，招魂祭葬，立祠祀于智化寺，赐额曰“旌忠”①。王振擅权乱政，又导帝亲征酿成土木之祸。明英宗以王振为“功臣”，对他一直念念不忘，迷信至深，可以说达到“顽固不化”的地步。明英宗复辟之初，对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徐、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他们之间也争斗不休，互相整来整去。这时明英宗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俘虏生活、南城苦度，渐渐成熟起来，看到石、徐、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于是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们，徐有贞首先失宠，多次被捕下狱。

　　天顺三年（1459）八月，明英宗经调查取证，证实石亨的侄子定远伯石彪谋镇大同，居心叵测，将其逮下诏狱，抄没家产，又捕其党七十六人。十月，石亨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被罢官闲住，不准入朝。同时下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二字，凡以此冒功得官者，许自首更正。一时因“夺门”功被罢者四千余人。

　　天顺四年（1460）正月，逮石亨入诏狱，抄家没产。三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斩首示众。同月，经吏部考察，晋布政使萧晅为礼部尚书。又以阁臣李贤力荐，起“执法不挠”之致仕副都御史年富为户部尚书。三月，明英宗以耿九畴和轩輗二人“廉正不易得”，分别召为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

　　朝局治乱在用人，皇权基础是经济。明英宗在处置用人行政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关注赋役问题。

　　同年四月，派遣内臣卢永等人，分别往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督责银课，闽、浙两省课额，大略如旧；云南征银十万余两，四川一万三千余两。新旧总计十八万三千余两。五月，免去浙江等处被灾秋粮，罢中官督苏、杭织造。六月，免除湖广被灾税粮。七月，令征全国逃亡工匠三万八千四百余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名，由吏部遣官二十余人分往各地督捕。

　　为了巩固皇权，这时明英宗又进一步加紧整顿内部，消除隐患。

　　司礼监太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的曹吉祥，原与石亨狼狈为奸，及石亨失败，他预感到自己亦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阴谋发动叛变。经过多次策划之后，定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清晨正式起事，由曹吉祥的养子曹钦自外拥兵入宫，废除明英宗，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结果谋定而事泄。七月初一日夜，明英宗得到奏报，急令将曹吉祥关闭于内廷；皇城及京城九门俱不准开启。曹钦知事败露，狗急跳墙，于夜半时分驰往各处，杀害大臣多人。然后率兵攻东、西长安门，纵火毁门，因火势凶猛而不得入，遂退守他处负隅顽抗。经一番恶战之后，曹钦走投无路，投井死，其家大小均被诛。

　　七月初五日，磔曹吉祥于市，灭其族。初八日，再磔曹党汤序等人，皆籍其家。

　　七月十二日，列曹、石诸人罪状，诏示天下。“曹石之变”至此结束。

　　十一月二十日，明英宗在文华殿召见阁臣李贤，曰：“曹吉祥非无功，一旦犯法，诛殛无遗。且朕在南城时，若辈如何，一旦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复位五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城时。是以每日视朝，朝母后毕即亲政务，览章奏。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俱从便。”李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明英宗曰：“愿卿勉辅朕躬，君臣一德。”①天顺六年（1462）四月，诏免河南、开封诸府去年被灾税粮二十八万四千余石。七月，免两淮盐课三十万引。天顺七年七月，免陕西被灾税粮九十一万石。

　　天顺八年正月初二日，明英宗患病，初六日，命皇太子在文华殿视事。

　　十六日，病情加剧，交代后事，命草遗诏。

　　翌日，复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五月，葬于裕陵。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八。

　　第十五章于谦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巡抚二省，声著朝野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①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②，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① 《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②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①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① 《明史》卷一六○《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①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②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发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③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①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②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①，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②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③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④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①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④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性生活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①①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第二节从宫廷到朝廷《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②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①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②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①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八九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①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①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① 《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①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②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①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①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①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②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③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0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①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① 《明史》卷三○四《萧敬传》。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③ 《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①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①“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②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③① 《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② 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③ 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弘治中兴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④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干柴烈火。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①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发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④ 《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发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发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①。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①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②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 户增至10100279 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 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 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 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 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②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0 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①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①，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②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①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① 《明史》卷三○四《李广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② 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②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①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②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①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首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②。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③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①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②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② 郑晓：《今言》，第130 页。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①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①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② 郑晓：《今言》，第135 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①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②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专制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①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②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③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① 郑晓：《今言》，第135 页。

　　② 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③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④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①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②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④ 《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② 《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高潮。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①《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①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②随着① 《明史》卷八○《食货四》。

　　②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①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①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②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① 《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②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第一节丘浚名重于公卿之间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①。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②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① 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② 《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发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①，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陆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发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发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①。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① 《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① 《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②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③。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①。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②。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② 《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③ 《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① 《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② 《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 1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①，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① 《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李东阳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首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首辅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①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首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①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发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①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首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①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②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① 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① 《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①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②。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首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③。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①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②。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③。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首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②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③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①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②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③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④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⑤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发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0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①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②。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③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④。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⑤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①。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②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④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⑤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③ 《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④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⑤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③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①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②。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①。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②。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 《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③，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①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②，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③。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④，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⑤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①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④ 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⑤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②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③。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④咏菊诗有：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⑤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①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②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② 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③ 《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④ 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① 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② 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①。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②。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③。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④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⑤。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①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②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③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③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①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⑤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①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④。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④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十八章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孝宗在位的弘治朝，人材称盛。尚书都御史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称为“弘治三君子”，名声甚至超过了内阁刘、李、谢三臣。他们各有特点，堪称老成之士。

　　第一节王恕王恕（1415—1508）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①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三十四岁时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以钻研古文辞为风气，但王恕“不喜为古文辞，务以明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因此，他没有被授以翰林官，“出为大理寺左评事”②。

　　景泰五年（1454），王恕由大理寺左寺副外迁扬州知府。值得一提的是，他于扬州创办的资政书院，在明中叶地方官员于治地开办的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不少学生以后成为官僚。天顺四年（1460）考察外官，王恕治行第一，超升江西右布政使，一跃而成方面大吏。四年以后，升河南左布政使。

　　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襄山区，是个不安定的地区，数以万计的流民迁入其间。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绰号刘千斤）及石龙（绰号石和尚）等聚众起义。朝廷派大兵镇压，升王恕为西副都御史，协助工部尚书白圭治其事。王恕的观点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①与一味贪杀求功的官员相比，王恕更重视对流民的抚治，在用兵立威收效之后，他“榜谕流民，各使复业”。这一安抚措施缓和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当地为王恕建立生祠，许多人家挂起了王恕的画像。②他在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了一次成功。

　　不久，王恕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1476）又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镇守内臣钱能颇专横，他的亲信指挥使甚至逼淫土司官女眷。王恕对不法中官多所制裁，双方关系紧张，中官甚至指派凶手行刺。结果，宪宗不得不召回钱能。后来钱能与王恕在南京共事，“敬事而已”。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的第二次成功。

　　王恕在南京掌都察院事，随后参赞南京守备，升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五年（1479），又巡抚应天府等。苏州、松江二府是天下官田数量最多的地区。官田的田赋远高于民田。一般官田由贫民耕种，民田归于豪族。王恕到任后，均平官田民田负担，减官田耗米十余万石，又因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赈济灾民二百余万。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的第三次成功。

　　王恕特别以勤于职守出名。他任云南巡抚九个月，上奏疏二十道；他任应天巡抚五年，所上奏章，“应诏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①，致声誉大振。有歌谣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朝事遇有争端，则曰：“王公胡不言也？”另有曰：“公疏且至矣。”果然，王恕的奏疏很快就送到。②建言过多，一般不会为皇帝喜爱。成化末年，宪宗在批答他人乞罢的奏疏中附加一旨，加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不少官僚举荐，但没有结果。直到孝宗即位，才召他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有人建议，王恕年事已高，不当委以剧务，宜用于内阁。孝宗表示，他用王恕主吏部，当效前朝皇帝用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王公恕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平郧阳盗》。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蹇义、用王直故事，“若有谋议，亦无不听”③。

　　身为六部之长，王恕仍然遇事则争则谏，但他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选用了一批大臣，包括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耿裕、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何乔新等，还有刑部侍郎彭韶、礼部侍郎周经、工部侍郎张悦。他们后来也都升为尚书，或南京尚书。史家称他“裁抑侥幸，褒崇名节，无敢以私干者”④。

　　王恕是较早注意协调内外官员关系的官僚之一。明朝中叶以后，官僚结构中的重内轻外倾向越来越严重，知县、知州等品秩很低的外官更为士人所不齿。王恕反对这股潮流，并利用自己的职位试图造成重视亲民官的风气。对弘治三年（1490）三甲进士石存礼的处置即是一例。其奏文如下：“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选官员，取到三甲进士内一员石存礼，年二十二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该选知县。臣等窃唯知县乃一县之主，百责所萃，生民休戚系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胜任。..今石存礼年方二十二岁，气质清秀，形体孱弱，若除授知县，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众职，分理庶务，加以送往迎来，承上接下，劳苦百端，恐不能堪。”①在以知县为劣选的普遍意识下，指出某些进士授予知县不合格，是需要有一定的见识的。

　　王恕与内阁的关系却相当不融洽。当时的内阁成员，除刘吉与他同科，徐溥、丘浚是景泰五年（1454）进士，刘健是天顺四年（1460）进士。资历深浅大约是造成不和的原因之一。刘吉首先对王恕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他在成化十八年（1482）入阁，成化二十三年（1487）为首辅，是所谓“纸糊三阁老”（另二人为万安、刘珝）之一②。他的无所事事与王恕的遇事必争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他用破格升迁科道官的办法来对付言路，但言者誉王恕时必毁刘吉，毁刘吉时必誉王恕，使他忌恨在心。两人意见每相左。③丘浚与王恕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恕地位本在丘浚之上，丘浚入阁后，他不肯相让，矛盾由此而生，直发展到在公务中相抵触，两人不交一言。丘浚性情褊隘，是史家所承认的。但两人交恶，王恕也负有一定责任。

　　王恕最后去官和丘浚有一定的关系。太医院判刘文泰因迁官不成而对王恕不满。他听丘浚说：王恕尝嘱人作传，有沽名钓誉、毁谤先君的内容，便上疏弹劾。孝宗命锦衣卫狱勘问刘文泰，将他贬为御医。孝宗对王恕也感到厌烦了，斥责他沽名。王恕于弘治六年（1493）闰五月致仕，一般官僚同情王恕，责备丘浚。这甚至成了丘浚夫人的一块心病，她承认其夫排斥王恕，是负了不义之名。

　　王恕家居十余年，正德三年（1508）四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在明朝士大夫中算得上极高寿。朝廷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王恕为官四十多年，他的廉介很值得称道。他赴云南时，“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③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一。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荐举》。

　　① 王恕：《议进士石存礼除官奏状》，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② 《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①。在南京任上，“往还衣书一橐而已”②。任吏部尚书时，他在衙门口贴一布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③代王恕任吏部尚书的耿裕，史称“无爱憎”④，但他对王恕极为敬佩，曾讲过这样一件事：王恕在任时，他为礼部尚书，“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首”，他“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则面城墙而行”，感到惭愧⑤。

　　王恕老而嗜学。他最后一次去官回家，已近八十岁，每日仍读书不止，并颇为自慰地说：“我垂老，方理会学问。”⑥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传》。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④ 《明史》卷一八三《耿裕传》。

　　⑤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

　　第二节马文升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1426）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①。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②。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146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146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③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1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①。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②弘治二年（1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一《平固原盗》。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①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1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①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1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②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① 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①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1510），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②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③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马文升传》。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吏兵二部正》。

　　③ 《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第三节刘大夏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

　　景泰六年（1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当然是由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1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发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①弘治六年（1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②刘大夏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①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②。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③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发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①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②。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③。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④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大声发问，“大夏仍未敢对”。孝宗只得说：“朕唯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刘大夏这才叩头说：“诚如圣谕。”①刘大夏是兵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评骘人物，不是他的本职。但即使对于职任内的事情，刘大夏也是很小心的。孝宗要他参与拣选坐营近侍内官，③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② 刘大夏：《乞休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九。

　　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④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他就以“国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预此事”②，要求回避。

　　孝宗明白，刘大夏不愿参与内官事，是怕此辈他日加害。实际上，由于孝宗过分的宠信，不但引起宦官的猜忌，也引起包括几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同僚们的猜忌。阁臣们不得不向刘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③。武宗即位以后，刘大夏根据孝宗遗诏，提出撤还镇守中官二十四员，裁汰传奉武臣六百余名，又得罪了一大批人。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加太子太保致仕。刘瑾听信吏部尚书焦芳、副都御史刘宇之言，以为“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土官岑猛事，将他逮拿下狱，发配肃州。

　　刘大夏离开京师的场面颇为壮观。他徒步布衣过大明门，叩首而去。然后“雇骡马出都门，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①。在戍所，遇有团练，刘大夏以七十三高龄荷戈就伍，并且说：“军，固当役也。”②正德五年（1510）夏，刘大夏遇赦归。不久，刘瑾案发，刘大夏之案平反。但他年事已高，不再起用。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卒，终年八十一岁。赠太保，谥忠宣。

　　②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③ 谈迁：《国榷》，正德元年五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第十九章明武宗汪直刘瑾第一节明武宗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母张氏。弘治五年（1492）被立为皇太子。一出生便受到赞扬，他诞生的时辰好，是正宫所出，貌似太祖高皇帝，又是“睟质如玉，神采焕发”，等等。①少年时代的朱厚照，据说有不少被士大夫称道的品行：如好学，每逢讲读，“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如知礼，“讲官退，必张拱致敬，作揖送状”。不数日知讲读者姓名，偶以他故不至，必向左右询问：“某先生今日安在耶？”如宽厚，见某学士误束花带，绝不责备，只是私谓左右：“傥在朝班，必以失仪为御史所纠矣。”②弘治十八年（1505），朱厚照十五岁即位，年号正德。在他宠信的太监刘瑾等人引导下，他喜爱运动、游戏的天性得到充分发挥。他遍游宫中，架鹰犬，观歌舞，为角觝之戏。他又常恶作剧，每至奉天殿，便以猴坐犬背，放起爆竹，猴犬皆跳走。皇宫的庄严，皇帝的尊贵，他都不大放在眼里。正德二年（1507），武宗在宫城西侧兴建宫殿数层，造密室于西厢，勾连栉列，称为豹房。开始，他只是白天在豹房戏耍，不久，就把豹房当作常居之所。他还与宦官们开设酒家，前挂一联云：“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①。宫中还开设宝和等六店，武宗曾扮作商人，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话既罢，就宿廊下”②。皇宫对宦官来说是个牢笼，对皇帝来说也是个牢笼。武宗和其他皇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向往牢笼外的生活，所以，常微服行游京师。在刘瑾被诛杀后，游幸由近而远，多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以及太原。

　　正德元年（1506），武宗就册封皇后，随后又册封皇妃。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他并未被异性所吸引。他宁愿和小宦官们在一起玩乐。后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影响他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于永，一是江彬。

　　于永是西域人，任锦衣卫都督同知。他对武宗说，回回女肌肤皙润，大胜东土。不知确实由武宗传旨，还是于永假传旨意，从一个姓吕的都督家中索取善西域舞的回回女十二人，迎入大内，歌舞昼夜不止。他又劝武宗召西域籍勋臣家眷入宫，声称教舞，而择其貌美者留之。③江彬则把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已出嫁且有身孕的妹妹介绍给武宗，盛赞她的美艳④。他又对武宗说，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察边情，瞬息驰千里，何必郁郁居于大内，受廷臣的限制。①传说武宗在途中见一村女，令车载而归，赋词曰：“出得门来三五，偶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卷首。

　　② 毛奇龄：《武宗外纪》。

　　①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六《杂缀》。

　　② 《日下旧闻》卷三五《宫室》。

　　③ 毛奇龄：《武宗外纪》。

　　④ 《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一，正德十一年九月丙午。

　　①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逢村妇。讴歌红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这里停骖驻辔，他那里俊眼偷睃。虽然不及俺宫娥，野花偏有艳，村酒醉人多。”②此词是否武宗所填，大可怀疑。至于见所悦女子便载归，则是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刘良女的故事。

　　刘良女是一名乐伎，嫁晋王府乐工杨腾为妻。武宗西行，在太原听到她的演奏，大悦。不久从榆林返太原，便把她带回京师。武宗对她十分宠爱，饮食起居不离须臾。她被封为美人，而武宗周围的亲信都称她刘娘娘。这位刘娘娘居住腾禧殿。不知因为她皮肤较黑，还是因为没有受到正式册封，腾禧殿又被叫做黑老婆殿。武宗十分听她的话，发怒时只要她出面劝慰，便一笑而解。

　　统兵打仗，是武宗的最大愿望之一。江彬是武宗最喜爱的武臣。他开始只是大同镇的一个普通游击，因武宗宠爱的锦衣卫官钱宁的推举进入豹房，与武宗同卧起。一日，武宗在宫中搏虎，虎向前逼迫，江彬冲上解围，武宗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③由此对江彬的忠和勇十分欣赏。在江彬的怂恿下，他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在大内操练，号外四家。各镇领兵官被收为义子，赐国姓，以江彬统领之。又组织善骑射的宦官为一营，亲自统领，称为中军。④武宗第一次出关是正德十二年（1517）。他与江彬等结伴而行，在居庸关意外地受阻，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不肯放行。武宗要召见守关指挥，守关指挥说，御史在，不敢擅离；武宗要召见分守中官，张钦坐镇关下，称：“敢言开关者，斩。”内阁大臣梁储、蒋冕恰好赶到，武宗只好怏怏而去。但十九天后，利用张钦外出巡视的机会，武宗还是混出了居庸关，直奔宣府。有趣的是，出关时，他催马疾驰，数问御史安在？对张钦，他也始终未加处分。①为巡视边关更合情理，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不久，又自封镇国公。这是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的又一个证明。

　　武宗的出巡，造成很大的财政浪费：他在宣府建镇国公府；为挥霍方便，输内库银两百万两于宣府。同时，也骚扰了民间。武宗常夜行，见高屋大房则闯入，索要酒食，搜掠妇女。军士拆毁民房供炊，以致市肆萧然，白昼闭户。②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武宗实实在在统率军队打了一仗。当时鞑靼军五万余骑有入犯举动，武宗在阳和闻讯，率太监张永、魏彬等赴援，并调动、部署各路兵马，俨然有序。双方初次交手，明军被分割数处，但由于武宗亲自督阵，“众殊死战，敌少却，诸军乃得合”。第二天，自辰时至酉时，大战百余合，鞑靼军退。此役明军杀敌十六，被杀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也险些被俘，差点重演“土木之变”的悲剧。③武宗返回京师，大臣们在德胜门迎候。他对阁臣们说：“朕在榆河亲斩敌首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肯定是哭笑不得，只能顿首称圣武。①实录记载这一事件，对武宗的② 张合：《宙载》卷上。

　　③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① 《明史》卷一八八《张钦传》。

　　② 毛奇龄：《武宗外纪》。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四，正德十二年十月丁未。

　　① 夏燮：《明通鉴》卷四七。

　　指挥才能或有夸大，而亲自上阵，以及对阁臣们说话的口气，却很符合武宗的性格。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武宗由宣府还京师，二月，便自加太师衔，表示要以太师镇国公的名义巡视两畿、山东，祀神祈福。此举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三月的一天，科道官首先上疏谏止，武宗不但不予理睬，还借口病惫，干脆连朝也不上了。后数日，翰林院官、部属官及其他各衙门官一百六十余人联名上了十余道奏疏。修撰舒芬等的奏疏说：“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博张、柏谷，其祸亦可鉴矣”②。郎中黄巩等奏疏更有危言：“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③主事何遵等的奏疏则说：“淫祠无福，万一宗藩中借口奉迎，潜怀不轨，则福未降而祸已随。”④文谏之外，还有“武谏”。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袒身赴端门，负土数升，声称：随驾出必死，宁死于此。恐血污宫门，自带土来掩之。说完，以刀自刃，被武士拦住。⑤一向虽不听官员劝阻、却也对言者不大追究的武宗大为震怒。或许因为他对此次南巡过于热衷，不愿意臣子们来扫兴。而出面说话的，既不是科道官，又不是地位尊贵的大臣，加以惩罚可少些顾忌。张英被杖八十后当即死去。百余名文职官员在午门被罚跪五日，有数十人被下锦衣卫狱。官员们的奏疏中多论及江彬，江彬怀恨在心，于廷杖时做了手脚，“杖之甚重，号哭之声彻于禁掖，往往舁归私宅几绝”①。兵部员外郎陆震、刑部主事刘较等都死于杖下，何遵等也因创伤过重不久即死去。

　　众臣拼死力争的结果，是武宗“亦为感动，竟罢南巡”②。但到了六月，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又给了武宗一个南下的口实。他决意亲征，以安边伯朱（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充先锋；以宁晋伯刘聚为威武副将军，左都督朱（刘）晖为平贼将军，帅师分趋南京、江西。为了防止群臣再次谏劝，他下令：“再言之，极刑之。”③朱宸濠之变很快被平定。南赣巡抚王守仁收复南昌，擒获朱宸濠。八月十二日武宗离开京师时，还没有得到捷报。十六日，消息传来，大军方行至涿州。如果真是为了亲征讨叛，完全可以还朝了，但武宗命隐匿捷报，不使外人得知。

　　从北京到涿州用了四天，行军如此缓慢，是因为武宗和刘娘娘的约会。

　　出师前，武宗把刘娘娘安排到潞河相会，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武宗过芦沟桥时，驰马失簪，便按兵不行，大索数日不得。大军到了临清，武宗依约遣使召刘美人，刘氏不见信物，不肯前往。武宗便独自离军，乘舟夜行，亲自去接。

　　十二月，武宗到了扬州，干了好几件极荒诞的事情：先是索取美女，而且专要处女和寡妇。太监吴经先至，记下寡妇及处女家。夜半令通衢燃炬，② 《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

　　③ 《明史》卷一八九《黄巩传》、《何遵传》。

　　④ 《明史》卷一八九《黄巩传》、《何遵传》。

　　⑤ 《明史》卷一八九《夏良胜传》。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戊午。

　　② 《明史》卷一八九《何遵传》。

　　③ 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光如白日，遍入其家，掳诸妇出。遇有藏匿者，破垣毁屋，无一得脱，哭喊者远近震动。诸妇分送尼寺寄住，要其家以金赎，“乃得归。贫者悉收入总督府”①。武宗在扬州遍阅妓女，致使花粉腾价②。其次是索取财物，武宗对珍贵器物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索要财物多是为了取笑对方，如钓得一大鱼，戏称值五百金，江彬逼太守蒋瑶买去。蒋瑶进献其妻之簪珥、袿服，说：“库无钱，臣所有惟此。”武宗也就罢了。他要取琼花，蒋太守说：自宋徽、钦北狩，此花已绝。他要征异物，蒋太守答非扬州所产，最后他说：“苎白布亦非物产耶？”蒋瑶不得已，献五百匹。武宗的属下就不像他这样通融了，因无所得，太监丘得恼怒，用铁絙系住蒋瑶，数日才放回。③扬州百姓多亏这位太守才免去更大的灾难。第三是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大约因为他生于辛亥年，属猪，恐怕民间养猪杀猪对他不利。他还找了个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朱为国姓，二字同音，当避讳。这道圣旨传出，“旬日之间，村市居民畏避重罪，随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④。武宗在南京共住了八个多月。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朱宸濠押到，但过了六七个月，也没有正式受俘。王守仁奉命重新报捷，把功劳统统归于太师朱寿，这才正式举行仪式。按照武宗的计划，离开南京后，接着游苏杭、江浙、湖湘，再登武当山。随驾的阁臣梁储、蒋冕跪于行宫外泣谏，由未时至酉时凡两个时辰，武宗才同意北还。⑤在返京途中，武宗一面继续游玩，一面又突发奇想，要将朱宸濠释放，再由自己亲自擒拿。①经众人劝阻，他没有再坚持。途中，武宗在积水池垂钓时溺水而得病。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武宗喜兵，却没有更多的机会指挥作战，军事操练于是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各种游戏和女色，可说他是沉湎于斯而毁于斯。这些都使他距离一个好皇帝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热切追求宫廷之外的生活，又可说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若把他的行为放在那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来考虑，更可引人深思。

　　事实上，明朝自从成化时起，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物质生活的普遍追求。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旧有等级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大量三教九流以传奉授官，成为过去士大夫们独据的官场中的引人注目者。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开始取代旧有的等级。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相当多的人们带来忧虑。所以当孝宗即位后，依靠朝廷中的老臣去寻求对旧有秩序的恢复时，有人便称之为“中兴之世”。这种带有明显复旧性质的“中兴”，显然无法抵抗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当孝宗病逝，武宗以少年登极时，弘治一朝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社会观念的再度突变，如同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就是明朝人自己乃至后世所公认的明朝中叶后的社会变化。而武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一，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辛酉。

　　② 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③ 《明史》卷一九四《蒋瑶传》。

　　④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三，正德十五年二月戊戌。

　　⑤ 《明史》卷一九○《梁储传》。

　　① 毛奇龄：《武宗外纪》。

　　宗的荒怠，在客观上恰恰促进了这种变化，这也许是武宗和他周围的官员们所料不及的。

　　第二节汪直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汪直幼年净身入宫为宦官。①成化时，他先充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贵妃，后迁升为御马监太监。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②这起严重的事件引起宪宗想知晓宫外之事，以及宫中与宫外联系的欲望。东厂原来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但他还感到不足，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西厂。

　　由于宪宗信任汪直，其为人“便黠”被选中，提督西厂。西厂比东厂权势更大，“所领缇骑倍东厂”③。所侦伺的范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署鸡狗琐事，辄置重法”④，以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⑤。内外大臣也无不受到威胁。据阁臣商辂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⑥对西厂的作为，朝臣由“惴惴不自安”而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内阁大臣们首先发难，商辂的奏疏提出“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这样，“自足以颐情而养神”，“安邦而定国”①。太监怀恩也支持大臣们的主张，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罢西厂，但他对汪直的信任未减。一个月后，九年考满而不得升用的御史戴缙上疏，赞颂汪直缉捕奸恶赃贪，禁革宿弊，“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②。宪宗罢西厂本是不得已的举动，藉此倡言，马上再开西厂。汪直利用西厂，加强对官员的侦缉，压制反对他的官员。数年间，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项忠被除名，阁臣商辂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受牵连。

　　从以下事例可见西厂和汪直本人的权势。

　　左都御史王越原是较早巴结汪直的亲信。吏部侍郎尹■通过王越也与汪直结交。一次，王越先入，谈论之际，不觉伏于床下。尹■也照样拜伏于地。所以京师有歌谣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③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他便诈称汪直。自芜湖、常州、苏州，而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有司争相奉承，连市舶司内官也不例外。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他南下直至福州诈骗，被福建镇守太监所识破，杨福获罪被斩，轰动一时。此案虽使汪直难堪，却反映了他的尊贵地位。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汪直传》。

　　② 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③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④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⑤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

　　① 商辂：《请革西厂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③ 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成化十五年（1479），汪直开始干预边事。自天顺（1457—1464）以来，鞑靼人进入黄河以南、宁夏至偏头关之间的河套地区，对明朝北边形成很大威胁。宪宗命汪直督抚宁侯朱永军，加强防御。翌年，又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抵御鞑靼首领亦思马。

　　在文职官员中，王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材。他字世昌，河南浚县人。

　　景泰二年（1451）进士，历官御史、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巡抚大同。成化初兼宣府巡抚。北边屡易大将，都以他总督军务。王越谄媚汪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性情豪爽，善于用人，得到部下拥护。

　　成化十六年用兵，汪直按照王越的计划，命朱永率大军出南路，自己与王越率轻骑沿边墙向西，商定会于榆林。西线一路行至大同，探知鞑靼军在北边的威宁海子，便选宣府、大同两镇兵二万人，分路潜行，获大胜，斩首四百余，得牧畜六千余。王越因而封威宁侯，领都察院事，提督团营。

　　皇帝对汪直的奖励是不断提高俸禄。明太祖贬抑宦官的一个措施就是不使其有恒产，“月支廪米一石足矣”①。后定宦官最高品秩为正四品，按照制度，每月俸米二十四石。以后为了褒奖某个宦官，往往额外增加俸米。而汪直以缉事功加岁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宁海子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前后累计增加俸米四百零八石。俸米增加的数额是宦官得到恩宠的具体体现。

　　汪直权势的增长受到普遍的注意。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在宫中佯醉谩骂，左右称圣驾至，仍谩骂如故，或称汪公来，立即惊走。问其故，回答：“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他又在宪宗面前表演：着汪直衣冠，持双斧行，并说：“吾将兵，仗此两钺耳。”①两钺，一指辽东巡抚陈钺，一即指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

　　有的皇帝，容不得大臣刚正严厉的直谏，但却可以从市井俚语中悟出些道理。宪宗正是看过阿丑的表演，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不久，汪直与东厂太监尚铭发生矛盾。尚铭把汪直泄露禁中秘事的情况报告宪宗，使宪宗对汪直更加疏远，让他专门镇守大同。

　　朝臣利用汪直失宠的机会，再次提出革去西厂。首辅万安领衔上疏，称“西厂存革实于人心治体关系最大”②。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以及在官场上的种种表现，不但为士人不齿，也为中官鄙视。但他奏罢西厂，许多人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一罢，汪直的命运也由此而决定。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倾轧生隙，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且不说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很少说太监的不是。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八月，科道官再次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在权势上升过程中，突遭变故，逐步跌落，是痛苦的。但对汪直来说，又安知不是幸事。远离皇帝，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使他得以在南京善终，避免了其他权势者那样更悲惨的命运。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正月乙巳。

　　①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五，成化十八年三月壬申。

　　第三节刘瑾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①。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专制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②。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③。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150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①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②。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③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王鏊：《震泽纪闻》。

　　③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五《刘瑾》。

　　① 《明武宗实录》卷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 王鏊：《震泽纪闻》。

　　监。”④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①。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支持。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②。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③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①。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发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刘瑾的地位确立以后，他与“八虎”中其他太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张永是“八虎”中第二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恶刘瑾所为，刘瑾也发觉他不附己，两人渐疏远，至动拳脚。而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皆有怨心。与同党结恶，是刘瑾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树威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令廷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部曹李梦阳等数十人，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②。宣示奸党，便把反对派官僚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第一个重大措施。

　　正德三年（1508）六月的一天，因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他刻意追查，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在追查过程中，有三百多人被送至镇抚司究问。翰林院官跪诉：“内监事待翰林官素厚，岂肯如此？”御史表白：“御④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三《中官考》。

　　① 《明史》卷一八六《韩文传》。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 王鏊：《震泽纪闻》。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史等官素知法度，岂敢如此？”刘瑾训斥：“尔每把朝廷事件件坏了，略加处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尔等不曾见，岂不闻知？”③显然，刘瑾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但已有数人因日晒干渴、紧张恐怖而死。

　　宦官专权，总要凭依暴虐行为。刘瑾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使用了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披带者不数日即死。还有另外一些对付官僚的方法。比如用疲劳战术，使六科给事中长时间办事，寅入酉出，达七个时辰。他还规定，京官养病三年不赴部报到，革为民。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办事厂，又称内行厂，刘瑾自领之。东、西二厂已很跋扈，缉事人员四出，争相用事，致使“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①。内行厂更加酷烈，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寡妇尽令嫁人，停丧未葬者，尽焚弃之，使京师“汹汹几致乱”。②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形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

　　用刑树威，在官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惧。都察院上审录重囚之本，不合刘瑾意。左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跪于阶下谢罪，听刘瑾斥责，皆叩头不敢仰视。③给事中周钥外出勘事，向淮安知府赵俊借贷千金，以便回朝献与刘瑾。赵知府先已答应，既而不贷，周氏计无所出，竟在半途自杀。给事中许无锡以敢言著称，他清核内库时，发现侵匿数十事，他写好奏疏后自杀，命家人于他死后上之。据载，谏官“惧祸者往往自尽”④。

　　在畏惧和讨好两种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各职官奏事，先将章奏送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刘瑾的执政思想。由于以上种种行为，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中外官僚多称他为“内相”①。他的同党更称他为“小太祖”②。

　　结党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刘瑾也在拉拢一批官僚：最早与他结交的焦芳，人品、才干均不足道。他既是行贿者，又是分赃者，“四方赂瑾者，首具三分之一赂芳以转及瑾，亡不如愿”③。对于这样一个合作者，刘瑾一直是不满意的。如焦芳想让他的儿子焦黄中中廷试第一，遭到李东阳、王鏊的抵制。他向刘瑾诉说，刘瑾回答：“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明武宗实录》卷四一，正德三年八月辛巳。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④ 《明史》卷一八八《许天锡传》。

　　① 韩邦奇：《苑洛集》卷四《大明嘉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西野曹公墓志》。② 孙继芳：《矶园稗史》。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八《纰漏》。

　　④另一个很早与刘瑾结交的官僚刘宇，首先以万金馈赠。刘瑾对他很客气，然而并不满意。刘宇一心想入内阁，刘瑾满足了他，但在他要入阁办事时，刘瑾却说：“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正如当时人所评论的：“刘瑾擅权，大臣以贿进，然见其才劣，卒未终任。焦芳、刘宇俱以万金赂入阁，然皆被斥归，其他凡庸九卿报罢者，日不可测。”①刘瑾的做法显然是有其道理的，他要达到专权目的，就不仅要接受形形色色的小人，还必须网罗有才干的人。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刘瑾就很注意选用那些干练之人。如韩福，在知县、知府、参政任上，均有政绩，任右副都御史时因事下狱，刘瑾素闻其名，立出之，拜户部侍郎②。屈直任太仆寺卿，近幸“揽纳请托，百计求中，直力禁之。近幸共谮于权瑾，瑾察得其情，亦雅重之，谮者失气”③。后来清理刘瑾党人，有不少如韩福、屈直者。

　　结交刘瑾较晚，而刘瑾最为信任、欣赏，与之相始终的官僚是张綵。张綵，陕西安定人。马文升、杨一清等一代名臣都很器重他。弘治年间，他曾弹劾辽东镇守等官“乱杀贡夷冒赏”。张綵通过焦芳与刘瑾结识，刘瑾大为敬爱，称为神人。张綵也有许多不好的品行。如好色，为了夺同僚美妾，或者升之官，或者治之罪，都是极恶劣的行径。但与焦芳相比，他不但在才智上远远超出，而且对刘瑾确有积极的影响。④张綵之前，无人敢对刘瑾的行为有所评论，晓以厉害。自“吏部尚书张公采（綵）入朝始敢进言。凡事于顺门讲议，虐政多所中止，然后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⑤。张綵进言，在两方面对刘瑾有一些影响：一是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⑥刘瑾“疏同类”，与张綵有关。二是劝刘瑾惩治贪贿。当时朝觐官员们为讨好刘瑾，往往在京师借贷向刘瑾行贿，时称为京债，回到任所，再靠盘剥小民，或取之府库，加倍偿还。张綵对刘瑾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公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①刘瑾对张綵此论大以为然，故而采取惩治贪贿的措施。苏州知府鲍■、同知王卺，江西左布政使马龙等贪赃，山东巡按胡节用重金贿赂刘瑾，侍郎张鸾出使福建，敛银二万送刘瑾，给事中欧阳平、御史贝仪、少卿李宣、指挥赵良等，合伙向刘瑾行贿，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张鸾所送银两，还被刘瑾送交承运司。于是，“剥削之弊，一时少息”②。张綵指出“利归于私家，怨结于朝廷”的严重性，颇能打动重于专权的刘瑾，这于是也成为他致力于与儒臣交接的基础。

　　如果说，刘瑾与张綵等人的关系中，还包含着很大的彼此利用的成份，那么，对文学名士的延揽，似乎就更虔诚了。他对康海的仰慕之情，是其他④ 《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① 《明史》卷三○六《刘宇传》。

　　② 《明史》卷三○六《韩福传》。

　　③ 清康熙《陕西通志》卷二○《人物》。

　　④ 《明史》卷三○六《张綵传》。

　　⑤ 韩邦奇：《苑洛集》卷十九《崆峒记》。

　　⑥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权势者们很难达到的。康海，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状元。刘瑾认为这是很为陕西人争光的事情，欲招致之。康海在文学上名气很大，且“性刚直”，不肯往。刘瑾要杀李梦阳，康海受托，前往刘瑾处拜谒讲情。刘瑾听到康海至，“倒屣摄衣相迎，留饮坐话久之”，李梦阳由此而保全性命。③康海还对刘瑾说：“天有夏必有冬以敛之，有雷霆必有雨泽以濡之。今公威则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长之。”刘瑾高兴地说：“真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①刘瑾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上面提到的数人都是陕西人。应当说，张綵因列入刘瑾党人被杀，康海因列入刘瑾党人被逐，都是很冤枉的，他们是“党争”的牺牲品。

　　查盘查盘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刘瑾执政期间，组织科道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乃至夫运、柴炭等进行查盘。

　　查盘首先是打击反对派官僚的一种手段。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东阳指出，查盘钱粮，巡抚官等只是督理不严，请宽追赔，或罢斥不用。刘瑾拟旨，谈到督抚等官应负的责任后，突然一转，称：“如钱钺之擅改禄米，张缙、马中锡等之不职，王时中之酷烈，许进之越制选官，刘健、谢迁、韩文之无知叩阍，尤有不能尽举者，不治何为？”②这些远远超出了查盘的范围。刘瑾所推行的查盘，也带有一定的改变吏治目的，因此，查盘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也会波及其他官僚，甚至包括刘瑾的亲信，使他们惕厉不已。正德三年正月查盘时，刘宇已任兵部尚书，因前任大同巡抚耗费者多，他深感不安，上疏自陈，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③。刘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瑾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

　　年例银是朝廷每年分解各边的银两，包括食盐开中改折的部分和朝廷对边费的贴补，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1506），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①正德三年（1508）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诏不许。谓各边既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户部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1466）。盖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而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②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年例银用度：“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三年，预解过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年例银并奏讨银两共五百四万六千七百五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一《言语上》。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三四，正德三年正月壬戌。

　　① 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五。② 《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己亥。

　　十三两有奇，乞差给事中、御史分行稽核籴买粮料草束用若干，折放过若干，见存若干，有侵盗浪费诸弊，从实参奏。”③边饷边银屡告缺乏有许多原因。刘瑾认为，“各边粮草缺乏，马匹罢（疲）惫，皆由官不得人。”④他还说，巡抚总理等官，“既治边无方，以致浥烂糠秕百有余万”，等到事发，则“全罪仓官小民”⑤。官僚失职造成的损失确实惊人。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给事中安奎等奏：宁夏大河口驿新旧草烂十四万三千三百束有奇，典守者捏称浥烂成灰。正德三年（1508）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料浥烂糠秕者三万六千余石，布匹浥烂者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仓，侵盗浥烂者计万余石。

　　一方面是负担过重，朝廷不堪支付，一方面是官员失职，造成巨大浪费。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赔银多至干两，罚米多至千石。他们中有一些是无辜者，另有一些当治罪而未治罪者，而相当一部分被治罪的官僚确为失职。罚米很引起官僚们的不安和反感，但对后一部分官僚来说，要他们分担朝廷的经济压力，有其合理之处。

　　清丈刘瑾对清丈土地的自觉意识或许不如查盘，其意义却要更大。从正德元年十月刘瑾开始把持朝政以后，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所进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量出余地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

　　正德二年十一月，敕守臣踏勘汝府获（嘉）、辉（县）二县三桥坡田地，共一百三十一顷余，赐该府者七十顷。其余为退滩无粮地，只以原赏地与之。正德二年十二月，命巡按直隶御史赵斌清理大同无粮地，得五千九百五十九顷余，清理宣府原设听拨屯田地四百五十三顷余，失额并无粮余地二千零十八顷，照数造册，备考。同月，命司礼监太监王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查勘泾王奏请土地，赐王为业者二百零五顷，其余各类土地一千七百余顷，难以给赐。锦衣卫逮系有关人员至京究问（后仍以其中无粮地七百余顷赐之）。

　　正德三年（1508）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查勘山东活碱地官民地一千二百七十八顷余，可办纳存留以备常赋，死碱官民地六百三十九顷余，可折纳布钞以宽民力。

　　正德三年四月，命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或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干四百余顷，户部议，有抛荒者，亟召人佃种。

　　正德三年五月，命监察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清出膏腴田三千余顷，除补原额之数外，尚有一千余顷，拨军壮余丁承种。正德三年六月，山东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比永乐年间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户部议，已清田粮行各卫征纳。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三八，正德三年五月丙寅。

　　④ 《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乙卯。

　　⑤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正德四年（1509）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核实张允于弘治初所献徽府河南鹿邑、直隶毫州田土，得地六千一百九十余顷，起税二万四千余石，以二千石给徽王，其他输河南有司。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值得注意的是，正德三年三月以后，即议革罢年例银之后，刘瑾把注意力转到对屯田的清丈。这不是偶然的。刘瑾把年例银和屯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看到了屯政败坏和年例银日益增加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革罢年例银之后，才特别重视清丈屯田。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这与成、弘年间清理丈田“止于腹里”①的状况相比，无疑是大为改观。不但范围扩大，而且用法严厉。高淓丈沧州等地草场屯地，劾治不职官员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高铨。史称“淓畏瑾，遂并劾其父，士论薄之”②。对此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官员自劾其父，足见当时清丈法令之严。

　　在对屯田的全面清丈中，除了继续强调以前提出的基本规定，还统一规定了限制内外镇守官占田的数额，即所谓“养廉田”。正德四年闰九月，户部提出裁减内外镇守等官田，诏曰：“内外镇守官，朝廷重托，俱准以水旱地各十顷，副总兵半之；分守、监枪、游击各旱地十顷，守备半之，免其征税。其余愿自佃种者，照例起科，多余田地拨与空闲舍余人等承种佃种，明立文册。敢有奏讨并吞并者，科道官查记重罚之。”③清丈过的免征地，四面立石作为标记，“严禁移换侵占”④。可见，“限田”的规定确曾一度认真执行过，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十二月，甘肃巡抚王宪核实卫所屯田，保留下一组很有价值的数字。⑤姓名官职清出地（顷） 免税地（顷） 税地（顷）

　　宋彬镇守太监112 20 92王勇总兵87 20 67操军湖田87 87张昭分守33 10 23白琮总兵14 20 -6王欣监枪10 10姜汉副总兵25 10 15苏秦分守13 10 3赵承序守备15 5 10总计396 105 291① 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

　　② 《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丙戌。

　　③ 《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由九月庚子。

　　④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丁酉。

　　如果不考虑水旱田的区别，据上表统计，漏税的土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内外镇守等官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宁夏之变中，武臣多从朱寘鐇反，是合乎逻辑的。

　　在作出限田规定的同时，还针对勋戚庄田采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砺奏报，对“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依顷亩粮数以立案册”①。

　　半年以后，吴世忠提出另一项建议：“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买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若本主无力，另给附近军民屯种。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数耳。”②提出这一更为灵活、变通的规定，显然是考虑到韩福在辽东“所行过刻”，以致激起兵变的教训。

　　以“溢额为功”，是对清丈的最常见的批评。刘瑾清丈亦遭此议，如说周东清丈宁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此外，还有人批评刘瑾以清丈为名敛银收贿。也是这个周东，“亩敛银为瑾贿”①。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瑾清丈的性质。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以宦官而主持这一重大举动，尤为难得。

　　凌迟处死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认为，“若推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②。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事变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动，将各处原差丈量地土官员撤回。这实际上宣布了刘瑾政策的失败。

　　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师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奋然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③八月甲午日（9 月13 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甲午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事。太监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动，亲自逮拿刘瑾。两人相见，“武宗骂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劝解，遂谋送内狱。”①武宗开始没有杀刘瑾的念头，① 《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闰九月戊戌。

　　② 《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丁丑。

　　①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②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

　　只是把他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对瑾也安然处之，说：“犹不失富太监也。”②直到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确信刘瑾确有反状，才下决心处死刘瑾。

　　大臣于午门外会审，刘瑾尚有余威，刑部尚书畏惧，噤不能出一语。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刘瑾声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③驸马蔡震说：“震国戚，何赖于汝！”命官校上前批刘瑾颊，边批边问他为什么私藏甲胄，刘瑾回答：“以卫上。”蔡震又问，为什么藏之私宅，刘瑾语塞。

　　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④，可说极为残酷，仇家于行刑之日，以一钱易一脔，得则生食之。⑤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④ 张子麟：《端俨公年谱》，见《借月山房汇钞》第六集。

　　⑤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第二十章王守仁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以曾隐居讲学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

　　第一节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王守仁先世山东瑯琊人，为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后裔。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1481）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守仁初名云，五岁时改名守仁。十一岁随父入北京。其间，他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目睹北方少数民族对京师的威胁，同时又听到京畿地区石英、王勇以及陕西石和尚、刘千斤农民起义的消息，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忧虑，数次欲献策于朝廷，被其父斥为“狂”而止。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岁登进士，入工部实习。时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有长驱直入之势。王守仁面对形势，“不胜为国惓惓之至”，就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①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寻出南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主持山东乡试。弘治十七年九月，补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这一时期为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思想变化不定。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二十一岁中举人以后，他在北京开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后成为“圣贤”。然而，他从早“格”到晚，一直坚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开始怀疑、放弃朱熹的“格物”之学，随世俗习辞章，并结诗社于余姚龙泉山寺，以文会友，研讨诗赋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骑射，处处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无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学，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隐居绍兴阳明洞静坐修道，“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这时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对他后来创立“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① 《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书局1936 年版。

　　第二节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封建统治者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过这个苦头。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长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恃宠操柄弄权，分布要害，无恶不作，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惩办刘瑾一伙，以件旨罪被逮下诏狱。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书申救，称“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恳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①。这一事引起刘瑾发怒，把王守仁下锦衣卫狱，矫诏杖五十。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王守仁一下子变成了流徒，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转。

　　王守仁既谪，刘瑾仍不罢休，“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正德二年（1507）夏，王守仁赴谪行至钱塘江，度不免死于途，于是急中生智，乘夜佯为投江，浮冠履水上，遗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虑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刘瑾果然移恨于其父，免去王华南京吏部尚书，勒令致仕还乡。②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部万山丛中，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他到驿之初，无屋栖身，就穴而居。他原为官正六品，贬为驿丞，没有品级，地位低下，任务只是“典邮传递送之事”③。这种艰苦环境和地位，如他后来自己说：“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横逆之加，无月无有”①，吃尽了苦头。当年他才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而郁郁不得志。置身穷荒之地，又无书可读，不免深感惆怅，精神空虚，只有寻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脱内心的痛苦。因此，他谪居龙场两年②，除了应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导、开办书院、教人读书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体验“圣人之道”。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静坐，超脱于“得失荣辱”之外。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体验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满自足地存在着，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体验是否完全正确，他还以所记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① 《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全集》卷九。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③ 《明史》卷七五《职官·驿》。

　　① 分别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寄希渊》。

　　② 王守仁自云“谪贵州三年”，其实，他自来龙场，到赴江西庐陵任知县，前后仅两年。典之言证之，结果“莫不吻合”③。于是“日坐石穴中，默记旧牍，辄为训释”，写了一部书，名曰《五经亿说》④。朱熹主张理和气不能相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在先，气在后”。王守仁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⑤这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区别。王守仁所说的“理在心中”，是从与泉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那里继承过来的。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远不变的。

　　在龙场驿丞任上，王守仁在应聘任贵阳书院主讲时，还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有人把知与行看成是两回事，是由于“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①。他不仅认为知是行的起点，又是行的归宿，而且对行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行归结于知，最后强调的是知。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若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与行两者互相割裂、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意义，这对于哲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在心外”的过程中，滑向了陆九渊“理在心中”一边，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③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条。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⑤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

　　第三节镇压农民起义明朝在宣德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危机频频发生，北部边防形势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正德五年（1510）初，刘瑾与张永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结果刘瑾失宠被诛。刘瑾死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离开贵州龙场，内调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县仅七个月，便于十一月入京朝觐。十二月，迁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为吏部尚书杨一清所赏识，调入北京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七年三月，晋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赴南直隶滁州督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鸿胪寺少卿。十一年（1516）九月，因闽、赣等省农民起义势不可当，兵部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成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谪居贵州时，农民起义已此伏彼起。龙场驿附近也发生过少数民族起义。正德三年以后，先后爆发了江西王浩八起义，四川蓝廷瑞起义，河北刘六、刘七兄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为时不久，在赣、闽、湘、粤交界的深山险谷地区，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十一年（1516），江西谢志珊称“南征王”，聚众起义，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与谢军相呼应的，有池仲溶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江西大庾陈曰能起义等。

　　王守仁这次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的任务，就是镇压以上各地的农民起义。

　　接到任命之后，方“抱病请告”在家的王守仁，为报效朝廷之恩，不顾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陆兼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赶到江西赣南，开府上任。他认为过去之所以镇压不力，“机宜屡失”，不断失败，主要是由于从外省调动军队，不能经久驻扎弹压。因此，他一到任即改变做法，采取挑选赣、闽、湘、粤四省精兵和召募乡兵相结合的办法，选“能将”督练，整肃军纪，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进攻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军。初战长富村，虽获小胜，但至象湖山一战，便损兵折将，明军指挥覃桓等战死。为扭转败局，王守仁使用计谋，率兵退屯上杭，以退为进，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后再举”，以此麻痹农民起义军。二月中，乘夜间漆黑一片，突然命将分三路对象湖山发动进攻，詹师富等七千余人被俘。四月回师上杭。这时，王守仁进一步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①。兵部尚书王琼再次“使从其请”②。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着手改革兵制，立兵符节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佐之；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为① 见《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明史》卷一九八《王琼传》。

　　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各级可“递相罚治”。“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③这年七月，王守仁统兵进攻大庾。时江西农民起义军主要分布在横水、左溪、桶冈三处。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王守仁所见与众不同。他认为三处起义军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为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为腹心，而桶冈为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者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只有先攻横水、左溪二处，再移兵桶冈，方能成破竹之势④。最后按照王守仁的主张于十月出兵围攻横水、左溪。农民起义军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谢志珊等数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击桶冈起义军。十三年（1518）正月，移兵攻广东龙川浰头等地。至三月，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暂告结束。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守仁统率的军队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残酷杀害农民起义军一万八千余人，并对当地农民群众实行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

　　为了加强明皇朝在这些地区的政权控制，在进行军事征剿的同时，王守仁相继奏请朝廷添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等县。他一到达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图从根本上孤立农民起义军，断绝农民群众与他们的联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①。在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又在赣州等地制立“乡约”，推行保甲之法。同时，以“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处兴建社学，延师教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但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有其可取之处。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不能使童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②由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晋爵，成为一个正三品大臣，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尽。十四年（ 1519）正月，在江西疏谢升荫，并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请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维护明朝统治效劳了。

　　③ 《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④ 《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

　　① 《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三年四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节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仅在正德一朝，继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后，十四年（1519）六月正当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福州三卫军人谋叛事件时，在南昌又爆发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朝廷的严重斗争。

　　哀濠（1477—1520），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孙，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自永乐二年（1404）改封南昌之后，对朝廷始终怀有不满情绪，“早蓄异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①，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1507）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势不两立。朝廷对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则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护卫，归还所夺官民田土。宸濠知阴谋败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县各级要员前来庆贺谢酒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监国，发动反叛，凡不从命者杀，收缴各衙门印信，释重囚，开府库，设丞相，封官爵。随后，“集兵号十万”，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发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声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号“顺德”，并分兵北上①。江西各界一时上下为之震动。

　　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赣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达丰城县闻宸濠反，忠愤至极，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决定紧急逆流返舟趋吉安。值南风急，舟不能前，乃于舟中焚香密祷，“誓死报国”。须臾，北帆尽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张疑设计，易服潜行，连续三昼夜没有休息，于十八日赶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专人火速赍疏赴京告变，并在疏中说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谓：“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抚慰军民。”②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计，制定方略，传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状，集兵筹饷，并佯奉朝廷密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万余人守南昌，自己帅舟师顺江东下，进攻安庆。时众议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趋安庆。王守仁综观全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力排众议，认为必须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为宁王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急攻，其势必下。已破南昌，贼先破胆夺气，失其根本，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①①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弘治十年朱觐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宁王传》谓：弘治十二年嗣。谢蕡《后鉴录》作弘治十一年。今从谢说。① 谢蕡：《后鉴录》。

　　② 《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① 《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②。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发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①。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②，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发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①。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②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①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②。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③。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④，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⑤。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①，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欲望。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② 谢蕡：《后鉴录》。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④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⑤ 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②。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③。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①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②。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③；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②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② 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②。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也受到张忠、许泰一伙的诬陷。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和宁王反叛、张忠一伙的争权夺利，本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回事，而王守仁却不加区别，统统认为是人心“不正”、“私欲”作祟的结果。因此，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他说：“经今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又说：“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自今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见”③。

　　第二，“致良知”的渊源与内容。“亚圣”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他前前后后说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识。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①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②。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③比如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恶、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这些都叫“良知”。可见，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归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一句话，就是要发现“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④。只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复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⑤。“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⑥“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没有恶的一闪念，是由于他去掉了“私欲”，存了“天理”，故其“心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同流”，对天下之人无分内外远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欲”，不要“相矜以知，相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②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0 年第2 期。③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罗钦顺》。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③ 《与王公弼》，《王阳明全集》卷五。

　　④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⑤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⑥ 《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十七。

　　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就能做到致良知⑦。“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血骨”，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孔门正法眼藏”①，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实现“大同”了②。王学虽然和朱学在如何看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张要性善，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谓“致良知”的实质，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禁锢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安于现状，永远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通过“去私欲”，达到保存封建剥削制度之目的。

　　总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万物”或“心与天地一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是谬误的，是先验论的表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明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积极因素。它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专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它是世界的本原、本体、主宰。“强调主体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阳明心学‘开发’、‘开大’等特点还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繁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①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助于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秩序暂时得以相对稳定。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儒学的主流。

　　⑦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0 年第3 期。第六节身居闲职，讲学不辍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宪宗之孙朱厚熜入立，更号嘉靖。

　　王守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安静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驰驿赴京。可是，由于当时朝廷为“大礼议”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治集团斗争的结局对他也不利，故衔王守仁的费宏再度得势入阁，而过去积极支持他的兵部尚书王琼则因坐结交宦官罪被发往绥德充军，加之时论对他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毁誉不一，因此，谗邪构煽，祸变莫测。就在王守仁奉旨出发之时，费宏等人潜讽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丧事未毕，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遂下令止守仁于浙江钱塘道上，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战在外，家中“亲老多病”为辞，就地上疏恳乞顺道回里省亲，获准。

　　自永乐朝国都北迁之后，南京改为留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实权，没有什么大事可干，全都是闲散职务。王守仁的兵部尚书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对参加平叛宁王的各官员论功行赏，名义上封王守仁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但实际上，不予诰券，不给岁禄，徒有虚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为示迁，而阴多绌之，废斥几无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个别人得到加官晋级。王守仁闻之，愤甚。嘉靖元年（1522）二月，父王华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屡次疏辞封爵，并建议起用平宸濠有功诸臣，咸不报。同年，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等秉承费宏之意，倡议论劾王守仁，反对“心学”。官僚章侨、梁世骠等人也上书，谓：三代以下“正学唯朱熹”，现在有人以“异学”号召天下，取陆九渊之简便，诬朱熹为支离，应下令天下严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请朱熹的后裔朱墅充“五经博士”。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陆、王之“心学”。还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为宁王宸濠同党的问题①。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丧服，例应起复，不召。礼部尚书席书、御史石金、光禄寺少卿黄绾等交章论荐，因费宏阻挠，仍不召用。有人屡推王守仁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②。一直在家闲住了六年。面对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乡愿”。他说：无论别人如何忌嫉他势位隆盛，非议他与朱熹争异同，攻击他门徒日众，他都要“只依良知行”①，把谤议置于一边。并声称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谓学问都是邪妄和异端，世界上的知识除“良知”之外没有可讲的。后来还将他最得意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②，传授给他的门生。另一方① 据杨天石：《王守仁》，中华书局1972 年版，第31 页。

　　②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① 《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二月条。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三。

　　面，继续讲学不辍，先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招集绍府八县及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省子弟，仅在稽山书院者即多达三百余人。嘉靖六年初，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发了瑶、僮各族人民起义。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卢苏、王受等人，由于明皇朝准备改土司为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乘机胁众煽乱，总督姚镆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无计可施，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意见起召王守仁。五月，诏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③。守仁闻命，因“痰疾增剧”而上疏请辞。不允，并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绍兴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广西梧州，上疏谢恩，同时条陈军政大事，一曰：思、田地处边陲，不宜改土（司）为流（官），必须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为中土屏蔽”。二曰：当前所应忧虑者是各族人民起义，不是一二个上层人物的叛乱，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应当予以招抚，以便共同镇压各族人民起义④。是月，命暂兼理巡抚两广。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抚政策的威迫下，卢苏、王受率众一万七千余人到广西南宁接受投降，并请马上带兵杀“贼”，立功赎罪。王守仁称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为了明理学，正人心，振风教，王守仁于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学，六月立南宁学校。七月，在朝廷没有降旨的情况下，他以“思、田既平，苏、受新附”，故伎重演，采用“罢湖广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义军，命将分道围剿广西八寨、断藤峡等处义军，遍搜山洞，杀害四千余人，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断藤峡农民大起义。是月十二日，他上经略疏，亟言在这些地区必须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从根本上切断农民起义军的脉络和咽喉。“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复渐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①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疏入，未报，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县，病势危亟，弥留之际，仍问门生近来进学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学”。门生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复言”。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 年1 月9 日）辰时气绝死，终年五十七岁②。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离职守，又言处置思、田事宜失当，学术不端，诋毁朱熹，招集门徒，互相倡和。虽平“贼”、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乃诏夺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庆元年（1567）五月，因“廷臣多颂其功”，才追为新建侯，谥文成。二年，子正亿嗣世伯爵。万历十二年（1584），以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之请，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①。

　　《明史》赞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实，在政治上他并不值得称道。在学术上，虽然他的“心学”是集历代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是毕竟自成体系，又敢于公开非议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③ 《明史》本传作“总督两广兼巡抚”，有误。兼巡抚，时在十二月。

　　④ 《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阳明全集》卷十四。

　　①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② 《罪惟录》等书作“年五十有八”。

　　①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的教条，具有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对明后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启迪的作用。他的学说对日本、朝鲜等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足迹所至，注重兴学校，办书院，招徒讲学，“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十一章王艮第一节从灶丁到学者王艮（1483—1541），是泰州学派创始者。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生于一个世代灶户家庭。

　　泰州安丰场，为明代淮南盐场之一。盐场有团有灶，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役为永充。灶丁煎办之苦，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他们既要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因此，绝大多数的灶户都是极端贫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岁“始受书乡塾”，至十一岁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继续上学，“辞塾师，就理家政”①，参加劳动，备受艰难困苦。但是，他聪明好学。“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②王艮自十九岁起，奉父亲之命经商，开始贩运私盐，从中牟利，由此结束了灶丁生活，摆脱了贫困，“家道日裕”。其时，他以山东为孔子故乡所在，径趁其地，入曲阜，谒孔庙，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他学无师承，信中谈说，逢人求教，以顽强的精神自学儒家经典著作，遂从经商转向治学。二十六岁时，曾替父亲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于经商理财，而且善于学习和思考。“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辩难者，即为解说明白”，不拘泥儒家经典的释义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学。二十七岁时，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欲为天下万世师。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同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语默皆在觉中”。于是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欲救斯民于水火①。开始在家乡讲学。其学主“格物”，“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②。

　　正德十五年（1520），江西吉安人、塾师黄文刚闻王艮讲解《论语》，颇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诧曰：何类王守仁语也。王艮大悦，遂于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稀奇古衣，手执笏板。“观者环绕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对他有些鄙视，王艮对王守仁的观点亦不完全同意。经过多次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最后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为师，从此在王门达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银，这时王守仁改银为艮，字汝止。

　　① 分别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年谱》七岁和十一岁条，1922 年印行。②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民国年间陕西教育图书社铅印本。① 以上皆见《全集》卷三《年谱》。

　　② 《全集》卷五《疏传合编上·吴甡从祀奏疏》。

　　第二节师生之间“艮本狂士”①。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尤其是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师王守仁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学术观点上，王艮有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在治学态度上，又具有顽强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学王门之后，经常在各种问题上与王守仁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时不满其师说”②，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③。嘉靖二年（1523），王艮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拯救民众，自制一驾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北上京师。一路之上，他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面向社会，面向普通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次北行讲学活动，无论是讲学形式还是讲学内容，皆有悖于王学正宗，具有鲜明的“异端”色彩，从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轰动一时。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强烈不满，特地遣人令他作速南归。王艮回到绍兴，欲见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严厉裁抑，“及门三日不得见”。直到王艮长久跪地求情，承认错误，始予宽恕。

　　嘉靖三年以后，王艮主要在绍兴及南直隶广德州、泰州、南京等处从事讲学活动，结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学者。同时进行著述，撰写《复初记》、《天理良知说》诸书，多数是承袭师说，重复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但也有所发挥，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张，显示出不同于王学的独立见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绍兴举行会葬。王艮乃“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①。自此开始创立泰州学派。

　　①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王艮传》。

　　③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① 《全集》卷三《年谱》四十七岁条。

　　第三节创立泰州学派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会见王门同学邹守益等人，聚讲于鸡鸣寺。

　　十年，居家讲学。是时四面八方的学者以及佣工、樵夫、农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纷纷入门定师弟礼，门徒日众。艮“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并由此陆续写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书》、《均分草荡议》、《王道论》、《大成歌》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学术观点。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两书，被誉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饥，“族家子至除夕多不举火”。艮命长子王衣以所食粟赈之，并劝乡里富者共济饥民。

　　十五年，会王畿于金山，访唐顺之于武进。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访艮，且为其构东淘精舍数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阳之御史吴悌两次至泰州造访王艮。是年，艮“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时，有不谅艮者，谓其自立门户。王艮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十七年，以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遂谋于王艮。艮竭心经画，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从十八年起，王艮时时患病，而四方入学者日益众。艮“据榻讲论，不少厌倦”①。

　　总观这一时期王艮的活动，一在与王门同学和各界官绅广泛接触交游，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二为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请命，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在此基础上，以家乡安丰场为基地，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传播自己的学说。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1541 年1 月4 日），王艮以病不治，卒于家，终年五十八岁。有子五，长王衣，字宗乾，号东堧；次王襞，字宗顺，号东堧，“皆能承其家学，不习举业”②。

　　王艮因出身贫寒，“自少不事文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鲜少著述”。今传《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五卷）内所载之语录、论文、诗，多系经过其子和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学派的创始人中亦属少见。① 以上参阅《全集》卷三《年谱》有关各条。

　　② 袁承业：《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第四节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这个学派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关系很深，基本上以陆王心学作为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从王学演变分化出来的。但是它又有别于王学，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叛逆精神。李贽曰：“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①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学”。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学派产生、形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实质上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这时明皇朝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赋役日增，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师围剿“山中贼”，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为了破“心中贼”，从思想上消灭农民起义，提出了一剂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为主要宗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放弃追求物质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圣贤。王艮，虽曾在中年拜王守仁为师，入王门多年，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响。但他毕竟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家庭，本人又当过灶丁，对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的体会，因此他和王守仁势必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首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学”（或称“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形式看，虽然与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实在事物，即“本体”。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道”的标准。又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①“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互为对立的。不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发展平民教育。这是王艮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又一个区别，也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王守仁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①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① 以上引文均见《全集》卷一《语录》。

　　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①竭力赞美唐虞三代“五伦之学”。王艮则不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而且始终与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敢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提倡发展平民教育，力图把高深的儒学改造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这一点，在王艮所招收的门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则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系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等。

　　二曰“格物”（亦称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论，在他入学王门之前已有所得，所谓“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是也。泰州学派的“格物”，也同样有别于王学。不仅不赞成人为的道德修养功夫，以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即“安身立本”之说。王艮训“格”为“格式”之格，而其“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要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独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禄害身，不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爱，实现“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王艮还针对明中叶所存在的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主张行“仁政”、“务本而节俭”、重视平民教育。

　　泰州学派的上述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贫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的封建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王艮本人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未能摆脱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尤其在他晚年过分强调孝弟，上书嘉靖皇帝，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时时、日日、月月大讲孝道②。为了倡导新说，他甚至制造了一些悟道、梦兆之类的神话，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狂想，最终流于空疏。

　　然而，王艮的历史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门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③。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夥。他们当中，① 《王阳明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① 《全集》卷一《答问补遗》。

　　② 《全集》卷二《与南都诸友书》。

　　③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和《王畿传附王艮传》。

　　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一书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总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①。于此可见，泰州学派人物之兴旺，同时也说明它既以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势力较为强大的东南为其主要传播地区，但又决不是囿于一隅的地方学派。“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②王艮的泰州学派，为王门两大学派之一。然而，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响，并不是由于它宣传王学，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明中叶以后封建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日趋动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年代，敢于冲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樊篱，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人的自然本能与生命价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等违背儒家正统、有别于王守仁心学的“异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觉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龙蛇”、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气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羁络”③、敢于破除名教的无所忌惮的叛逆精神。这是王艮泰州学派的本质，是它与王学的根本区别，也是它最可贵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在泰州后学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和李贽等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家世饶财者也”。他自三十岁中举人之后，即放弃功名，从师颜钧（山农）学“心斋立本之旨”，从事讲学活动。东起杭州，西至重庆，南止福建，北到京师，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是泰州学派中一位反封建的斗士。何心隐与王艮一样反对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主张“与百姓同欲”，肯定人类物质欲望的合理性，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同样有要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权利，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他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组织方面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李贽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道。”①何心隐主张摈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把朋友和师弟关系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上，并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会”，以“尽道”、“尽学”。他还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家乡试行过“合族”的集体生活的计划，试图实现“老安少怀”的理想社会。最后因为坚决维护讲学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遭受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妖逆”，于万历七年（1579）九月在武昌为湖广巡抚王之恒杖杀。“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不知公之冤也”②。“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③。

　　① 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②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序》。

　　①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②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③ 《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第二十二章明世宗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正德十六年（1521）以藩王入继帝位，年号嘉靖。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朱厚熜入继大统。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一种特殊色彩。

　　第一节议礼皇帝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4 月20 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刚袭封兴王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四月，当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一行从安陆驻地到达京师附近时，突然被挡了驾。原来是朝中主事的大臣们要朱厚熜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这是皇太子即位礼。然而，朱厚熜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以武宗遗诏上“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的话为据，声明自己是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他自己确定了由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线，登上皇帝宝座。

　　首辅杨廷和原想藉拥立之功控制这个年轻的皇帝。在武宗死后，杨廷和曾用计擒获拥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宫前，他已总理朝政几十日。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功劳和朝中实力制约皇帝没有问题。谁知第一个回合就遭到失败，这也预示着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败。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议兴献王封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初，礼臣议孝宗皇帝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们再议，他明确对杨廷和说：“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①七月，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②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将张璁的奏疏颁下，命廷臣再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世宗皆不听。杨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敕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蒋氏宜称兴献后，祖母邵氏称皇太后。

　　嘉靖元年（1522）正月，杨廷和等利用宫中火灾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并非是孤立的，除张璁之外，一批中下层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韬，同知马时中，员外郎方献夫，给事中熊浃，郎中黄宗明，经历黄绾等，以及个别上层官僚，如前朝老臣杨一清，湖广巡抚席书等，赞同和发展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接着，世宗又把张璁、桂萼从南京召入朝廷，准许杨廷和致仕，还责备他“因辞加咎，非大臣道”①。嘉靖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遂了世宗的心愿。

　　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顺门跪伏哭谏。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使世宗非常恼火，在劝谕无效之后，将二百多人逮系入狱，为首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责，有十七人先后受杖而死。这是世宗对反对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报复行动。

　　另一次重大报复行动是兴李福达之狱。山西人张寅通晓烧炼术，与武定①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② 《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一》。

　　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侯郭勋交往。官府怀疑他是参与谋反的白莲教徒李福达。郭勋为他辩护，受到大臣弹劾。张璁、桂萼认为，这是借故诬陷支持议礼的郭勋，欲图波及议礼诸臣。世宗有意保护议礼诸臣，于嘉靖六年（1527），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事，方献夫摄大理寺事，重新审理此案。张、桂等完全推翻旧案，有关官员被惩治，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七人，罢官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张寅获释，告发者被处死。后来有事实证明，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不过，这无关紧要，世宗通过李福达狱达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1528）六月，完成《明伦大典》的纂修，对议礼作出权威性的总结，并定议礼大臣之罪：杨廷和为罪之魁，革职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职；前阁臣蒋冕、毛纪，前吏部尚书乔宇，前礼部尚书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职，冠带闲住；前刑部尚书林俊革去生前职衔；前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吏部文选郎中夏良胜发原籍为民，等等。

　　兴献王称帝，需要立庙奉祀。嘉靖四年（1525），在太庙旁立世庙，后改献皇帝庙。到嘉靖十七年（1538），才奉兴献帝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1530）还发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讨论。将近四百名官员发表了意见。给事中夏言主张分祭，与世宗意见相合，成为定论，于是在京师分设天坛、地坛。

　　世宗对议礼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议礼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杨廷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过登基仪、议皇考等一系列事件来加以制约皇帝。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人物，张璁、桂萼、方献夫以及夏言先后入阁，熊浃、黄绾、席书、霍韬、黄宗明等升任尚书、都御史或侍郎。在这个意义上说，议礼不仅仅是对封建礼法的争论，而且是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第二节“嘉靖新政”

　　所谓“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顿朝纲的措施。这应当从杨廷和主持朝政时说起。他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消除了江彬这一隐患，还革除了专为皇帝私人开设的店铺，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把武宗行宫中金银收归内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减少漕粮，罢斥恩幸得官者。仅裁革冒滥职员十四万多人一项，每年就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连世宗后来也承认：“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①杨廷和被除，却没有否定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还扩大了整顿的范围。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就整肃朝政发表过一些更为深刻的意见。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②。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严）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③应当说，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④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余顷，弘治年间是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一作六百二十二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①。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③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二《言语下》。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① 霍韬：《修书陈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到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节道长皇帝明代皇帝有别号自武宗始。世宗的别号很多，都离不开真人、真君、帝君之类，短者如“雷轩”，长者如“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①，可见其对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宗教问题。霍韬说，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献夫说，尼僧道姑，有伤风化，应将现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家。世宗认为他们的意见都很正确，也发过“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的诏令②。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变成更皇家化、更贵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世宗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壬寅年，宫中发生事变。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宫中，险些被宫女杨金英等合谋勒死。史称：世宗“性卞，待宫人多不测。”③此后，世宗移居西苑永寿宫，“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④，一心一意追求长寿去了。时章奏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入者，诸司衙门的章奏，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

　　由于沉湎于斋醮之中，以“清心寡欲”戒，世宗对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陈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惊吓而死。第二任皇后张氏以“不顺不敬不逊”废。第三任皇后方氏，在处置“壬寅宫变”时，不但杀了与事宫女杨金英等，还杀了世宗所宠爱的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世宗对此一直记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1547），宫中失火，方皇后被烧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对诸子也日益疏远。庄敬太子死后，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都迁到宫外居住，并且迟迟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②。朱载垕生皇孙不敢奏闻，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③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藉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④。青词内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长联被视作青词的代表作：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天子别号》。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

　　③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圣主命名》。

　　③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④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⑤撰者袁炜是嘉靖末年的阁臣。第一个由于撰写青词受知于世宗的阁臣，是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状元顾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入阁。袁炜在嘉靖四十年（1561）入阁，严讷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郭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他们被人讥为“青词宰相”①。李春芳主持过制定“宗藩条例”，这是明代处置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较有才学，但他们因青词写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阁，也是事实。另外，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徐阶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世宗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夏言到严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种象征：以议礼决定取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道教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斋醮造成财力的浪费是很惊人的。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贰，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发了财。②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生儿未啼时口中血”③，嘉靖三十一年（1552）选八岁至十四岁女子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1555）选十岁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宫，都为炼药用。王世贞《宫词》中说“只缘身作延年药”④，真是很形象的说明。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①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③ 《万历野获编》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④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六○《杂缀》。

　　第四节君臣之间嘉靖朝是内阁权势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张璁、桂萼开始，阁臣打击异己，傲视七卿、科道诸臣，控制朝政，超过了前朝，但他们大都不得善终。这与世宗权势欲极强，猜忌心很重有很大关系，史载他“威福必自己出”①。张璁、桂萼在议礼之争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干。但张璁在八年的时间里，一次罢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为人刚强，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嘉靖十一年（1532）八月张璁去官，就是因为有彗星出现，世宗怀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1529）一年内就两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运也几经反复。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入阁，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成为首辅，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复职，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落职致仕，十月复职，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革职闲住，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复职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衔致仕。他失宠以及最后被杀，一方面是因为碰到了像严嵩这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的厉害对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太无所顾忌，按世宗所罗列：“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②另外，夏言还做了一些伤害世宗个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赐给入值大臣香叶巾等道家服饰，夏言密揭谓非人臣所服，不敢当。这对世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于死地。

　　即使对于严嵩，世宗也保持着很高的警觉，虽然对官僚们的弹劾往往不以为然。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的一天，已成为首辅的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上谓嵩、浃曰：‘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嵩、浃闻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上曰：‘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浃惶悚益甚，伏不能起。”①当面说阁臣“心高高似阁”，吏部尚书“胆大大如天”，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极重，亦可从嘉靖朝官吏的频频罢官得见一斑。从嘉靖二十年（1541）到嘉靖四十年（1561）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案，七卿中却有二十五人次被罢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书吴山削职；二十三年，兵部尚书毛伯温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书熊浃为民，兵部尚书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书唐龙谪为民，兵部尚书路迎免；二十六年，户部尚书王杲谪戍；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孙承恩、兵部尚书赵廷瑞免；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李士翱闲住，兵部尚书丁汝夔弃市；三十年，兵部尚书王邦瑞革职，刑部尚书顾应祥降调；三十一年，吏部尚书李默、刑部尚书应大猷闲住，兵部尚书赵锦谪戍；三十二年，吏部尚书万镗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书聂豹闲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书李默下狱死；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书许论革职；三十九年，户部尚书马坤闲住，刑部尚书郑晓闲住；四十年，礼部尚书吴山闲住，刑部尚书冯天驭闲住。其中还不包括疏辞不肯就任而被罢免的官员。

　　①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七。

　　② 《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

　　① 张合：《宙载》卷下。

　　这一段时期，严嵩势力增长，对官员的任免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以上官员的罢免，多与严嵩无干。丁汝夔对“庚戌之变”负有主要责任，他是遵照严嵩的意见办事，杀他肯定不是严嵩的意愿。而万镗与严嵩同科，聂豹与严嵩同乡，唐龙一直与严嵩友善，赵文华虽一度与严嵩交恶，但终是他的义子。另一方面，如王杲被罢，是因为久不肯奉诏买龙涎香。可以说，对朝中大臣的任免，世宗受严嵩的影响是有限的，很少顾及严嵩的好恶，更说不上为严嵩所控制。

　　明朝方面大员受处罚、被罢官、被杀也不在少数。蓟、辽的总督，巡抚，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二十七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①顺天巡抚张汉，建议大将可专杀偏将裨将，以树军威。此议颇不合世宗的口味，他对身边的大臣都缺少信任感，增强在外大帅的权威又怎能放心？有言官弹劾张汉刚愎，世宗就把他发配到边远的镇西卫。御史陈九德推荐张汉是可用之材，也被斥为民。张汉流放二十年，死于戍所。

　　南方各省督、抚则多受倭乱的牵累。首先蒙难的是浙江巡抚朱纨。其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被杀。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九年（1560），应天巡抚十易其人。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倭寇，不等继任到来便离任而去，被下狱除名。方任丁忧，陈洙才不足，未任。屠大山失事，下狱为民，陈洙谪戍，张景贤考察夺职，赵忻因金山兵变贬官，陈锭罢去，翁大立免职。虽然上述官员的罢免或被杀，基本是事出有因，但同时也反映世宗对官吏的制裁是很严厉的。

　　与鞑靼、倭寇的战争，是嘉靖朝的两大事件。鞑靼人围攻北京，倭寇骚扰南京，朝野震动。世宗对督、抚官的严厉制裁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567 年1 月23 日），世宗由西苑迁回乾清宫的当天即死去。《明史》评价他：“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①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① 参看吴廷夔：《明督抚年表》。

　　① 《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

　　第二十三章张璁桂萼杨慎第一节张璁议礼之争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萝峰，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举人，先后七次赴京会试，终不第。居乡中治学益力，遂贯通古今，尤精“三礼”。张璁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凡事不随便附和，常与士大夫评论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始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适世宗入登帝位，议追崇所生父母之礼。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武宗遗诏，策立世宗，又总朝政凡四十余日，颇事威福，乃指示礼部尚书毛澄，规定世宗继嗣为孝宗之子，礼以汉定陶王和宋濮议为式，不能过分追崇所生父母，并说有异此议者即是奸邪，可处以斩罪。会张璁观政于礼部，心非其说，遂上疏论陈其事。张璁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儿子，他们分别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养宫中为嗣子，其为之后的身份是明确的，今武宗无嗣而崩，大臣遵祖训迎立今上，武宗遗诏亦只称兴献王长子云云，遗诏未有要其为大宗后嗣之意。张璁陈述了这些事实后，提出了议礼的主张，当今皇帝以伦序当立的身份入继大统，与汉宋继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为藩王的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璁还从礼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师法濮议的错误，第一，《礼》中有明文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而世宗恰恰是兴王独子，如为人后，则违反礼法而自绝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杨廷和、毛澄的主张，则世宗只能称其母为皇叔母，母子关系就要变成君臣关系，这样又违反了子无臣母之义。于是张璁建议，在京师建立兴王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亲养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无奈被杨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议牵制，所以一看到张璁的奏疏，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①世宗将璁疏交付内阁拟旨批答，要阁臣等重议追尊之礼。杨廷和凭借权势，胁制廷臣附从己意，他并不把这个初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放在眼里，“斥曰‘秀才安知天下事’”②。然而杨廷和却无法回答张璁的诘难，于是唆使科道官员交章弹劾张璁。时世宗之母兴献王妃蒋氏至通州，闻廷议将以己子为他人子，十分不悦，留驻不进。世宗乘机以归藩养母相要挟，杨廷和等人大窘。张璁又撰写《大礼或问》，辨论继统与继嗣的区别。并就礼制上的尊崇及墓庙诸事析说甚详。《大礼或问》在部分朝臣中传阅，颇有影响。礼部侍郎王瓒赞同张璁所议，并在朝官中传播其事。张璁决定要把《大礼或问》奏呈世宗，杨廷和得知，非常恐慌，布置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诱阻之，张璁不从。世宗看了《大礼或问》后，要礼部议处，杨廷和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于是拟敕下礼部，诡称奉孝宗张皇后懿旨，追赠世宗之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则称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则称皇太后。此举意在略作让步，以厌世宗之心，并称奉皇太后懿诏，云云，表示廷议仍未尝以之为是，借以在心理上牵制世宗。① 《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

　　② 《明通鉴》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杨廷和为了减少和消除张璁在朝中的影响，他指示吏部将其授职为南京刑部主事，使其远离京师，不再妨碍自己推行所议。张璁到南京后，与同官刑部主事的桂萼结为政治盟友，二人讨论古礼，研究与杨廷和等人斗争的策略，等候时机，再度掀起议礼的斗争。

　　张璁在南京任职期间，京师发生了几桩与议礼有关的事件。世宗任命皇亲蒋荣为安陆祠祭署奉祀官，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后，议以崇仁王朱厚炫嗣兴国，则应由崇仁王奉祀，群臣上疏争其事，世宗不予理会。关于庙乐，廷议以“正统本生，义宜相间”，主张安陆祠庙较太庙用乐应降低等次，世宗置廷议不顾，命用八佾乐舞，又自制乐章，“迎神曰太和，初献曰寿和，亚献曰豫和，终献曰宁和，彻馔曰雍和，还宫曰安和。”①这个乐章和太庙诸帝享用的乐章完全一样。

　　同安陆庙祀相类的事，还有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的丧礼。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子，其庶祖母的丧礼较嫡祖母应有所减杀，定为哭临一日，丧服十三日而除，文移两京，不以诏告天下。世宗不遵所拟，服丧二十七日，服除视朝，不鸣鞭，不鸣钟鼓。世宗还不顾杨廷和的阻挡，将邵太后袝葬茂陵。祭祀是封建皇朝的大政事，然而某些庙祀礼制毕竟属于皇室私事，杨廷和不可能过分干预。以上事件表明，世宗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杨廷和的安排，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推翻其决定。

　　京师的这些消息给张璁、桂萼极大的鼓舞，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议大礼，世宗立即纳其议，要朝臣集议其事。杨廷和自揣难以维持旧议，于是辞职。杨廷和去后，赞成张、桂观点的人渐次增多，许多人上疏赞助其说。世宗下诏，命张璁、桂萼入京参加关于大礼的廷议。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为了阻挡张璁等入京，不惜作出让步，改动兴王的称号。嘉靖三年四月，诏称武宗为皇兄，称孝宗皇考，称兴王本生恭穆献皇帝，称兴王妃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动的实质是在兴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虽称兴王为父，却冠以“本生”二字，以志区别。张璁、桂萼在赴京师途中获知这一新情况，为了彻底击败政治对手，二人毅然上疏请去“本生”二字，指出问题的关键，孝其亲不在于一个皇字，“惟在于考与不考”①。世宗接到两人的奏疏，大喜过望，复下诏催促张璁、桂萼等速来京师。张璁等到京师后，“复条上七事，极论两考之非，以伯孝宗考兴献为正”②。张璁又奏上《正典礼第七上十三议疏》，全面阐述议礼涉及的问题。世宗十分欣悦，特旨擢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不久免去党附杨廷和的蒋冕、毛纪、汪俊的职务，廷杖左顺门哭谏诸臣。三年九月，张璁等议礼诸臣参与廷议，决定称孝宗和张皇后为皇伯考皇伯母，称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王妃为圣母章圣皇太后。至此，张璁的议礼主张实现了，张璁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由此确立。嘉靖四年，记述大礼议的过程的《大礼集议》书成，后赐名《明伦大典》，张璁进官詹事兼翰林学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六年内阁大学士贾咏与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及三法司诸臣涉嫌借李福达案陷害张璁、桂萼及支持议礼的武定侯郭勋，世宗着意保护议礼诸臣，尽换法司官员。世宗命张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寺，重新审理李福达案。张璁等尽反其狱，① 《明伦大典》卷九。

　　① 《明伦大典》卷十三。

　　② 《明伦大典》卷十三。

　　并借此案打击异己者，株连四十余人，史称大狱。大狱之前，科道尚狎视张璁，欲借京察拾遗之例打击之，大狱之后，旧党诸臣都不敢轻视张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张璁掌握了国家监察大权后，立即运用监察之权，改革弊政。他反复申明太祖规定的宪纲，像太祖那样严格地约束官僚集团。首先整顿都察院，对不遵守有关规定、耽误公事的“河南等道监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员”查催赴部。①又疏请对失职的科道官员进行惩治，严格检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规定的时限内将题奏涉及的公事办完，对办事拖沓的人员轻则量行戒谕，重则参劾别用。张璁在院，斥去失职的科道官员二十多人，补充以比较廉明和干练的人员，改善了都察院的状况。正德以来，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开始办公，相沿成例。张璁请申饬三法司堂官严督所属，早上散朝后，就各回衙门开始办公。张璁尤其痛恶官僚的贪污和行贿，都察院行文京内外各衙门，“敢有仍科派小民馈送京官者，在外许巡按御史纠察，在内许缉事衙门访捕，依律治罪”①。张璁执法严格认真，打击了正德以来贿赂之风，史称“一时苞苴路绝”。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张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一入内阁，他立即对翰林院的积弊进行清理。正德以来，形成一些陋习，如规定由内阁教习的庶吉士才可进入翰林，其他部门的官员虽有文学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员。由是，内阁将翰林职位在门生弟子中递相授受，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张璁疏请革除此弊，不拘内外官员，只要文学才行出众，都可以被推荐和召试授翰林之职。同时对现在翰林院官进行考核，将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罢黜或外调他职。同时任命大理寺少卿黄绾、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等为翰林官员。张璁还加强了庶吉士的拣选和考核。

　　张璁借世宗平台召对的机会，密请撤除各地镇守中官，其后又屡次请求施行。由外藩入继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祸，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张璁限制宦官势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后革去镇守、守备内官二十七员。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腾骧四卫改隶兵部，宦官势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张璁立朝，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即使与同议大礼的霍韬等人亦每因政事相争，不少假借。张璁对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许，特赐银章二枚，文曰“贞良忠一”和“绳愆弼违”。时杨一清为首辅，翟銮先于张璁入阁，而世宗待张璁礼遇特隆。七年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官场倾轧张璁利用议礼作为取得政治权力的手段，掌权后，他就致力于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来的弊政。张璁因议礼而获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视为干进，致使张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当的威信，当时六卿都是很有资格的人物，他们表表自树，政治上同张璁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人，他① 《张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风宪官员》，载《敬乡楼丛书》，民国黄群排印本。① 《张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贪风》。

　　们在议礼中观点同张璁基本相同，但却不愿与张璁一起为争礼而斗争。对大礼持相同态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因之张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础，每论事立议，虽其主张明显的合理合法，却必定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推行，加上世宗专制严酷，张璁的举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此外，张璁还受到“应机玩世，持禄苟安”的庸俗官僚杨一清的牵制。①正嘉之际，杨一清在家闲居，因赞成张璁的大礼之议，得以被荐入阁。杨一清在武宗朝边功甚著，劣迹也不少。再相后，乘张璁整顿翰林院之机，“送乘间引所厚入院”，又“多循旧弊，用私人，受馈遗”②。于是张璁和杨一清产生嫌隙，进而相构不已。张璁在与杨一清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打击，八年八月，张璁被给事中陆粲论罢，幸而霍韬力为之辩，一清乃致仕，璁得召还，遂任首辅。杨一清始去，张璁又受到夏言的牵制。世宗自大礼议后，以制礼作乐自任，如分祀天地，罢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获得世宗的信任。张璁自取得政治权力后，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并不醉心于礼乐上的繁文缛节，对世宗兴作礼乐多所谏正。于是夏言和张璁相轧。十年七月张璁再次被迫致仕，后虽被召还，其改革的锐气和努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张璁和桂萼在议礼时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斗争的胜利，执政后两人都锐意于革弊，但他们却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发生龃龉，逐渐失去政治上的团结，以致使张璁遭到杨一清、夏言势力的攻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其后，张璁与议礼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等无多改善，十四年张璁疾作，屡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适世宗南巡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赐谥文忠。璁传世有《礼记章句》、《敕对录》、《谕对录》、《大礼要略》、《钦明大狱录》、《张孚敬诗集》、《张文忠公集》。

　　① 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卷二《永陵编年信史》，万历刻本。

　　② 霍韬：《石头录》卷四；《玉堂丛语》卷六。

　　第二节桂萼均平赋役，屡忤官吏桂萼，字子实，号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东乡东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丹徒知县，史称其人性刚使气，屡忤上官，后调知浙江青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还遭到御史白简弹劾。桂萼不但屡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书手的关系也不协调，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桂萼在县任职，非常了解缙绅势家及豪强地主欺隐土地逃避赋役的情况，深知赋役不均给朝廷的统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因之，他积极致力于均平赋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势家总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官豪势家不但通过诡寄、飞洒等诸种手法欺隐土地，又独占肥沃的土地，却只按低税率交纳很少的田租，不愿为农民“分粮”和“为里甲均苦”①。只要有志于清理赋役积弊改变不公正状况的州县正官着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赋役，“势家即上下夤缘，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为。桂萼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赋役。正嘉之际，他任成安知县，排除多方阻难，终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额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清丈之后，“均量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顷四分五厘”②。丈地之后，桂萼“计亩征粮，民不称累”，纠正了当地社民享无税之田、屯民供无田之税的不合理现象。桂萼看不惯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痛恨势家豪强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在征赋派役中营私舞弊的各种丑行，这就是桂萼屡忤上官下吏的社会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禄，士风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刘六、刘七和四川爆发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武宗无子，因之引起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桂萼满怀经世济国之志，锐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对正德以来的腐败政治十分愤激不平。

　　以正大礼而入阁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闲曹，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乃兄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即赞成张璁的主张。不久张璁被杨廷和党排挤到南京，桂萼与张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日相讨论，研究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请正大礼，疏中强调指出，宋人范纯仁已把预养为嗣的英宗和入继之主作了区别，而当今皇帝入继帝位分明是入继之主，为什么要遵从为预养的宋英宗而制订的濮议之礼呢？桂萼还指出杨廷和所议“灭武宗十有六年之统，泯遗诏禅受之旨，而夺兴献帝不可夺之嫡宗，且使兴国太后处慈寿皇太后之间，礼莫之尽”①。世宗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决心重议大礼。

　　① 《明经世文编》卷一八○，《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下引同。

　　② 《成安县志》卷三《赋役考》，明刊本。

　　① 《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世宗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自知难以维持，于是辞职。杨廷和既去，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渐次增多，世宗决定召张、桂入京。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圣，并请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复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极论两考之非，指出两考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剥夺皇帝尊奉父母的神圣权利。

　　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三年七月，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发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三年九月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学士。由于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是年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发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①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是年京察，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速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是年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① 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朝局人事焕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明代尚书兼学士自桂萼始。任礼部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获赐银章两枚，文曰“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和内阁辅臣一样，桂萼获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权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创立一条鞭法桂萼执政后，发舒多年以来的政治抱负，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层政权下的赋役之法，看到了业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册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户等划分标准很不一致，户等一样，而实际丁产可能相去甚远；户等一样就要承担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再说十段册法，实施其法必须对各户丁粮作彻底清理，在此基础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产仍很难一致，徭役的负担仍不均平。桂萼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赋役改革意见。嘉靖九年（1530）十月，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①根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同桂萼相先后，许多地方行政官员都推行了赋役的改革措施。万镗提出赋役的均平应“在县不止以里论，而当均于一县。在州不止以县论，而当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当益广矣”①。万镗所论，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围内通融科派，均平负担。不难看出，桂萼创立了一条鞭的赋役征收法则，又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导实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头，较之于顽固守旧反对赋役改革的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啻霄壤之别。②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的发展，从两税到一条鞭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桂萼在这个变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桂萼的赋役改革实践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桂萼极为重视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认识到只有把欺隐的土地清理出来，登记入册，朝廷按丁产佥派徭役的原则才能切实贯彻，桂萼多次上疏，强调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进任民考疏》中指出：“臣闻仁政必自经界始，今之经界存乎版图。自正统末，天下吏阴坏版图，诸色田土散漫参错，难以检讨。”①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议》卷八《进任民考疏》。① 《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哈佛燕京学社排印本。

　　② 杨廷和为首辅时，曾拟旨反对役法的改革，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还提醒世宗，势家豪强总是反对丈量土地，朝廷要下决心，要由有关大员会议其事，订出实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经清丈，版籍澄清，各种违法行为就难以掩盖。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均丈土地的意义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世宗朝郭弘化、唐龙、简霄、顾鼎臣都继桂萼之后，疏请核实田亩，均丈土地。据各种史籍记载反映，嘉靖年间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还积极会同张璁，在嘉靖前期进行政治改革，肃清言路，加强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清理翰林院积弊，改变正德以来内阁控制翰林院以及内阁同六部结党营私的现象。桂萼还用世宗所赐银章密疏奏事，请“除百数十年弊习，罢还镇守”①，襄助张璁请撤除镇守内臣之举。

　　桂萼等大礼诸臣以议礼为手段取得政治权力，在论资排辈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认为逢君干进。许多重要人物赞成其议礼主张，但在政治上却同桂萼等人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显势孤力单。此外，守旧派政治势力虽经打击，仍寻找机会向桂萼等实施反扑，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挥刘永昌越位妄奏，硬说都督桂勇与桂萼同族，表面上请削桂勇兵权，实则动摇桂萼的地位。旧党甚至利用星变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张璁在议大礼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集团斗争的胜利，其后又锐意革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入阁后，桂萼与张璁逐渐失和，遭到夏言势力的攻击，而使大礼诸臣蒙受损失。在大礼诸臣中，有不少王学的弟子，如方献夫、黄绾等，桂萼和张璁反对程颐的濮议，对王守仁带有新倾向的学术思想持包容的态度。桂萼等执政后，推荐王守仁任总督两广兼巡抚。桂萼希望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扩张。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卢苏、王受的叛乱。为防止归顺的土酋复起叛乱，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两广，责以抚处三年。会王守仁疾作，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径归。桂萼恶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边之策，两人关系恶化。王守仁死后，桂萼攻击王守仁并请申禁其学。方献夫、霍韬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辩解，大礼诸臣意见各不相同，杨一清、陆粲乘隙攻击，八年八月桂萼和张璁一度被解职，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后被召回入阁，翌年正月引疾乞归，八月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

　　①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密论四事》。

　　第三节杨慎青年入仕，宦途坦达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江西庐陵，六世祖避元末乱徙湖广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属成都）。祖父杨春，官至提学佥事。父杨廷和（1459—1529），成化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入阁，官至内阁首辅。杨慎正德三年（1508）会试下第，入国子监，拔历而事于礼部，尚书刘宇颇重之。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及至殿试，内阁首辅李东阳“密以制策题示”①，故杨慎“所对独详”，于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状元头衔。这次科场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无法知晓，所以没有发生政治风波。再者杨慎毕竟不是胸无点墨，在京师颇有才名，故未引起人们訾议。日后事露，史家还是把此事记载下来。李贽《续藏书》记载说，京师民众称杨慎为“面皮状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称为“关节状元”。明代以来，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为应试而习时文，惟抄袭或揣摩程文以应试。明代科举答案限在永乐年间纂定的《性理大全》一书之内。成化中礼部右侍郎周洪谟奏请订正朱熹注“四书”、“五经”之误，宪宗以《性理大全》一书为天下士子“习学已久”为由，不准更改①。这种科举考试，不是造就人才，状元并非就很有学问。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即默默无闻，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文化等方面俱无大贡献。再有，殿试时一甲三人的名次确定，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不关乎才学的高下，状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状元，例以相貌端正或体貌伟壮者为之，许多文优而因貌寝被改变科第名次的史不绝书。如建文进士王艮廷试本第一，以貌丑屈为第二，遂以胡广为状元。有的掉换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谬，如万历进士朱国桢，以名同国姓，且似佳谶②，于是拔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难认而被任意更换名次，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陈循，因与考官同乡，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难认，于是又改洪英为第一。有的纯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应黄子澄第一，“既启封，上自以梦故，用丁显为状元”，黄子澄反被抑为三甲进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梦中听见雷声，遂拔雷鸣为状元。不难看出，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条件下，状元属谁全凭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状元非必真才。

　　杨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诸边。杨慎上疏切谏，未成，称病归。

　　世宗嗣位，杨慎改经筵讲官。武宗崩后，佞幸江彬伏诛，中官为恶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张锐、于经以纳金银获免，杨慎借讲《舜典》之机，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元恶大奸，则无可赎之理”①。嘉靖二年（1523），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

　　① 《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减场解元》。

　　② 《万历野获编》卷一五《廷试》。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廷争大礼，获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之争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请世宗继统而不继嗣，继而提出伯孝宗而考兴献。杨慎之父杨廷和坚持己议，不赞成世宗改变初议，其在内阁封还御批四次，前后执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坚持召桂萼、张璁至京重议大礼。杨廷和无奈，致仕归去。在议礼一事上，杨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对张璁等的议礼主张大加挞伐。张、桂来京后，被擢为翰林学士。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②。表示不愿与桂萼、张璁等同列，并以请求罢斥己职相挟。世宗怒，切责杨慎等诸臣，予以停俸处分有差。逾月，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争议礼。当此之际，杨廷和虽已去职，其追随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①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今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②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顺门。皇帝命司礼中官谕众臣退去，众人说要得皇帝遵从议礼前议的谕旨才肯散去。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士执丰熙等八人下诏狱。杨慎与王元正撼门大哭，跪伏的众臣应之，声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员到午门听上谕，宣布给予跪伏者停俸处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杨慎服杖之后，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属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云南寻甸、武定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流劫于嵩明、杨林、木密等地，进而围攻省城。杨慎适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于是戎服执戈，帅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③。杨慎在滇，时领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沪州，或于重庆。杨慎虽身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国公镇守中官都很优待他，故杨慎得乘间游历云南，咏诗为文，以抒其怀。而世宗因议礼一事最恨杨廷和和杨慎，每每向左右索问杨慎的情况，阁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杨慎等不能获得赦免的恩典。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丧等特殊情况，不得随便奏请还家。根据有关法律条例，戍卒年满六十者可以请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岁的杨慎乞求有关衙门准许。而“军卫及当道皆唯唯，转相推调”①。杨慎又委托门人走云南巡抚的后门，皆不得要领。地方官虽善视杨慎，但谁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过界限。因之，杨慎有子而壮，却仍要以衰迈之躯，荷戈趋伍，对于一个曾一度风云于政坛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和打击。杨慎年届七十，私自归蜀，巡抚急遣四名指挥使逮之，械还。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②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② 《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③ 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新都县志》。

　　① 杨慎：《与同年书》，转引自《杨慎诗选》第142 页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在云南，努力从事于文化学术活动。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成于云南。杨慎在云南结交广泛，行迹所至，总是以其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为各族杂居之所，许多少数民族士人也都趋从杨慎。经常与杨慎从游的滇中士人有吴懋、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等，称杨门六学士。上述六人加上杨云山，又称杨门七子。与杨慎过从甚密的还有白族士人董难和丽江土知府木公。从杨慎在云南的诗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这些士子在杨慎的影响下，砥砺志学，大多取得了成功。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阳系著名的白族学者、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归乡，与杨慎唱酬甚密。编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阳还辑刻了不少书籍，可惜大都佚而不传。

　　杨慎与望风慕学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诗文词曲外，他还致力于经书、史书、子书的研习，甚至还涉足于书画医学等领域。杨慎对学问的广泛学习研究，其著述的辗转抄录和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的发展。杨慎还在临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杨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向学，其门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杨元达叙刻师作《诗话补遗》，梁佐编刻《丹铅总录》。洪武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①。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其“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清代修《明史》时，尚有许多杨慎的著述还未刊出。近人根据新都升庵祠堂藏书、《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新都县志》、《新都年鉴》、丛书《函海》、《升庵合集》、《绛云楼书目》、《文瑞楼书目》、《顾修汇刻书目》、《益部谈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统计，杨慎著作则有四百种左右。①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佚而不传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复的书目，因为杨慎的著述经多次刊刻和编辑，有一些书名是后人分类的类目，而并非升庵著作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① 参阅陈廷乐：《简辑杨升庵著述评选书目》，载《昆明师范学院院报》。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伪托杨慎所著，这些尚待进一步考证和清理。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私人藏书中，可见到的杨慎著述，包括杨慎所撰、所编、所辑、所选、所评注、所批点的共约一百三十四种。②还必须指出，署名为杨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并非杨慎所撰，有的是刻书之误，张冠李戴，有的是有意伪托。这些情况有的已经考证出来，有的已露痕迹，尚待进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辂所撰的《南诏野史》列为杨慎的著作，并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绪，原版存云南省图书馆，印本流传颇广，故世人皆以为杨慎撰《南诏野史》。近人的《丛书书目汇编》亦将该书列为杨慎著作，即编者以讹传讹而编入之。③又《滇载记》一书，今各家均以杨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国瑜研究结果表明，此书非杨慎所作，据《滇载记》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该书有姜龙的序，姜龙字梦宾，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备道，《明史》有传。姜龙与慎极相友善，杨慎初来滇，姜龙适在任上，龙于五年解职，杨慎有诗文记颂其政，姜龙归后，二人亦诗文日相往来。姜龙原序说：“（龙）俄起废承乏边圉，杨子用修由侍从论时事忤旨，谪戍博南，相得甚欢。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盖滇地与身毒密迩，汉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则其怪也，有所蒙袭，无足究者。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余辄以慁杨子，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词旨简奥，足补史氏之阙。”①结合其他史料考较，该序表明，杨慎与姜龙稽古问俗，时在嘉靖四年，删正其书，亦在该年。姜龙解职后，携该书归，与陆粲共赏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杨从张云汉处得到的《滇载记》，已从僰文《白古通》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为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陋，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从《滇载记》的内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录自汉文史籍，乃编纂之书。且该书未经仔细考校，多有粗疏错讹，如言南诏王会隆立于会昌十三年，会昌仅六年，何言十三？此书出自杨慎，当不至此。再从该书刊行情况看，陆粲最早刊行。收入丛书，则为嘉靖二十三年陆楫的《古今说海》最早。陆楫刻此书时，削去姜龙之序。后辗转传刻，亦无姜序。杨慎于是捏造作书经过，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而成。万历《云南通志》为之铺张宣扬，于是，点窜前人之作而据为己有的事实遂不为世所知。

　　梁启超曾经指出，杨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①也就是说，杨慎的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如其杂著中的《汉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杨慎自序述云，“得于安宁州土知州万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②杨慎著述中的杜撰、附会等不实之处，在明代就有人进行清理过，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② 参阅《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1984 年。①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滇载记》；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载记》。① 参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评语》。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

　　获编》都有一些记载。明人陈耀文撰《正杨》四卷，系统地考正其误。据近人研究，杨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记与云南有关者，除词章外则甚少。惟《滇程记》记其入滇之经历。所撰《云南山川志》，简略而无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屡刻其书。其《丹铅总录》以博雅著称，其中关于云南史事者仅数条而已，且大多错误，殊无价值。有的人认为杨慎对云南地方史事颇有研究，这实在是一个错觉。盖杨慎有关云南所作，大多诗歌词章，或乘雅趣而发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则极少。③一般来说，杨慎的学术性著述可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如《转注古音略》、《异鱼图赞》、《滇程记》、《古音骈字》等。《转注古音略》尤见功力。顾炎武撰《唐韵正》时，引用了很多杨慎的材料。《异鱼图赞》则被认为可以与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颉颃。①第二类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本身在体例、内容、征引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奇字韵》，慎作该书时，对汉唐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该书的价值。属于这一类的书还有：《古音丛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录》、《水经注碑目》、《谭菀醍醐》、《丹铅总录》等。

　　第三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如《经子难字》，其书上卷是杨慎读诸经义疏所记，有《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下卷是读诸子所记。杨慎读书时“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②，其孙杨宗吾“过珍手泽”而编帙成册，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又如《六书索引》，杨慎著此书时，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③，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类似的还有《谢华启秀》、《檀弓丛训》等。

　　第四类是他人之作，如《滇载记》、《别本家礼》。《别本家礼》题作杨慎撰，实乃丘濬之《家礼仪节》。④类似的还有《广夷坚志》、《翰苑琼琚》、《词林万选》等。

　　第五类是杨慎的伪作。如《汉杂事秘辛》，清初学者胡震亨指出，该书的内容与汉代典章制度不符，虽杨慎复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胡震亨意见相似的还有姚士粦、沈士龙、王谟等。⑤《汉杂事秘辛》虽然是伪作，然而其文字佳丽，描写精细，颇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划属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范畴。杨慎的伪作还有《石鼓文音释》，据杨慎称，《石鼓文》拓本得于李东阳之手，李东阳告之曰“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云云①。③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南园续录·滇载记》。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礼类存目三”。

　　⑤ 参阅胡震亨：《汉杂事秘辛跋》，姚士粦：《汉杂事秘辛跋》，沈士龙：《汉杂事秘辛跋》，王谟：《汉杂事秘辛跋》，均转引自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

　　① 杨慎：《录石鼓文音释序》，参阅《升庵著述序跋》。

　　后来陆深、朱彝尊等学者发现了杨慎作伪的明证②，又李东阳犹叹惜“拾阙补残能几何”，怎么能有“篆籀特全”的东坡拓本送给杨慎？很明显，《石鼓文音释》是一部伪作，这样的伪作则毫无价值。

　　杨慎的诗歌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际，明诗由台阁体转向李梦阳等的前七子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坛上影响极大。杨慎受诗法于李东阳，他在贬谪云南之前，即与何景明订交，论诗谈艺，而颇有异同。杨慎不赞成李、何等人专崇盛唐的主张，认为应上溯汉魏六朝及初唐，从中汲取营养。杨慎善七律、七绝，其诗或自然清丽，或绮藻丽辞，或雄浑蕴藉，追踪汉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较高的文学价值。总之，杨慎独立于前七子之外，独树一帜。尤其贬到云南后，接近人民群众，诗的风格和内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后，复有后七子之兴起，论明诗者，多着墨于一代文学的主流，于杨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有所忽略。

　　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杨慎的主要历史功绩，同时杨慎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

　　② 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石鼓文音释三卷》。第二十四章严嵩徐阶高拱第一节严嵩《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①。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②。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③。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④。“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⑤，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⑥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⑦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① 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② 据《明史》本传。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③ 《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 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 《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⑥ 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⑦ 《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⑧ 《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①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②，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③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④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①。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②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③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④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① 《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 《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 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⑤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① 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②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 《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④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①。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①。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②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 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③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①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②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③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① 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二五《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② 《明史》卷二○九《沈鍊传》。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①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①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②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③，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①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鹏》。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三《请立桥建名额》。

　　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④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①。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②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③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④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⑤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①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④ 严嵩：《历官表奏》卷二《论边事》。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④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⑤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二《计处倭件（二）》。

　　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谕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胡宗宪》。

　　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②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③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①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②。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③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①。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②。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③。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④。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①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十七。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严嵩传》。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大臣恣横》。

　　④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惑溺》。

　　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①。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②。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③。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④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终年八十六岁。⑤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⑦。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②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五。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二相之害》。

　　⑤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大学士严公嵩传》。

　　⑥ 唐顺之：《钤山堂集·序》。

　　⑦ 《振秀集》卷下，杨慎评点。

　　第二节徐阶谪官与“早达”

　　徐阶（1503—1583），字子升，早年号少湖，后号存斋，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亲徐黼才补了个邑的掾史（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随父任上，亲眼目睹父亲处理公务的谨慎和辛劳，这对他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十六岁时，华亭知县聂豹见他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器重，“引为同志”，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当时，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鼓动海内。徐阶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的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①，在缙绅中小有名气。嘉靖元年（1522），徐阶中式应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进士，时年才二十一岁。

　　徐阶“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②。入谒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翩翩年少，气度不凡，十分喜爱。授翰林编修，参与经筵讲授、预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嘉靖三年丁父忧后，仍复原官。

　　嘉靖九年（1530），世宗更定大礼余兴未衰，又准备黜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首揆张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讨论。大臣们“相顾慑讋，亡异同者”，唯徐阶独持异议，提出黜孔子王号三不必、五不可，据理反对。张孚敬很不高兴，诘问，你这不是叛我吗？徐阶回答说：“叛者生于附者，阶故未尝附，明公何得言叛。”长揖出①。世宗以不奉诏罪徐阶，将他谪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贬为边远地方一个小小的七品刑狱官，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当时的徐阶并不以为然。他对人说：“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盘根错节所以砺我不浅。”于是单车驰往福建。到任后，他平反冤狱，释放久系牢狱的囚徒三百余人；又力纠猾吏侵吞钱粮，打击盗贼；更定输银法；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淫祠，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诸生讲授圣贤之学，“因病设方，随问而答”②，很受欢迎。但延平山多田少产薄，民生极为艰苦。自邓茂七起义以后，几经兵燹，饥疫相继，生齿日耗，而官府赋役却有增无减。徐阶再勉力而为，作为一小小推官也无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至此，徐阶才深为自己“以狂愚见斥于朝”，结果流落到穷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为的机会而后悔懊丧③。

　　嘉靖十二年（1533），迁黄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佥事，管理和监督省以下的地方学校。十五年（1536）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学政。在此期间，他勤于职守，“岁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体、端士习为先”④。江西是王阳明的发祥之地，他去后“大推明其学”，先后培养了许多进士，其后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②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② 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③ 参见《少湖先生文集》卷三四《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④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成为朝廷名宦者也为数不少。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挑选宫寮，徐阶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不久，他又升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当时吏风士习颓坏，吏士中“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①。徐阶尽力摆脱这种不良风气对学校的影响。他将学生分为“淑”、“慝”两类，循循善诱，发扬优秀，惩劝不良，勉励他们不断向上。所以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阶擢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时年四十三岁。以这种年龄佐铨，时人视为“早达”②。徐阶踌躇满志，也更谨慎用事，尝“榜戒语于堂自警”。过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职，多骄矜傲慢者，接见庶官，都不与深谈，“以示严冷”。徐阶以为，这样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识别人才的。他常亲自找庶官、下属交谈，向他们“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③，以掌握各级官员的优劣。这种折节下士、平等和蔼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愿与他倾心交往。徐府一时宾客甚盛，车马盈门。吏部先后几任尚书，如熊浃、唐龙、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阶，凡事与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阶在缙绅中声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荐任用了宋景、欧阳德等有政绩、有才干的优秀长者。二十六年（1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阶不高，然而翰林院却是国家优秀人才的荟集之处，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徐阶担负的实际是培养国家栋梁和一代储相的重要职责。在教育中他吸收和发展了王学中“知行并进”的合理主张，以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虽名不废课习，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娓说之，又间勗以国典民事”①，以有关国计民生的策问为施教的重要内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经世之材，以致出现如张居正这样卓然称名臣者。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铨”，“故直发于事业，光明俊伟，非俗儒所可仿佛。”②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

　　与严嵩的斗争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徐阶进礼部尚书。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宫婢之变后，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长生之术，不仅到处建坛斋醮、滥兴土木，尽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于朝政，长期不上朝视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见面。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竞相争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词，冀求邀宠。世宗极为看重斋醮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好些人因此发迹，成为“青词宰相”③。徐阶侍帝左右，也厕身其列，所献青词很得世宗赏识，不久即被召入无逸殿直庐，并得到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一次吏部尚书员缺，廷议首推徐阶，世宗因不愿阶离开左右，竟不允。徐阶虽受宠于① 夏燮：《明通鉴》卷五七。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一，卷五《早达》。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铨选》。

　　① 《玉堂丛语》卷六。

　　② 李贽：《续藏书》“内阁辅臣”《太师徐文贞公》。

　　③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帝，但对其一味修炼、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担忧。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世宗进行规劝。庄敬皇太子死后，照例应重新立储，徐阶奏请册立太子。世宗对此却有隐私：当时两子裕王、景王，他内心偏爱景王而序次当立裕王，究竟立谁颇犯虑。又自己正求长生之术，不欲言继嗣，故而不听。徐阶深知其隐，仍接连五次上疏奏请，并在裕王、景王的当冠、婚礼及开讲等问题上，坚持先裕王后景王的次序，“帝不怿”。不久，世宗想把在宫变中对己有恩的方皇后袝入太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徐阶以“女后无先入庙者”为由，婉言相抗，礼科给事中杨思忠附和于他。世宗闻后大怒，“督责阶甚峻”。其时，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郸，为吕仙洞落成斋醮祈福，阶“心知其非”而“不欲行”。为此，世宗“内衔阶”甚。徐阶见状，想起谪官延平的教训，遂改变前议，惶恐谢罪。世宗尚不满足，借故对杨思忠发难，廷杖并斥为民，“以怵阶”。正在这时，权臣严嵩又趁机落井下石，谗言徐阶，说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①。徐阶深识自己处境艰危，只得收起锋芒，一面谨事严嵩，一面更加精治斋词，以求宽容。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谕对及密疏，均“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②。

　　徐阶为部臣时，也是严嵩权势熏灼之际。“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于畏陛下”③。徐阶由夏言荐举而提擢。严嵩与夏言争权，曾置言于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讳徐阶。徐阶受宠，严嵩心怀憎恨，时时设法挤阶。当时徐阶“度未可与争”，遂处处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结姻以固其好”④，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庚戌之变”。原居住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人在首领俺答的率领下，控弦策马，进掠内地。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京师门下。京城告危，廷臣相顾失色。这时徐阶以直庐之便，奏请世宗立即释放被囚的原总兵周尚文及参将戴纶、欧阳安等，让他们带兵击敌，“彼蒙殊恩，必肯出力”①，同时请调遣京城驻兵分守各门加强防卫。徐阶又力请世宗视朝，召见群臣，“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奋激”②。世宗一一从徐阶议，并委派阶巡视京城九门，犒劳各地勤王将士，激励斗志。当俺答提出与明朝通贡的要求，世宗问计于严嵩、徐阶。严嵩认为俺答的目的是掳掠，抢足了自会离去，“不足患”。徐阶则认为，目前“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而且俺答又贪得无厌，“许则彼厚要我”，不能草率处之。不如“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在暗中加紧准备，“援兵集，寇且走”③。世宗交廷议，国子司业赵贞吉激言反对通贡之议，谓允贡是丧权侮主之举，影射阶等为奸邪之臣。群臣肃然不敢多言。未几，俺答饱掳而去，世宗遂罢徐阶议，宣布“弗许贡”。“庚戌之变”暴露了嘉靖朝在军事、边备、将领等方面的朽溃腐败。严嵩党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谀墓》。

　　③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④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记：“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即卜宅豫章，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嵩）坦然不复介意。又，徐阶将长子璠之次女配给嵩子世蕃幼子。

　　① 徐阶：《世经堂集》卷七《御虏事宜》。

　　② 《世经堂集》卷二《请还大内并召见大臣计议边事》。

　　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羽大肆贪贿军饷，使士卒苦于饥馑；各路将帅多是勋贵大臣，平时溺于宴乐，遇事“不足以仓猝应战，不足以慷慨立功”；羽林禁卫，则“参中贵之苍头”，游手好闲之徒“厕身兵籍，滥食数丁”④。对此，徐阶陆续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军事主张。他力主以骁勇善战的将领取代各勋贵将领，让他们“各量与万人或数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练，居则自守一方，出则自当一面”，先后又荐举了聂豹、何栋兹、周益昌、刘大章以及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将。他密疏参劾了纵敌进犯的大将军仇鸾，打击了卖国贪奸者的气焰。针对各地为扩充兵源乱征滥募的现象，他建议“推二三将官（与地方官）同往，听其精选，选迄就会统理操练..如各地将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实用也”①。仇鸾为总兵时，曾令各地增派进京入卫士卒。仇败后有人提议减少京卫人数。徐阶认为不能“惩咽而废食”，现在边防很虚弱，京师防卫力量不能减弱，还应加强。他亲自视察京师营卫，访得不少人挂名军营却在市井贩鬻或在衙跟官，营卫士卒有其名而无其实，深感“京营所以积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②。于是提出裁冗汰弱，严明赏罚的主张，“就各营中汰去老弱数千或万人”，以“所汰之粮兑操练之赏，则赏可施而罚可行”，使“能者自劝，怯者自奋”③。他在督察各地勤王士卒时发现“延安卒善战而云中（大同）卒善牒”，遂建议用兵时要注意发挥各地军队的特点，“各取所长”④。宣化大同一带因长期受鞑靼侵扰，生产遭到破坏，米麦踊贵，军民苦于饥馑，常相继逃亡，因而使边备益虚，徐阶积极建议用平输法调剂边方缺粮的矛盾。麦熟时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收买粮食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往宣府，紫荆输往大同。这样，不仅能解决那里的饥荒、稳定当地的粮价，更安定了人心。“世宗大悦，密令传谕行之”⑤。在加强边备，整饬军务问题上，徐阶还提出严惩有司和军队首领贪奸，以贪奸赃款济边及在战术上不轻易出战、坚守御敌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措施，从而使西北边防上的紧张得到了舒缓。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阶加少保，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后因办事多称旨，不断晋升。第二年进勋，为柱国，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三十五年加少傅，录子为中书舍人；三十八年以一品考满九载，玺书褒谕，赐宴礼部，并改兼吏部尚书。

　　在此期间，东南沿海倭事告急。多年来，朝廷对倭寇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尤其是严嵩，更以安抚为名，任倭掳掠抢劫，甚至纵容包庇通倭官员，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助长了倭寇的气焰，使入骚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三、四年里，仅浙江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侵扰范围也已深入到松江、苏州、常州等府所辖各县及长江沿岸之南通、海门、太仓等地。这一带正是国家财赋重地。世宗便以倭寇“所蹂躏多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问计于阶。徐阶对倭寇长期不息骚扰自己家乡早就痛恨不已，他力主发兵抗倭。当时兵部拟发三千羸卒去应付差事，徐阶力言不可，上疏称：用兵之道，首在当计发与不发，“不当发，则无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① 《世经堂集》卷二《答边事》。

　　②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③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④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太师徐文贞公》。

　　⑤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以取胜”，现在敌侵我财赋重地，怎能“量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向倭贼？”①兵部于是改发六千精兵往赴。不料在一次进剿中军队遭敌伏击而大溃。有人趁机追徐阶发兵之咎。徐阶却从中看出了军队不能克倭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从容为言，指出：用兵固然主要在将帅督抚，但也必须地方有司的有力配合支持。“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军队和地方应该通力合作才对。但今皆不然，地方有司对战事极不负责，究其原因，则是朝廷赏罚不公，“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甚至城溃失守，守令也“仅左降”而已。文官又“推升行取率有常期，奔竞钻利积成习俗”，当遇有战事，他们“惟思脱去地方，无有任事之态”，“不复博求御城之计”①。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期望他们与武将通力合作，一致御敌呢？因此，徐阶力促兵部立即会同法司援据大义，“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城池失陷，文官应与武官同样治罪，以激励和增强地方有司的责任感。同时他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注意选用优秀将领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倭寇入骚最严重的时候，徐阶向统领抗倭的江南总督张经推荐了俞大猷，说俞“素称将才，望公诸凡与谋信和任之，毋使■人肆其谗间，紧要紧要！”②俞率领广西瓦氏兵多次大败倭寇，使敌闻风丧胆。不久，俞大猷升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军抗倭，徐阶还以书信向他授计：“望公就华（亭）上（虞）二县乡兵中选其便舟楫者教之水战，其奔走矫捷者教之陆战。如二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者教成可用，渐增松人，渐减漳人，庶足为永久之利”③，以此来改变地方依靠客兵作战的现象。徐阶责有司、重将权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时人亦称他“老成谋国，自有超世俗之见”④。

　　其时，严嵩贪贿擅权依然如故，徐阶虽恩宠有加，然犹不及严嵩，所以仍小心处之，不露锋芒。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怒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震动朝廷，但被严嵩下锦衣卫狱。杨在疏中语及徐阶，说他“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⑤。徐阶并不记恨，反而暗中佑杨，并以“危语动嵩”，使严嵩有所收敛。之后御史锦宗茂、给事中张翀等又相继文章劾嵩，严嵩盛怒欲严治之，徐阶却“薄其罚”，为此严嵩大恨，疑是徐阶在背后指使，因此，“几株及阶”。徐阶被迫称病，杜门谢客。三十八年，严嵩又以私仇杀总督侍郎王忬，并欲加害其子世贞。徐阶以力相救，王世贞“德之入骨”①。徐阶以这样的方式与严嵩相抗，并保护了一大批朝廷直臣。此时，严嵩已年满八十，老态颟顸，办事多不称旨。而徐阶“益勤于应制笔札”，“上久而察知阶忠廉，有所咨询，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阶”②，徐阶终于取代了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四十年（1561）阶兼太子太师。是年春，西苑永寿宫火灾，世宗徙居玉熙殿住，嫌该殿低下狭窄，欲有所营建，问计于严嵩。严嵩却请移南城离宫。南城乃英宗逊位受锢之地，帝“大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① 《世经堂集》卷二《请以兵事责有司》。

　　② 《世经堂集》卷二三《复张丰洲总督》。

　　③ 《世经堂集》卷二三《与俞总兵》。

　　④ 《玉堂丛语》卷四。

　　⑤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① 《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

　　②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不乐”，又问徐阶。徐阶揣知帝意，便回答说，昔日营建三殿时尚有不少余材，正可用来修建新殿，“可计月而就”。他推荐工部尚书雷礼来主其事。世宗准其议，并命徐阶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③。不三月宫成，世宗大喜，赐名万寿宫，即日徙居。以徐阶忠谋，再进少师，荫一子。徐璠亦超擢为太常寺少卿。而与此同时，严嵩子严世蕃贪横淫纵的恶行被揭，世宗“心恶之”，朝廷上下弹劾严氏父子的声浪日高，“嵩乃日屈”。徐阶与严嵩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严嵩预感到前景不妙，便“置酒邀阶，使家人罗拜”，希望徐阶能翼护之。徐阶却不理睬④，他觉得驱严时机已经成熟。

　　重吏治、荐贤才、通言路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串通方士蓝道行，借用乩仙，说严嵩是当朝最大的奸臣，而且必须由皇帝亲自正法。之后徐阶又策划让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令严嵩致仕，将其子严世蕃交大理寺审理，后谪戍边地。世蕃不久逃回原籍，继续横行乡里。徐阶又亲自出谋划策，指使有司控告世蕃通倭谋变，帝怒令斩于市。严嵩也坐大逆罪削籍为民，没其家。

　　晚年的世宗，依然晏处深宫，修仙炼道，不理国务，而且健康日趋下降。内阁首辅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四十一年，徐阶登首揆席后，有心对国事做一番力所能及的改弦更辙。他在世宗赐给的原严嵩的直庐墙上榜书三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治国施政方针。在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票拟中，徐阶倡导“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②的原则，有事多与同僚商量，一改前任专断独行的恶习。他常劝诫世宗，“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每当世宗讨厌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时，“阶委曲调齐，得轻论”③。他以严嵩为例，谏告世宗识人要沈慎。他说，“自古人心难测，盖有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者”，但大奸大诈之人也不是绝对不能识别的，只要广听纳，纵然穷凶极恶，深情隐匿也是可以发现的。他规劝世宗，“凡有言则必详加询察，事大而言实，则行之；其不实者，..事大则亦薄其责而容之”①。使言路有所疏通。

　　徐阶十分重视吏治，以为“惟用人论其材，不当专论资格”。嘉靖末年兵事频繁，士风却“以媚奉奔竞为贤，以骁勇质直为劣”，将帅不能御敌入边。徐阶推荐起用马芳、胡镇等人，说他们虽起于行伍，目不识丁，但谋勇惯战，能带兵杀敌，应该重用②。兵部尚书杨博在御虏方面有所作为。一次俺答进兵通州，杨博因世宗忙于修炼，未敢报。徐阶及时帮助杨博调兵遣将，作出周全安排，驱走了入犯之敌。世宗怒杨博不早报，欲严治，徐阶力为博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④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②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① 《世经堂集》卷二《答知人谕》。

　　② 《世经堂集》卷二《又答兵事》。

　　辩解，保护了杨博。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在张居正当政时得到了充分的信赖和重用，实际在徐阶任首辅时已有机会施展各自才能了。当俺答屡屡入犯，明军节节失利时，徐阶通过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的举荐，请谭、戚二将，练兵蓟州。他又让已进入内阁的张居正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政。徐阶还亲自与谭、戚“面论”，细议杀敌办法，建议以南兵之术培训北兵，热情支持他们运用火器打击敌人，保卫边防。徐阶主持内阁数年，北虏南倭虽没有完全平息，但也未曾扩大事态，这不能不说与徐阶任用一批优秀边将有关。

　　徐阶对文臣的选择极为谨慎严格，对吏部尤为重视。一度为他信任的吏部尚书欧阳安，后贪贿徇私，徐阶即请上罢之。后任严讷告退，有人荐举工部尚书董份接任。徐阶以董是严嵩党羽，亦贪狡无行，不议，坚决起复在家守制的郭朴。对于有作为的直臣、诤臣，徐阶很是爱护。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治安疏》，激烈指斥世宗缺失，“帝恚甚，欲杀之”。徐阶一面宽慰世宗：“臣等闻主圣则臣直”；一面为海瑞开脱，说瑞只“欲沽一直谏之名耳”①，数次上疏力救，才使海瑞免于一死。徐阶先后引荐严讷、李春芳、郭朴乃至以后的高拱、张居正等较贤明或有作为的大臣入阁，这对当时及后一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和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子景王朱载圳死，徐阶奏夺景府土田、湖陂数万顷，还之于民，“楚人大悦”②。翌年，他请求取消严嵩走狗鄢懋卿为巴结主子、邀功请赏所增加的盐课四十万金，使恢复旧额，给盐民盐商以生路，鄢也被逮问法办。徐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③，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经济有所发展。

　　同时，徐阶对世宗迷信方士、一意修真的做法，也开始了有力的谏劝。

　　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徐阶力陈其矫诬，后来胡大顺伏法。方士熊显进长生药，徐阶极劝，止帝服食。世宗欲建雩坛、兴都宫殿，病中尚欲巡幸兴都，徐阶都力谏止之。

　　世宗死，徐阶以硕德元老与张居正密谋，草拟遗诏。遗诏的主要内容是：一、祖宗旧典斟酌改正；二、自世宗即位至今建言（包括“大礼议”大狱中的）得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三、方士等人查照情罪各正刑章；四、斋醮、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①这份遗诏假托世宗的反省自责，也曲折反映出徐阶对自己某些行动的否定，及他重整纲纪、复兴社稷的决心。遗诏一出，朝野一片称颂，将其与杨廷和草拟的世宗登极诏相提并论，视为嘉靖朝始终盛事。然而他草拟遗诏仅与尚未入阁的张居正密商，却没有与同列高拱、郭朴共议，尤其高拱，是新朝君主的座师。因此招来了高、郭的不满，并引出了以后的纷争。

　　徐阶故乡华亭，是江南富庶的大镇之一，嘉靖中叶后，那里工商业发达，尤其是纺织业，几乎户户都闻机杼之声，“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作为一朝重臣的徐阶，其家在乡里发达起来，成为领先之户，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徐阶子弟璠等却借势荫官，横行乡里，引起民愤。他们在苏松占夺土① 《世经堂集》卷三《答传继谕》。

　　②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

　　③ 《世经堂集》卷三《论两淮盐银宜照旧额》。

　　① 《世经堂集》卷三《视草遗诏》。

　　地二十四万余亩，并雇用众多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②，霸占市场，置产之多，令人骇异。当地百姓纷纷告状。

　　隆庆元年（1567），早与徐阶结怨的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郭朴也以徐阶草拟的遗诏“谤先帝”参阶。徐阶上疏极力申辩。身为先朝元老，徐阶权势大大高于高拱，九卿以下反而交章弹劾高，称誉并挽留徐。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高拱引疾归田，齐康被斥，郭朴也乞身而去。徐阶虽然取胜，但毕竟受到打击。隆庆二年初，他一度称病请假。

　　在这次徐高争斗中，穆宗“未尝有意弃徐”。不过，对言官如此着力为徐说话，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情况，颇觉不悦。他依赖内阁，却又不敢太信任他们，于是转而宠幸内侍。他命中官李用等分督团营，建立自己的耳目网络。徐阶力陈不可。由宦珰督导的南京振武营兵屡次发生哗乱，徐阶命御史解散之，并逮治了为首者，再一次得罪宦官势力。二年春，穆宗欲游南海子，徐阶又谏不可，更增添了穆宗的不满。徐阶感到自己处处受到掣肘，欲干不能，颇为气馁。当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参劾他时，徐阶再次乞休，穆宗有意弃他，于七月准其致仕。徐阶结束了十七年阁臣、包括七年首辅生涯。九月初回到原籍。他在自家堂上贴了“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①的对联，不无事业未竟却身离政坛的遗憾心理。

　　宦海余波，晚年著述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再起，他对徐阶仍耿耿于怀。此时海瑞正为御史中丞兼应天巡抚。吴中饥荒，海瑞决定“劝借富室”，自然连及当地产业最为庞大的徐府。他逼迫徐阶退田过半，并遣散徐府一大批家奴，以振乡里。于是高拱“倚海为股，以龊华亭”。徐阶对海瑞的行动，表面应从，暗中却玩耍花样，捐款仅“以数千界之”；退田又“以父改子”，设法抵制；又以自己曾柄国日久之便，“以一尺之书走长安故人”，买通秉笔太监冯保，重贿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唆使他们参劾海瑞。海瑞的行动确实打击了徐家为富不仁的行为，使乡民大受鼓舞，但在江南乡官缙绅的联合攻击下，瑞仍罢官而去。只是高拱报复徐阶并未过瘾，隆庆五年（1571）中又起用原苏松兵备蔡国熙“以迹阶”。蔡治阶两子充军，一子革职为民，籍田数万亩①。子孙们牵阶衣号泣，徐阶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②，处境十分狼狈。但他终不甘愿罢休，遂利用张居正对高拱施加压力，自己也修书，从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上，说服高“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最后，高拱作出一定妥协，拟旨谓对徐阶及其子的处理“太重”，“令改谳”。不久高拱去位，张居正为首辅，徐阶的罪名化为乌有，“灾难”也彻底平息。

　　此后，徐阶一直以著述打发日子，“并其前后积而为言者以属梓”③。然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③ 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五三《古今人物传·徐阶》。

　　① 《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对联》。

　　① 谈迁：《国榷》卷六七。

　　② 《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③ 《世经堂集·陆树声序》。

　　而他仍关注着国家大事，“挈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④。张居正在日后的改革中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也是从徐阶“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等施政方针中汲取了合理成份。当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曾自述：“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⑤，这里即指曾大大得益于徐阶。万历十年（1582），神宗使使存问，赐谕优渥。次年闰二月，徐阶病死故里，时年八十周岁，赠太师，谥文贞。

　　徐阶文风质朴，作品“直写胸中所见，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险者亦必刊而去之”⑥。他早年著作有《少湖先生文集》七卷。晚年汇集成册的著作为《世经堂集》二十六卷，“上自经济，下迨酬应，鸿钜纤曲，体裁各备”①。内有奏对、视草、序、志、铭、策、辩、书、诗等等。

　　④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⑤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⑥ 《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① 《世经堂集·陆树声序》。

　　第三节高拱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郑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元年（1567）辞官。三年再起，以内阁大学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辅。六年六月去职。高拱是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入阁及首次下野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②。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①。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②。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③。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②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列传·大学士高公讳拱传》。

　　① 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卷二六《谑语》。嵩为江西人，明代俗号江西人为腊鸡头。②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③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①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②，“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③。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①，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② 《明史》卷二一五《胡应嘉传》。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①“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②。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③，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④，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①。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②。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③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④。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③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④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② 高拱：《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③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五。

　　④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①。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①。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②。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③，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②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①，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②。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③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①，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②，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③，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④，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⑤，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① 《明穆宗实录》卷五○。

　　② 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② 高拱：《与王鉴川书论封贡》，《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

　　③ 《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

　　④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⑤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皇明经世文编》、《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载。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①。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②，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①。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②。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③。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①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②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①。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②。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③。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④。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⑤。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⑥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①。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②，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① 《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内阁中书外补》。

　　②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③ 《高文襄公文集·掌铨题稿》卷二六《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④ 谈迁：《国榷》卷六七。

　　⑤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⑥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①。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②。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①。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① 《高文襄公文集·列传·高拱传》。

　　② 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①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②。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③，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②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六。

　　③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一。

　　第二十五章海瑞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发，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78 页。① 《严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 页。

　　③ 《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8 页。

　　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②；“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③。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0 页。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①。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②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① 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3—18 页。

　　② 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1 页。

　　第三节丈田均赋，革弊兴利“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①。从这一思想出发，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②。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③。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海瑞一心为民除弊兴利，而他自己却清苦自持，衣服破旧单薄；为母亲做寿，只买肉二斤，别无他物。淳安百姓颂之曰：“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去县之日，人人放声痛哭，“如丧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绩卓著，擢浙江嘉兴府通判。由于他在淳安得罪过鄢懋卿，这时鄢便嗾使其党羽袁淳上疏弹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严嵩败落，鄢、袁相继去官，海瑞乃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四十二年（156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发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发。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①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 页。

　　② 《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 页。

　　③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73 页。

　　则听之”。五曰革冗员，凡军政各衙门一切人浮于事者，皆裁革之①。“八议”上南赣巡抚吴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听令”，“民间用度十分中减去三四”②。任兴国知县一年有余，因功被荐，应召入京。母谢氏畏北国严寒，留居兴国。

　　① 以上见《兴国八议》，《海瑞集》上册，第202—209 页。

　　② 《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册，第210—211 页。

　　第四节冒死上疏，抨击皇帝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①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②。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①。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时获释。海瑞复官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不予允准。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时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夺徐阶之权，指使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① 《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17—221 页。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8 页。

　　①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奏劾徐阶。海瑞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首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②。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③，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② 《乞治党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册，第226—227 页。

　　③ 时应天巡抚驻苏州，辖地包括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等府和广德州，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

　　第五节巡抚江南，挫抑豪强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①。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①。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②。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③。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④。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三曰兴修水利。江南河流众多，湖泊交错。境内吴淞江水道，尤为“国计所关”，纵贯苏、松两府，穿越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嘉定五县。由于长期失修，淤积不通。屡议疏浚，迄无成效。民有谣曰：“惟是海龙王始得开耳。”河道涸塞为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海瑞巡抚江南时，恰遇暴雨不断，吴淞江泛滥成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背井离乡。海瑞通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0 页。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④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①，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②。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③。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④。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此外，针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十分严重的现象，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尤其注意均平赋役，制定《钱粮册式》、《均徭册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认真严治刁讼，平反冤狱。时人评曰：海瑞抚江南九阅月，“而天下财赋之原，肃然一清”①。

　　海瑞巡抚期间实行的虽然只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经触犯了江南官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纷纷指责他“第一不知体”、“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管闲事”，甚至投匿名信，进行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朝廷内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结，“共思逐公自便”②，千方百计要把海瑞赶走，以便改变他所实行的政策。

　　隆庆四年（1570）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③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发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④。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⑤。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① 《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 页。

　　② 《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2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1 页。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5 页。

　　③ 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 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午条。

　　⑤ 参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2 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亥条。

　　国”，而以“行私”⑥。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①。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②。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③。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⑥ 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③ 见《海瑞集》上册，第241—242 页。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④。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首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①，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①。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④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0 页。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②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②。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③。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④。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①。神宗降旨，一方面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②。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288 页。

　　② 《海瑞集》上册，第291 页。

　　③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1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① 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625—630 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③。至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587 年11 月15 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腐败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④。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①。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③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④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600 页。

　　第二十六章明神宗第一节冲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②。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①。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终因纵欲过度，病入膏盲，病死于乾清宫。

　　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②。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② 谈迁：《国榷》卷六五。

　　① 《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传》。

　　② 《明史》卷二○《穆宗纪》。

　　第二节励精图治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力支持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①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①。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人问题。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权的强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见解，决不受制于人。当时对有些人事的处理，他与张居正并非没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张居正的悲剧发生，正是这种君臣意见差异逐渐淀积下来的结果。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①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

　　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冲圣日讲》。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其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就其实际效果而论，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结局，归于失败，以悲剧告终。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②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①，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②，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会，土地自始至终是关系到农业能否发展、农村能否安定、农民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势要为了逃避田赋，并向农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断隐瞒土地，霸占土地，转嫁赋税。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①。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② 谈迁：《国榷》卷三九。

　　① 详见《明神宗实录》卷八一。关于这次丈量的始行时间，《国榷》等书记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②。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③。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一条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神宗的功劳，是支持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自唐代杨炎作两税法以来，一直是实行赋与役分开。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①。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

　　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年又巧逢张居正入内阁十五年。明神宗为了表彰他为国振兴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赐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写敕奖谕，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太傅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其尊崇仅次于太师，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这是对张居正的特殊恩宠，也是对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变革，虽然成绩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屡遭攻击，各项改革措施不久就变了形，“规制顿紊，不能尽遵”。明神宗本人为了“垂戒威权震主”，也很快反过来扼杀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自毁新政。

　　② 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四。

　　③ 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第三节自毁改革成果从万历十年（1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八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神宗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发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他是如何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张居正是坏人。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问题是从哪里下手？

　　明神宗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神宗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神宗一听，怦然“心动”①，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②。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十二月，以“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免去东厂提督，押到南京软禁，抄家没产，神宗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瑰异无算。

　　当时，冯保和张居正是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由于张居正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影响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舆论，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然后再步步升级，彻底搞臭。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上柱国、太师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② 《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

　　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辽王宪■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①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禁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从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面搞臭张居正，一面以“病”

　　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②。万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十五年十一月，湖广郧阳发生兵变。

　　万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顾南北各地大饥荒，为身后之计，大肆挥霍，加紧修建“寿宫”。十七年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发农民起义，饥民数万闻风响应。三月，云南永昌卫士兵暴动。四月，广东白莲教起义。至同年十二月底，太仓外库银只剩下三十一万余两，“利孔已尽，无复可开”。初年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

　　这一年，明神宗因为有人批评他唯好酒色财货，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章奏留中不发。

　　万历十八年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万历十九年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①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其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之乱。明神宗被迫令军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西征、东征、南征，历时十余年，丧师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

　　② 以上见谈迁：《国榷》卷七二。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八。

　　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国库空虚，百姓遭难。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彻底完成了由勤变懒的过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发脾气整人、嗜酒、恋色、贪财。

　　第四节三十年晏处深宫在“三大征”尚未结束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火化为灰烬。“只知爱钱”的明神宗，乘机以“修建宫殿”为名，从同年六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各地“开矿榷税”，大肆搜括钱财，迫害官民无数。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为时近二十年的“矿税使之祸”，从此开始。这也是他在位期间历时最久、为祸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开矿”，始于明初洪武；遣使“榷税”，在中叶时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偿失，后多废止。这次神宗“患内廷匮乏”，担心因“三大征”耗费数多而影响皇室的高消费，不顾臣民的一再反对，硬干下去，劲头大得很。凡有关“开矿榷税”之事，有求必应，“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日不下”①。至万历三十三年为止，解进内府的银子约为五百余万两，被矿税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其实这些银两，并非开矿、征税所得，不开矿也征银，不经商亦征税，“矿不必穴”，“税不必商”，都是公开掠夺而来的。因此遭到各阶层的强烈反抗，纷纷暴动、起义，时称“市民运动”、“市民风潮”或“城市民变”。

　　派矿税使四出，是明神宗贪财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关于他的贪财，事例极多。远在抄张居正家产时，有大臣批评他“重货而轻人”。就连最起劲帮他大反张居正的御史李植也说：“皇上称我为儿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银宝玩，必是喜欢。”①在派矿税使之前，吏科给事中李沂因批评他贪财，而被削籍回里。稍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冒死写了一篇《四箴疏》，说他患的是“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②。不久，又有人说他平日“好逸”、“好疑”、“好胜”、“好货”③。在矿税使横行之日，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内阁首辅沈一贯奏曰：“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④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有人说他是“唯贿是闻”⑤。

　　“开矿榷税”，闹了近二十年方告结束。史载：“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即万历三十九年），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上下隔绝，而“延臣部党势渐成”⑥。

　　“陛下万事不理”，此话一针见血，说得何等尖锐、深刻、准确。由于明神宗晏处深宫，不补缺官，早在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已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①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② 《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

　　③ 《明史》卷二三五（张养蒙传》。

　　④ 《国榷》卷七九。

　　⑤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⑥ 《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

　　人⑦。不仅“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办事机构陷于瘫痪状态，政务荒废。至于“延臣部党”，问题尤其严重。廷臣部党，就是延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结党，又称“植党”、“朋党”。万历朝廷臣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先是以“阁部之争”为主要形式。后来顾宪成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反对派势力，人称“东林党”。于是，宣、昆、齐、浙、楚诸党互为犄角，专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议”由此始。《明史·选举志》云：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迨万历时“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东林党人已被排斥殆尽，所剩无几，后来便被一网打尽。

　　在东林党议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太子东宫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宫廷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①。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东北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后金”

　　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②，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明神宗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嗣位。九月初十⑦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这一年御史翟风翀疏曰：“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② 《明光宗实录》卷四。

　　日尊谥曰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寿宫”，名曰定陵。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①第二十七章张居正第一节厚望所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

　　少年时代“颖敏绝伦”，被誉为“神童”。十三岁时，他写过一首《题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只上尽头竿。”①反映了他的抱负不同凡响。

　　大人物的不同凡响，往往托之以梦。据说张居正诞生的前夕，他的大父东湖公（祖父张镇）梦见“大水骤至，流溢庭下。大父大惊，问奴属所以来。奴属口对状，言水自张少保纯地中流出者。是夜会怀葛公（曾祖父张诚）亦梦有月坠水瓮中，流光发色，化为白龟浮水上”②。结果，张诚为他的曾孙起了个谐音的名字，叫白圭。

　　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参加荆州府的考试。“时大司徒李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庭下，太师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得闻命天皇上帝矣。”①结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还竭力向省里来的督学称赞张居正，使他名扬全省。

　　张居正“颀面秀眉目，髯长至腹”②。这是他成年时的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上（神宗）在东宫尝昼寝，梦一美髯大臣在侧，若将有所陈见。上寤，异之。以问内侍，内侍对曰：‘殿下他日当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见太师平台，长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记忆梦中事，语内侍曰：‘此即梦中所见者乎？’”③这些不寻常的梦兆，即使全是编造出来的，至少也显示了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嘉靖十六年（1537），张居正至省城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认为大器当晚成，建议考官不予录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才中举人。顾璘对他当日的主张有些后悔，对张居正说：“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④① 《张太岳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张太岳文集》卷四七《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①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②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③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④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第二节从翰林到内阁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中进士。从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会试中第，他历经十年。而当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机会。他所重视的不是儒学经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国家典故和时务之切要者，遇人多所咨询①，这与“选也以诗文，用也以诗文”②的翰林院传统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张居正的旨趣。

　　嘉靖二十八年（1549）解馆，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在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阐明对时政的看法：“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③血气壅阏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久不见群臣百僚。臃肿痿痹五种病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这篇《论时政疏》有两千言，是张居正两年来读书中秘、观察时政的成果。第二年发生的“庚戌之变”，证明“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

　　当然，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的奏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应当说，初入仕途，张居正所处的环境是不错的。第一个赏识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虽然只任职八个月就被免，却先后任工、刑、户三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大臣徐阶对他也格外器重。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他却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请归。据他的儿子张敬修说，是因为他“体故孱弱，又倦游”的缘故。④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筑三五椽小室，养一两只癯鹤，过起隐居生活，不但拒见宾客，而且谢摒亲故。他“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寝，以知岁时之丰凶”。他看到农夫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阙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①。这一段生活，使张居正对农民的生活艰辛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他以后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响。

　　张居正说，他“先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②，因父亲的反对，才不得不复出。

　　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居正复出。当时，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惧严嵩的权势，与徐阶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主持修《承天大志》，他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件事给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

　　② 高拱：《作养相才》，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

　　③ 《张太岳文集》卷十五《论时政疏》。

　　④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① 《张太岳文集》卷九《学农园纪》。

　　② 《张太岳文集》卷十七《先考观澜公行略》。

　　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张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关系相当好，这是进入权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的职衔一年有四变：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着入内阁；隆庆元年（1567）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这样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

　　第三节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隆庆元年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以勤、张居正。张居正虽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却重于其他阁臣。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出一语辄中肯”。

　　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著名的《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国思想的基本纲领。疏中陈述的第一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所以能广用人材，推行变法，很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徇情者，“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于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需要由抚按议处者，酌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所谓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严考课，审名实，和上面提到的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讲到两个问题：一是指出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与上考；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止与中考，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显著，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①。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论时政疏》的情况相比，张居正的治国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提出的问题更具体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进入内阁以后，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强调“尊主权，一号令”。

　　这份奏疏上于八月。在前一个月，首辅徐阶致仕。对于徐阶，张居正一直很敬重，至于其他阁臣，他都没有放在眼里。次辅李春芳是张居正同科的状元，比张居正早两年入阁。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②可见他的狂傲。在徐阶去职后不久，呈上《陈六事疏》，虽是一种巧合，但① 《张太岳文集》卷三六《陈六事疏》。

　　② 《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是也可把它当作竞争首辅的纲领。

　　郭朴、高拱因为与徐阶的矛盾，一个罢免，一个致仕。隆庆三年（1569）八月，赵贞吉入阁。赵贞吉也曾是少年名士，有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①张居正也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赵贞吉以晚辈视张居正，议论朝政，动辄曰：“非尔少年所解。”②这些，当然是张居正不能忍受的。

　　为了对付赵贞吉，张居正通过原裕邸中官、后任司礼太监的李芳，于十二月召还高拱，并使他兼掌吏部事。赵贞吉通过李春芳的支持，也兼掌都察院事。两人形成公开的对抗。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力量要更大些。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赵贞吉不得不辞官而去。次年，李春芳致仕，高拱转为首辅，张居正跃居次辅。

　　在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和高拱合作得不错，如对于俺答封贡事，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幸的是，高拱同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甘久居人下，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冲突首先是从与徐阶的关系而引起的。高拱因宿怨，令亲信言官追论徐阶的过失，并连及他的几个儿子。张居正受徐阶所托，欲加以庇护。听从张居正的劝说，高拱心有所动，却又听到传言，说张居正接受徐阶之子三万两银子的馈赠。高拱当面加以讥讽。张居正向以“一切付之于大公”③自诩，乃指天为誓，坚不承认。高拱虽然承认误听闲言、未加详审，但两人交恶已无可挽回。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穆宗病逝，司礼监太监冯保依其便利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罢斥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内阁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从此，张居正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一直牢牢地占据了首辅的地位，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吕调阳，隆庆六年六月入；张四维，万历三年（1575）八月入；马自强、申时行，万历六年（1578）三月入，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有如属员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①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②冯保集司礼掌印、提督东厂于一身，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不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下，却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赵贞吉》。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张居正》。

　　③ 《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② 《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一事”。③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①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确不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掣肘，在明中叶以后实为特例。

　　③ 《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第四节选用人材——考成法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说得很恳切：“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②他又颇为自得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③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④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①。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

　　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1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②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③，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④，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⑤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

　　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

　　②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③ 《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

　　④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⑤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①。“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②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③这当不是虚妄之言。

　　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①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

　　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②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② 《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③ 《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

　　② 《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边事安排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③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

　　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①。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滥也。”②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③。

　　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1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④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

　　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首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①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

　　万历七年（1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②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发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③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

　　③ 《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

　　②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③。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1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①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张居正拒绝接受，说：“尔主以百战得以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②张居正不但善于选择边方人材，而且亲自制定大的方略，许西番通贡即是一例。再如，东部鞑靼土蛮因垂涎王号，屡次进犯，以要挟求封。“辽东将士久苦征战，一闻虏言，遂有和戎之望。”③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他认为，“东虏”与“西番”不同，“非有平生恳款之素”，“非有执叛谢过之诚”，而“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如同意其要求，岂非“畏于彼而曲徇之？”再说，“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召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由此看来，“宜故难之以深钓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若“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益孤。而吾以全力剔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这样树德于西，耀武于东，“计无便于此者”④。这篇深谋远虑的文字中包含着两个要点：其一，不受要挟，不作城下之盟；其二，对边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万历五年（1577），土蛮入犯锦州，督抚果然遵从张居正的意见，提出只可羁虏不可媚虏，不与东部鞑靼通贡。

　　张居正在一首视辽东捷报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⑤他名义上是在称颂皇帝，暗中恐怕很有几分自得。北边形势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应归功于他的筹划。

　　③ 《张太岳文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

　　① 《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丙辰。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③ 《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⑤ 《张太岳文集》卷一《辽左奏捷》。

　　第六节捐上而益下张居正执政遇到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隆庆元年（1567）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①张居正解决难题的方针，就是捐上益下。所谓捐上益下，即倡导宫中力行节俭，度支慎加算计，则可不加征而扭转国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②。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③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①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②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③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1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

　　③ 《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① 《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

　　② 《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①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②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

　　① 《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度田、条编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①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②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③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④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①。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②。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③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④。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①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

　　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从“夺情”到抄家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②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③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

　　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①。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②。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③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

　　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④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①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②，在士大夫间造成② 《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

　　③ 《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

　　② 《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

　　① 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

　　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③。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

　　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1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

　　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④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

　　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①，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

　　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②，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

　　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③。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④③ 《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

　　① 《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

　　② 《明史》卷七○《选举二》。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第二十八章戚继光第一节世袭登州指挥，整饬防务戚继光（1528—1588），宇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出身于山东登州卫一个世袭军官之家。祖籍原在山东东牟（今莱芜），因避元末战乱，六世祖戚详率全家迁居到离凤阳很近的濠州定远昌义乡。那时，起义烽火正旺，戚详也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中，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征服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追念戚详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此，戚家一直在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曾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屡立战功①，先后出任过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今河北保定）都指挥使以及京师中的神机营副将等职。

　　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子，故对儿子要求相当严格。他不仅悉心教导戚继光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更是艰辛。在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就喜欢“弄捭阖，多权奇”①，少年时代即已“通文史经义”②。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世，就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但尚未等到戚继光回家，就与世长辞了。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诗，最后两句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③，反映出他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

　　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戚继光正式担当起登州卫屯田的管理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五年里，戚继光每年一次率领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样戍边对于他后来镇守蓟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过，“（吾）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④。在此期间，他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次年九月到京城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鞑靼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明朝廷慌忙筹划保卫京师。戚继光于是“条上便宜，部当其议”⑤，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尽管这次会试中，他没有考中，但他的军事才能已显露出来。此后，山东直指刘瑶、兵科给事中王德等许多有识之士看到戚继光“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⑥，都上疏推荐他。到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管辖三营三十四卫，督理山东的备倭事务。当时各卫所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而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道光仙游崇勋祠版本。

　　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②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③ 戚继光：《止止堂集》，《横槊稿》上。

　　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⑤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⑥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且军卒逃亡严重，所剩都是些老弱残兵，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根本不能打仗。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①。一天，他母舅（当时是他的部下）仗着自己是长辈，不肯听戚继光的调遣。戚继光当众按有关的营规责罚了母舅。到了晚上，他又以外甥的身份脱冠向母舅表示歉意，使母舅心服口服。部属将士们目睹了戚继光的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都有所震动，从而使以前散漫的状况大有改观。这样，戚继光不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使山东的海防得到了巩固。

　　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第二节抗倭于东南沿海《练兵议》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明兵“数万之众，贼常以矛走之”②。这种情况引起了百姓的恐慌和朝廷的担忧。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那里的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深得胡宗宪的赏识。在胡宗宪的一再请求下，次年七月世宗升任戚继光为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二十九岁的戚继光终于获得了大显身手，实现“海波平”理想的机会。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八百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今在镇海）。明朝廷调集了数千军士防守，倭寇兵分三路突入明朝各部军队。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明军，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直到新上任的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时，倭军才后退。十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三位抗倭英雄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这几次战斗，加上以前其他将领的抗倭战斗，使戚继光深深地感到，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若不另行组建和训练一支新军，就根本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这年冬，戚继光起草了《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首次向上司提出了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建议。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继光再次向上司递交了《练兵议》。当时，左右认为这“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①，嘲笑他多管闲事。在《练兵议》中，戚继光分析了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②。总督胡宗宪以前曾练兵，但毫无成效。这次他读了戚继光的建议后，尽管心中不悦，但他相信戚继光的卓越能力，还是勉强同意了。浙江巡抚阮锷则对此大加赞赏。这年冬季，从另部拨了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不出一月，舟山一带倭患大有减轻。

　　防守台州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戚继光奉命率军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的胜利。当时，倭酋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在胡宗宪领导下，分几路强攻。戚继光率左路兵马猛攻，但岑港是倭寇经营多年的老巢，明军一时难以攻破，相持达半年之久。明世宗见岑港久攻不下，听信谗言，以为是将官作战不力，竟下诏剥夺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月荡平岑港。戚继光因奉命置身于岑港，无暇顾及台州的② 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叶春及：《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倭患，当时竟有人弹劾他“无功，且通番”①，明朝廷准备拘捕戚继光加以审讯。幸而正在这时，岑港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是有目共睹的，“通番”更是无稽之谈，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驰援倭患最烈的台州地区。戚继光悉心剿杀倭寇，先后在桃渚（今属临海）、海门等地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充分显露了他的军事天才，他每战“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②。

　　组建“戚家军”

　　然而，戚继光始终没有放弃练兵的计划。以前拨给他的三千军士，经过训练，转战各地，取得了不少战果。但由于选兵这一关并非戚继光亲自把握，士兵多是市井的油滑之徒，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如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一遇到短兵相接的情况，就怯懦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于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①当时，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十分勇猛，戚继光就请募兵义乌。这一主张得到谭纶的积极支持，并为总督胡宗宪所采纳。恰好义乌县令赵大河此时也上书胡宗宪，建议募当地矿夫当兵，以减弱械斗势力。胡宗宪于是命赵大河协助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夫。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其中有个名为王如龙的矿夫首领，“闻檄而率子弟出山”②，后来成为戚家军的中坚，王如龙也成为屡立战功的虎将。戚继光认为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③。他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认为“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他强调选的士兵要胆大，只有胆大，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敌制胜。戚继光在选编士兵时还有“三不用”，即“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④。由于赵大河的密切配合，戚继光在很短时间内即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进行训练。

　　由于以前曾训练过三千绍兴兵士，再加上有了对倭作战的经验教训，戚继光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

　　首先，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一再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的。他指出：“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你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又指出：“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的？”①他的教育是言之有物，浅显易懂的。

　　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③ 《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④ 《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① 《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其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的精神要求士兵。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视掌握程度加以赏罚。对军官要求也相当严。“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次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②戚继光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军官。他还强调要赏罚分明，“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却不干预恩仇”③。因而，尽管赏罚名目很多，却都得以切实执行。

　　第三，十分重视武艺的练习。戚继光指出，学习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④。

　　另外，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分析敌我双方的短长，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队，队长居前，次随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再次两人执狼筅，后继四人持长枪，再后两人用短兵器，最后一名是专事樵炊的火夫，长短迭用，使一队成为坚不可摧的有机整体。不仅如此，鸳鸯阵还可演生出许多阵形来，如“两仪阵”、“三才阵”等。总之，鸳鸯阵机动严密、变化多端、调动便捷，在对倭作战中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鸳鸯阵外，再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就组成了步军大营，同样能机动、变化。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无不以一当百也”①，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作“戚家军”，故“戚家军名闻天下”②。

　　台州大捷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戚继光率军奔赴台州抗倭前线。次年三月，他改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的参将，一面训练步军，充备水师，一面整饬当地卫所武备，使浙东防务有很大的增强。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一二万。五月初，大批倭寇由象山海口侵入奉化、宁海之间，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了必要的兵力，亲率大军赶往宁海剿倭。倭寇以为得计，派兵直犯台州城。戚继光得报后，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来至台州城下，以鸳鸯阵猛攻来犯之敌，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中，五千多被掳百姓也得到解救。不久，倭寇后续部队窜至台州东北大田一带，谋袭处州（今丽水），戚继光侦知敌讯后，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下埋伏，以少胜多，以一千五百人全歼倭寇二千五百人，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此后，他又在② 《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③ 《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④ 《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台州一带取得陆战七捷、水战五捷的战果。台州之战历时一个多月，共斩杀倭寇一千四百余人，焚溺而死的达四千多人，这是戚家军抗击倭寇的首次大捷。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①，斩倭寇一千多人。这样，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了。这年九月，戚继光因在台州之战中“旌麾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台民共倚为长城，浙东实资其保障”②，晋升为都指挥使。两浙人民修生祠纪念戚继光的功绩。不久，戚继光再次募兵义乌，使戚家军的总数增加到六千多人。十月，戚继光奉命率军前往江西镇压了反抗明朝廷的义军，并于十一月班师。

　　《纪效新书》在台州大捷的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春至四十年秋，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中，总结了自己练兵及与倭寇作战的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③表明戚继光编写此书的精神是不尚空言而讲求实效，不拘泥古法而有所创新。此书初编十四卷，台州之捷后，又补入了新内容，扩充至十八卷。卷首有两篇《公移》作总叙，并用问答体裁写了《纪效或问》，用以解除士兵疑问，“历述所急与可办者”①。正文有礼、乐、射、御、书、数六帙，共十八篇，“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诸三军，俾习焉”②。此书通俗易懂，“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③，实用性强，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名著。

　　率师援闽浙江倭患终告解除，福建的倭寇活动却愈来愈猖獗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戚继光率领六千精兵，由温州渡海至平阳，再由平阳抄小道抵达福建。福建人民饱受倭寇的蹂躏和官兵的劫掠，见戚家军来援，十分不安。后来，戚家军“号令金石，秋毫无犯，民乃以手加额曰：‘今日始见仁者之师矣。’所至箪食壶浆，争相馈饷”④。当时，福建倭寇主力集中在横屿和牛田两地，加上其他小股倭寇，东南互为声援。戚继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破横屿。横屿位于宁德城外的海中，四面都是水路险隘，岛边又是一片泥淖浅滩，既不利于步军跋涉推进，又不利于水师舟船泊岸。倭寇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已占据横屿达三年之久。戚继光首先攻破了与横屿相呼应的张湾，随即于八月初八日直攻横屿，强行登岸，仅半日就收复横屿，歼敌数百，救出被掳男女八百多。这是戚继光率军援闽后第一个胜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③ 《纪效新书》原叙。

　　① 《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② 《纪效新书》原叙。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纪效新书》。

　　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仗。

　　略作休息后，在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开往牛田。牛田在福清城东，是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周围小据点星罗棋布。戚继光在到达福清城的当晚，就带军悄悄地扑向牛田。他让士兵各持柴草一束填平堑壕，突然杀入。倭寇因戚家军新到，不加防备，在受到袭击后乱作一团，全部被歼。接着，在九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戚继光又智歼逃往林墩（今莆田境内）的残敌，倭寇仅落水淹死的就达一千余人。兴化城（今莆田）的市民直到戚家军凯旋才得知喜讯，于是“牛酒劳不绝”①。戚继光在兴化的平远台上镌碑纪念这次大捷。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转战千里，荡平横屿、牛田、林墩的大倭巢，名声大噪。各地许多将官纷纷仿效戚继光，练起兵来。“于是，东南诸省俱征义乌兵，而自直隶以至闽、广、川、贵及腹里，一时大将、偏裨，下至部曲多练。”②戚家军因在福建作战时略有伤亡，须作补充休整，于是戚继光在十一月回到浙江。十二月，戚继光因功绩卓著，升任为分守台州、温州、兴化、福宁中路等处的副总兵官。

　　可是，倭寇得知戚继光班师后，“私庆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惧？’”③不到一月，又卷土重来，用计赚开了兴化城，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野一空，八闽俱震”④。直到次年二月才自动退出，攻陷了附近的平海卫。明廷感到福建局势又严重起来，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派遣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又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协调各部行动。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第三次前往义乌募兵后，戚继光率兵到福建，四月抵达福清。谭纶会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研究作战计划，决定由戚家军担任中路主攻，俞、刘军为左右两翼。四月二十日，在火铳猛烈轰击下以及左右两翼配合下，戚家军突破平海卫，擒斩敌人二千二百名，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各地登陆，在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六月，横屿功奏上后，戚继光升为都督佥事。不久，再叙兴化、平海卫大捷，被誉为“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①戚继光又升为都督同知，并荫子正千户。十一月，戚继光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戎务。此时，新来倭寇二万余人侵入福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闻讯后率军前往援救，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解救了被困五十余天的仙游城。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因此，谭纶指出：“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②嘉靖四十年春，戚家军又在王仓坪、漳浦蔡丕岭连败残寇，至此，福建境内的倭患暂告平息。五月，戚继光会师镇压了“山寇”蓝松山，此后，戚家军一直驻守在福建境内。

　　平定广东倭患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二。

　　③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①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广东倭患本来并不严重，但在浙江、福建倭患平息后，渐渐转烈，尤其是潮州一带，“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为犄角”①，肆行杀掠，贻害匪浅。驻守在那里的俞大猷军尽管多次给予倭寇和吴平以沉重的打击，但不能彻底消灭他们。嘉靖四十四年春，戚继光出兵与俞大猷相会，共同讨伐吴平。戚家军水陆两路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转据闽广交界处海中的南澳岛。九月，戚继光将军队分成中、左、右三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亲自督兵渡海，攻进南澳。俞大猷的援军随后赶到，几乎全歼岛上敌人，只有吴平等七百余人逃脱。戚继光、俞大猷率军直追，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也投海自杀。这年春，戚继光因仙游功奉命兼管广东潮州、惠州两府及伸威（今江西南部）等营的军事事务。到这时，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东南沿海严重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① 《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

　　第三节北戍蓟辽《请兵破虏四事疏》东南安定下来后，明朝北方的边防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新继位的明穆宗力图一改嘉靖年间的弊政，而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于是开始经营北方边防了。

　　隆庆元年十月，在给事中陈瓒等的推荐下①，穆宗调戚继光回京师训练兵马。到京后不久，戚继光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戚继光）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②，去平定疆场。由于对是否任用戚继光守边，“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③，戚继光被安置到神机营担任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他父亲担任过的职位。不久，在蓟辽总督谭纶建议下，集中了步兵三千，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五月，穆宗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④练兵、筑台、修长城戚继光到蓟州赴任后不久，即多次上疏给穆宗，分析边防存在的问题，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中十月所上的《练兵条议疏》指出了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⑤，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他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赞同和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不久，根据戚继光的建议，蓟州防区被划十二路，设立东西协守，分别统领各路，建立七座车营，配合马、步兵进行协同训练。但调浙兵守边的建议仍没有能实现。十二月，戚继光在青山口击退长昂与董狐狸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闻风策应而大振军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①，改变了人们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的看法。

　　隆庆三年（1569）二月，戚继光以总理衔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亲自督率十二路兵马。他对蓟州等处边防经过仔细观察后，又向穆宗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这样，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可是，“蓟人夙多木强，律以军政即不堪”。②幸好，戚继光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了蓟州。这支军队抵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但浙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③，引① 《明穆宗实录》卷十三，隆庆元年十月乙未条：“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全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焘回籍听勘。先是，虏入永平，焘报功不实，给事中陈瓒等劾奏焘荐继光，故有是命。”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③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④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⑤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①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八。

　　③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得边军大为惊骇，过去散漫的恶习渐渐有所革除。到隆庆五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从山海关到镇边（今昌平西）的长城防御线上，共计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从而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改革边军在修长城和筑立空心台的同时，戚继光对边军也加强了训练，进行了改革。他除立车营进行车、马、步军协同训练外，还设制了拒马器，用我所长，攻敌所短。他在密云、遵化、建昌三地建立辎重营，作为粮草、器械等军用物资的基地。他还根据军队来源的不同，予以不同的防守任务，“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①。隆庆六年冬，在戚继光的提议和安排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长达二十多天，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②由于戚继光练兵有方，训练有素，当时朵颜部董狐狸的几次进攻，都落得一败涂地的结局。万历七年，戚继光还援师辽东，击败图们汗四万军队的进攻。当时明皇朝以八事评判边将，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每三年派大臣阅边。戚继光“在蓟也，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措筹而步算，无一戈橹非亲自检点而试验者也”③，因而成绩常常是最好的，但职秩仅由叙平吴平功后的右都督进加到左都督。

　　明朝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对蓟州防守越来越重视。但在戚继光担任此职以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④，边防并不巩固。戚继光镇守蓟州后，一方面由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决策有方，封贡俺答，另一方面，由于戚继光本人的卓越才能，所以“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⑤。

　　《练兵实纪》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还在隆庆五年（1571）写出了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正文是根据练兵次序而编成的训练方法，计有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八卷。另有杂集六卷。这书是戚继光训练士兵、守卫蓟镇的经验总结，无论是对付北虏的战术、武器的制造和运用、行阵的布置与变化，还是对士兵具体的训练方法，都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今以此书考相守边事迹，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①这部著作与《纪效新书》被“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

　　③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④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⑤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练兵实纪》。

　　百世者也”②。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第四节功大赏薄，晚景凄凉与同时期其他将领（如俞大猷）相比，戚继光是十分幸运的一个。他能够“更历南北，并著声”，③跟他与上司及同事间的良好关系是分不开的。他驰骋在抗倭战场时，得到胡宗宪、谭纶、阮鹗的赏识，北守蓟镇时，又得到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的倚重和督抚大臣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的支持，他与监军汪道昆合作多年，关系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张居正，每有事即与戚继光商量，“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④，更为有识之士所乐道。但这种特殊关系在张居正身后也给戚继光带来不利影响。万历十年，“及江陵弃人间，人言波及少保”①。有一个原戚继光的部将，竟忘恩负义，“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②。给事中张鼎思则上劾戚继光在蓟镇无功，不如调往南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张居正曾交代过戚继光镇守的战略：“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③事实上，戚继光很想来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④。但为贯彻张居正意图，始终未能如愿。神宗却相信了这种荒谬的言论，于万历十一年二月改戚继光镇守广东。戚继光离镇之日，“阖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遂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⑤。不久，一股蒙古军突入黑峪口，有人请留戚继光镇守，也没有得到允许。

　　这年夏天，戚继光正式赴任广东。此时，广东相安无事，戚继光心情郁闷，又因好友谭纶、俞大猷以及部下王如龙、陈大成相继离世，更是感到孤单，再加上年老有病，就产生了归隐林下的想法。于是一再上疏告退，万历十三年神宗同意了戚继光的请求。这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蓬莱故居。

　　戚继光晚年的生活十分凄凉，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发日子。妻子王氏不育，对他瞒着她娶妾生了戚祚国等六子十分不满，竟在戚继光病重之时，弃他不顾，卷资逃到娘家，以致戚继光“延医且无资”⑥。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588 年1 月5 日），年过花甲的戚继光在大病之后溘然长逝。在好友汪道昆及戚祚国的请求下，神宗给予戚继光一般的恤典。但荫子千户却没有兑现，他的儿子只承袭了祖先七代相传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当时有人对此感到不平，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①。直到三十多年后，朝廷才给了他“武毅”的谥号。崇祯三年，由于戚祚国的请求，崇祯帝在登州建立了纪念戚继光的祠庙，并亲自命名为“表忠寺”。戚继光不仅身经百战，是个有谋略、多奇计的良将，而且能文会诗，留③ ④《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④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②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③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总兵戚南塘援击土蛮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⑤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⑥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① 叶向高：《请戚继光荫谥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

　　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五卷，他的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②，在明代方正、沉闷的诗坛上别具一格。所以，“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清初史学家傅维麟更称戚继光为“儒将”③。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③ 傅维鳞：《明书》卷一四一《戚继光传》。

　　第二十九章俺答三娘子第一节俺答俺答（1507—1582），蒙名阿勒坦，汉文史籍中作俺答，或谙达。因小王子曾授他“索多汗”之号，故称阿勒坦汗。父亲是巴尔苏博罗特①。俺答是与明朝关系密切的鞑靼首领，封为顺义王，终年七十六岁②。他原来的封地在开原、上都一带，因土质贫瘠，后迁居丰州城，统领十二个土默特部落，活动中心地区在今呼和浩特。俺答“雄黠善兵”，“骁勇方略空群”③。其祖父达延汗健在时，父亲为右翼三万户之济农。父死后，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明人称吉囊）嗣济农位。兄弟两人势力渐强。吉囊死后，俺答联合青台吉、呪剌哈、哈剌汉及出塞的汉人高怀智、李天章等势力，拥众数十万。“其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铦利，望之若冰雪”。①遂称雄诸部。并迫使徒有虚名的小王子蒙古大汗东迁辽东。达延汗时期，蒙古各部落同明皇朝在北边关系尤紧张，贡市早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给边区蒙汉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俺答崛起后，生齿日多，“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他也曾“欲罢兵休民”，“无岁不求贡市”，一念耿耿不止。而明朝廷“不以时应也，故边患甚焉”。②嘉靖八年（1529）十月，俺答等率部扰榆林、宁夏边塞。明总督王琼疏请修筑从兰州、洮州至榆林三千里沿边城墉。尔后，蒙古骑兵攻宁夏，入宣府，克大同，进陕西，掠西川，杀略吏民，剽掠人畜。从此，“无岁不入寇”，少则几日，多则数月。京师戒严。

　　二十年（1541），俺答派使者至大同阳和寨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保证以后“令边民垦田寨中，夷众牧马寨外，永不相犯”③。明朝廷疑惑俺答此举，“其请贡不可信”。既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又诛戮使者，传首九边。俺答颇为恼怒，次年六月，率部数万骑入大同，经朔州，破雁门，纵掠太原而南下。尽管如此，俺答仍“勃勃有通贡意”。而明朝廷却悬赏格，“擒斩俺答，赏银千两，升不次；他酋百两，升三级”④。俺答仍拥众越太原，列营汾水东西，掠潞安、平阳诸州县。明边军皆观望不战。一月余，蒙古骑兵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获牛马羊豕二百万，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区，蹂① 俺答之父，《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小王子（达延汗）有三子，次阿著。阿著有子二，曰吉囊，曰俺答。《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载：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諰阿郎子。《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载：俺答即小王子赛那郎子。《名山藏》称：吉囊、俺答为赛那剌之子，歹额哈之孙。《蒙古源流》卷六记，其父赛音·阿拉克即巴尔斯·博罗特。新译校注本附录（二）萨囊彻辰家系表记述，俺答父为小王子第三子，名曰巴尔苏·博罗特。本文依《蒙古源流》（新译校注本）。② 关于俺答卒年有两种说法：万历九年说；万历十年说。本文据《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记录。为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 年1 月12 日）。

　　③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三七六。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

　　④ 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二八《世宗肃皇帝》；郑晓：《皇明北虏考》，第40 页。踏田禾数十万顷。七月，方出塞而归。

　　二十六年（1547）四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奏言：“俺答请求入贡，乞参酌其可否？”①巡按御史黄汝桂疏称不可：北边诸部怀叵测之谋，“岂可轻信，堕其计中”。世宗朱厚熜降旨不予理睬：“诡言求贡，勿得听从。”②来年正月，俺答进入河套地区，“复投译书求贡”。又遭拒绝。九月，蒙古骑兵入宣府，扰乱居庸关诸处。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边，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帅兵万人，与俺答部属大战于曹家庄。总督翁万达亲率锐卒助战，蒙古骑兵败走塞外。明边军有功将士升赏有差。时人感慨地说：“数十年间无此战功。”

　　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率部又卷土重来，精锐的铁骑穿过宣府，走蓟州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长驱直入，逼通州，掠密云、三河、昌平等地，转而进攻京师。腐朽的明军不堪一击，蒙古骑兵径至安定门以北教场口。③俺答又“求入贡”。后骚扰昌平诸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遂东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④翌年三月，明朝廷勉强答应与俺答通马市。俺答不满足，又投译书宣大总督苏佑，求贡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力言不可，下锦衣卫狱拷讯，持论不改，未予采纳。四月，明朝廷开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和延宁马市。俺答喜悦，亲至马市，向明朝廷献“九白之贡”，以示诚意。互市时，并嘱咐诸部首领，“毋饮酒失事”，挑选“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的好马入市⑤。咸宁侯仇鸾请敕厚赉俺答，赐衣币甚渥。俺答遂执献叛明归附蒙古的汉人萧芹等人。俺答部属往来大同城外，以互市为名，边军将士不敢拒阻，加上边垣及诸营堡俱废坏，戍卒多撤，蒙古游骑可长驱城下。总督史道疏言：“俺答无马者，许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官交章力阻。俺答又请开辽东。巡抚辽东许宗鲁移书兵部，数陈不可，事遂停止。时大将军仇鸾偃蹇畏懦，只恃通市，不严饬将士防御，俺答部下出入关隘，无所顾忌。而后，俺答条陈请准，互市时，“富者能以马易缎，贫者唯有牛羊，请易菽粟”。明朝廷“朝议则复难之”，指责他们“乞请无厌”①。三十一年三月，罢沿边马市。世宗明谕，“复言开马市者论死”②。四月，仇鸾率军出塞，袭击俺答于威宁海，战败而归。自此，俺答以朵颜三卫为向导，撤去辽东前屯卫边垣七十余里，掠夺宁远。时俺答数扰辽、蓟，烽火绵延，为患益剧。三十六年（1557）八月，俺答领兵二十万入雁门边塞（今山西代县西北），攻克应州（今应县）四十余堡。

　　隆庆元年（1567）九月，俺答所部攻陷山西石州，诛杀知州王亮，大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蒙古骑兵大肆抢掠二十余日，因连日大雨，所获未能尽载而还。从嘉靖二十一年始，大同镇弃墙不守，“三关边隘，皆俺答必犯之地”③。隆庆四年十月，俺答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率妻比吉及仆从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⑤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阿力哥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总督王崇古收留了他们，“丰馆釳，餙舆马，厚遇款纳”④。阁臣高拱、张居正等支持王崇古的建策，明朝廷下令授予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把汉那吉出走归明，俺答汗颇悔恨，担心其孙遭不测，曾拥兵十万压境，欲讨还其孙。叛明投入其帐下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人继续鼓动俺答出兵，骚乱明地。“俺答众惮寇，指全等怨詈甚”①。后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十二月，俺答执赵全、丘富等九人，献于边官。明朝荣归其孙把汉那吉，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遣使致谢，呈表请封，情真意切。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五月，王崇古又为俺答陈乞四事：一为请给王印；二为请许通贡入京；三为请给铁锅；四为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等，塞上许不时小市。明朝廷一一作复。六月，大学士高拱言称：嘉靖十九年俺答求贡，当事者惮于主计，“斩使绝之”。三十余年，“边民肝脑涂地”，今俺答感恩慕义，直受封赐，不可失良机。穆宗嘉纳施行。明朝相继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开马市十一处。同时，又开了便于蒙汉人民自由贸易的月市，或小市。从而，“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②。隆庆六年九月，明朝廷应俺答请求，颁给他“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③。喇嘛教在蒙古草原迅速传播，俺答尽力尤多。

　　万历元年（1573）三月，明朝再颁给顺义王俺答番经，赐镀金银印。三年四月，俺答子宾免因求河西互市朝廷未允，于驻牧西海地屡扰边境。俺答予以阻止，约束诸部颇谨，并反映了宾兔苦于甘州不开市，宁夏路途远的实际情况，明朝廷即开大市于甘州、小市于庄浪。十月，俺答与明朝廷互市得胜堡，乞请佛像及蟒缎。又与三娘子筑城于板升，请名于朝廷，神宗以其贡事积功劳，正巧五年，赐金币，名其城曰“归化”①。万历五年九月，俺答恳请开茶马互市，御史李时成奏称，禁勿予便。六年（1578）四月，俺答从甘州芦沟套、墨水乱骨堆等地入边。五月，至扁都口。他以法绳束诸部，“令毋近城堡，毋踏禾苗”②。俺答又去青海迎喇嘛教黄教派首领锁南嘉措，赴青海各部蒙古传教。万历七年十一月，俺答东归还至板升。制置使吴兑赠其金币。俺答大喜，以呈书称谢。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俺答病死。其妻三娘子继承他未竟之业，率领子孙，维持蒙汉和睦相处，“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④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①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②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③ 《明穆宗实录》卷六五。

　　① 关于归化城命名何时，史籍记述有二：万历三年说，或万历九年说。本文依《明神宗实录》所载说。②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第二节三娘子三娘子（1550—1613），蒙名叫钟金哈屯（Junggin qatun），明人记载称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③三娘子不仅“骨貌清丽”，而且“资性颖异”，聪睿英俊，颇具才华。她酷爱读书，通蒙古文字，且胸襟开阔，通达事务，为蒙古族的杰出女性。三娘子一生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在她执政近四十年中，为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的维持作出了贡献。

　　嘉靖三十七年（1558），俺答汗率部西征后，又行兵济勒满山之卫拉特土绵部，遣使至哲恒阿哈、扎勒满图类二处，告以俺答欲与和亲之意。哲恒阿哈献亲生女儿钟金于俺答。①从此，两部落通婚和好。

　　隆庆二年（1568），俺答携三娘子往征卫拉特属民，屯扎阿尔泰山巴克地时，三娘子生一子，名卜他失礼。俺答汗等举众欢腾，大设“米喇兀”喜筵。尔后，三娘子深受俺答的宠爱和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②这时，她“已籍籍有声”了。

　　四年十月，俺答汗之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偕大成比妓等奔归明朝。

　　明阁臣高拱、张居正同宣大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等力主以此事为契机，缓解长期以来北方边境兵戎相见的紧张局势。他们优待把汉那吉，“宴赏供帐甚厚”，以引渡出塞逃入板升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为条件，送归把汉那吉，并准许通贡互市。三娘子“阴劝之”（俺答），俺答汗欣喜应允。十二月，捕获赵全、丘富等人，移交明朝廷。俺答汗“请封贡，意甚坚”③。次年三月，明朝廷敕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老把都为都督，把汉那吉为都指挥使，其余首领为指挥、千百户等，赏赐蟒衣彩币等物有差。“始封事成，实出三娘子意”。①明朝廷深悉“夷情向背半系三娘子”②，特封她为“忠顺夫人”。明朝廷相继开放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十一处马市。除每年官市外，又“得塞下民互市”。月市或小市，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民人“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

　　万历九年（1581），俺答汗去世。三娘子率黄台吉等告讣关吏，并呈文明朝廷，贡白马九匹，镀金撒袋各一幅、弓一张、箭十五支，以示继续忠顺。明朝廷派遣使者祭吊如礼。是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③ 关于三娘子家世，汉文史籍有三种说法：（1）“本俺酋之甥女”（《北虏三娘子列传》见《逸史三传》，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2）“俺答外孙女”，“俺答长女哑不害所生也”（《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两朝平攘录·三娘子传》）。（3）三娘子“宣大伎”（《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西人封贡》）。本文依朱荣戛《从＜俺答汗传＞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见《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 年版）一文说。该文根据蒙古文献《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宝贝汇集》），俗称《俺答汗传》，论述了三娘子名字和母家情况。

　　① 三娘子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宝贝汇集》（《俺答汗传》）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她嫁给了俺答，时年九岁。十年后，隆庆二年（1568），生卜他失礼。

　　②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③ 《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①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② 方孔炤：《全边略纪》卷二《大同略》。

　　须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③三娘子一跃成为土默特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她地位的变化与北方地区的治乱息息相关。明神宗从延臣议，赐三娘子大红五彩纻丝衣二袭、彩缎六表里、木棉布二十匹。④三娘子与明朝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俺答初殁，其长子黄台吉欲妻三娘子。她时年三十二岁，嫌黄台吉老病貌陋，不愿嫁他，遂率众远遁。黄台吉明白，若不与三娘子相匹配，很难入承王位，统辖诸部。于是，他轻骑追逐三娘子。时当贡市日期，王位悬而未决，贡市迟迟未完。宣、大、山西总督郑洛考虑到，贡市没能如期，关键在三娘子身上。立即派人说服她：“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归，一妇耳！”⑤三娘子迫于利害，遂与黄台吉合婚，并急遣使者来边关完市。边吏喜悦，宰牲谢天。

　　十一年二月，黄台吉嗣顺义王。他常怨父王贡市议成，欲与父亲做法不同。三娘子从容相劝：“天朝所以待我者甚厚，岁通贡市，坐享全利，而无后忧。孰与夫冒矢石，出万死，幸不可知掠获也。”①黄台吉信以为然，“终其身不大为寇”②。明朝廷又封她为“忠顺夫人”。俺答汗生前，曾给三娘子一万精骑自卫。后她世为哈屯（夫人），帐下精兵数万。“戴铁浮图马具，然长刀大镟，望之若冰雪”③。把汉那吉回归后，俺答令他主持板升事务，号称大成台吉，妻子称大成比妓。大成台吉坠马丧生后，大成比妓“拥俺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④。三娘子图谋让自己长子不他失礼娶大成比妓为妻，兼并这支劲旅，扩展自己的势力。恰台吉与三娘子素有隔阂，怂恿大成比妓不从。九月，三娘子命扯布土骨、计龙等将精锐骑兵二千迅速包围了板升，爆发了“板升之战”。三娘子军斩扯布等八十余人，生擒二十人，伤者无算，缴获盔甲三十副，驼马百余匹。三娘子欲尽得板升，恰台吉又不肯予秋毫，双方征战不止。诸台吉为两家相约调停。三娘子执意不允，又征集人马，“期获恰台吉及黄鹅儿蟒兀捨倘不浪，而后休也”⑤。她“誓死相仇杀”。战事持续了五个多月，终于降服了板升。十二年四月，三娘子部下卜吉素等三人盗明杀胡堡边，被边官沈栋捕获，令人通告她。三娘子请以马十一匹、牛一头、羊六只，以赎罪过。当年，三娘子忙于板升大战，未能届期赴市。不久，遣首领至关市受赏。

　　十三年十二月，黄台吉病逝。三娘子手握王篆和兵符，欲私其爱子不他失礼。黄台吉的长子■力克乃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弊，将王印传予■力克。三娘子时年三十七岁，以年岁渐老，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疆吏郑洛担忧蒙古方面无主事之人，不利于安顿边塞。于是，派人规劝■力克：“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属也。”①部下亦劝他配三娘子。■力克乃尽弃妻妾，与三娘子合帐。■力克好兵不已，疲劳后而思安乐，部族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26 号文件。④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⑤ 《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① 《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② 《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③ 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见焦竑：《献征录》卷一二四《北虏》。

　　④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⑤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① 《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政务，“惟三娘子左右之”。十五年三月，■力克嗣袭顺义王位。明朝廷谙晓三娘子掌权柄，诏封忠顺夫人②，赏赐厚丰。■力克沉湎昏聩，年未及五十，须发皓然，“番汉应酬，悉诿三娘子”③。明朝廷信赖三娘子，常赐“金绘珍异”。她尤感激，愿“子孙暨部族世世为天子守边”。

　　十九年（1591），宣化镇附近史车二首领叛盟入边骚乱。三娘子闻讯，即擒二人，边区随安。三娘子笃信佛教，并“切切慕华”。自开贡市以来，她不时款塞，常亲诣总督吴兑营垒。吴兑将明朝贵妇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裙馈赠三娘子。④她与边官感情甚昵，以敦和好。部落中有“梗化者”，三娘子时有预报，防患于未然。是年秋季，顺义王■力克西行助火落赤发难，扰乱洮河等地。⑤总督梅友松立即派使者驰告三娘子。她“即使使者告顺义王趋东归”。■力克殊不欲返，迫于三娘子言，无奈而东归旧地。洮河之乱渐息。因此事，明朝廷下令停贡市两年。三娘子等深表歉意，将又在边滋事的■力克之婿史二缉拿，枷送边塞。明朝廷方准贡市如故。北边又安稳无事。

　　二十二年（1594），■力克死去，围绕着王位的继嗣，土默特部落发生了一场以■力克孙卜石兔台吉为一方同三娘子孙素囊台吉为另一方的“夺嫡”之争。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他。三娘子不徇私情，遵循俺答汗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①，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卜石兔。这时，“封贡事旷岁无成”。明边官又下令禁止各边互市。三娘子遣使力争以为不可。贡市新开，边境稍安。四十一年（1613）四月，三娘子病殁，终年六十四岁。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三万历十五年三月记载：“虏王妻（三娘子）敕封忠义（义字为顺字误）夫人。”③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④ 《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

　　⑤ 关于火落赤作乱西部的时间问题，史籍所载不一。本文依《万历武功录》卷九《火落赤列传》所记。①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条约》。

　　第三十章李贽明代著名的回族思想家李贽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十月①。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李贽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三十岁，登上官场，五十四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他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他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

　　① 关于李贽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三十日，另一是十月二十六日。第一节商人世家子李贽祖籍河南，元末南迁泉州后从商，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世家。一世祖林闾，藉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航行于海外。二世祖林驽，不仅在国内从商，且远涉重洋，兼营海外贸易。洪武中，还受命于朝廷，奉舶下西洋。三世祖林通衢，亦“夙有经营四方志”。至明朝实行“海禁”，生意开始衰落。但高祖林易庵因“谙译语”，在天顺间曾“奉简书使外国”。曾祖林琛做过通事官，引“琉球入贡”。到李贽时，其家族内从商者仍然很多，有的开纸店，有的经营米店、染坊和棉行诸业。祖父林义方和父亲林白斋两辈也都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之一，自唐、宋以来与世界各国就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互相融合，和睦共处。李贽生长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和特殊商人家族，与他一生性情怪僻，厌恶管束；同情商人，主张“功利”；不满封建专制，提倡个性解放，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七岁，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能作文章，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离开家乡，“■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①。因之对当时明朝的腐败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②，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① 《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关于李贽是否参加考进士的问题，说法不一。他自己说没有赴京参加会试，谓中举人已是侥幸，“吾此幸不可再侥也”。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下《李贽传》则谓他“久不第，就官历姚江太守”，说明他参加过考试，但终“不得成进士”。

　　第二节官场受磨难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①。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于是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②。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③，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学问。

　　嘉靖三十九年，李贽离开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到任二月有余，丁父忧，东归奔丧，回家守制。时值倭寇大肆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李贽的家乡也深受其害。他“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由于倭患所致，米价腾贵，他一家三十口“几无以自活”。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腐败无能。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而倭患未息。他“欲以免难”，尽携眷属，直接奔到北京。“尽室入京”之后，处境殊为艰难，“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①。为养家■口，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不多日，即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发生抵触②。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次男死于身旁，又闻祖父讣至，遂请假回籍，安葬先人。因为经济窘迫，李贽南归时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其间，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同情。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李贽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深受打击；官场的磨难也使他不免为之苦恼，为此在回家毕葬之后，他已“无宦意”。可是，“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于四十五年“复抵共城”。③不久，李贽携家眷由辉县到北京，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他：“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④。为了到北京求师访友，研讨学问，他把穷苦置之度外，而视“闻道”为最大的快①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②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辉县苏门山有百门泉，故以百泉称辉县。李贽自称百泉人，百泉居士。①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②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④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乐。从这年开始，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听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接触王守仁的学说。李贽非常崇拜王守仁的学问，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①。尤其赏识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谓“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②。隆庆四年（1570），通过李逢阳的介绍，李贽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并与之共同探求学问。李贽思想中的主观唯心论因素，同这一时期受王守仁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五载春官，潜心道妙”。一心研究王守仁一派的学问，这是他从任礼部司务五年以来最大的快乐。然而，他在官场中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毫无改变，为司礼曹务，先后与尚书高仪、殷士儋，侍郎王希烈、万士和“尽触也”③。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从隆庆五年（1571）起至万历四年（1576）止，就南京刑部员外郎。自永乐都燕，南京成为陪都，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使李贽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名人学士，如南京著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并成为挚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深得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时见到他向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对他们推崇备至，谓王畿良知之说具有启发思想的作用；王艮一派有真实的本领，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①。万历二年（1574），在南京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泰州学派的思想，最后成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以及“淮南格物”的学说，认为“百姓日用之道”的“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和要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这个观点，从哲学思想看，是一种粗俗的唯物论；从政治思想看，则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要求人人平等的愿望。万历四年，李贽五十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②，研究佛教。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不容异同”，可以合三者为一。李贽承认佛教的主观唯心论，但又“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不受儒、佛的拘限。甚至将王守仁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众生皆能成佛说，以及他本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融化成为一体，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主张人人平等，批判了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的五六年间，既有收获也有痛苦。

　　收获是结识了各流学者，增长了学问，痛苦还是和长官意见不合。他说：① 《续焚书》卷三《席书》。

　　② 《续焚书》卷三《王文成》。

　　③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① 《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对于李贽与王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说：王阳明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另一则说：“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5 期）。② 《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最苦者为为员外郎时，不得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之意。又最苦者是碰到尚书赵锦。“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①。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秩正四品。入滇前，他把女儿和女婿留在黄安（今属湖北）耿定理家。李贽到黄安时，即有弃官留住的意思。当决计入滇时，又和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②可是到任之后，他又想马上离开，因不允，遂勉强留下。

　　是时，姚安地区“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李贽以“原情论势”，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持简易，任自然”，以德化人，反对暴政。认为“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同时又说：对境内官吏的所作所为，只要“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③。在封建社会里，对地方官吏的执法情况放任自流，不加过问，只能残害人民，这显然是错误的。李贽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颇得府中僚属、胥隶的拥护。但是朝廷对他的做法并不欣赏，因为这样做也势必损害封建皇朝的利益。他说：“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凝）触，与守道骆（问礼）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④连与自己“最相知”，且“最号有能有守”的人，都“不免成触”，自然是无法再干下去了。万历八年（1580）三月，他三年任满，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离开姚安，到楚雄。自动放弃加官晋级的名利，向巡按刘维提出舍官从民的辞呈。刘维不应允，他便逃到滇西大理府鸡足山阅《藏经》，执意不出。刘维无奈，请于朝廷，准其提前致仕①。七月初，正式离任，由此退出官场。

　　①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② 《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

　　③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④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① 关于李贽弃官的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无意再仕，激流勇退，自动辞官。而《罪惟录·李贽传》则说他“佞佛，尝禅衣帽而坐堂皇，视公事，为台抨”。《明史·耿定向传》亦云：“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第三节著书立“异端”

　　李贽弃官之后，为了不受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束，以及避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的麻烦，尤其是为了“访友朋，求知己”，他宁愿“飘流四外不归家”②。因为有家人在黄安，特别是黄安有耿定理和周思敬二位好友“聪明好学，可藉以夹持”，故自出滇即按过去约定的计划，直接“取道适楚”③，于万历九年春抵达黄安，从此过着弃官为民，寄居外乡，“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从事著书、倡导“异端”的新生活。

　　万历十年（1682），李贽在黄安耿家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并在进一步研究《老子》书的基础上，撰《解老》二卷。从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对于事物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死，使他大为悲伤，“寂寥太甚”，以致“全不知身在何方，亦不知欠少甚么”，深感“实难度日”，另一好友周思敬又“宦游中外去”。李贽“怅然无以为计”，本想到南京去，恰巧这时焦竑丁父忧，家中窘困，以故未能成行。而他与耿定理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关系很不相得，早有矛盾。这年八月，耿定向晋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①，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黄安讲学时甚至破例招收女弟子，两人的关系势必由龃龉而成水火。十三年四月，耿定向再次升官，擢刑部左侍郎，自鸣得意，骄傲待人，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李贽决然离开耿家，寓居麻城。到麻城之初，住于维摩庵。不久，令人将住在黄安的家眷护送回闽，即于万历十三年夏天写信与耿定向告别。其中谈了他对教导子弟的看法和宁愿饿死也决不屈服、忍辱为门下之客的处世态度②。翌年，他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写了《答耿司寇》一文，对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揭露。指出：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云云；“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①。李贽痛恨理学家的欺世盗名和虚伪行为，赞成劳动农民和商人言行一致的真实可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已经脱离了封建阶级意识的束缚，站到新兴的市民阶层一边。②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 《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① 《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② 《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

　　① 《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李贽还为商人大声疾呼，公开提倡“私有”、“谋利”，反对“无私”，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芽的十六世纪后半叶，李贽的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反映了新兴商人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压迫、要求独立发展的“图利”思想。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作用的。但他对理学的态度显然有些偏激。

　　万历十六年初，李贽离开维摩庵，孤身入麻城龙潭（龙湖）芝佛院，与僧无念等同住院里，“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③。由于全心读书著述，以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发尽秃也”④。同年夏天，因为天气闷热，头发秽不可闻，遂剃发以为常。李贽剃发本是无意的，并不是为了出家为僧。但这个无意的举动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用“剃发以示不归”，可以由此而拒绝家属时时来逼他回乡。事实上，李贽从来没有受戒，没有认祖和师，虽落发而未为僧也。可是，在李贽剃发后，一些封建理学家竟然把他看作“异端”。“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①。从此，李贽更加毫不畏惧地站在“异端”的立场上，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英雄气概，以哲学和历史学为阵地，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年夏天，李贽编纂了第一部著作《初潭集》，计三十卷。因“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是书借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给封建理学家以无情的讽刺和痛斥：“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②李贽在不断被驱逐、被迫害的生活中所完成的最著名的三部大书《说书》、《焚书》、《藏书》，也均于这年开始编辑。其中，《说书》有一大部分是在这年完成的。此书系读书笔记，为他一生学问所寄。“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③。

　　万历十八年初，李贽刻印他一生事迹所寄之诗文集《焚书》，计六卷。

　　该书以其“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④。书中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①。又因为书中有与耿定向的信七封，对其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判。六月，耿定向闻之，认为是对他的“诽谤”，急忙抛出② 《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中华书局1974 年版。

　　③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1935 年襟霞阁主人重刊本。④ 《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① 《焚书》卷二《与曾继泉》。

　　② 《初潭集》卷八。

　　③ 《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④ 《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① 《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求儆书》，由他的门徒、河南光山县人蔡毅中作序刊行，“以告同志”，妄图使“恶声不至于耳”，同时竭力攻击诬蔑李贽。万历十九年，耿定向为了进一步迫害李贽，掩盖自己的面目，并避免“后学承风步影”，效李贽之所为，一方面鼓动蔡毅中作《焚书辨》，反诬李贽是“流毒百世”，竭力维护封建道德。另一方面，不惜采用卑劣手段，乘李贽游览武昌黄鹤楼之机，以“左道惑众”的罪名，雇用流氓对李贽进行詈骂、围攻和驱逐。结果正如李贽所说的，“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②。虽然有若干朋友为此离开了他，使他因为老年失去朋友而时有“老苦”之感。但是更多的是因此而更加同情他、支持他。在武昌，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直接出面保护他，湖北著名的公安派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从此开始和他密切往来。他自己更没有因此而停止斗争，继续写了《读书乐》、《豫约》等一批著作，回顾自已走入仕途后的种种遭遇，总结思想，抨击明朝的黑暗政治，强烈地表现出他“平生不愿属人管”的叛逆精神。同时应友人之邀，于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出游山西、北京等地，并在游途中完成《孙子参同》，《净土诀》诸书。

　　万历二十六年夏初，游南京，与焦竑等共同研读《周易》和最后修订《藏书》。《藏书》共六十八卷，二十七年秋由焦竑主持在南京正式刊行。它是李贽经过多年的努力，精心编撰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著作，也是他一生精神所寄。全书分《世纪》、《列传》两部分，被传者计八百人，上起战国，下迄元末，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评说古人，否认道统，把程、朱等理学家摒于“德业”之外，褒贬人物独立思考，不盲从儒家教条，体现了他运用朴素辩证法研究历史的进步史观。他明确指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①李贽关于男女平等诸方便的思想见解，在《藏书》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在南京，李贽还三次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作诗赠之，称其为“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他深感遗憾的是不理解利氏来华的目的，“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②。

　　万历二十八年春，曾任过湖广左布政使，后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漕的刘东星③，亲自到南京接李贽北上，于三月底抵达山东济宁漕署。一到济宁，李贽便抓紧时间利用署中的有利环境，日夜著述，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第八卷为《阳明先生年谱》）。尔后回到湖北麻城，即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

　　② 《焚书》卷二《与杨定见》。

　　① 《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 《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

　　③ 见《明史》卷八四《河渠二》、卷二二三《刘东星传》。

　　第四节无辜系狱由于李贽的著作处处渗透着“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因此深受群众欢迎。“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也已”，其书之盛行，至“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人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①。特别是《藏书》，比起《焚书》更为怪僻，大多“离经叛道”之语，原来不准备公开出版，在南京时李贽愤而将其付梓面世。它的公开出版，更加激起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回到府城不久，万历二十八年冬天，当地的一些人就与官吏相勾结，故伎重演，雇用一批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幌子，在“逐游僧、毁淫寺”的口号下，气势汹汹地对李贽再次进行驱逐和迫害，拆毁了芝佛院，烧毁了他修的埋骨塔。李贽在他的学生杨定见的帮忙下，逃入河南汝宁府商城黄蘗山。在山中避难期间，他仍然手不释卷，修改旧作。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在被“斥为民”的御史马经纶的陪同下，到达通州（今通县）马家，抱病完成了研究《周易》的哲学著作《九正易因》。此时，李贽的病势不断恶化，经常卧床不起。

　　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七十六岁。他自知年老多病，旦暮垂危，于二月初五日，特书《遗言》，交代后事，希望能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凶残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李贽之将死而停止对他的迫害。

　　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得悉李贽已经移居通州的消息，专门上特疏劾奏李贽。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来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毒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是“狂诞悖戾”、“刺谬不经”，“不知遵孔子家法”。并不择手段，无中生有，架词诬陷，竟然说一个七十六岁垂尽之人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乱于后”①。张问达，陕西径阳县人，系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的同乡。温纯，曾任河南布政司参议，是万历三十年中进士的耿定向的门徒、《焚书辨》作者蔡毅中为生员时受赏识的座师。由此可见，这次张问达奏劾李贽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然而，张问达之疏呈上，皇帝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曰：“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②就这样，李贽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抚司狱。

　　在狱多日，作诗读书自如，《系中八绝》，就是他留下的最后著作。当传说要勒他回原籍时，曰：“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三月十五日，李贽以“七十老翁何所求”，视死如归，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三月十六日（5 月7 日）子时，遂气绝，用自己的生命控诉①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李卓吾》。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条。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二月乙卯条。

　　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无辜迫害。马经纶按照李贽的《遗言》，将其葬于通州北门外。

　　李贽一生所坚持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封建经济局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稀疏萌芽的深刻反映。他所提出的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观点，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进步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对当时和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是明代历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清代修《明史》不为其专门立传，是很不公正的，恰恰暴露了作者竭力维护封建“正统”的顽固立场。

　　李贽“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南京），质正于四方”，对历代朝章典故，各地人情物产，各种学术流派，都有过接触和研究，阅识广泛，学问渊博，著作宏富，除《焚书》、《藏书》外，尚有《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世说新语补》等，以及一大批评论《水浒传》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著。

　　第三十一章魏忠贤王振、刘瑾、魏忠贤是明朝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魏忠贤在执政中表现出更多的残忍性和腐败性。

　　第一节独揽朝政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原名进忠，曾从继父姓李①。他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嫁于杨家。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史称他“猜狠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②。他的好赌习性和猜狠，后来在官场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没有其他出路，李进忠恚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逐渐富裕起来。皇太子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地位虽不高，却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李进忠托门路，进入宫中，为王才人办理膳食。当时管理太子宫事的太监是曾陪伴朱常洛读书的王安。李进忠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燝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梃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李进忠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李进忠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进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李进忠的一大机遇。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①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嫁侯二为妻，但十八岁便入宫。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李进忠，便移情于他。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朝与李进忠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争宠于熹宗，自然更为激烈，甚至夜间于宫中喧闹。熹宗也竟然过问起此事，他问客氏看中了谁，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选择了李进忠。李进忠与客氏合谋，矫旨将魏朝打发去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①魏朝也是熹宗心腹，二人经常同卧起，连皇帝也不能庇护他，可见魏忠贤在宫中的权势。

　　地位改变之后，他复魏姓，熹宗赐名忠贤。

　　下一个受害者是地位更高的王安。王安不同于魏朝，是顾命太监，在移宫案中与外朝大臣合作，有相当的威望。当时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和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浊乱朝政》。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七《魏忠贤传》。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异人歌”。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二九七下《魏忠贤传》。

　　魏忠贤。王安也感觉到魏忠贤的威胁，奏明熹宗，欲加惩处。但真要处治时，他又手软了，只是令他改过自新。

　　客氏出宫，魏忠贤一时无所作为。谁知熹宗比他更离不开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数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宫中。魏忠贤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寻找伙伴，找到魏的同乡、给事中霍维华，指使他弹劾王安。客、魏包围熹宗，矫旨将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又派人把他杀害。

　　按照资历，王安本应掌司礼监。他一死，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这打破了常规，因为他不识字，原没有资格入司礼监的。

　　熹宗皇后张氏，“性严正”②，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皇后主持后宫事务，有权直接处置客氏。她没有这样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决断。一次，张后看书，熹宗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张后用意很明确，熹宗默然。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扬言张氏非国丈张国纪女，而是盗犯所出，借以治张家罪。另一太监王体乾说，熹宗重夫妇兄弟情谊，“脱有变，我辈无类矣”①。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尽管如此，张皇后还是深受伤害。在她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

　　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嫔，连性命也难保。光宗选侍赵氏为二人所恶，被迫自经。熹宗裕妃张氏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饮食而死。冯贵人劝熹宗罢内操，被责为诽谤，赐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闭，要不是她接受张裕妃的教训，事先储备下食物，也将被饿死。

　　所谓内操，指挑选、装备宦官，在禁中操练。这出自魏忠贤的建议，当然不只因为他喜爱武功，更主要是为了炫耀权势，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内操之日，锣鼓之声震动禁中。据说，皇子诞生，就因惊惧而亡。御史刘之凤上疏发问道：“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②魏忠贤不止甲士三千，他掌握了内标万人，全副武装。一次试用铳枪，险些伤到熹宗，臣僚们皆惶恐不安。

　　在宫中可以为所欲为，魏忠贤的主要精力，便用来对付外朝官僚。

　　② 《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怒张后》。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二节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启元年（1621），叶向高又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赵南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赵南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①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16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赵南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16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爌，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自为之。”①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②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赵南星传》。

　　① 《明史》卷三○五《宦官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魏忠贤传》。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点将录》。

　　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赵南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①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八九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②。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② 《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节阉党与生祠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16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①。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寰。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②。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①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②。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丑媚》。

　　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第四节厂卫刑狱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①。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②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③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荼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诋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①。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专制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铎，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铎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②。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③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① 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奸恣》。

　　②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镣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①。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镣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五节从九千岁到败亡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坐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①。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②。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③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他上吊了。随后，对魏党进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除去魏忠贤这个权势至高的宦官，当然表明了他的镇定和干练。不过，明朝的宦官政治从来也没有威胁到皇权和皇帝本人（只是传说仁宗为宦官所杀，极不可靠），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没有一个宦官，包括魏忠贤，曾经产生过废立皇帝的念头。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闻香心动附记》。

　　③ 《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贤自缢》。

　　第三十二章顾宪成李三才杨涟第一节顾宪成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首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淫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腐败，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首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①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②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赵南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首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赵南星。结果赵南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① 《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蒋平阶：《东林始末》。

　　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①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腐败，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160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支持。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首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①。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① 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①。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① 《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第二节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②，从而“束发登朝”③，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①。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②。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③。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④。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①，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② 《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第2557 页。

　　③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三《科试考三》。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③ 《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④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①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漕抚修吾》。

　　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①，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①。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②。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③。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②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③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④。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⑤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①。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天启三年（16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目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首，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①和《明诗综》，④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⑤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六《李三才传》。

　　① 《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① 清光绪《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

　　李三才还著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第三节杨涟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他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160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①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②，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①下旨驱逐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② 《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崔文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并且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

　　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驾崩。他的宠妃李选侍欲学当年的郑贵妃，准备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②。外臣周嘉谟亦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抚孤于李选侍。李选侍阴狠狡诈，光宗在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后来她又趁光宗病重，与郑贵妃勾结，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封自己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纠缠烦了，便召几位大臣商量，准备封她为皇贵妃。不料躲在门幔后偷听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光宗旁边的长子朱由校拉进去，耳语了一番，便将其推出。朱由校当即便跪在地上请父皇封李选侍为皇后。如此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面有怒容，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如果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挟持了皇长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杨涟等一批正直朝臣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当天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内宦持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挡开枪梃，众朝臣一拥而入。大家哭灵完毕，发现长子朱由校并未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心中暗暗吃惊。问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杨涟见光宗的心腹太监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阁，当下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齐呼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拥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哪里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众臣连忙把朱由校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护驾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至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皇长子被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词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② 《蘧编》卷十三。

　　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从光宗驾崩到熹宗登基，前后不过六日。杨涟为辅佐太子顺利登基呕心沥血，几乎是夜夜不寝。史书上称在六天内“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天启三年（1623），拜杨涟为左佥都御史。次年，又升为副都御史。

　　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极的皇帝，并没有像东林党所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更加荒淫奢靡，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在宫中独揽大权，肆意为虐。那些邪恶派的官吏也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党人。杨涟怀着满腔的悲愤，决心挺身而出，讨伐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皇帝，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两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天启四年（1624）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场。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①，惨不忍睹。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① 《碧血录》血书。

　　他“为人磊落负奇节”②，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三十三章赵南星高攀龙第一节赵南星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以后经历了数次起落。

　　赵南星性格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任侠慷慨之风，这在他早年即已为人所识。中进士后，在汝宁（今河南汝南）任推官，因治行廉平，迁为户部主事，开始任职于朝中。当时张居正当政，权赫一时，一次偶尔染病，满朝大臣遍走群望，并齐为张居正祈福，赵南星颇不以此等谄举为然，与顾宪成、姜士昌相戒这段时间不登张居正门。

　　后赵南星起任文选员外郎。他上了一道奏疏，陈说天下四大害：其一是干进之害。他举例说：吏部尚书杨巍请求休致，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杨的位子，又忌讳户部尚书宋纁的声望，恐将由宋来代杨，就连连上疏排挤宋纁。“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①其二是倾危之害。他列举了几个正直官吏被迫自免后，还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职，于是宵小就每思中伤诬陷，以逼迫正直官吏尽数远离朝廷。他沉痛地指出：“众正不容，宵小得志。”其三为州县之害。说州县官吏日益腐化，民生为之日益交瘁。其四为乡官之害，说乡官因着天高皇帝远，在地方上控制一方，甚至权力大于守令，横行无忌，也没人敢奈何。赵南星为此大声疾呼：“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奏疏发出，朝臣议论赵南星所言极是。但由于赵南星抨击了一些朝官，引起一些不满，遂有给事中李春开起而反驳。给事中王继光、部曹姜士昌等相助赵南星，并揭发吴时来、詹仰庇等谗谄的事状，李春开为之气沮。但赵南星不久即以病去职，再次起用时，任吏部考功郎中。

　　万历二十一年（1593），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京察”大计。所谓“京察”，原是明廷考核京官的制度，凡六年一次，每逢巳、亥之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秉公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此，京官多很紧张，又加上这次主持京察的赵南星、孙■平日常秉公行事，故自觉己职不妥的官员更加惴惴不安。果然，赵南星又一次显示了决不徇私的决心。开首就将自己姻亲给事中王三余连同孙■的外甥员外郎吕胤昌斥出，一时间公论所非议的人，贬斥将尽。王锡爵此时以首辅还朝，想对一些人进行庇护，而赵南星等人的察疏已上，王锡爵想要庇护的人都已名列黜单之中，王锡爵深为之恨恨不已。

　　赵南星大忤阁臣，于是就有人找机会报复他。恰在此时，言官论劾员外郎虞淳熙、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不称职，应予免黜，而孙■认为虞淳熙、杨于廷还可留用。于是反对者们就抓住了这件事弹劾赵南星专擅权势，培植党羽，赵南星立被贬职三级，孙■也被夺俸。孙■即接连上疏乞休，李世达因自己与赵南星同掌京察事务，上疏为赵南星辩讼，神宗不理。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交替上章论救；其中员外郎陈泰来言语尤切，不免对① 《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神宗有所触动。神宗大怒，贬斥赵南星为民，将陈泰来等贬官。此次京察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遂以赵南星退居乡里而结束。

　　赵南星被贬回乡间闲居，名声反而更高，国人皆以他与邹元标、顾宪成齐名并称“三君”，朝里朝外举荐他复官的上疏百十回，但终万历朝，赵南星再未入朝复官。

　　光宗被扶上皇帝宝座后，赵南星方被重新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即改右通政，又进为太常卿，擢为工部右侍郎。光宗死，熹宗即位后，他又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拜为左都御史，再做监察官。赵南星此次上任，更加雄心勃勃，慨然以“整肃天下为己任”。

　　天启三年（1623），时为癸亥年，又一次京察大计开始。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张问达掌其事，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结党乱政，议废黜四人。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遂撰《四凶论》，终将四人黜去，一时天下为之大快。此年冬十月，赵南星替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

　　当时干请之风甚嚣尘上，只要文选郎一出来，即被相邀，或为亲朋或为故旧谋求官职，不如意就相骂逐人，选郎不免要忍气吞声。赵南星素来痛恨此种弊风，特立独行，锐意澄清，贵官们有所干请，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内外都惧他性严，不敢向他开口请官。

　　魏忠贤因赵南星严直之名远扬，对他不轻易有所犯，有时反而在皇帝前称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很称职，并想拉拢赵南星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应星谒见赵南星，赵南星拒而不见，魏忠贤也无奈何。一次，赵南星与魏忠贤因公事并坐于弘政门，赵南星一脸肃然正气对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魏忠贤虽未答对，已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本是赵南星老友魏允贞之子，却趋附魏忠贤，入内阁后，因着父亲与赵南星的关系，几次到赵南星门上请求谒见，都被拒之门外，赵南星叹息老友没有这种儿子，言语传到魏广微耳中，魏广微对赵南星更加恨之入骨，就与魏忠贤勾结起来谗害赵南星。

　　当时东林党势已大盛，叶向高、韩爌任于内阁，赵南星以掌吏部铨选之便，大举东林党人为官。一时间，众多正直官员列于朝中，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刑部，李腾芳、陈于廷任于吏部，为赵南星副贰，余者著名的东林党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为官，因为众多官员皆素为民所称誉，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于是朝野望治。

　　赵南星助东林党人张势，不免被小人所侧目，谗言日起。赵南星请休致，没有获准。天启四年（1624），御史崔呈秀在淮、扬任巡抚，贪赃枉法，还朝待考核。高攀龙举发他恶行，赵南星议将崔呈秀远戍。诏书下来，只将崔呈秀革职以待后效。崔呈秀夜晚径投魏忠贤门，叩头涕泣，请乞为义子，又说：“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点头以为然，就与崔呈秀商议从哪里下手。

　　山西缺巡抚，此事给魏忠贤等阉党一个机会。赵南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可巡抚山西，将谢的名字列在拟定名单最开首。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之命，说谢应祥与魏大中有师生之谊，故而魏大中在文选郎夏嘉遇面前为自己老师谋此官。原来魏大中曾参劾魏广微，魏广微忌恨不已，遂使陈九畴不利于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辩，赵南星、高攀龙又极言谢应祥素孚人望，非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贤大怒，遂矫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连带陈九畴也黜去，又责赵南星等人朋谋结党。赵南星求去职，魏忠贤又矫旨切责，放归赵南星。第二天，高攀龙也引退而去。不久，赵南星所检取的官员多因忤逆于魏忠贤，而被罢免，于是一朝尽为魏忠贤党羽。

　　阉党忌恶赵南星，必欲除之而后快。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十大罪，又将所谓赵南星的私党十数人并黜，赵南星削籍，赵南星以前所贬斥的官员皆得以拔用。

　　天启五年（1625），赵南星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而被下抚按提问。赵南星送被戍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赵南星在戍所仍是赋诗饮酒，唾骂笑傲，一如平时。天启七年（1627）十月卒于戍所。终年七十八岁。崇祯帝继位后，追谥赵南星为“忠毅”。

　　赵南星一生为世所重，因他“不以谪居畏祸，少有贬损。人谓寇莱公、苏子瞻无以过也”①。王士祯更称“高邑赵忠毅公北方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②赵南星喜赋诗为文。曾刊行并加注《女儿经》，有《赵忠毅集》、《味檗斋遗书》、《芳茹园乐府》、《史韵》、《学庸正说》、《笑赞》等传世。

　　① 《列朝诗集》。

　　② 王士祯：《蚕尾续文》。

　　第二节高攀龙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改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负责捧节、奉使一类礼仪性的工作。地位较低，但声望却较高，升转也较容易，故新科进士向来以任行人为荣。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谓出师大利。己丑科会试主考官是赵南星，这一层师生关系为其日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笔。在高攀龙生活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已颇受知识分子推崇。高攀龙并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谈，尊崇程朱之学，认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谓文清（指薛瑄）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反之于实”①。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批判程朱理学，并进献自撰之《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怀着维护“正教”，铲辟“邪说”的责任心，当即上疏力驳其谬，指责张世则之说是“穿凿虚幻之谈”，一旦其书流布天下，必然会“人人得自骋其私，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荡然扫地”②。神宗以为然，张世则之书遂不行。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主持，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及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循私”，孙■的外甥吏部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许多由内阁辅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称职而被贬免。孙■等为收回吏部独掌铨选的大权，改变惯例，未将斥黜名单通知内阁即上奏神宗。阁臣对此大为不满。

　　恰逢此时言官弹劾吏部属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孙■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阁臣乘机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被免职，赵南星削籍。陈泰来、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后被贬。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生性鲠直，与首辅王锡爵不和。户部郎中杨应宿为讨好王锡爵，上疏弹劾赵用贤不该“论财逐婿”，毁婚约将女另嫁，请求依法治罪。这时，出使在外的高攀龙回到北京，面对朝廷上奸邪得势的情形，非常愤慨，当即上疏指斥杨应宿阿谀阁臣。杨应宿反击。神宗盛怒之下，把两人都赶出朝廷。高攀龙被远谪广东揭阳县典史。

　　攀龙二十五岁时曾从顾宪成一道讲学，并从此“始志于学”，终生以宣讲程朱之言为己任。被贬出朝后，他取道闽浙前往广东，“所至亦讲学不辍。寻入武彝谒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学为己任”①。高攀龙在揭阳供职仅七月，即因事辞职回到家乡无锡。不久丁忧，索性以亲丧隐于乡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认为：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① 许献：《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撰：《高攀龙行状》。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①。这种思想与同乡名士顾宪成相近。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免官之后，一直闲居在家，潜心研究程朱之学。高、顾二人志同道合，来往密切。

　　高、顾二人虽然都推崇程朱，但他们并非一味地空谈心性，而是主张躬行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无锡原来有一座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当时已废为僧舍。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公开聚众讲学。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名声大噪。那些不为当朝佞幸所容，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风向附，乃至书院常常拥挤不堪。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的东林名士们不是为了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耻也”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书院的楹联是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实写照。

　　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161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首。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风月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①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②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①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首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首先以“红丸案”事发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首恶之罪”①。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②。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张溥张采第一节张溥张溥（1602—1641），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属江苏）娄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02 年5 月14 日）。明末著名的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张溥出生于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多隐痛”，充满着尖锐矛盾。伯父张辅之，历官南京工部尚书。父亲张诩之，太学生，有子十人。张溥排行第八，且为婢出，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①。诩之既历忧患，为摆脱困境，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师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张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刻励承志，发愤读书。他六岁入学，七岁能日诵数千言。更可贵的是，“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②。

　　明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种情形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泰昌元年（1620），张溥十九岁，补博士弟子。自此声名籍甚，泛交一时名贤。是年，他结交同里张采，成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齐名者“娄东二张”。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于是门墙日广，呼应日灵。他所结交的朋友，后来有不少成为朝廷要员和抗清运动的中坚分子。天启三年（1623），张溥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时凡五年。五年中，“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设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主里”①。

　　张溥的文学主张，深受同乡王世贞的影响，“文必六经，诗必六朝”。

　　他也是名闻遐迩，年富力强的文坛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著称于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江南地主与封建朝廷的斗争亦始终没有休止。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以文会友、聚会结社的形式，一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学习制艺，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从中积蓄和壮大自己参政的政治势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会读书、议论时政，最终演成政治运动，干预政权，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林党”。

　　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张溥不但勤学，刻苦进取，有“志为大儒”。

　　而且为人宽厚热情，有兼容并包的风度，尤以文章奖掖后学。以故四方奔走其门者，不计其数。一时门庭若市。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很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

　　天启四年，阉党魏忠贤逆势方炽，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以及朝中刚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① 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

　　正之士，闹得朝政大乱，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张溥不畏强权，顶着逆风，慨然在苏州创立“应社”。“应之为名，有龙德焉”①。一时间，天下士子纷起响应。皖之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阳、庐州、凤阳，浙江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郡邑诸名士相继入社。“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②。

　　应社社友，以“尊经复古”为己志，评骘五经制议。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经”文字之选。张溥、朱隗主《易》；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书》；杨彝、顾梦麟主《诗》；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周铨、周钟主《春秋》，遂开明季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先河。应社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发展到河北等处，故史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诸名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十一月，魏忠贤死，诏磔其尸，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满腔热情讴歌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英勇就义的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揭露魏逆窃弄权柄、残杀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碑文，充分表达出张溥崇善辟恶、发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励后人的政治态度。崇祯元年（1628）春，张采成进士，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师太学。时，诸贡生俱愿交欢溥，争识颜面，因集诸多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闻溥名，亦皆愿折节订交，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由是“娄东两张”名彻都下。张溥、张采“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组织“燕台社”（或称“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现，预示着二张将由以文会友、学习制艺进而涉及当朝的政治问题。不久，张溥归里，草檄文将避匿在太仓的顾秉谦驱逐出境。顾为魏忠贤党人，在天启朝曾任内阁首辅、《三朝要典》总裁，陷害正人，作恶多端。

　　崇祯初年，文社四起。而执牛耳者，张溥也。崇祯二年，他以天下为己任，在吴江县令、湖北人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①。复社上承东林，旗帜与东林无异，所以一般都目其为东林党人。它以江南为中心，是东南之一大社，归入其内的各地文社有：江南应社，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张溥既合诸社而为一，乃立规条，申盟词，定程课，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材，拯救封建统治为先务。在组织上，由各郡邑推择一人为社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之事。同时集各社之文而铨次之，目其集为《国表》，由张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社友姓名，“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①。以此观之，复社俨然一在野政党。其“党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①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一《广应社序》。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仅有姓名可考者即达三千零二十五人②，文数千余首。“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复社声势震朝野，张溥也就更加深孚众望了。

　　崇祯三年秋，张溥中举人，并在南京召开复社第二次大会。翌年春，京师会试，张溥为会魁，其门人吴伟业为会元。此次考试，一破往例，吴伟业的会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张溥名噪甚，由他鉴定出名，从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试，张溥授庶吉士，吴伟业中榜眼。是时宜兴人、内阁首辅周延儒第一次见到张溥，对他十分赏识，“恩礼倍至”。而张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③。为此，同馆皆妒忌他，阁臣温体仁等权贵亦由此侧目之。是年，张溥怀着敬仰之心，在北京谒见大科学家徐光启，虚心向他求教。他说：先师徐文定公”亟尝予廷对一策”，“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④。徐光启的志向、为人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崇祯五年冬，张溥请假归里，营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纷纷争及其门，拜其为师，徒众群集。有云：此时溥有门生七千人。此说不免夸张，但亦可见威望之高。崇祯六年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山左、江右、晋、楚、浙各地到会者数千余人，座无虚席，观者甚众，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热闹非凡，竞以复社之名为殊荣。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为三百年来所未见，此是复社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大会标志着复社和娄东二张的名望已经达到了顶峰。以致四方称二张至有“不敢以字”，而曰“西张”、“南张”，“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二张夫子”；称太仓四社长为“四配”，溥十门人为“十哲”，十兄弟为“十常侍”，又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五人，则名“五狗”①。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②，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③。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② 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齐鲁书社1982 年版。③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④ 张溥：《农政全书·序》，见《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① 以上参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③ 见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一岁条。

　　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①。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②。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③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①。二月，“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②，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③，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④。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③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五岁条云：此事“似犹未得其实也”。① 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② 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③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④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四。

　　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①。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②。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③，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④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 月15 日）卒于家⑤。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①。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②。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① 《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③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④ 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七录斋集序》。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谓溥死于非命。曰：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为冯铨，奔走而线索者系张溥和吴昌时。溥与昌时皆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观之，则溥为昌时所毒死。是为一说，姑以存疑。

　　① 黄道周：《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张西铭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第二节张采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又字来章，号南郭，与张溥同里③。因张溥居西郊，张采居南郊，人称西张、南张，合称“娄东二张”。张溥重名义，张采尚节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励，同斋共学，关系最好，且为姻家；又两人志向相同，共倡复社，世称“复社二张”。与张溥一样，张采也是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迹，除见于前篇介绍张溥中所述，尚可记者有如下数端。

　　天启七年（1627），张采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春，在京应会试，及榜发得第三名，成进士，已而归里。时昆山县士民积怨魏忠贤党人顾秉谦，“聚众焚掠其家”。顾秉谦为邑人所逐，仓皇窜匿太仓。张采素恨其“庸劣无耻”，与张溥率里中诸生将其赶出太仓，人心大快①。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令。张采的性格与张溥有所不同，“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崇祯三年秋，以疾乞假归家，“士民泣送载道”②。可见，他在临川任上颇有一番政绩。

　　有明一代，转输漕粮入北京和支付各卫官军粮食，是江南人民最为繁重的赋役负担。是时，仓粮以养本地之军，名曰军储。它与漕兑不同。漕兑苦于运军勒索，耗赠日多，而军储则在地方交纳，绝无耗赠，小民利之。崇祯六年秋，太仓州大风杀稼，米价腾贵，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知州刘士斗，“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欲纾民，乃与张采、张溥共谋救荒之策。张采以民命为重，深入实际，广咨博访。苏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苏州府属县八，太仓、镇海两卫独隶娄卫军，军储四万九千石，分支长洲、吴县、昆山、嘉定、吴江、常熟、太仓七邑。考军储旧制，其初两卫之军原在本地支销，后来分支各邑。诚能使支独归太仓军储，越岁而收，又无增耗，即可减漕粮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张采得之大喜，即著《军储说》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独归太仓之便，建议太仓州以军储代漕兑。张溥以为可，为作跋语于后。并与张采一起共谒刘士斗而详言之。张采的建议有益于救荒，是可行的。当时太仓州民王延等人条陈荒政亦以请复军储旧额为言，主张将各邑额派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抵本州之漕兑。刘士斗也积极支持张采的意见，申文上司，认为太、镇两卫坐居本州，如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即以本州之粮给本州之军，军民两便，而官军就近支领尤乐从。而内阁首辅温体仁党、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应监兑，得刘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并倾两张，遂竭力加以攻击，甚至“干戈横起”，诬张采、张溥“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指责刘士斗“行媚乡绅”。刘士斗为此被连降四级，改署昆山县事①。张采对此大为不平，说是“梦想不到”的怪事，表现出他强烈不满晚明黑暗统治的鲜明立场。其后，周之夔还秉承温体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张采的《军储说》③ 蒋逸雪：《张溥年谱》载：万历三十年张溥出生时，其“友人张采已七岁”。据此，张采当生于万历二十四年。

　　① 此事，《明史》卷三○六《顾秉谦传》系于崇祯二年。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附张采传》。

　　① 以上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①。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首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16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① 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第三十五章刘宗周黄道周第一节刘宗周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 年3 月4 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1601），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①。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①。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②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③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④。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① 以上参黄宗羲：刘宗周《行状》和刘汋；刘宗周《年谱》，分别见《刘子全书》卷三九、四○，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

　　① 《明史》卷二八三《许孚远传》。

　　② 《刘子全书》卷十四。

　　③ 《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二》。

　　④ 《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又云：东林高攀龙等有“真切学问”；“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①。此疏一出，昆、宣两党大哗，飞章攻之，诬其“颠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为，“足以乱天下而有余”，甚至请诛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准之，五月抵家。

　　刘宗周一生从政时间名义上长达四十余年，实际上在官之日极少，仅四年有半，绝大部分时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乡里，读书著述。经过这次打击，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回家之后，遂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并撰《心论》，曰：“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②。实质上，与王守仁“心外无物”或“心生万物”说并无两样。“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视“心性”，并不是偶然的。其为学，从师于许孚远，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其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而他与王学又凡三变，始疑之，以为近禅也；中信之，以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陆、王之学。中年遭受官场的磨难，始以“慎独为主旨”，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学也”，企图从内心世界寻找人生的出路。这一时期，他大谈心性之说，把“心”、精神视为天、地、人以至万物的本原，正说明他已经从尚程、朱而转向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继位，改号天启，重用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由于言官交章论荐，天启元年（1621）三月，召刘宗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请行明太祖铁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①。疏上，魏忠贤大怒，熹宗责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欲重治，因阁臣叶向高力救，改为廷杖六十，罚俸半年。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陷广宁，举朝震恐。宗周请诛丧师失地诸臣，建议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并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以及谏臣杨涟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训责，但以“语言无忌，姑不究”。六月，命为光禄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宝司少卿，九月改太仆寺少卿。此时，刘宗周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珰与客氏“专权日甚”，衣冠之祸莫测，而大小臣僚又争相攀附权势，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连告三疏，于十一月获准回籍调理。四年九月，吏部题缺官事，奉旨起宗周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因抨击魏忠贤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诸臣被逐，不顾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辞，乞继续以原官在家疗养，并论魏忠贤误国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①，第一次将其革职为民。这时正是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为的廷臣，① 《刘子全书》卷一四《修正学疏》。

　　② 《刘子全书》卷二三。

　　①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四《感激天恩疏》。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条。

　　或遭杀戮，或被下狱，或削籍闲居，阉党特务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视着朝廷的斗争和同僚的命运，对被害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杀，作《吊六君子赋》，述诸子正直之业绩，数阉党矫横之涂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随时被捕入狱的准备，将儿子托付门徒，把著作转寄于友人家里。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更号崇祯，清除阉党，起复被斥诸臣。

　　崇祯元年（1628）十月，刘宗周任顺天府尹。其时，“名为反正”，实则秉权者多魏忠贤余党。为此，他于崇祯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师视府尹事，寻于会极门批评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极伊始，为表示圣心宏阔，虽以所论“迂阔”而不听，然叹其忠，亦未予惩罚。在府尹任上，宗周兴学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锄豪右，安良善，恤下户；惩贪官，减赋役，振风纪。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抵德胜门外，京师戒严，崇祯帝闻警即不视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报，人心惶惶。宗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上言：“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请安民、军、士、大小臣工和远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最后到午门伏阙叩曰：乞崇祯帝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请罢九门税，平物价，节财用；安抚入城流民，立粥厂养老疾；巡视城防，慰问守城军士；集士民祭于谦，要求发扬于谦精神，誓死保卫京城。人称“刘顺天”，这是对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评价。三年五月，后金军队东归，京师取消戒严，朝廷又宴然不知后患。宗周对此十分忧虑，上书曰：“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厚民生”，请省刑罚、减赋税，爱惜民力，直接批评崇祯帝即位以来“重典绳臣下”、“重敛责小民”①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回厄运以巩皇图”。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以其语侵内阁而大恨，遂以时方天旱求雨而刘宗周称疾不修职事为借口，故意激怒崇祯降旨切责。九月底，刘宗周即被逐出都门，时守京兆甫一载。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都人罢市而哭，千余人遮道相送，至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既归里闲居，忧王守仁之心学“杂于禅”，与佛学合流，乃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作《证人社约》十则。又著书进一步阐发心性之说，曰：“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能以为性也”②。认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统一的，“天理”与“人欲”亦非对立，否定了程、朱视两者为对立的观点。

　　崇祯八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陷凤阳。言官劾首辅温体仁入阁以来“专以繁刑厚敛为先务，致民穷盗起”。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前此置相不得人”，命吏部议在籍堪任阁员者。吏部尚书谢升会同廷臣举礼部左侍郎林釬、礼部尚书孙慎行以及刘宗周三人以上。诏从之，并命长吏疾驰促上道。十月，宗周抵京。由于承旨使范仁误传令，和在文华殿召对时不合帝意，加以温体仁忌之“借端以沮”，而未能入阁。九年正月，改为工部左侍郎。① 《刘子全书》卷一五《祈天永命疏》。

　　② 《刘子全书》卷八《中庸首章说》。

　　二月，上《痛切时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上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①。从而引起崇祯帝不满，传谕内阁，欲予重治。后反复再三，而意稍解，降旨诘问，奖其清直，且拟大用之。温体仁闻而惧甚，于六月嗾宗周同乡许瑚上疏论短，谓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帝以许属其同乡，“所言如是，遂不果用”②。宗周不堪侮辱，连上三章，恳乞回里。诏许之。七月出都门。临行遗书温体仁，痛责其“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的种种罪行。是月，清军自宣镇入昌平，皇陵告急，都城被兵。刘宗周于天津途中闻警，曰：“国难崩摧，非臣子接淅时”，乃入津城助抚军贺世寿筹集兵粮。京师士民亦请召还刘宗周，又因温体仁从中阻挠而罢。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陈时事，斥崇祯帝用人失当，“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温体仁左右朝政，排陷异己。疏入，崇祯帝恼羞成怒。温体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诋毁刘宗周。遂加重处分，改成革职为民。

　　十一月，刘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无再仕之意”，闭门著述，辑《刘氏家谱》七卷，定《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和《古小学通记》，删定王守仁《传习录》并作《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等。为了挽救王守仁心学危机，刘宗周在提出“慎独”之后，这时又以“诚意”之说示学者，谓：“天下国家之本递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①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祯十四年九月，崇祯帝以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请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报，闻清兵破宁远，入锦州，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面对着清军的强大攻势和农民起义军的熊熊烈火，刘宗周终于抛弃了个人恩怨，改变了“无意再仕”的想法，奋起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②，遂风风火火带病束装入道。至淮安，献圣学三篇，凡数千言，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崇圣学以需治化③。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肃风纪之要，曰：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④。又上《辟门大典疏》，请严考选，劾纠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严云京，荐旧给事中袁恺、戍籍御史成勇。首辅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悦”。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师戒严，崇祯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献策。刘宗周应诏陈言备边大略，认为一切当“以安人心为本计”。而欲安人心，应首旌血战阵亡卢象昇，急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悍将左良玉，并献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诸策①。闰十一月，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议督抚去留事，诸臣以次奏对完毕。御史杨若侨荐西人汤若望制造火器，上许之。宗周先后两次出班奏言，极力反对。说：自古以来用兵之道，在于行仁义，有节制。火器无① 《刘子全书》卷十六《痛切时艰疏》。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五年条。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七《不能以身报主疏》。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七《条列风纪之要疏》。

　　① 《刘子全书》卷十七《应诏陈言疏》。

　　益于成败，且将来必为中国之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崇祯一听甚为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②刘宗周在朝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屡屡上书，匡救时艰，揭露晚明苛政，有时还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尤其是在对待外国科学技术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个封建皇帝。与其同时代且同成长于江南大地的徐光启、宋应星、陈子龙等人注重国计民生、致力科学研究相比较，就显得更加可悲了，说明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后。

　　在这次中左门召见中，刘宗周还单枪匹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狱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曰：皇上方下诏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诏狱，“甚伤国体”。崇祯向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二言官下狱是他亲自定夺的。所以刘宗周的意见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严厉责备宗周是“藐视徇私，大负委任”，“如此偏私，岂堪职宪”。同时怀疑熊开元上疏是出于宗周之指使。实际上，刘宗周与二言官素无关系。崇祯帝不容分辩，遂下“革职下理之旨”①，欲予以重处。后因辅臣奏其年老，才减为革职为民。这是刘宗周入朝以来，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辞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门，次第成《读易图说》、《古易钞义》、《证学杂解》、《良知说》诸书，继续阐明心性之说，为王学补偏救弊。在《读易图说》一文中，刘宗周针对宋元以来老生常谈而又各执一说的“理”与“气”关系问题，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②。认为“气”不仅是构成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产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离气无所谓理”，有是气，“才有是理”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气末”论。但是他又把“理”与“气”混为一谈，曰：“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也”④。可见他的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继承王学，又修正王学。在《良知说》一文中，刘宗周反对王守仁“不虑而知”的先天论，因此在赞扬王守仁“致良知”说的同时，颇有贬斥王学之语。谓：“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不待龙溪（按：王畿）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⑤。明末王学的没落，同它在明中叶崛起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刘宗周一生辟佛，晚年尤其反对佛学的玄虚，力图使王学从与禅学的合流中摆脱出来，恢复王学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王学辩难，其结果只能是一番徒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门人董玚说他对王学“信② 《刘子全书》卷十七《敬矢责难之谊·附召对纪事》。

　　① 参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06 页。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⑤ 《刘子全书》卷八。

　　之笃，故其辨之切”。①这说明刘宗周的整个思想倾向，直至最后还是属于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浙东学者，如黄宗羲等颇有影响。

　　崇祯十七年五月，刘宗周在家闻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大申所谓“讨贼”之义。请绍兴知府“起兵勤王”，不敢应。即亲赴杭州，鼓动浙江巡抚黄鸣骏，并贻书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诸将领，冀求会师北上“讨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刘宗周竟如此到处奔走呼喊，诚可谓“不识时务”，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比之当时一般人尤为顽固。同月，福王监国南京，起他为原官。当时李自成已经撤离北京，京城已为清兵进占，清军已成为主要的敌人。刘宗周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六月，由绍兴抵抗州，自称“草莽孤臣”，再次重弹“讨贼”之义，曰：“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②。又请诛内外不职诸臣。疏上，福王没有予以施行，仅令宣付史馆，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人则因此恨甚，滋欲杀之，反诬刘宗周“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云劝上亲征是“谋危君父”，企图发动兵变，与史可法另立潞王于杭州。同时派人往丹阳行刺之，未成。宗周见状，连疏请告，不允，乃于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尔后，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在南京小朝廷里，福王不过徒有其名，实权操在首辅马士英手里。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刘宗周上言坚决反对阮大铖知兵，福王不听。刘宗周遂于九月出朝，驰驿归里。行前，陈五事：曰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家见大势已去，叹然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①遂出辞祖墓，投水寻死，被救出。自是绝食二十三日，后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儿》，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余悼。”越五日，作《绝命辞》曰：“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②闰六月初八日（ 7月30 日）卒，终年六十八岁。鲁王谥忠端，唐王谥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谥号忠介。

　　刘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门徒董玚编辑的《刘子全书》，计四十卷，分为语类、文编、经术三大类，收有学术专著、奏疏、书信、序跋、传、论、议、题、揭、诗、词以及行状年谱等，可谓大全，其中仅奏疏即有九十八篇，刊于清道光十五年。此外尚有清沈复粲编的《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刻版）、水澄《刘氏家谱》（十二帙，一九三三年绍兴广文印书馆铅印本）等。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编次的《刘蕺山文钞》二册，共收奏疏、书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六年条。

　　②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八《恸哭时艰疏》。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七。

　　第二节黄道周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细遵，人称石斋先生。漳州漳浦（今属福建）铜山人。先世“世代业儒”①。其能“学贯古今”，除父母通经史外，他自己从小善攻读。五岁入学，凡数年，自经传子籍、诗赋声律、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及长，“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十四岁时，“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离开家乡外出游学，投奔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士大夫韩日缵。他“年少轶才”；日缵“贤而好士”，家中藏书宏富，与黄道周语而大悦，谓：“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遂“得尽观所未见书”②，开阔了眼界。居粤一载有余，还家改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

　　自十九岁起，黄道周两次献时政策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难行”。二十八岁，补漳州府学生员。同年，入省城福州应乡试，不第，归而杜门著述，先后完成《易象》、《畴象》各凡八卷，并开始撰写《三易洞玑》等书。其时，因家贫益甚，曾在漳州和广东潮州收徒讲学，借馆谷■口。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岁中乡试，名列第七。次年，应会试，落榜。天启元年（1621），再次公车北上。二年，举进士。寻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馆课，由此踏上仕途。

　　黄道周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贱流俗，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几经浮沉，屡受挫折。

　　为庶吉士时，值魏忠贤一伙左右朝政，虐焰方炽。道周愤其祸国病民，与同列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揭露魏鄤擅权，挽救皇朝危机。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国史、实录的编写工作，并充经筵展书官。按制度规定：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黄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应如此，独以平步而进，触怒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已除，黄道周起原官。他以为这时当可以实现其事君报国之志，便风尘仆仆于次年四月抵京师。未几，出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毕还都，逢《神宗实录》告成，晋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杀毛文龙罪被诛，故相钱龙锡受到牵连，被逮入死牢①。对此，廷臣无复言者。黄道周得悉愤愤不平，“不惜身家，不爱通显”，于十二月十三日连夜草疏，犯颜直谏，冒死申救，曰：“陛下御极以来，辅臣获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有几宰辅乎？”②疏呈上，崇祯帝不仅不听，反而斥为“诋毁曲庇”，著令回疏。他遵命三奏，而崇祯帝之疑犹“未释”，令停职四十日。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② 洪思：《黄子传》，见《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首》（以下简称《黄漳浦全集》），道光九年刊本。①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② 《救钱龙锡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崇祯四年五月，钱龙锡获释，改戍定海①，黄道周则为此降秩三级。此时，礼科诸臣又落井下石，数次疏参他典浙江乡试事，“千敲万挝”②，以发泄和报复对他主持浙江乡试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环境中，他见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没有容身之地，连上三疏恳请乞休。同官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职相让③。皇帝不听，于十一月降旨准行。

　　崇祯五年二月，黄道周于临行之前上《放门陈事疏》，谓：“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帝不怿，借“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于是再上《放门回奏疏》，曰：“迩年诸臣所自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又曰：“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同疏还荐马如蛟、惠世扬、徐良彦等十人以上④。此疏，不但批评崇祯帝用人失当，重用小人，而且荐举人材，又语刺内阁权臣周延儒、温体仁辈，故疏呈入而崇祯帝益为不怿，斥为“滥举逞臆”，削籍为民①。是月，他出京南下，游览东南名胜，在杭州附近之大涤山书院讲学数月，年底到家。

　　黄道周家居时，与诸弟子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并从历代史籍中筛选汉至宋代名人诸葛亮、寇准、李泌等十二人，人自为传，以行事相比，辑为《懿畜》前编。又取明代解缙、薛瑄、杨士奇、于谦、王守仁、商辂等数十人，各立为传，名曰《懿畜》后编。二编皆寓意于史，通过昭彰历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业绩，激扬后人忧国忧民之精神。

　　崇祯九年（1636），以荐用，恢复黄道周官职。经过前两次的打击，他对于为政已经毫无兴趣。本拟上疏请假，因有司敦促赴任，不得已于秋天心郁郁而就道。十年正月，入朝。四月底，又具疏乞休，连上数次皆不允。六月，崇祯帝以久旱下诏求言。他上《慎喜怒以回天疏》，曰：“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他与复社、东林诸人关系甚好，被江南学子尊为名士。同月，他针对温体仁方招奸人构复社、东林之狱，上《求言省刑疏》，曰：“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②，反对加罪于复社与东林党人。旋升谕德，掌司经局③。这时，他见朝廷内外交困，崇祯帝刚愎自用，延臣树党营私，以①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② 《引罪告病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③ 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四年条（以下简称《庄谱》），见《黄漳浦全集》。④ 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文字与《黄漳浦全集》卷二所载原疏，略有不同。① 《庄谱》卷上，崇祯五年条。

　　② 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原疏载《黄漳浦全集》卷二。文字上，两书互有差异。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年条谓：“五月升谕德”，时间上有误。据黄道周本人疏文，升谕德应在六月上《回天》、《省刑》两疏之后，《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之前。又道周自云升“左谕德”，《明史》本传作“右谕德”。

　　邪压正，无意受命，具疏辞职，并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用自陈不职的形式，进一步指斥朝政，希望崇祯帝能有所醒悟。十二月，升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纂集经书，为太子讲读。然而时过数月，黄道周又因上书言事被赶出都门。十一年七月初，他同时上三疏，一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入阁；一劾陈新甲夺情起宣大总督；一论辽东巡抚方一藻和议失算。是时，崇祯帝正为清兵频频进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南北交攻，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凡事更加一意孤行，不听劝谏。杨嗣昌等人又恃上怙宠，借机对黄道周的《三罪四耻七不如疏》断章取义，大肆攻击。八月，遂以“朋串扰乱”①的罪名，将其连降六级，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②。这次，他没有遵旨赴任，而是以养病为由请求回家。当时他已年届五十四，南归途中思绪万千，萧然感叹，对送别他的朋友吟了这样四句诗：“从此辞君各千载，故园门前千尺海；海中疏岛千高驼，记得投竿双膝在。”③准备自此之后，要在山里老家谢绝一切宾客，不事应酬，安安静静地闭门守家，研究经史，著书立说，用笔墨伴随度过了“残生余年”。

　　可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很快就使黄道周隐居山林的生活愿望成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血淋淋的严刑拷打的监狱生活。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举荐地方人材时，对黄道周推奖备至，而大学士魏照乘因甚恨道周而指责解学龙“滥荐”。崇祯帝邪正不辨，偏听偏信，也认为解学龙是“党庇行私”，将解学龙与黄道周加上“党邪乱政”的罪名，立削其籍。四月，解入诏狱①。黄道周亦于七月被捕至京，与解学龙各杖八十，下镇抚司狱论死。此时，与黄道周素无往来的户部主事叶廷秀等抗疏力救，也被逮入狱。在狱中，黄道周惨遭掠治，备受折磨，遍体鳞伤。但他意志刚强，宁死不屈，仍然坚持日夜著述，手写经书一百二十本，并研理极数，成《易象正》十二卷。十四年三月杨嗣昌死，刑部的官员亦认为所加黄道周的罪状证据不足。十二月，得旨赦出，谪戍湖广辰阳②。十五年六月，赴谪抵江西九江。八月，崇祯帝召见阁臣，再度入阁的周延儒欲用黄道周，乘间上言：道周家贫子幼，生活清苦，事亲极孝，学无不通。十月接旨：“念其清操力学，尚策励，特准赦罪还职。”③此时，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一再忤旨被罢，再也无心继续供职。由江西返回南京之后，于闰十一月，遣义男上《免戍辞职疏》、《乞赦解学龙叶廷秀疏》，即告病从南京径直回家④，重操旧业，次第完成《孝经集传》、《坊记》诸书。

　　崇祯十七年春，风云骤变，皇朝更迭。黄道周在家闻明亡如丧考妣，“袒发而哭者三日”。五月十五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第一个小朝廷，以翌年为弘光元年。因众望所归，黄道周被命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六月二十二日，他遣义男上《时务疏》，献进取之策，谓：“窃意今日之事，类多伏莽，不设重臣，不能复驭。盖以南都① 《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② 《明史》本传作“照磨”。“都事”，从七品；“照磨”，从八品。此处依《庄谱》所载。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① 《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

　　② 《明史》本传作：谪成广西。详参《明史》卷二五五“校勘记”第四条。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五年条。

　　④ 《明史》本传云：道周既还，北上“见帝而泣”、“请假，准之”云云。不知所记有何根据。定鼎，则福建、江右皆为首藩。”应以闽之建阳、赣之雯镇、浙之衢州作为根本重地，积极组织力量，反击清军①。疏呈上而不见施行，黄道周不欲出。首辅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潞王耶？”②乃于九月十五日出山入道，途中又忽萌回车之意，为人所劝，方继续往行。十月二十一日抵衢州，闻升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上《衢州闻升辞职疏》，不准，始决意入南京。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入朝，见诸臣措置乖方，又闻刘宗周被逐，不欲久厕朝班，二月底疏请奉敕赴绍兴祭禹陵。祭祀毕，于四月就地疏请致仕，未得可否而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此时，黄道周毫不畏惧，“誓死反清复明”，上疏潞王朱常涝及当时逃亡杭州的邹太后，令闽、赣、浙三省之兵奋起抗清。又草檄谕数千言，皆持而不下。已而，杭州亦失守。六月，黄道周在衢州劝唐王朱聿键驻跸衢州，以号召两浙，联络江右，以期中兴，恢复大明江山。而镇江总兵郑鸿逵等人则一味退却，拥兵自重，于是月底挟唐王偷安入福州。黄道周看到自己的主张不为所用，无奈尾随入闽，至浦城获悉唐王已于闰六月初八日在福州就监国位，因与诸臣政见不同，不想去福州受命，仅派人往贺，而己取道还山。唐王得报，遣使往迎之。“时百事草创，危疑未定”，人心涣散，大江江右诸臣又皆“拥众横行，蓄威自卫，而抱妻携子，藏马于舟，掠盗于道，经都越邑，嗷嗷瞻乌”③。黄道周以为不早正帝位，难以挽回民心，号召天下，于七月奉唐王即位，改元隆武。唐王以道周区划裁定大小礼节事务有功，升他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寻加兵部尚书。在隆武政权中，唐王徒拥空名，实权掌握在福建总兵郑芝龙手里。道周观郑氏日图不轨，无法共事，上疏乞归。唐王留之再三，道周还是认为在朝廷中决不能有所作为，于是转而复请行边，督师征战。

　　从军事上看，福建东南际海，事可无虑。其余三面环山：东北有仙霞岭作屏障；西北一路，经光泽出杉关，可入江西建昌府，但道路遥远，馈饷艰难；正北由崇安，出分水关，可入江西广信府，联络徽州抗清义军。而三路通道皆在福建建阳，是为闽北重镇；关外要害，则莫急于广信，可谓全闽北门。

　　据此，黄道周决定由正北出闽。七月二十二日朝饯启行。第二天，他即带着“三五秀才”离福州，经延平，至建宁，先后募得闽、浙诸门人子弟及各地乡兵四千人，九月抵崇安扎营待饷。上疏唐王，郑芝龙拒不发饷。十月一日，黄道周至广信，闻徽州已于九月二十三日为清军所破，乃分兵三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起初，出婺源之军尚有捷闻。可是，由于清军步步增兵压境，攻势凶猛；隆武小朝廷兵饷俱操之郑氏，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处处掣肘，多方刁难。黄道周名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有“一意报主”之心，但无调动兵饷之权，“于饷部实未尝有一毫之饷，于兵部实未尝有孑体之兵，于府库实未尝有一锥一粒火药器械之助”①；各地兵、饷又皆不继。因此，很快就陷入兵单食尽的困地。另外，① 《庄谱》卷下，崇祯十七年条，原疏见《黄漳浦全集》卷三。

　　② 《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

　　③ 《庄谱》卷下，弘光元年条。

　　① 《谏亲征疏》，《黄漳浦全集》卷五。

　　所募之兵多为“君子之军”，督阵诸将也多数是秀才用兵，“调度无能”。至十一月，抚州、婺源、休宁三军相继溃败。为报效唐王，黄道周欲决一死战。十二月初六日，复自广信进攻婺源。至童家坊，闻乐平县失守，广信成为一座孤城，当地官绅纷纷要求回师守城。此时，尽管他只余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粮，仍义无反顾，于二十四日进抵婺源城外十里处之明堂里。次日清晨，清军骑兵数千，乘雾奇袭，黄道周督众死战，顷刻大败，与内弟蔡春溶、中书舍人和门人赖继谨、户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玉洁等同时被俘。入婺源县城，清军备酒席，劝之降。黄道周不屈，骂而不食，吟诗八章，神态自若。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正月二十四日，黄道周等人被清军解赴南京，幽于禁城中，绝食十有四日。在狱中，著诗文数卷。清朝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以同乡劝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抚陈谦以剃刀、满帽见遗，亦不受。书绝命词十二字：“防风虽倒，犹留一节，以问孔丘”，藏于衣带。黄道周以身殉节，视死如归。三月初五日（4 月20 日）赴刑场路过南京西华门，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与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遂英勇就义，年六十二岁①。同时被害者，还有蔡、赖、赵、毛四人。唐王闻黄道周死，震悼罢朝，赠文明伯，谥忠烈。清乾隆中，改谥忠端。

　　黄道周博学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精道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书法妙绝、绘画亦见功力。尤其是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对后来的一些学者颇有影响。其奏疏、诗文、杂著，多由后人编入《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刊行于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另，关于黄道周遇难的时间和地点，《清世宗实录》卷二三，谓：顺治三年正月斩于徽州军前。似属误记。

　　第三十六章李梦阳第一节官场险恶，四度入狱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后改献吉，号空同子（崆峒子），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为“前七子”之首。

　　少年时代生活于庆阳。弘治初，李梦阳父亲李正被聘为明藩周王府教授，全家移居河南开封。弘治六年（1493），逢科举，他本想在河南应试，未成，不得已回到庆阳，“而棘围且闭。梦阳拦监场使者，大言：‘梦阳不入试，是科无解首。’使者勉收之，果举乡试第一”①。狂傲自信之态，跃然纸上。弘治七年（1494），李梦阳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时才二十一岁。此后十二年间，他除户部主事工作之外，主要活动于文学领域。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兴复古文词，与信阳何景明互旗鼓，时人称李何”。“抗论古今，傲绝一世”②。此时，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为文坛盟主，“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③。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号“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极论时政得失，其大致内容为：(1)官场风气日下，“廉耻道丧”。“张拱深揖，呐呐不吐一辞，则目为老成；遇事圆巧，则以为善应。转相则效，翕然风靡，承讹重弊，言行无实”①。(2)宦官之祸。指出国家之仓厂场库、腾骧四卫、锦衣卫及团营等被宦官掌管，为社会稳定、社稷安全之隐患，提请孝宗要加倍留意。本来，这都是些切中时弊的言论，但因文末语及孝宗张皇后的父亲寿宁侯张鹤龄的不法行为，而以“疏末斥后，大无人臣礼”的罪名下锦衣卫狱。后来虽经大学士刘健、谢迁求情，得以官复原职，但仍被罚俸三日。李梦阳气愤难消，“一夕醉遇寿宁侯于道，以鞭梢击堕其齿二”②。张鹤龄愤极，但“为前疏未久”，毕竟有些心虚，遂“隐忍且止”。

　　武宗继位以后，李梦阳升任户部郎中。正德元年（1506），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大臣联名上疏弹劾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试图除掉他们。李梦阳在其中推波助澜，并代草疏文。因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韩文等均被赶出京城，李梦阳也被降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被勒令致仕。不久，刘瑾又以其他借口将李梦阳逮捕入狱，“将杀之”。经好友翰林院修撰康海冒险营救，才幸免于难。事后，他因感而作《去妇词》，其中写道：“孔雀南飞雁北翔，含颦揽涕下君堂。”“妾悲妾怨凭谁肖，君舞君歌空自怜。”“郎乎幸爱千金躯，但愿新人故不如”。③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情绪。

　　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李梦阳官复原职。不久，起江西提学副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③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①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②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③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四○。

　　使。他虽已两次下狱，但似乎并没有丝毫改变其性格。“往往负才气自高，弗能下人。”①副都御史俞谏，“总督江西，欲用两广例屈体诸司”，李梦阳长揖廷抗道：“公奉天子诏督诸军，吾奉天子诏督诸生，何所不如公？”②又明代官场惯例，监、司官员每五日“一会揖御史所”，李梦阳又不往揖，并且喻“诸生亦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③。因此而得罪了俞谏和御史江万实。他们即借李梦阳鞭笞淮王府校一事，将李梦阳“御史按治”。李梦阳不服，援结宁王朱宸濠和他们互相讦奏，最后惊动了皇帝，派大理寺卿燕忠“即讯”，“召梦阳羁户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终以“陵轹同列，挟制上官”之罪而被勒令致仕。

　　罢官以后，李梦阳返回开封。少却了官场的桎梏与同僚的构陷。他“益跅弛负气”，尽享自在闲适生活之乐趣。他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④。离开官场，并不等于远离了政治漩涡。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李梦阳因曾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为御史周宜纠劾，以“党逆罪”被第四次关进了监狱。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力救，才得再度幸免于难。

　　此后的十年，是李梦阳一生最为沉寂，但仍然狂气十足的时期。有的记载称：“自后交游断绝。大梁贾客求文，赍金为寿而已。梦阳得金，复集宾客，治供帐园林，为富贵容，殊骄奢。”⑤嘉靖九年（1530），李梦阳在郁郁寡欢中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李梦阳一生命运多舛，风险迭起。虽少年得志，但因才高气傲，不懂权谋，故难容于官场而四次下狱。就其性格和气质言，他更宜做个纯粹的诗人。从历史实际看，亦正是如此。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①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②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③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④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⑤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第二节“今真诗乃在民间”

　　李梦阳是明中叶迁延百年之久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传称他“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因而被视为复古派。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也曾提出过“今真诗乃在民间”这样反复古的口号。

　　自宋代理学盛行，性理诗连绵不绝。这种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①，虽然扩大了诗的表现手法，但严重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至明初，则一变而为以“三杨”为代表的一味点缀升平的“台阁体”。李梦阳正是针对这种近世俗体而提出了复古的主张。他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②面对这一历史现实，李梦阳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①楚骚、汉赋、唐诗是骚、赋、诗三种文体的典范，分别代表着这三种文体的最高成就。李梦阳要求骚学楚，赋学汉，诗学唐，就是要求以各种文体的典范作品为榜样，创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学。对于诗，他要求既要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即“格古、调逸”等等，又要出于真情，即“情以发之”。只有“情以发之”，才能成为真正的诗，这是诗的生命；只有“格古”、“调逸”，才能成为最好的诗，这是诗的高格。显然，李梦阳的文学理想，就是克服后世各种卑格俗体，全面振兴封建文学，使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这种理想虽美好，但却无法实现。因为仅从它的理论内涵来说，就有着尖锐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情以发之”同合于高格的矛盾。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时代的诗也会有不同的格调。因此，要合于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发之”；要“情以发之”，就往往不能合于古之高格。

　　而李梦阳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对矛盾中发展的。沿着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拟古人的道路。所谓“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仅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②这是他遭受时人及后人非议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强调“情以发之”出发，他却又得出了“今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他在《诗集自序》中写道：“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为李梦阳晚年之作，因而这是他全部诗歌理论的总结。

　　明代已进入戏曲和小说繁盛期，正统五七言诗已不再是文学主流。在这① 严羽：《沧浪诗话》。

　　② 李梦阳：《空同集·缶音序》。

　　① 李梦阳：《空同集·潜虬山人记》。

　　② 李梦阳：《空同集·再与何氏书》。

　　种状况下，李梦阳等倡导复古，力图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自然属于徒劳。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诗乃在民间”却颇值得重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的市民文学迸发了强大的活力。这时，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就不仅仅只具有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般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兴的市民文学，否定振兴正统封建文学的意义。

　　第三十七章王世贞第一节身世和宦历王世贞（1526—1590）①，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曾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称“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②。“年十五，咏宝刀诗，师为之避席”③。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二岁中进士，次年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爱好诗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往来唱和，“绍述何、李”，“名籍公卿间”④，很快升迁刑部员外郎、郎中。

　　王世贞是一位忠于职守、精于吏事的合格官员。有人称他“日坐公署，剖决案牒。所谳狱，度得情，辄手录付吏趣书之。各以轻重决遣，不三日而毕”⑤。“奸人阎姓犯法，匿锦衣卫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陆炳、严嵩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王世贞不畏权贵，伸张正义，确属难能可贵。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揭发严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狱论死。王世贞挺身而出为之发丧：“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由此结冤于严嵩。严嵩即借口将他调离刑部，贬为山东青州兵备副使。

　　青州多大侠巨盗，他们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地方当局无可奈何。王世贞到任以后，“集强壮，教之射。申饬保甲，重捕盗之赏。又于州邑画地为界，以义官统之”。规定：盗当时捕获者为上，不出境获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申令：“凡盗从其所起而不觉察者，经其所过而夜巡不传捕者，罚。释盗而党者立杖死。”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仅一年，“盗尽解散”。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鞑靼辛爱等入潘家口，掠迁安、蓟州（今河北迁西）、玉田，在边墙以南停留五日，京师震动。王世贞的父亲，蓟辽总督王忬因滦河作战失利，被下狱问死。王世贞知悉，立即从青州赶到北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不果。“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但亦枉然。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王忬被杀。“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隆庆元年（1567）八月，王世贞兄弟上书讼父冤，经大学士徐阶相助，得以昭雪。王世贞也被起用为大名副使。父亲的悲惨遭遇，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①，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大名风俗，逢婚丧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置办一次，① 《明史》本传卒年作万历二十一年。今据钱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谱》。② 《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③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④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⑤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①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八，王世贞诗：《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

　　“而中人之亏去半矣”。王世贞到任，定婚丧礼，力求简约，“其俗至今守之”①。大名府下属州、县十一个，真定府三十多个，但“以军兴论供输，则大名与真定等”，极不平等。经过王世贞力争，“乃不果增”②。

　　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先后任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又补湖广按察使，旋改广西布政使。万历二年（1574）一月，升任太仆卿。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在任期间他“为纠劾贪纵，咨访将才，刷军政，清屯田，郧遂隐然为重镇”。

　　此时张居正当国。王世贞对张居正改革，是支持的，“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③。但张居正的骄横跋扈，他又极为反感，“臣道太盛，坤维不宁”。张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贞“论奏不少贷”。因而张居正很忌恨。万历四年（1576），王世贞调任南京大理寺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张居正即借机“取旨罢之”。六年，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劾罢。十二年，又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称病不赴。万历十五年（1587），王锡爵秉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但又遭御史疏劾。王世贞无奈，被迫于万历十八年（1590）辞官回乡。同年冬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①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②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第二节文学理论王世贞博学多识，著述甚丰。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觚不觚录》等，在文学、史学上均有很高造诣。

　　自明中叶发端的文学复古运动，至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近百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出现，是该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则将其推向了第二个高峰。尤其是王世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

　　王世贞曾回顾过自己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历程：“王氏世以政求显，余龀时，业好闻人名卿大夫之业云。弱冠举进士京师，且十载，所目睹乃大谬不然者。夫武吏以力进而文吏由经治，此其其然：独身与世致赫赫也，殆以数会尔。”①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深沉感慨。他出身于世代“以政求显”的官宦人家，从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业，但政治现实却有“大谬不然者”。官场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不屑与那些“独身与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战沙场“佐马上之治”，于是只有“敛而为言”，把儿时的理想寄托于文学了。

　　王世贞总结了明中叶以来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发现自“前七子”

　　以来，复古思潮虽曾绵延不断，并曾两度勃兴，但文学复古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即实现“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的统一。②法则内含于事物本身，离开事物，就学不到法则。此即“有物有则”。但学习法则，又应达到超越事物本体、由乎自得、浑然无迹的程度，此即“无声无臭”。为实现二者的统一，王世贞提出了三条途径：其一，“分途策驭、默受指挥”③。王世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当作平时的修养，而不是创作时的蓝本。平时“熟读涵咏”，“令其渐渍汪洋”，创作之时则“一师心匠”，仅从自己的情境出发，这样产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创作，又完全合于古人的高格。此即“分途策驭”而“默受指挥”的意义。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去进行创作，这就把自李东阳起，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艺术的倾向推到了顶点。

　　其二，“法不累气，才不累法。”王世贞称：“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①。他认识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会影响自己才情的发挥，使作品徒具形貌而无生气，“前七子”即病于此；但如放纵自己的才情，又会叛离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调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因而，他要求从自己的意出发，“来自意而往之法”，同时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于法，即所谓“意至而法偕至”，以便达到意与法相互为用，两不干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是对“前七子”格调说的发展与修正。它原格调说之本意，纠正了损才情而就格调的弊病，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坚持了“前七子”格调说的基本思想。

　　其三，“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师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后七子都① 王世贞：《金虎集自序》。

　　②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参见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三）。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①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

　　强调以盛唐为法，以李、杜为师。但只注意师匠之高就不能广泛汲取，所以王世贞又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他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②“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放宽学古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复古基本思想的转变。就诗而言，论格调，他还是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有取于宋只是“语于格之外者”①，那不过是以博济专罢了。因而，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明了复古思想在王世贞那里更臻成熟。

　　王世贞“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相统一的文学主张，既深入地贯彻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又全面地纠正了复古运动开始以来的弊病，从而把明中叶的文学复古理论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② 王世贞：《宋诗选序》。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① 王世贞：《宋诗选序》。

　　第三节史学理论与文学上主张复古相一致，王世贞在史学上也是古非今。他十分推崇汉以前的史书，尤其服膺司马迁的《史记》。他说：“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②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秦汉以下的史书都一笔抹杀，“《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史）》、《元史》，烂朝报也”③。与此同时，王世贞也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明人所修的史书：“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④与文学上的纯粹复古不完全一致，史学上，王世贞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罍，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适于用也。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①正由于此，他才以国史自任，立志撰修当代史。

　　史贵实，史家贵直笔。王世贞继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②认为人们只有弄清楚每类史籍的优劣，加以综合，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在《弇山堂别集》中，王世贞为了揭发“国史”的讳笔，在被朱元璋诛杀的诸臣传记中，大胆指出其中的隐讳，以恢复事实真相。如该书卷二十《史乘考误》中对傅友德、王弼、冯胜等人的“暴卒”，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所谓“暴卒”，即是赐死。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是处嘉靖、万历两朝。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党争剧烈，少有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此，王世贞虽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仍兢兢业业于职守，尽心竭力，努力奉行着“成则兼济天下”的古老信条。

　　在文学和史学上，虽有复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进行创作的追求真艺术的文学倾向，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的史学思想，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嘉靖、万历年间勃兴的市民文学及思想界萌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透露出了些许新时代的曙光。

　　②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① 王世贞：《弇山堂识小录》。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

　　第三十八章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第一节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是我国章回小说开山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者很少。贾仲明（名）《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贾仲明的记载推测，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生卒年约在1310 至1385 年之间。①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但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和《三遂平妖传》。另一部与《三国志通俗演义》齐名的历史小说《水浒传》，或说是出自他的笔下，或说由施耐庵编，罗贯中续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政治历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历史小说的第一部。它通过对三国时代各种人物的刻画，写出政治上、军事上复杂曲折的斗争。它持封建正统思想观点，奉刘备为正统，以曹操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因而着力刻画了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关羽的忠肝义胆；而同时也刻画了曹操的奸诈狠毒，司马懿的阴险狡诈，这些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三国志通俗演义》，在题材和描写艺术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作品，并且在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形式上，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贯中在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有关历史记载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编写了这部精采纷呈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酝酿过程，经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火热斗争的洗礼，也因此作者得以开阔了眼界，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书有很大缺点，最显著的是鼓吹封建正统的忠君思想和反映小生产者意识的“义气”。在明初的政治条件下，这书同《水浒传》都是很难流传的。一直到了十六世纪前半叶，它们才得以刻版传世。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清初康熙年间，毛宗岗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成为后来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① 文主要参考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七编《明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及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第二节施耐庵和《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又名《水浒忠义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关于这部书的作者，一说是施耐庵，一说是罗贯中，也有说是施耐庵编，罗贯中续。①关于施耐庵生平，历史资料记载绝少。②据《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和发现的《施氏家簿谱》、《施子实碑》载，说他名子实，字肇端、彦端，一说名耳，原籍苏州，后迁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生于元贞二年（1296），约于洪武三年（1370）去世。

　　相传施耐庵生于船家，从小就熟悉河湖港汊的水上生活。十三岁他入浒墅关（今属江苏）读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中进士。后来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做官二载，因秉性耿直，与当道不合，乃悬印弃官而去，寓居苏州，与江浙儒学提举副使刘基相往还，结下深厚的情谊。③苏、杭二郡，素为繁华之府，民间演戏、说书之风颇为盛行，各地艺人丛集于此，表演历代故事；坊巷间也流传着许多生动的传说，绘声绘影，引人入胜。其中关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起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施耐庵。为了寄托自己反抗腐朽黑暗势力的叛逆情感，他决心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写一部反映宋江起义故事的白话小说，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赞扬农民英雄的反抗斗争。

　　施耐庵用心搜采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对宋末以来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加以研究，铺衍其中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又在《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基础上，运用惊人的艺术才能，创造了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使宋江起义故事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他还参阅了《宋史》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文献，来充实自己对民间传说的再创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施耐庵对宋江及其同伙的起义故事加以文学的提炼，寓以丰富的想象，初步塑造了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李逵、孙二娘等一批替天行道的英雄形象，创作了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初稿。

　　正当施耐庵沉酣于笔墨之间时，江南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反元斗争，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张士诚的反元武装驰骋太湖流域，割据苏州一带；变幻动荡的政局使施耐庵难以静心修改《水浒传》，他以博学被张士诚部将卞元亨荐举，入张士诚幕府。但是施耐庵见张士诚胸无大志，知他事不可为，不久便托辞照顾老母，避居兴化白驹镇老家，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小说创作。施耐庵回到白驹镇后，筑舍于四面围水的施家垛上，避开战乱的纷扰和尘俗的嚣闹，在这水网交错、芦荡连绵的水村中，尽心从事《水浒传》的修改。

　　施耐庵敢于打破世俗的封建陈见，大胆地借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① 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02 页。

　　② 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 册，第30 页。

　　③ 据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92 页。以消自己痛恨专制社会的块垒。他构筑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建立的水泊梁山，那里人人有平等的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个个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施耐庵在书中宣扬平等、民主，讴歌自由，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哲理。他笔下的“强盗”，急公好义，他们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为了正义而不顾生死，成为人民所喜爱的英雄，成为献身于真理、正义的楷模。《水浒传》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使那些帝王将相在农民英雄的正直形象面前，黯然失去虚伪的光环，显得卑鄙、丑陋，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洪武初年，天下鼎定伊始，人才奇缺。这时任翊运守正文臣的诚意伯刘基，受朱元璋之命，网罗四方才士，以匡助明室。他钦慕施耐庵的才识，乃亲赴白驹镇，欲罗致施耐庵入朝为官。

　　然而年逾七十的施耐庵却无意轩冕，他喜欢在林泉之间过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因以年迈谢却了好友的荐举，并把刚完稿的《水浒传》拿给刘基看。刘基阅读了《水浒传》后，也就不再勉强施耐庵出仕了，他回去禀报朱元璋道：“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①不久，施耐庵染病而悄然逝去，享年约七十五岁，葬于家乡施家桥畔。

　　施耐庵的《水浒传》成书后并没有立即刊行，直到正德、嘉靖年间才得以付梓，以后又经李贽、金圣叹等人的修改，由最初的一百回本而形成通行的七十回本。全书环环相扣，波澜起伏，情节生动，紧张曲折，如武松打虎、林冲夜奔、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精彩动人，出人意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书中语言洗炼明快，酣畅活泼，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施耐庵凭着他对水乡生活的丰富感受，向读者展现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自然风貌，描绘了梁山水泊英雄们活跃于河湖港汊的侠义生活。他对人物的刻画，无论外形或内心，皆十分成功。施耐庵或以浓墨重彩，精心细描；或烘云托月，借客喧主，使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如李逵的忠诚不二、鲁智深的见义勇为、武松的正直英勇、林冲的不甘屈辱、杨志的刚烈、阮小二的机敏、花荣的骁勇、石秀的忠义，皆栩栩如生，脍炙人口。即使一些反面人物，如高俅的奸险、高衙内的荒淫，亦刻划得入木三分，令人读后留下一连串可憎的回忆。

　　虽然后来不少统治者因《水浒传》的民主性而感到惶恐不安，明令禁毁，但这部思想性与艺术性极佳的小说却禁而不止，在民间不胫而走，以致家喻户晓，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同被誉为明代文学的奇葩。近代以来，《水浒传》还被译成多种外文，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被称作“农民革命运动教科书”。①除《水浒传》外，施耐庵尚著有遗曲《秋江送别》②，另有《志余》等，惜佚。

　　① 顾公燮：《丹午笔记》五一《施耐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68 页。① 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2 页。② 刘冬：《施耐庵遗曲三读》，见《江海学刊》1983 年第2 期。

　　第三节吴承恩和《西游记》吴承恩（约1504—约1582）③，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射阳山人。祖籍涟水（今属江苏），后迁淮安山阳（今淮安）。出生于破落的小商贩家庭。父亲吴锐，原为儒生，喜好读书，凡经史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史谈政，但迫于生计，弃文从商，却不善经营，朴实木讷，以致家境清寒，被人视为迂阔的“痴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承恩少年时就爱读稗史小说，喜听奇闻怪事，养成爱好文学的习惯；另方面亦饱受势利之徒的侮辱，被称作“痴人家儿”①。受此刺激，他发愤苦学，决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以雪屈辱。吴承恩十多岁时以文名而闻于淮上。②嘉靖八年（1529），就读于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受到葛木的赏识，成为书院里的“法筵人”③。然而他虽有下笔立就之才，却迂疏漫浪，屡试不中。他时时与友人朱曰藩把臂入酒垆，跅弛自放，诗酒寄趣，以宣泄怀才不遇的牢骚，将自己譬喻成不合时宜的山公。尤其是在父亲和恩师葛木相继去世之后，他更有寂寥之感，觉得“岁华推移如弈棋，今我不乐将何为”④，厌倦孜孜经营的举子之业，疏放不羁。虽然每逢应举之年他都要怀着虔诚与鄙夷的矛盾心情去南京应试，但每次都是垂翅而归。

　　科场的失意，使“泥涂困穷”的吴承恩转而回复到自己所嗜好的小说上来⑤；善诙谐戏谑的气质，又使他对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元杂剧《西游记》中猪八戒等形象发生浓烈的兴趣。于是他悉心搜采有关唐太宗时，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历尽千辛万苦，耗时十七年，终于从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经的有关民间传说、话本、杂剧等，汲取佛教故事、道教传说，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前后撰成小说的初稿。

　　这部融神话、传奇、志怪、演义、童话、谐■于一炉的长篇小说，以奇突铺张、神奇变幻的描写，浪漫多姿的色彩，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牛魔王等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歌颂了孙悟空的机智、勇敢、乐观、幽默和野性不驯、蔑视困难，借神怪英雄的斩妖伏魔，以表达作者的爱憎，和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寄寓了挣扎在功名线上的吴承恩的玩世不恭之意。

　　为了使小说的创作更为完美，吴承恩还游览了云台山（今属连云港市）

　　等名胜，从大自然奇美无比的景色中获取写作的素材，并且向友人李春芳讨教有关道教故事，以使生花妙笔愈呈异彩。

　　《西游记》初稿完成后，吴承恩暂时收起了自己的笔墨游戏，继续练习八股文，不得不走科考之路。然而他依旧蹭蹬功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才补为岁贡生。此时吴承恩已过不惑之年，犹抱着一线希望赴京③ 据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见李征等：《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淮安出土》，据《文物》1975 年第10 期。

　　②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见吴承恩：《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③ 吴承恩：《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见《吴承恩诗文集》。

　　④ 吴承恩：《赠友人》，见《吴承恩诗文集》。

　　⑤ 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见《吴承恩诗文集》。

　　应试，迢迢千里，乘兴而去，却失意而归。而这时他的友人朱曰藩、李春芳皆先后中举，金榜题名，李春芳后来还当上了青词宰相，成为皇帝的宠臣。“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①他感叹自己的不遇，又不甘放弃入仕的奋斗，于是只好到那六代繁华的南京，就读于国子监。

　　吴承恩在南京国子监度过了十余个春秋，与旧友朱曰藩以及秦淮河畔的四方文士何良俊、文嘉、黄姬水等相往还，征逐诗酒，砥砺文辞，风流不羁，乐观慷慨。当倭寇侵入江淮时，吴承恩怀着强烈的报国之情，一度返回淮安家乡，协助反倭武装抗击强敌，获得了胜利。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逾六十的吴承恩终于以贡生的资格谋得了长兴县丞之职，步入盼望已久的官场。然而等待他的职务却是负责管理马政、粮政诸事，位卑职微，使他十分扫兴。但值得庆幸的是，在长兴任上，吴承恩与知县归有光甚为相得。归有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两人常常诗酒倡和，谈文说史，兴味盎然。

　　可是好景不长，官场就是口舌场，宦海犹如是非海，吴承恩被人诬为贪污，在任仅两年就被投入监狱，后释放罢官而去①。隆庆二年（1568），案情弄清后，吴承恩又应召赴湖北，任荆王朱翊矩府第纪善。

　　隆庆四年（1570），吴承恩年事已高，官场亦让他绝望，于是他申请退职，回到了家乡。“性定果然知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②吴承恩归田后，回首自己数十年谋取功名，却未能登进士之榜，仅落得个与人养马管粮的末流小官，又要受上司的诬陷；而今却一叶扁舟，无挂碍，无利害，悠游家乡，荣辱皆忘，不禁百感交集。他似乎悟出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了社会的黑暗，觉得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忘身；受爵的，如抱虎而眠；承恩的，若袖蛇而走；算起来奔波大半生，还不如现在，甘于淡泊，随缘而过；山青水秀，逍遥自在。

　　饱历沧桑、深谙世态的吴承恩，决心以自己对生活的丰富而复杂的感受，修改充实《西游记》，为后人留下一份不朽的文学遗产。

　　《西游记》的定本为一百回，约八十万字。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展现了他在大闹龙宫、地府、天宫中的叛逆性格；此后叙述唐僧师徒西行取经，着重描写孙悟空一路上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全书情节波澜起伏，紧张而富有节奏；出神入化，而极尽奇恣；语言简练风趣，流畅通俗。尤其是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涵括了许多人生道路上可能经历的艰难困苦，颂扬真善美，启迪人们的智慧与想象力，寓庄于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很高的成就。

　　吴承恩晚年益以诗文自娱，还编订《花草新编》等。约于万历十年（1582）去世，身后“家无炊火”①。但他的《西游记》却得到刊刻流行，妇孺皆知，盛行不衰，成为我国浪漫主义古典文学名著，后来还被译为英、俄、日、法、德、意等十几种文字，流播世界。

　　① 吴承恩：《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见《吴承恩诗文集》。① 据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九《长兴县编审告示》、《乞休申文》、《又乞休文》；卷八《与周淀山》；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吴承恩传》。

　　② 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袁世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① 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花草新编序》。

　　吴承恩尚著有志怪小说《禹鼎记》，惜佚。他的诗文后人辑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续稿》一卷。

　　第三十九章佚名冯梦龙第一节佚名佚名，是指《金瓶梅》的作者而言。

　　《金瓶梅》是一部长篇小说，一百回。约在明神宗时问世。作者自署兰陵笑笑生。兰陵为山东峄县旧称，今属枣庄市境内，作者很可能是这一带地方的人。真实姓名已无法确考。这书不同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大量取材史书，也不同于《水浒传》、《西游记》有长期民间流传的故事作素材，而是博采世情的个人独创。以《水浒传》中西门庆为主角，描写其与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的故事，反映了豪绅西门庆一家由发迹到败亡的盛衰过程，写出当时的权贵、官府、劣绅、地痞、奸商互相勾结，谋财害命，霸占别人妻女，包揽各种诉讼的恶劣行径。他们抛弃了虚伪的理学，撕破了封建礼教的面纱，赤裸裸地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狠毒的罪恶勾当。在对当时腐朽得发霉的地主阶级进行尽情的揭露上，这部小说是很成功的。其中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都是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但是，作者对于他所揭露的丑恶并没有明确的批判，并且大量地写入了女尼的宣讲、娼妓的唱词和色情的细节，这大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成就。①《金瓶梅》对后来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很深的。如《红楼梦》，在题材和细节等描写方面就明显地受到了影响。②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29 页。

　　②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113 页。

　　第二节冯梦龙冯梦龙（1574—约1646），字犹龙、子犹、公鱼，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③。长洲（今吴县）人④，寄籍吴县。出身书香门第。他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才情，与兄梦桂、弟梦熊有“吴下三冯”之称⑤。

　　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冯梦龙年轻时也准备走科举入仕之途。但他为学不拘，思想活跃，因而难入八股制义的堂奥，仅为诸生而已。然而科场的失意，岁月的蹉跎，反使他推崇李贽的离经叛道与疏狂放荡，幡然从学究式的死胡同中转而走向社会。

　　冯梦龙学魏晋士人之风度，骀荡不检，逍遥于艳冶场，游戏于烟花巷。

　　他与青楼名妓侯慧卿热恋，两人情浓意切，相约白首偕老，恩爱终生。后来侯慧卿背约，嫁与他人；冯梦龙情场失意，十分沮丧。但是混迹秦楼楚馆与茶楼酒肆的生活，使冯梦龙领略到与儒家书斋生活迥然异趣的世情，民间通俗文化的清新空气，冲淡了他脑海中的八股章句之学。闾巷民间艺人中流传的那些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歌曲小调、故事传说，幽默而活泼，新鲜而现实，启迪着冯梦龙的勃发才情，使他不由得把注意力转向受民间欢迎的白话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创作。

　　从三十多岁起，冯梦龙在继续从事科试的同时，用大部分精力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编辑、整理和改写、创作受社会欢迎的通俗文学故事、民歌、剧本等，陆续编有《挂枝儿》、《山歌》、《情史》、《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其中在天启年间编成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最为著名，共收辑改写话本计一百二十篇，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叙述男女情爱，有的颂扬义侠行为，有的揭露官场劣迹，有的描述文人雅事。这些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富，语言流畅易懂，将世情风俗、民家悲欢，一一活龙活现地展示给读者；不少篇章发出为妇女争取人权的呼声，如《碾玉观音》、《杜十娘》等，以妓女、丫环、艺人等社会底层妇女的不幸遭遇，来鞭挞封建专制的腐朽，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因而“三言”问世后，就引起各方面的注目，文坛仿其形式而拟写话本之作，如初刻二刻《拍案惊奇》、《石点头》、《十二楼》等，联翩迭出，形成晚明通俗文学发展的高潮。

　　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十分重视，以为它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①，较之《孝经》、《论语》刻板正经地宣讲封建伦理，更易于被民间接受。他还认为“田夫野竖矢口寄兴”的民歌①，情感挚朴无饰，③ 陆树■：《冯梦龙》，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445 页。④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知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92 页。⑤ 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2 页。

　　① 冯梦龙：《喻世明言·序》。

　　① 冯梦龙：《山歌·序》，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本。

　　吐露男女真情，可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用来揭开伪道学者的虚伪，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他投身通俗文学的创作遭到一些顽固儒士的攻讦，但冯梦龙却以无畏的气概，执著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以回敬迂儒的嘲笑。

　　冯梦龙还参加标榜风雅的文社，恣情诗酒，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江南文士砥砺文辞，争妍竞畅。崇祯年间，他还加入“复社”，品评时政，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被文友称作“同社长兄”。②崇祯三年（1630），年已五十七岁的冯梦龙居然考中贡生，后来任丹阳（今属江苏）训导。崇祯七年（1634），他又迁福建寿宁知县。

　　冯梦龙上任后首尚文学，待士有礼，改革弊政，以解民困。他还撰写一部《寿宁待志》，为后人留下有关明代寿宁县历史的文献。虽然冯梦龙关心民间疾苦，但他试图改革却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既“掣肘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③。五年后，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他离任回到了江南，继续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数年的宦海风涛，使冯梦龙对腐朽的社会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寓于诗文，深刻而老成，更加讲求通俗与现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④，于话本、小说、历史演义、民歌、笔记小品、传奇、散曲、诗歌、散文、曲谱皆有成就，著述宏富，创作、改编、辑有《智囊》、《笑府》、《燕居笔记》；《新列国志》、《平妖传》、《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两汉志传》；《双雄记》、《万事足》、《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最娱情》、《墨憨词谱》、《郁陶集》；《王阳明出身靖难录》；《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春秋别本大全》、《春秋定旨参新》；《折梅笺》、《牌经》、《马吊脚例》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体裁丰富，表现了卓越的创作才华和勤奋精神。

　　明清之际，冯梦龙愤于明亡，怀着沉痛的心情收集明亡时事，撰成《甲申纪事》，希图南京弘光政权能够汲取教训，振作精神，成为中兴之主。弘光覆亡后，江南沦入清兵之手，他又匍匐千余里，参加福建隆武政权的抗清活动，宣传抗清复明，并不顾年迈，编辑《中兴伟略》，记隆武政权初创之事，以表达对中兴的希望。

　　满怀激情的冯梦龙，见时事不可为，积郁成疾，约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含恨而逝，享年约七十三岁。

　　冯梦龙一生，以其多产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波及海外。他的《三言》传到日本，对扶桑的通俗文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致日本文学家仿其书体，撰成日本的“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三言”中部分篇章还被人辑入《今古奇观》，跨洋渡海，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小说集而风行文坛。①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713 页。③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88 页。④ 清道光《苏州府志》卷八一。

　　第四十章汤显祖徐渭第一节汤显祖从官场到戏剧舞台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茧翁等。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五岁时开始读书，十二三岁时便通习古文诗词，十四岁考中秀才，以善属文闻名乡里。隆庆四年（1570）庚午乡试，年仅二十一岁中举人，从此更以少年有才名播于海内。

　　万历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中第，网罗海内名士与其子同习科考。他早闻汤显祖之名，命其子延请，但却遭到谢绝。汤显祖不肯攀附权势的清傲性格，在年轻时代已得到充分体现，这也决定了他一生孤傲清贫的必然命运。

　　拒绝张居正的招揽，使汤显祖在科场上颇受困顿，接连两试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的癸未科，才得中进士。这时汤显祖已过而立之年。与他同科进士的两个内阁大学士之子慕名应许他同选翰林庶吉士，他再次拒绝与权贵同伍，自请前往南京任官太常寺博士，几年后就迁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

　　在南京任上清闲随意的生活，给汤显祖在文学创作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请南博士，览胜寄毫末。”①据说，汤显祖经常看戏。他在南京时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尝试。从戏剧创作的发展来看，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一时间辞调骈丽的作品风靡整个戏曲舞台。社会经济的繁荣又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②这样的文化氛围唤起汤显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传奇《紫箫记》便创作于此时。这种寄情诗酒戏剧的清闲的官场生活，却未曾改变汤显祖那种清傲率直的性格，本已与世无争的他面对那腐败的政治时，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又使他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斗士。

　　万历十八年（1590）三月初四夜初更时分，代州发生陨星坠落。据记，声如雨，光如烛，天鸣如鼓雷。三月初九，又有大星自东南带火流于西北方向。这种在当时被视作“星变”的灾异事件，需要按照传统的习惯修省时，明神宗却将一切责任都推向了言官们，“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③。对于当政者的这种专横，汤显祖无比气愤，他上疏仗义执言，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失政，其大略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

　　②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③ 《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已富贵矣。..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①在这篇《论辅臣科臣疏》中，汤显祖除了批评辅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还对那些在当时弊政和辅臣们包庇下的贪官污吏，一一列举给予了痛斥和揭露。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沿途“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不仅取之于所过州县，而且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有吏员检其归装，其中金花彩币等约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②汤显祖对于当政的这种腐败，他不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当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应负的责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恼怒，因此被贬职为徐闻典史。他从此到僻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依制迁浙江遂昌县令。从徐闻到遂昌，从典史到县令，都是临民的地方官，他必须开始适应一种地方官员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讲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虽然他成为亲职于民的父母官，却仍然没有改变正直清傲的性格，尽管能够适应那种地方官员的政务，却无法去适应那种官场的丑恶，因此他开始对官场的生活感到了厌烦。万历二十六年（1598），趁任满赴京的机会，告部投劾，弃官而归。三月，回到了家乡临川。

　　汤显祖的弃官，在当时曾引起一些反响。据说曾有抚按官员复荐他而起用，但汤显祖均拒不赴任，他已决心不再与官场的恶势力同伍。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外察，主事者借机削夺了他的官籍。汤显祖对此不以为然，他早已有所思想准备。对于政治的厌恶与理想生活的追求，使他重新激起了创作的热情，已不在乎什么地位与官籍。

　　恶势力的迫害使汤显祖从此完全脱离了官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戏坛上造就一个旷世天才。他以一介文人回到家乡，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创作了十八年。

　　《临川四梦》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汤显祖移家沙井新居，即以玉茗堂、清远楼为主体的新宅，从此书斋玉茗堂便作为汤显祖的创作地而名传千古。当年秋天，汤显祖创作完成了《还魂记》即《牡丹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亭》。他在此传奇剧本的《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① 《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② 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四三《论辅臣科臣疏》。

　　所必有邪？”①将自己的情寄于梦的理想之中，这就是汤显祖作品的主旨，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二十年来才一梦，牡丹相向后堂中。”近世史家侯外庐对汤显祖的这一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统观念相对立，而且向往于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②汤显祖对于社会问题是极用心的探讨的，所以才会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写道：《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③“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这句话说出了汤显祖的处世准则。这样认真的为人处世，不仅使汤显祖处处碰壁，而且长期生活于窘迫之中。但这也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不去应合潮流，将自己的情寄于戏剧的梦境之中，去批判现实。汤显祖便是以这样的创作精神写成了一出出令人惊叹的戏剧作品，而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时人记述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①在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中，对于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成为他创作的主导思想。在《牡丹亭》中，他将这种思想寄托在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身上。杜丽娘和柳梦梅不仅以自己的爱情冲破生死界限，而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己做主结为夫妻。正是这种敢于反礼教的爱情故事，才打动了观众，使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为“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西厢》交胜”的划时代之作，成为家传户诵深受欢迎的舞台主流。②乃至名伶商小玲扮演杜丽娘，唱至《寻梦》一段时，哀痛过度，竟死在舞台之上。这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不仅感染了观众，也感染了汤显祖自己，使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新的戏剧创作中去。

　　汤显祖的家居创作生活，并不顺利。就在他迁居新宅的第二个月里，八岁的爱子西儿病殇。两年后，长子士蘧客死南京，与此同时，又因大计被削官籍。家庭生活与仕途的接连打击，使隐而自清的汤显祖不得不去找寻一种精神的慰藉。他虽然以“清远道人”自号，却开始信奉佛教。在与当时高僧达观的交往中，他开始逐渐加深了对于佛教的理解。晚明时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政治前途的失望，往往想通过佛、老去找寻超脱。但是这只能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却无法改变现实。汤显祖在这矛盾的选择中，最终还是拿起笔，让自己在理想的梦境中去批判现实，去寻求真情。他几乎是在这种家事、政事的纷扰的同时又创作了另两部传奇剧本《南柯梦》（亦作《南柯记》）和《邯郸梦》（亦作《邯郸记》）。

　　《南柯梦》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这是依据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而成。写性格豪爽的淳于棼，因睡于一棵大槐树下，① 《汤显祖集》卷三三。

　　② 侯外庐：《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

　　③ 《汤显祖集》卷四九《玉茗堂尺牍之六·与宜伶罗章二》。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填词名手》。

　　② 张琦：《衡曲麈谭》，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册。

　　被槐树中蚂蚁国招为驸马与瑶芳公主成亲，被任南柯太守。在南柯任上，淳于棼戒酒律己，兴利除弊，将南柯郡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因公主病故，淳于棼回朝后整日与权贵交欢，陷于淫乐，甚至与琼英郡主、国嫂灵芝及皇姑上真淫乱，最终被右相段功进谗，发遣还人间，醒来方知原是南柯一梦。

　　汤显祖在《南柯梦》中，借用蚂蚁国的故事写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即南柯郡）。侯外庐对汤显祖的《南柯梦》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历史的进程还没有先进阶级来实现其历史任务的时代，梦想的追求虽然带有一些胡话，但是梦想的政治倾向却是明显的。这样具有政治倾向的伟大的理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而且在汤显祖的艺术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也是逐步达到高峰的。”①这才是汤显祖创作《南柯梦》的主旨。汤显祖在《南柯梦》中，还写到与现实生活中同样的官场和朝廷，以权力之争中的勾心斗角及宫廷中荒淫的生活，应该说，这仍然是汤显祖的寄情之作。在找寻不到出路的时候，汤显祖又不得不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在佞佛中去追寻思想寄托。《南柯梦》中的淳于棼最终被契玄禅师一剑斩断了与瑶芳公主的情丝，终于万念俱空，被众僧引入了佛门之中。这又表现了汤显祖在找寻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那种感到人生如蚁的茫然之情。

　　汤显祖在思想上属于泰州学派，而且更近于李贽（卓吾）的思想，因此在其思想中夹入佛教出世观也就不足为怪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的失落中往往会寄托于佛、老，以求得自我解脱。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超脱了现实社会生活，相反，他们往往会更加深入到民间社会的生活当中，看到那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产生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在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佛、老便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思想寄托。

　　在完成了《南柯梦》的次年，汤显祖又写成《邯郸梦》。《邯郸梦》是根据唐人沈既济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的。写卢生在赵州酒店中偶遇神仙吕洞宾，谈及自己建功树名的志向。吕洞宾为了点醒卢生，让他梦中与清河崔氏小姐成亲，又受唐玄宗招贤，以钱行贿，得中头名状元，授官翰林学士兼知制诰。此后于官场中争斗沉浮，用尽各种手段，最终坐上丞相之位，出将入相六十年，子孙尽享荣华富贵。临终时还想着给年方数岁的幼子讨个荫袭，又怕死后总裁国史对其六十年勤劳功绩编载不全。..一觉醒来，店主人的黄粱饭尚未蒸熟。卢生由此大悟，对“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①。

　　依然是写官场生活，依然是写梦境，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却是晚明社会与官场的现实。在汤显祖的笔下，从科举取士，官员的升降，无不充满了黑暗的关节。这对于经历过官场生活的汤显祖来说，并不陌生，而在当年大计中被削籍，更使汤显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黑暗，他将这种对于现实官场生活的愤怒之情寄托于《邯郸梦》的创作之中，使这部戏曲作品更充满战斗力。从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辞官归乡，到万历二十九年写成《邯郸梦》，这三年是他一生戏曲创作的高峰时期。“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中的三梦都创作于此期间，只有《紫钗记》早于此，大约初稿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定稿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临川四梦”的完成，是汤显① 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帧罚 泄 肪绯霭嫔*1962 年版。

　　① 《邯郸梦》第二十九出《生悟》。

　　祖戏剧创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顶峰。许多戏曲评论家认为，汤显祖的作品从《牡丹亭》以后，更加成熟，到《邯郸梦》仅用三十折，写出了官场中种种复杂黑暗的关系，所谓“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拾掇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二百年来，一人而已。”①贫困的晚年“临川四梦”创作完成后，汤显祖没有再继续于戏剧的创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指导名伶的演出上。这很可能是出于当时一些人对于汤显祖作品的篡改，他不得不认真于对自己作品表演的保护，其后发生的“汤、沈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

　　事发于戏曲家沈璟从曲律出发，对汤显祖的作品进行改动。由戏曲家吕玉绳将改本及《唱曲当知》之类小册子寄给汤显祖。沈氏这种囿于格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戏剧创作，使作者难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沈氏对汤显祖作品的改动自然也就伤及了作品的本身，所以汤显祖一再叮嘱宜伶：“《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吕家改的（实为沈改），切不可从。”因为这种改动，改变了原作的意趣，失掉了作品的思想性，不在于表现作品中的人物与情感，而去适应声律，这就破坏了原作的主旨，汤显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甚至到汤显祖身后，汤、沈的继承者们还在进行着争论。从今天戏剧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在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戏剧的发展与繁荣。

　　汤显祖的晚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他自己虽然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黑暗而弃官，但是对于儿子们的前途，却不得不又寄托于科举上。他的长子便是于求学中病死他乡的，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初八浴佛节时，五十八岁的汤显祖还在梦中梦见其长子蘧儿“持书颇乐，且语地下成进士”①。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汤显祖家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为三个儿子分家，一是家中失火。按照汤显祖的主张，这次分家，“分器不分书”，“分田不分屋”。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做法，当年家中的一场火灾使汤显祖的藏书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自己所著的文集也因这场火灾逸去甚多。这对他打击是甚大的。汤显祖一生的坎坷，使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戏剧创作和饱览书籍之中。他常指着床头的书对人说：“有此不贫矣。”②而足以使其“有此不贫”的书籍也毁于火时，更加使汤显祖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与无情。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天，三儿开远中举，多少给晚年的汤显祖一点安慰。尽管这对于他的家庭生活并未带来实际的意义，但在精神上的宽慰使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感到可以瞑目了。次年约在春夏之际，汤显祖写下了《诀世语》七首：一祈免哭、一祈免僧度、一祈免牲、一祈免冥钱、一祈免奠章、一祈免崖木、一祈免久露。后世的史家在为汤显祖作传时写道：“就这样，显祖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在完成了他对封建宗法、礼教世俗、鬼神迷信的最① 王骥德：《曲律》，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六《戏剧》。

　　① 《年谱》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② 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汤显祖集》附录《传》。

　　后一击之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亥时（1616 年7 月29 日）溘然而逝，终年六十六岁。他死的时刻，正是黑暗最为深重的夜半。”①那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治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汤显祖却以他那寄情其中的伟大作品，在那冷酷的黑暗中给人以光和热。这也便是从汤显祖那个时代起，直到今天，人们对他和他的作品永远给予热爱和崇敬的原因。

　　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第一次将中国的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给予同样的高度的评价：“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原按：此处推算有误，系与莎氏同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②① 黄文锡、吴凤雏：《汤显祖传》，第242 页。

　　第二节徐渭考场失意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 年3月12 日）①，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他是父亲晚年纳妾所生，归嫡母苗氏。出生后百日丧父。十岁时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刺激弥深。十四岁那年，苗氏去世，他乃由同父异母之长兄徐淮抚养。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甚不相得。徐渭青少年时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九岁能为举子文，十二三赋雪词，十六拟扬雄《解嘲》作《释毁》”②，享誉远近。因而在世态炎凉之中，他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执拗、偏激、多猜、恣肆而敏感。徐渭成年后“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鹤唳”③，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所作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超轶千古的不羁之感。

　　徐渭二十岁中秀才，次年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并随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阳江（今属广东），协助办理公文，对官场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阴，参加乡试，仆仆于浙粤道上。

　　徐渭虽为赘婿，但妻潘氏十分体贴，以少女的真情，给他以温柔的慰抚，带来了生活的新意和乐趣。正如徐渭后来写的悼亡诗回忆：“掩映双鬓绣扇新，当时相见各青春。傍人细语亲听得，道是神仙会里人。”①夫妻相敬如宾，恩爱似蜜。

　　在往返浙粤的途中，徐渭还乘兴登南昌滕王阁，观赏翠色如黛的赣江风光；又游梅岭观音洞，秉烛探胜，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不已。他于沿途吟诗赋辞，流露出平生以来少有的乐观情感，对生活和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徐渭还与山阴文士沈鍊、萧勉、陈鹤、柳文等结为文社，他们诗酒酬答，讨论诗文书画，评论古今人物，探索人生真谛，放情山水，时人有“越中十子”之称。在广交文友的活动中，孤芳自赏的徐渭，转而博采众长，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得到迅速提高。

　　然而命运多舛，徐渭两次参加绍兴府乡试，都名落孙山，这对热衷于功名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外，二十五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无赖霸占，房产、田园，荡然无存；二十六岁时，徐渭的爱妻潘氏又得病溘然去世，年仅十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这些接二连三的不幸，使徐渭① 徐渭：《畸谱》，《徐渭集》补编，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325 页。② 《徐文长三集》卷十九《赠妇翁潘公序》，《徐渭集》第546 页。

　　③ 《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1 页。

　　① 《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1 页。

　　茫然不知所措，为了谋生，他离乡背井来到太仓（今属江苏），却不得门径，徒劳而返。

　　嘉靖二十七年（1548），二十八岁的徐渭，“背负一蒯剑，挟数败橐书，来僦屋东城里中”②。他将此敝庐命名为“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口，并且开始追随季本、王畿，研习王阳明的学说。次年，他又不顾世俗的偏见，将身份低贱、分别十九年的生母接来同住，以享母子欢叙的乐趣。

　　在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下，徐渭对个人意志变得愈为重视。他认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故马医、酱师、治尺棰、洒寸铁而初之者，皆圣人也”①。因而徐渭公然对传统儒学的观点发出反叛的呼叫，蔑视朱熹等人宣扬的“君臣父子之懿”，强调《庄子》的绝对自由精神，性格也更加豪放不羁。他还从《首楞严经》这部禅宗的经典中，领悟到心性的自然与为人的自适。

　　徐渭在钻研学问的同时，对政局十分关心。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北方的俺答军队在京畿掳掠，史称“庚戌之变”。当消息传到江南后，徐渭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今日歌》、《二马诗》等，痛斥权奸严嵩误国，恨不得插翅飞往前线杀敌，炽热的忧国情感溢于楮间！由此他把自己报国的前途寄托于科试上。可是，恣肆的才情又为八股文所束缚，依然屡试屡北，先后参加八次乡试，全部落榜。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试考中，他受到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的赏识，拔为第一，增补为县学廪膳生。但在复试时仍未中举。书画奇才，“词坛飞将”

　　徐渭的才华，在八股场屋之外得到充分的显示。他三十岁以后学习书画，一触即不可收拾，于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能；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将自己对人生的复杂感受倾注到笔墨之中，使内心的激动、寂寞、痛苦、愤慨与欢乐、追求，在写意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得以表现出来；他的行草书更是以桀骜之气，将自己狂傲不驯的精神、奇特雄放的气质，一一宣泄倾倒出来，如狂花扑水，破云堆岭，线条粗犷强劲，“苍劲中姿媚跃出”①，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有“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之誉②。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积极地投身到抗倭保家的战斗中去，他淡忘了个人的不幸，神情振奋，冒死来到前线，先后参加了柯亭战役、皋埠战役、龛山战役，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并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龛山战役结束后不久，徐渭应内兄潘涛之邀，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冬离浙游闽。他溯富春江，由兰溪入闽。沿途翠峰逐岸，美不胜收，舟泊夜市，笙歌不绝。他游览了武夷山，并在福建顺昌潘涛驿丞署内潜心研究南戏剧本，探求南戏的源流，分析各种地方戏声腔的发展历史。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② 《徐文长佚草》卷五《司马氏嫂传》，《徐渭集》第1139 页。

　　① 《徐文长三集》卷十七《论中三》，《徐渭集》第489—490 页。

　　①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②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目者”③。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

　　回到山阴后，徐渭还致力于戏曲的创作，他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写成了杂剧《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作品。这些剧本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长短不一，生旦合唱，随意抒写，强调自然，而且宣扬人的情欲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反对虚伪的禁欲主义；歌颂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酷压迫；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豪达意气。

　　徐渭的《四声猿》，高华爽俊，洋溢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①于此可见一斑。

　　幕僚生涯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在此以前，徐渭曾为胡宗宪起草过疏牍奏章，并且代笔歌颂严嵩，还参预胡宗宪的剿倭计划。他对胡宗宪傍依严嵩非常不满，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离开了书斋，进入了衙署。以后，他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知兵设计，协助胡宗宪平倭。徐渭身在军营，而疏狂之习无改，经常与少年结帮豪饮，大醉啸歌，幕中有急事，召他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当时虽然“督府势严重，文武将吏庭见，惧诛责，无敢仰者，而渭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直闯门入，示无忌讳”①。由于徐渭长于作战计谋，又善写诗文颂词，胡宗宪对他优容有加，不仅赠银让他购得房产，不必寄人篱下，而且还帮他续弦，娶上漂亮的女子张氏为继室。

　　不过自由放任的徐渭总不习惯于拘谨的幕府生活，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乘胡宗宪因严嵩案受牵累、总督府解散之机，回到了绍兴。次年，又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赴京，因性格不合，不久便辞去文书之职南归。不料李春芳竟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放出风声，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于是徐渭又千里迢迢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这桩纠纷。

　　孰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胡宗宪在政敌的构陷下，入狱而死。徐渭闻讯，惧怕自己曾为胡宗宪代笔歌颂严嵩而忧心忡忡，以致精神失常，反复九次自杀未遂。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在一次狂病发作中产生幻觉，以为继妻张氏与僧人通奸，竟将张氏杀死。遂锒铛入狱，服刑七年。

　　在友人的营救下，徐渭总算没有以命抵罪，但他于万历元年（1573）出狱时年已五十三岁。他无以为生，乃以出卖字画诗文■口。怀才不遇，落魄江湖，清名受辱，前途无望，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辛酸，更使他放浪形骸，③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① 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陶望龄：《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39 页。

　　以酒浇愁。他有时彻夜狂饮，以泄忧愤，诗文不肯傍依他人，横冲直撞，呼啸而起，对封建的理念、传统的束缚，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豪迈放逸，自成一格。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尤为反感，认为拟古不过如鸟学人语，即使学得再好，也不过是鸟语，毫无真实的价值。他主张诗歌应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有感而发，故而将胸中英雄失路之悲、托足无门之愤，以及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等可惊可愕之状，皆寓诸诗文，所作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破土，似寡妇之夜泣，若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则平畴千里，倾泻无阻；偶尔幽峭，则鬼语秋坟，凄惨悲凉。徐渭的书画，也更加泼辣豪放，荡人心魄。他善于画葡萄，老藤欹斜低垂，葡萄晶莹如珠，以表现“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愤慨。①他的诗文书画，融为一体，显露了强烈的个性，对后世反传统束缚的画风形成，颇具影响，以致清代“扬州八怪”的代表郑燮，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穷愁老病殁万历三年（1575），徐渭应张元忭之请，参与纂修《会稽志》。以后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万历五年（1577），他又应巡抚吴总之聘，赴宣化府充任文书，以为稻粱之谋，并借以开拓襟怀，放情山水。在宣化、北京等地，徐渭写下大量诗文，寄托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如《边词》、《胡市》等，活泼流利，而富有现实意义。

　　五年后，徐渭因旧病复发，返回山阴，定居“青藤书屋”。晚年他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①。他有时携钱与下隶佣者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穷愁老病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徐渭一生，才艺纵横，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力图追求个性解放，而又难以摆脱自身的传统意识，八赴科试，败北以终，惟从诗文书画创作中寻求个人尊严的表露，汪洋恣肆，著作宏富。他的诗文大多收入《徐渭集》。杂剧尚有《歌代啸》，传世书画作品有《牡丹蕉石图》、《墨葡萄图》、《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① 据徐渭：《墨葡萄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①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第四十一章归有光袁宏道钟惺第一节归有光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开甫，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久居震泽湖畔，故自号震川，又因生于昆山项脊泾（今属太仓），乃别号项脊生。出身在书香大族，先世多以文学著称，颇有声望。但他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却没有功名，读书力田而终。

　　归有光自幼颖悟，“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而能读其书”①，“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②。后来师事同县名儒魏校，攻读《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濂、洛、关、闽之说，“浸渍演迤，蔚为大儒”③。二十岁成秀才，以第一名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后以贡生选入南京太学。他还与友人结社会文，常常在昆山马鞍山畔的野鹤轩谈文说史；或读书万峰山，翻阅《大藏经》。他主张为文要重视真感情、真本色，反对模拟剽窃，尤钦佩司马迁与欧阳修的文风，对他们含情不尽的笔法尤为赞赏。虽然归有光伤叹自己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可遇奇功伟烈之事，写出感泣鬼神的篇章，但是他以自己的家世和家庭琐事为题材，表达丰富的生活感受。在《项脊轩志》、《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李南楼行状》等散文中，用朴实的笔调，将他早岁丧母、青年丧妻夭子的家庭不幸变故叙述出来，在记述中插入不经意的回忆细节，如泣如诉，悲伤哀戚之情流露无遗，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归有光的这些散文，虽然写琐屑之事，却深得司马迁笔法，于不要紧之处，说不要紧之语，风神疏淡，笔墨寥寥，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①。如《寒花葬志》，作者回忆十年前逝去的婢女，仅用数十字的篇幅，勾勒三件小事，就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感情深挚，使人们对她的不幸早逝表示悲叹。

　　因而，归有光的散文问世后，以其清新、简洁的文风，深挚的情感，打动着读者的心弦，使那些模拟剽窃、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干涩文风，为之黯然失色。不少学子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虚心求教。

　　嘉靖十九年（1540），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但是归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风，并没有受到那些冬烘气十足的秋试会考官的欢迎，屡试不中；他跋涉数万里，先后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归，以致“仕进之心落然”②。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归有光的宝贵年华，又招致一些势利之徒的诋毁与嘲笑，尤其是乡里之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① 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 页。按：“紫阳先生”即宋代学者朱熹。

　　②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③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第981 页。② 归有光：《上瞿侍郎书》，《震川先生集》卷六，第125 页。

　　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①。

　　归有光却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窥见了科举制的弊端，觉得它让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②，使得为文服从制举八股，徒成僵化，而无情感可言。他还对那些莫辨猥杂，而唯以剽窃为能的文风发出挑战，在嘉定安亭江畔筑庐读书谈道，以一个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谈八股文风的革新，教授举子科考之艺；编辑唐宋散文，以反对文坛上滥行的“复古派”运动。归有光痛定思痛，标新立异，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统，四方来学者竟达数十百人。

　　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告诫学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窃”，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③。

　　自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来，明初“台阁体”的拘板文风得到很大的纠正。后来到嘉靖初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继承复古衣钵，以饾饤文字为能事，却不免流于因袭模拟，文风出现华而不实、臃肿浮荡的倾向。针对这一风气，王慎中、唐顺之疾呼学习唐宋散文，重视感情的真挚，强调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称“唐宋派”。

　　归有光积极地投入了文坛上的斗争，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对王世贞等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的观点。归有光虽然不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文章早已传誉远近，所以显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抗衡“复古派”，在授徒的同时，连续写了《女二二圹志》、《亡儿■孙圹志》、《见村楼记》、《筠溪翁传》、《张贞女狱事》、《书郭义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复古派”割断的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

　　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①，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②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③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① 《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 页。

　　② 《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49 页。

　　③ 《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51 页。

　　①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 页。

　　② 《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1 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9 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④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①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②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③，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④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⑤。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⑥，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从“故家野老”处搜采历代有关治理长江下游、钱塘江下游与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献⑦，编写了《三吴水利录》四卷。在这部书中，归有光绘图分析东南水利大势，条陈历代治水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阐发，剖明利弊，认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应当疏其湮塞，“开浚诸水”，“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漫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①，以解百姓鱼鳖之忧，使境内丰熟富裕。他将这些文献和建议，呈给地方官府，以供他们治水参考。

　　在抗倭战争中，归有光亦积极地返回昆山城中参加防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此外，归有光又写了《鲤鱼山》、《郓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图序》等诗文，有的记所见灾祸，表达对灾民的同情；有的讥刺权贵、贬斥方士滥行，有的为劳动妇女所受的非人压迫鸣不平。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而称誉文坛。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

　　他决心学习古代贤县令，兴利革弊，作一番事业。

　　归有光上任后，平反死囚犯数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审理案件，④ 《与沈敬甫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69 页。

　　① 《尚书别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1 页。

　　② 《庄氏二子字说》，《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 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世界书局1935 年版，第58 页。

　　④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 页。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⑦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 页。

　　①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0—61 页。

　　他都详细调查，把有关妇女、儿童召至案前，细细交谈，把案情审理得清清楚楚。凡鱼肉百姓者，决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于忤其意而不执行。三年知县任上，“小民安居自如”②。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名为迁，实重抑之”③。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隆庆三年（1569）冬，他赴京入贺万寿节，受到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荐引，任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被李春芳留在内阁，负责敕房的工作，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他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 年2 月5 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①归有光去世后，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愈来愈为社会所重视，连他的文坛敌手王世贞也对其表示折服，渐渐改变“复古派”的旧观点。王世贞晚年在给归有光的遗像题赞词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②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有光的诗文后人辑有《震川先生集》行世，此外，除《三吴水利录》，他尚著有《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

　　②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震川先生集》第981 页。③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附录》。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第559 页。

　　第二节“公安三袁”

　　明末文学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为公安派的创始者。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①，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②。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雨过庭花好，开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几年愁？一朵新红甲，四筵半白头。久知行乐是，老矣复何求？”③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①，而卓然独立。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②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① 《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传》。

　　②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文集》卷九。

　　③ 《花朝即事》，《袁宏道集笺校》卷一，第19 页。

　　①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② 《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笺校》卷二，第81 页。

　　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③。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④。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①，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②，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③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④。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①；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③ 《沈广乘》，《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第242 页。

　　④ 《解脱集之四·尺牍·伯修》，《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492 页。① 《徐文长传》，《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第715—716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③ 《与张幼于书》，《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02 页。

　　④ 《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光明书局1935 年版，第359页。

　　①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西施之不能效颦乎！”②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③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④。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①。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 1606）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②。

　　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③。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九月初六日（10 月20 日）遽然去世④，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一生，倡“性灵说”，强调诗文创作的直抒性灵，对荡涤复古派末流的模拟文风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称“公安三袁”，为“公安派”的首领。他的诗文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后来集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 年3 月13 日）。①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

　　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②，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② 《冯琢庵师》，《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80、781 页。

　　③ 《答陶石匮》，《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43 页。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67 页。① 袁宏道：《与汤义仍》，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中郎小品》，第页。②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③ 袁中道：《砚北楼记》，《珂雪斋近集》卷一，上海书局版，第80 页。④ 袁中道：《游居柿录》。

　　①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传》，第45 页。

　　② 《公安县志·袁伯修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第353 页。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求教文章之道。李贽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启发，袁宗道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认为诗文应当代表口舌以宣传心意，因而“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不然，只会“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③；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虽鸿篇巨裁，也不过是“募缘残溺，盗窃遗矢”而已①。

　　袁宗道针对李、王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提出“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的问难，并且反驳道：“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进而一针见血地点明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②为此，袁宗道还特别选中唐以后的白居易、宋人苏轼作为自己的诗文学习榜样，并将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所写诗文以白、苏平易畅达之风为旨。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讲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等人结“葡萄社”于城西，寄趣诗文，放情山水。袁宗道写下《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等散文，以清润婉妙见称。

　　袁宗道性喜恬淡，为人文雅谨慎，厌于尘俗之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决定辞官南归。可是官场的劳悴已使他体虚患病，九月，逝于北京任上，终年四十一岁。

　　袁宗道为官清廉，死后身无积蓄，全仗门生资助，遗妻方得移榇公安。

　　他的诗文收入《白苏斋集》。

　　袁中道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①，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为文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②。所写《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散文，笔墨恣肆，率尔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于清幽之趣。③ 袁宗道：《论文上》，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2 页。①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②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8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然而袁中道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人向往科举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连应试，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此时年已四十七岁。他出任徽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博士。后来改派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从“公安派”树帜文坛后，诗文模拟生硬之弊渐渐得以扭转，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现空疏不实的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后，对此有所认识，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①因而他对后七子复古文风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评来得激烈，并且对“公安派”之弊有所纠偏，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诗，则善矣。”②晚年他甚至想烧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轻佻浅露。③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后不久，因病乞休，却逝于官，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诗文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珂雪斋近集》。

　　① 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第1712 页。

　　② 袁中道：《蔡不暇诗序》，《珂雪斋近集》卷三，第34 页。

　　③ 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9 页。

　　第三节钟惺附谭元春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止公居士④，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酷爱诗文。在家庭的影响下，钟惺从小就刻苦学习，研习诗古文辞。他虽然外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⑤，却好奇思冥索，勤奋不懈，为诗清秀简隽，情态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后又师事雷思霈，雷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钟惺也倾向诗歌要表现自我的主张，反对因袭模拟，故而所作诗文，愈加“清绮邃逸”①，自然流畅，“为人所称许”②。

　　钟惺虽然不爱参加当时盛行的社集活动，但却对诗坛的流弊较为了解，觉得诗风太沉闷无奇；他认为有的诗人抱残守缺，犹宗“后七子”余波，由模拟而流为肤熟，了无生机；有的诗人则承袭“公安派”遗绪，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演为轻佻、薄俗。为此，钟惺想另辟蹊径，对“后七子”、“公安派”末流进行纠补矫偏。他认为诗坛的这些失弊，主要在于诗人们的学问浅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单绪”的复杂情感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深奥之作③，因此，他要阐发古人的幽深孤峭，将其揭之于世，以“发覆指迷”④，开人眼界。

　　这些看法得到同邑谭元春的响应。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比钟惺小十二岁。谭元春认为写诗要注意文辞的修饰，要精心雕刻，将性灵的复杂幽深表现出来，使之能“常浮出纸上”，“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⑤，决不可率直如话，浅薄得毫无诗意诗情。

　　谭元春善于写诗，风格清丽自然，如《远村》五言云：“投足礼天竺，闲院木石香。有一长眉叟，背手看稻粱。近前果父执，朴野无他肠。随我至我家，不揖径坐床。呼我以小子，语笑皆上皇。见我多童仆，导我凿藕塘。繙案睹陶诗，欣然求数章。何以润我笔，归即献百觞。不然春蚕出，赠我丝衣裳。喜为纵横写，字亦不寻常。与订来往约，年高恐健忘。”①形象生动，语顺气畅，叙情描景，生机盎然。

　　谭元春既和钟惺意趣相投，亦欲矫正时弊，“自出手眼，别开门户”②，两人乃开始合编诗选，取古人诗歌中纤诡幽渺之作，加以阐扬。经过数年的努力，钟惺、谭元春共同编成了《唐诗归》、《古诗归》，共五十一卷，前者取唐人之诗选辑而成，后者取唐以前之诗选辑而成，合称《诗归》行世。④ 钟惺：《题跋·题马士珍诗后》，《隐秀轩文》，岳麓书社1988 年版，第304 页。⑤ 《明史》卷二八八《钟惺传》。

　　① 袁中道：《花雪赋引》，《珂雪斋近集》卷三，上海书店1982 年版，第36 页。② 《诗文集序·隐秀轩集自序》，《隐秀轩文》，第95 页。

　　③ 《诗归序》，《隐秀轩文》，第72 页。

　　④ 钟惺：《书牍·与蔡敬夫》，《隐秀轩文》，第211 页。

　　⑤ 谭元春：《序·诗归序》，《鹄湾文草》，岳麓书社1988 年版，第39 页。① 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远村之一》。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570 页。《诗归》问世后，犹如在熟俗肤浅的诗坛中吹来了一股“深幽孤峭”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诗家几乎人手一编，风行各地，被视为作诗的准绳，后来在晚明诗坛上“浸淫三十余年”③，对改变诗风起到重要的影响。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钟惺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钟惺自编《诗归》，倡幽峭诗风后，为诗也由清绮而转为孤深，遣词用字，力求含蓄隐晦，刻意表达深僻之旨，以树帜诗坛。他在《江行俳体》等诗中，以怪字、险韵来加强诗歌的诙严，如“舟卧梦归醒见水，江行怨泊快看山”等④，未免雕镂太多，僻冷不畅，显得晦涩与佶屈。

　　谭元春此时的诗风，也趋向怪僻，如《读曲歌》云：“交欢久，贝齿有时落，欢独长在口”等①，不仅生硬陡峭，而且支离破碎，“莫辨阡陌”②，有如游戏。

　　然而，他们的诗风虽然因刻意别创一格，从纠偏俗浅而流向僻涩，但他们的散文却保持原来的清丽明畅本色。钟惺在每次奉使归来，都写下一些散文，记述沿途风物，如《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梅花墅记》等，绘景抒情，情景并茂，文采鹰扬，朗朗上口。谭元春也好游佳山秀水，所写《游玄岳记》、《游南岳记》等，亦绘声绘影，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颇为流畅耐读，与诗风的晦涩迥异。钟惺在谭元春游南岳归来后，为谭的书斋取名为“归岳堂”，以祝贺他外出创作的成就。

　　后来钟惺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

　　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③。

　　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④。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在钟惺去世后两年，考中举人。崇祯年间，他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一带，与“复社”名流茅元仪、宋献孺等往还，诗酒唱和，并写下《游乌龙潭》等风格秀雅的散文名篇。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赴京会试，不幸病死于旅舍①，享年亦五十二岁。他的诗文，后人辑为《谭友夏合集》。钟惺、谭元春，为扭转明末诗坛平俗肤浅流弊，力倡幽峭，诗风亦由清丽而变为僻涩，影响一时，人们因他们都是竟陵人，故称钟谭这一文学流派③ 同上书，《钟提学惺》，第571 页。

　　④ 钟惺：《隐秀轩集·江行俳体》。

　　① 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读曲歌》。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第572 页。

　　③ 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钟惺传》，第368 页。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第570 页。

　　① 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谭元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2347 页。为“竟陵派”。

　　第四十二章董其昌陈洪绶第一节董其昌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今属上海市）人，①贵显后移居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县城内）。出身于一个穷秀才的家庭，只有“瘠田二十亩”②，生活较清寒。年轻时董其昌究心经史，学作八股文，一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但却屡试不中。迫于生计，他曾在平湖教私塾■口，后来又为逃避差役，改入华亭县籍③，以后就一直自称“华亭人”。

　　董其昌虽然文运不佳，但在某次会试失利之后，产生了对书法艺术的追求。那是他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的事，当时他写了一篇很漂亮的八股文，自思准可夺魁，孰知出榜时成绩反不如他的堂侄董原正，落得个第二名。原来知府衷贞吉嫌董其昌试卷上的字写得太差，故意把他降为第二，而把文章比他差的董原正拔为第一名。这件事给董其昌很大的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决心洗去落笔不工的耻辱。①他初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此外，他还向华亭陆树声、莫如忠等书法家求教，并且一有机会就去南京、嘉兴、杭州等地访问书画收藏家，观赏历代名家作品，结交莫是龙、顾正谊、丁云鹏等擅长丹青之士，对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三岁时，董其昌开始学画山水，师法元末黄公望。他无钱买纸，有时竟脱下白布袍在上面写字，或在白布床褥及帐子上练字，以致屏帏床帐，淋漓殆遍。为了求得名迹临摹，他还“典衣质产”②。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入门径。

　　万历十七年（1589），三十五岁的董其昌终于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北京翰林院深造。北京是明朝文化的中心，翰林院是文人、学士云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窗陶望龄、朱国桢、焦竑、袁宗道等，都是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别是董其昌的老师、翰林院学士韩世能，嗜书画成癖，更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学士处借阅晋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寝食”③，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不久，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因病去世，身后一贫如洗。董其昌见义勇为，不辞劳苦，护柩回田氏家乡福建大田县，以尽师生之谊。沿途他登临镇江北固山甘露寺，饱览大江空濛、浩荡东去的雄壮景色；又游武夷山，观赏在朝晖夕阴中虚幻缥缈的群峰。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使他感到山川的绮丽和林泉的幽雅，寓诸笔墨，点染山水，往往显得奕奕有神。回京时他路过松江，便① 据乾隆《华亭县志》卷二《董文敏祠》：“上海董家汇人。”

　　② 《云间杂识》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

　　③ 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一八：“后子、丑联捷，遂占籍华亭。”

　　① 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评法书》。

　　② 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一《来仲楼随笔序》。

　　③ 《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四《书家传》二三《董其昌传》。

　　竭力搜寻以画山水见长的“元四家”遗墨，从这些水墨淋漓、自然生动的杰作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三年庶吉士生活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董其昌在任上因公三次离京远游，跋涉数千里之外，综览祖国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瑰丽风光。

　　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1592）夏，作为持节使臣，出使武昌册封楚王朱华奎。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吕梁山的流泉飞瀑；游览惊涛拍岸、乱石穿云的嘉鱼县赤壁沙渚，经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归。

　　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又作为持节使臣，出使长沙封吉藩朱翊銮。他放舟烟波浩瀚的洞庭湖；悠游潇湘道上，欣赏两岸的汀洲丛木、茅庵樵径；畅游黄冈赤壁；乘兴登庐山，观看白莲盛开，远眺含鄱口茫茫江流；避风石钟山，探水石相搏之趣。

　　第三次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奉旨主江西考试。此行取道山岭葱茏、水舟生烟的富春江、兰溪；登群峰竞秀、云烟变灭的九华山，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多娇的江山，万千的气象，开拓了董其昌的襟怀，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对自然风光的美好感受，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素材。董其昌不但注意观察真山真水，同时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优良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无论在旅途，还是在北京，他都尽力搜采名人法书宝绘，揣摩历代山水画诸流派的风格和艺术渊源，尤其推崇王维、董源、米芾、高克恭和“元四家”的绘画，以为他们的作品富有诗意，有文人的浪漫色彩，而不拘泥于形似。这时候京中的士大夫受李贽的影响，常常三五成群谈禅为乐，董其昌时而也去聚会，加入提倡“性灵”、“顿悟”的行列。他还去通县拜访李贽，一见如故，许为莫逆之友。

　　受禅家南北宗之分的影响，董其昌巧妙地以禅家的宗派来譬喻历代山水画风格的分野，提出中国美术史上文人与非文人两种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影响下形成的两大山水画流派。他把禅家“北宗”的“渐修”与“南宗”的“顿悟”引入山水画派的区分中，认为文人画如“南宗”，讲求天趣，是“顿悟”的表现，这派绘画是天赋的，非徒有功力者可比；而“北宗”是“作家”之画，只重苦练，却无天趣可言，是“渐修”的表现，此派绘画不应学。董其昌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加强修养。他心目中的文人画派，即画家“南宗”，有王维、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芾父子、“元四家”，他们画山水用渲染之法，以“写”代绘；而非文人画派，即画家“北宗”，有李思训父子、赵干、赵伯驹、马远、夏圭，他们画山水用构研之法，精工而无逸趣。前者重于率意，强调自我表现，追求天真幽淡；后者巧于模拟，刻画细谨而无生机。①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主张充分发挥了画家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画外之意，在模拟刻板画风滥行之时，如惊世响雷，对美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士大夫与文人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迅速风靡画坛。

　　万历二十二年（1594）起，董其昌任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他尽量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去启发这位失宠的太子，结果受到皇妃郑贵妃的嫉恨，终① 据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王维江山雪霁图》；董其昌：《容台集》。于“坐失执政意”①，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副使。董其昌深感宫中是非莫测，他索性告病不赴，请假养病松江。以后竟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由于身份的改变，那些家乡的胥吏再也不敢欺侮董其昌，而地方官吏与士绅则联袂登门拜访，前来巴结董其昌这位京官。他虽说不上踌躇满志，但既有官僚的身份，又有山林的逸致，环境清闲而舒适，这对书画创作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陈继儒泛舟春申之浦（即黄浦江），壶觞对引，吟咏诗章，“随风东西”②，时或即景乘兴，泼墨涂数幅山水；时或观赏名人法帖，题几行跋语，悠哉游哉，自得其乐。他还去宜兴、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嘉兴、杭州，徜徉于锦绣河山之中。太湖包孕吴越的气势，西湖晴雨奇好的秀色，枫泾渔舟隐入芦荻的逸趣，灵岩古刹晨钟暮鼓的幽情，无不使他陶醉、恋眷，启发着他的创作热情。

　　太湖和长江三角洲，不仅风光如画，而且含英蕴秀，文化素称发达，有许多书画收藏家和文物商人。董其昌除游山玩水外，还访问友人，品评字画，鉴赏真伪。秀水汪氏“韵石斋”琳琅满目的图籍法帖，檇李“天籁阁”驰名遐迩的珍秘妙绘；苏州王氏私蓄黄公望岚气清润的山水长卷，扬州吴氏庋藏赵孟頫端庄潇洒的碑拓墨迹，都使他赏心悦目，耽玩难舍。

　　在松江城内，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漫论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

　　“风吹明月堕鱼梁，读罢残书依绿杨。湖上藕花楼上月，踏歌惊起睡鸳鸯。”①董其昌此时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浮岚暖翠图》、《神楼图》、《枫泾仿古图》、《鹤林春社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不仅用笔爽利遒劲，而且含蓄灵秀，墨色苍润，把江南烟云流动、送翠接黛的景色，传神地反映出来，令人如临其境，美不胜收。

　　正当董其昌在江南游目骋怀、放情山水时，朝廷派他为湖广提学副使。

　　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董其昌从松江溯长江赴武昌上任，后来又因公务，赴衡州（今湖南衡阳）、荆州、蕲州（今湖北蕲春）等地视察学政。他再游潇湘，注意那时晴忽雨的泽国变幻，顿觉妙趣横生，时时展观随身携带董源、米芾、郭熙等人的作品，对景领略古人作画的意境，悟出诸如米氏山水墨沉淋漓、郭熙画石如云的奥秘，情不自禁地在舟中濡墨挥毫，去表现水乡那时而丽日多娇，时而浓云密布的怪奇景色，技艺愈为奇巧多变，深得超凡脱俗之趣。不过，对于纷纭变化的政局，董其昌却不那么留意，在学使任上因不愿俯仰顺时，而受到地方权势的反对。次年秋，数百名应试的生徒在乡绅的怂恿下，哄逐董其昌，并捣坏官署。他立刻拜疏求去，解绶返里，依然在松江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日夕以书画诗文为乐。

　　董其昌的诗以清丽自然、朴实明快著称，大多描写自然景色和寻幽探胜① 《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② 陈焯：《湘管斋寓赏编》卷六《董思白山水卷》跋语。

　　① 董其昌：《烟雨楼诗》，万历《秀水县志》卷八《艺文》。

　　之趣，流露出热爱祖国河山的情感，和向往林泉的志向，与他的品行相一致。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发，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隽永、婉约，耐人寻味。他的散文也平淡而潇洒，温厚而精灵，徐弘祖等人曾不远数百里来请他为先人写碑铭。董其昌最擅长题跋，有时洋洋洒洒，风流蕴藉，恰到好处；有时三言五语，亦妙趣横生，如画龙点睛，耐人寻味。他精于鉴赏，判断虽出人意表，却每每有据。同时，他的行楷书天真烂漫，又结构森然，得赵孟頫之秀而去其媚，兼苏东坡之刚而去其犷。因此，董其昌的“片楮单牍，人争宝之”①，“名闻外国”②。他的作品，往往是诗、书、画相得益彰。继“吴门派”之后，董其昌被誉为“松江派”的泰斗，而树帜艺坛。

　　后来朝廷任命董其昌为福建副使，他上任仅四十五天，便辞职告归。无官一身轻，他又辞去朝廷任他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在江南写字作画，鉴赏文物。一些字画往往经过他的品题而声价倍增，董其昌所得润笔也相当可观，加上子弟们仗势盘剥乡里，垄断利津，数十年间，董其昌居然成为拥有千顷良田、百艘游船的大地主。

　　万历四十三年（1615）九月，董氏子弟因横行霸道，次子董祖常抢夺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砸抢陆氏家产，并凌辱生员范昶致死，又毒打范氏寡妇，引起公愤。次年春，松江府娄县、上海、华亭三县生员首先发难，民众群起响应，包围董宅。上海、青浦、金山三县百姓赶至华亭助阵，不下万人，放火焚烧了董氏松江白龙潭住宅，董其昌如丧家之犬，惶惶然避地苏州、吴兴，直到秋天事平息，才敢回家。这次轰动江南的民变，史称“民抄董宦”。天启初年，董其昌应召任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赴京修《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书成，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协理詹事府事。天启五年（1625），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人称“董宗伯”。但他见阉党毒焰熏天，为避免不测，乃深自远引，乞休告归。崇祯四年（1631），他又被起用，复任礼部尚书。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酷爱书画，老而弥笃，他为内府名迹题跋，环肥燕瘦，品评甲乙，常常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得不以弟子的作品，去应付络绎不绝的求书画者①。朝鲜、琉球使臣也慕名前来索书，奉若珍品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总觉得京中的荣华不如家乡的清闲，首都的琼楼玉宇比不过松江的五湖三泖；况且此时功成名就，还是隐退为安。经过多次上疏乞休，崇祯七年（1634），董其昌被特准致仕，朝廷诏他为太子太保，让他驰驿归里。崇祯九年（1636）秋，他以老病逝于松江，享年八十二岁。南明弘光政权时谥号“文敏”③。

　　董其昌传世书画作品甚丰，有的流传美国、欧洲、日本，至今保存完好。他的诗文有《容台集》等。

　　① 何三畏：《漱六斋集》。

　　② 《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①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余家书派》；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二六。② 谈迁：《枣林杂俎·先正流闻·董其昌》，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 年版，第162 页。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董尚书其昌》。

　　第二节陈洪绶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小净名。明亡后削发为僧，改号悔迟、老迟、弗迟、悔僧、云门僧、九品莲台主者。①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99 年2 月6 日）诞生于浙江诸暨枫桥长阜乡。

　　陈洪绶的祖父官至广东、陕西布政使，父亲则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

　　陈洪绶天资颖异，从小就喜爱诗文翰墨，尤好丹青，有次去萧山来斯行家作客，他见来氏庭院新刷的墙壁洁白无瑕，乃于壁上画起数尺高的关羽像，躯干魁伟，凤眼长髯，雄姿勃勃，邻里叹为观止。来氏因而把这进庭院改为关羽祠。九岁时丧父，在祖父的教育下，他研习经史，学作八股文，并且对绘事的兴趣亦与日俱增。他时常过钱塘江去杭州观赏府学两廊的壁画，还把石碑上宋人李公麟的《七十二贤图》拓回家，闭门临摹，直到不规形似才算满意。画家蓝瑛、孙杕见到他的绘画后，惊叹不已，蓝瑛赞叹道：“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②除画人物外，陈洪绶还学画花鸟、山水，所绘《爱菊图》、《芙藻鸂鶒图》等，妙趣横生，闻名远近。他十四岁时，悬画于市中，已可“立致金钱”③。祖父去世后，陈洪绶离乡到萧山随来斯行研习学问，后来又娶来氏之女为妻。

　　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洪绶赴绍兴蕺山，师事浙东名儒刘宗周。刘氏为人刚直、沉毅，博学多才，淡然名利，恪守封建伦理，尤好谈性命之学，又富有爱国热忱，这些都对陈洪绶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课读之暇，他与同窗好友追慕屈原、李贺遗风，作长短歌行，挑灯相咏，倡和为乐。他还乘兴绘《九歌人物图》、《屈子行吟图》，以表达对爱国诗人的崇敬之情。这些图画构思简括，技巧娴熟，既如宋人梁楷惜墨若金，又如唐人吴道子“吴带当风”，人物衣纹清圆爽劲，清晰动人。他又爱读《华严经》，沉溺其中，至忘寝食。此外，还擅长行草，学宋人米芾，遒劲、奔放。有些人为了得到他的墨迹，争相与之结交。不过陈洪绶并不因名声斐然而沾沾自喜，他想到家境的败落，国运的衰微，而自己苦读有年，却依然白袍青衣，功名不就，效劳朝廷、荣宗耀祖的志向迟迟不能实现，故而常常牢骚满腹，郁郁寡欢，杜康自放，借以消愁；有时烂醉之后，使气骂座，指斥臧否，一吐胸中不悦，神情孤傲，疏狂不羁，即便学使遣人向他索画，也会遭到拒绝。

　　陈洪绶最喜欢去杭州饱游饫看西湖山水，他徜徉于灵隐、岳王庙、于公祠诸胜，行吟六桥三竺间，以诗画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忧伤。他在诗中写道：“萧寺闻寒鸟，冷泉写黄鸟，时年二十三，高怀甚了了。”①这类感叹岁月蹉跎的诗，流露出当时他不得意的心境。

　　天启三年（1623），陈洪绶妻来氏染病亡故。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加① 黄涌泉：《陈洪绶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 年版。

　　② 孟远：《陈洪绶传》，据陈洪绶：《宝纶堂集》卷首，康熙木活字本。③ 毛奇龄：《西河文集·传》七《陈老莲别传》。

　　① 陈洪绶：《枯枝黄鸟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家庭的纠葛，给他增添了新的痛苦和烦恼；赘婿丧妻，处境自然十分尴尬。于是，他决计北上，捐资参加国子监考试，图谋一展抱负。冬天，他抵北京，但京城正是太监魏忠贤柄权的时候，贿赂公行，党祸不测，群小喧嚣，一派乌烟瘴气。他不仅壮志难酬，而且还卧病不起，穷困潦倒，处境十分狼狈。四年（1624），陈洪绶病体稍愈，就扫兴南归，养病诸暨。在家乡他结识县主簿周文炜之子周亮工，两人同游五泄山，观瀑布，谈诗文，趣味相投，许为笔墨之友。

　　不久，陈洪绶到杭州，与张岱读书灵隐岣嵝山房，并娶韩氏女为续弦。

　　这时陈洪绶新得佳丽，风流倜傥，更加疏放自娱；他醉心绘事，借以寄趣排忧，而且不为时尚所囿，大胆地为那些士大夫不屑一顾的小说作图，所绘《水浒人物》，出人意表，梁山豪杰，奇形怪状而神态毕具，“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①，陈继儒、赵宦光、邵弥等画家见后，无不为之骇目惊心。钱江两岸，秀色可餐，他载酒泛舟，陶醉在绿水青山中，性格也渐渐变得豁达、开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可常傲物，我亦爱傲人。三旬不成事，诗酒江南春。”②乐观、潇洒，颇为旷达。他还和曾鲸、祁彪佳等人诗酒高会，切磋画艺，创作日丰，有《娇红记人物图》、《古木秋天图》、《凤尾墨竹图》、《松石罗汉图》、《来鲁道夫人行乐图》、《宣文君授经图》等著名的作品问世。

　　崇祯十三年（1640），陈洪绶再次赴北京参加国子监考试。他喜结交，善绘事，好声伎，性放诞，和方以智、王崇简等复社名士文酒往还，畅怀娱乐，后来又以国子监生召为舍人，临历代帝王像，因得纵观内府书画，技艺猛进。他不像“吴门派”末流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学“松江派”，博取广采，倾心揣摩古人技法，融会诸长，自成一家；所绘山水亭榭，布墨有法，苍老润洁，颇具士气；人物深得古意，奇思巧构，变幻合宜，怪伟磊落，形神毕具；设色学吴道子，与世俗所尚浓艳之趣，大相径庭。陈洪绶的绘画与顺天（今北京市）崔子忠齐名，执画坛牛耳，时人有“南陈北崔”的美誉。不久，他被任命为内廷供奉。但陈洪绶目睹朝中权臣柄政，人事蜩螗，因而无意逗留北京，托辞不赴。在为周亮工绘的《彭泽令像》中，他流露出归隐之意。崇祯十六年（1643），陈洪绶终于离京回乡，尔后僦居绍兴城中徐渭故居“青藤书屋”。此处“不闻铁骑夕阳嘶”①，可以安心创作，为此他非常欣慰。然而政局的动荡已到了使人无法宁静的地步，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皇帝自尽煤山的消息传到江南，陈洪绶深感震惊，为明室的倾覆而无比悲痛，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一失常态，人以“狂士”相称，弘光政权成立后，友人劝他去应科举，以效忠明室，但他以“腐儒不可报君仇，药草簪中醉暮秋。此已生而不若死，尚思帝里看花落”的诗句②，谢却友人的好意，表示不思进取。次年，弘光政权灭亡。清军南进，占据杭州，浙东骚然。陈洪绶的师友刘宗周、祝渊、王毓蓍、祁彪佳，痛江山不保，恨奸臣误事，或绝食，或投水，纷纷含愤自尽。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件，给他很深的刺激，当鲁王监国绍兴时，他便投奔南明① 张岱：《陶庵梦忆·水浒牌》，上海书店1982 年影印本，第51 页。

　　②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久留》。

　　①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扫除青藤书屋有感》。

　　②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友人劝予南京科举，时甲申九月》。

　　政权。可是官军却借抗清之名，行虐民之实，残酷的现实，仿佛似一帖清醒剂，使陈洪绶对南明政权失去了信心。监国鲁王任命他为翰林，隆武遥授他为御史，均被心灰意冷的陈洪绶拒绝。满腔悲愤和磊落之慨，唯有从诗画中得到宣泄，他挥毫泼墨，绘《葛洪移家图》、《雷峰西照小景》、《钟馗像》等，笔墨之间处处表现出忧国伤时之感。马士英慕名卑礼求识一面，陈洪绶对这个祸国殃民的权贵非常厌恶，闭门坚拒。倘若有老兵出酒索诗画，他反而会欣然应允。

　　顺治三年（1646），浙东抗清武装节节失利，陈洪绶避乱绍兴郊外鹫峰，一度被清兵俘获，因拒绝作画而险遭杀害。六月，他潜至城南云门山，迫于生计，改号披缁，开始过着借僧活命的生活。数年来动荡的环境，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在《官军行》、《搜牢行》的长诗中，他抒发了对饱受战乱的家乡百姓的深切同情。

　　鉴于山寺卖画的不便，顺治四年（1647），陈洪绶回到城内青藤书屋。

　　是时清兵磨刀霍霍，大肆镇压四乡百姓的反抗，城中人人自危。白天他不敢外出，伏处书屋写《思荡坞》、《鸡鸣》等诗，寄托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他认为虽则“乱世无德人，无可邀天福”，但“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深感自悔，觉得“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①，每当想到自己的“不忠不孝”，未免“面赤耳热”②，惶惧不安。

　　激于明亡，愧于贪生，陈洪绶内心充满着痛苦与矛盾，因而愈加恣情山水，纵酒浇愁。顺治六年（1649），他移居杭州吴山，旧地重游，见到苏堤垂柳皆被剪伐，顿时感到无限的伤感，作《西湖垂柳图》，表现昔日湖畔杨柳依依、绿叶婆娑的湖光美景，借以一泄离乱之恨。他自称感慨多在山水间，愿与云影、山声、水光、花色共生共灭，青壮年时期的功名之欲，在人生的磨难之中，已化为死灰。陈洪绶此时不轻易创作，只是迫于生计才染笔涂抹，但笔力练达、老成，所绘《斗草仕女图》、《折梅仕女图》，笔墨倩冶，工而入逸，仕女穿宽袖唐装，与清人满服异趣；仕女有的含愁欲诉，有的凝神多思，风神衣袂，飘飘若仙。山水如《秋林晚泊图》、《溪山清夏图》，墨色简淡，意境深邃，枯树残柳，写出自己对山河破碎的焦虑。

　　陈洪绶主张绘画既要汲取古人长处，又要师法自然，并强调独抒性灵，不求形似。他喜欢清晨出门，漫步长桥、苏堤，吟咏篱落间，观赏西湖群峰静谧幽深的翠色，耽玩难舍，直至红日高升，才返回吴山僧舍。他又好用篆籀法画人物，力量宏深，渊雅静穆，古拙似魏晋手笔，所写题材大多为民间版画，如《博古叶子》和《鸳鸯冢》、《西厢记》、《水浒》人物，深为百姓喜闻乐见。尤其是图中人物的衣着发式，展现汉唐传统衣冠，寄托着深挚的民族情感，意在画外。

　　尽管生活清贫，一些旧友对穷困潦倒的陈洪绶冷若冰霜，但饱经世态炎凉的他，却执意不为清廷服务，孤傲不屈，过着温饱不济的生活，每得佳酿，辄烂醉方休。故交周亮工降清，官至户部右侍郎，路过杭州向他索画，洪绶不应；后经屡请，才作《归去来图》，用心良苦地劝周亮工不要为清廷服务。图中《解绶》一幅，绘陶渊明傲然官禄，两眼充满着愤懑的神色，形像高大；而接印的书生，个子矮小，弯背荷腰，一副拘谨贪禄的猥琐模样。此图既表①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青藤书屋示诸子》。

　　② 《宝纶堂集》卷二《太子湾识》。

　　现了陈洪绶的爱憎与民族节气，又浑然有古朴之风，由神入化，技艺高超。顺治九年（1652），陈洪绶忽然离开杭州回到诸暨，与旧时交游流连不忍相舍，不久病逝。或说，他“才多不自谋”，“有黄祖之祸”①，意即为粗蠢武人所害。根据他晚年曾在浙抚“田雄坐，尝使酒大骂”②，可以推测陈洪绶可能被嗜杀成性的田雄所暗杀。享年五十四岁，葬于绍兴谢墅官山。

　　子陈字，字无名，号小莲；学生严湛，字水子，两人皆善画人物。

　　洪绶一生，品行旷达，才气横溢。书画颇有传世，有的流传海外，日本、朝鲜等国争相购藏，视若珍品。诗文大多收入《宝纶堂集》。此外，还著有哲学著作《筮仪象解》。

　　① 丁耀亢：《丁野鹤集》，《陆舫诗草》卷四《壬辰（计一百六十四篇）·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参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683—684 页。② 邵廷采：《思复堂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8 页。第四十三章唐寅文徵明祝允明沈周仇英第一节唐寅唐寅，字伯虎、子畏，晚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自署印有“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等①。苏州吴县（今属江苏）皋桥吴趋里人。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1470 年3 月5 日），殁于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523 年1 月7 日）②。祖籍晋昌（今山西晋城），出身于商贾家庭。他父亲却追慕功名，希望子弟能以科名成家。唐寅从小聪慧过人，少年即有才名，然而他秉性疏旷，放荡不羁。父亲去世后，更是无拘无束，纵酒不事生产，不肯埋首穷经。又经儿子早夭，爱妻徐氏病故，一连串的打击，使唐寅不知所措，终日长歌当哭，嬉游无度，甚至与同邑“狂生”张灵裸立学宫泮池中，激水相斗，亦不在意。③好友祝允明见他自暴自弃，十分惋惜，乃规劝他用心读书。唐寅慨然地说：“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①非常自信，以后听从规劝，闭户苦读一年，志在必得功名，果然于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江南乡试第一名举人，摘取“解元”桂冠。

　　唐寅参加乡试时，主考官梁储看到他的试卷，曾惊叹他为“奇才”。还朝后，又携卷给詹事程敏政看，两人相与叹息道：“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②于是，程敏政也将唐寅收纳门下。后来，梁储奉使南行，唐寅曾请求程敏政代写一文以送行。

　　次年会试，唐寅与江阴考生徐经同舟而行，入京后又居住在一起。不料徐经竟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书僮，偷得考题。案发，唐寅受牵累下狱，饱受拷掠，“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③。尽管当局找不到唐寅与程敏政勾通的证据，但终因唐寅是程的门生，而被取消科考资格，并发往浙江为吏。

　　唐寅遭此莫名横祸，痛感社会的黑暗，大呼“士可杀而不可辱”④，断然拒绝为吏，返回吴县老家，从此无意功名。此时他的继室见丈夫功名断送，富贵荣华顿成泡影，便时时口出怨言，夫妻终于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为了排遣胸中的烦闷，唐寅离家远游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凡洞庭湖、祝融峰、武夷山、灵隐寺，山水清幽之处，他都驻足流连，领略湖山之胜。祖国秀丽奇伟的大好江山，自然界宁静无争的天地，使唐寅襟怀为之舒畅。回到家乡后，他振作精神，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桃花① 徐邦达：《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年版，第544—549 页。②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第8 页。嘉庆六年重刊本。③ 据《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黄鲁曾：《吴中故实记》，第11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297 页。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297 页。③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 页。

　　④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 页。

　　庵”，寄趣诗画创作，并以卖画为生。

　　唐寅的绘画，初学“院派”画家周臣，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笔墨精细，形象真实。放游归来后，他把才情奇思与积郁之气，悉数倾注丹铅笔墨之中，所绘除师法自然外，还师法宋元以来诸名家，以诗画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寄托逸花吐云般的英气，并与师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研讨技法，切磋画艺，广采博取，清秀细纤之中，更添豪迈粗放的新意。

　　唐寅的山水画，立意高雅，大多表现高人雅士隐遁林泉、飘然尘俗的境况，借以吐露自己对社会黑暗的痛恨与反抗，与一些纯粹陶情山水的作品有所不同，更富有思想性和超迈旷逸之趣。由于唐寅既有院派的功底，又有文人画家的涵养，所以他的山水作品纤细而秀润，沈郁而奇峭，“刊落庸琐，务求浓厚，连江叠■，■■不穷”①，给人以真实而具体的美感，令人遐思万端。如《太湖平远图》、《江南农事图》、《春山幽趣图》等，工笔、写意俱佳，雅俗共赏。

　　唐寅尤其擅长绘仕女、人物。他笔下的宫妓、歌女、丫鬟等，承唐人张萱、周昉之风，线条工细，衣裳劲简，彩色柔丽，但并非丰腴高髻，而是小眉、小眼、瓜子脸，表现出江南女子娇小纤丽、弱不禁风的情态，让人同情生怜。如《贵妃出浴图》、《簪花仕女图》、《秋风纨扇图》等，形象大多清秀端庄、婀娜娟丽，眼中流露出羞涩的脉脉温情，十分含蓄、动人。他所绘花鸟，既不像院体过于刻板，却能得其纤细之妙，而且墨韵明净，真趣跃然；落墨疏密有致，恰到好处。像《梅花图》、《雨竹图》、《春莺图》等，翩翩文雅，洒脱高洁。

　　在桃花庵，唐寅与江南文友诗酒往还，专意创作，自诩为“桃花庵里桃花仙”①，自由自在，颇得其乐。以后，他又娶沈氏为妻，两人相敬如宾，并得一女，生活中充满了天伦之乐。“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②唐寅卖画自给，问心无愧，襟怀坦荡，风雅为欢。然而，宁静的生活并没有磨平他的功名之欲，委曲之心总是耿耿难平。

　　正德九年（1514），唐寅四十五岁时，终于应宁王朱宸濠之聘，前往南昌充任宾客。但他到了宁王府后，逐渐发现那些应召来的幕客，大多是不学无术之徒，猥琐庸俗，阿谀奉迎；而宁王又残暴无道，居心叵测，萌有异谋。唐寅十分后悔自己即将卷入不测之祸，乃借酒装疯，露其丑秽；宁王不堪忍受，以为唐寅这个江南才子仅为徒有虚名之辈，数月后便放他东归。

　　“乞求无得束书归，依旧骑驴向翠微。满面风霜尘土色，山妻相对有牛衣。”③南昌之行使唐寅对权贵的奸诈与虚伪有更清楚的认识，从此，他彻底地打消了仕宦功名之念。唐寅认为：“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④因而他愈加放荡不羁，疏狂任性，每每高朋满座，纵论东西，恣肆汪洋，时发奇趣。

　　唐寅的诗歌，初学唐人，此时则宗刘禹锡、白居易，“多凄怨之词”，① 王稚登：《国朝吴郡丹青志·唐解元》，见《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744 页。①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14 页。

　　②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二《感怀》，第25 页。

　　③ 唐寅：《自题骑驴思归图轴》。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 页。

　　“不计工拙，兴寄烂慢”⑤，而风采斐然，照耀江表。在诗中，他不时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叹，如《叹世词》云：“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捱。花落花开，红颜容易改。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隙。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枉把身拘碍。人生过百年，便是超三界，别无闲计策□□。”又如《漫兴诗》云：“人生七十古来有，处世谁能得长久。光阴真是过隙驹，绿鬓看看成白首。积金到斗俱是闲，几人买断鬼门关。白日升天无此理，自古有生还有死。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古称彭祖寿最多，八百年后还如何。请君听我歌且舞，穷通寿夭皆由他。”①消极自放，却饱含着辛酸的人生感受。他还出入秦楼楚馆，放浪形骸，以尽量享受短暂的人生，并借以消却胸中的忧愁，在“半醒半醉”的生活中，冷眼世事，孤傲不羁，“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②。民间为此把他称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关于唐寅玩世不恭的故事。“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托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③晚年唐寅的诗文更为颓放，但亦更为沈玄，他自谓“后人知我者在此”④。唐寅还归心佛教，从色空观与人生梦幻说中寻求寄托；绘画笔墨老成练达，蓄有疏放之气。他沉溺酒色，生活潦倒，以致贫病交加，在势利的社会中过着孤寂的生活。尽管唐寅常以清闲自慰，但内心的不平与委屈始终难以消去。“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⑤嘉靖二年（1523）冬，他在临终前留下这首绝笔诗，含愤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唐寅的一生，怀才不遇，但却以诗画为明代的文化作出了贡献，后人把他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共推为画家“吴门派”的四杰，视作重振和发展文人画的大家；又把他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共推为诗家“吴中四才子”，以诗风明快畅达而领一时风骚。唐寅兼工书法，行楷秀劲；他又善作曲，多才多艺。唐寅的诗文收入《六如居士集》，绘画作品传世有《落霞孤鹜图》、《簪花仕女图》、《山路松声图》等。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 页。

　　① 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376—377 页。②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14 页。

　　③ 唐寅：《自题纨扇图》。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④ 《明史》卷二八六《唐寅传》，开明书店版，第7794 页。

　　⑤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三《伯虎绝笔》，第33 页。

　　第二节文徵明文徵明，原名壁（亦作璧），字徵明，后改字徵仲，别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成化六年十一月初六日（1470 年11 月28 日），殁于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559 年3 月28 日）①，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雅好诗文书画，为官清廉正直。文徵明少年时并不聪敏，“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②，可是他并不自暴自弃，力学自勉；后从父执李应祯学书法，从沈周学绘画，从吴宽学诗文。这些前辈对他要求都很严格，有次文徵明练字模仿苏轼行书笔意，李应祯嫌他缺乏基本行笔功力，不宜过早弃楷学行，乃立即大声训斥道：“破却工夫，何用随人脚踵？”并且又说道：“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③谆谆告诫文徵明要有踏实的学风。文徵明还与唐寅、都穆、徐祯卿等游从甚密，切磋学问。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下，他经过刻苦努力，二十余岁时能诗会画，文名渐起。

　　弘治十二年（1499），文徵明之父在温州知府任上不幸得了重病。他闻讯立即请医生一同赶去，但到达温州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了。当地官绅士民凑了数千金作为赙银送给文徵明，他婉言谢却，并作书答谢道：“吾父以廉吏称，而吾忍污其死耶？《传》不云乎，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温州士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因建“却金亭”以表彰文徵明的廉洁高风。①父亲去世后，文徵明愈加勤奋学习，研习八股制义，准备应科考，但他却屡困场屋，仅为秀才。而他的好友唐寅、祝允明、都穆，先后中举。命运多舛不禁使文徵明感慨万分，他长叹道：“吾岂不能时文哉？得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时好，吾不能也。”②为了消除烦恼，他在寒窗课读之际，寄趣书画，肆力古文，以后竟醉心于此，难以自拔。他埋首艺文，不慕利禄，家境较为清贫。但文徵明却甘于朴素，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怜悯或恩赐。有次巡抚俞谏嘉慕他的才学，准备送一些钱给他，就指着文徵明的衣服说：“怎么破成这副样子？”文徵明佯装不懂说：“这是暂时遭雨淋的缘故。”因而使得俞谏送钱的意图难以出口。③“舍舟即嵚崎，探策入窈窕。穷崖擘苍铁，直下千寻表。绝蹬悬飞梁，仰首心欲悼。阴壑多长风，六月更幽悄。秋声落井干，翠雨滴深篠。与君富闲怀，竟日恣幽讨。都将双足尘，濯向千年沼。”①文徵明性好山水，创作之暇，常去苏州虎丘、天平山诸名胜游览，寄怀自然，陶情冶性；有时还与友人结伴至南京、嘉兴、滁州、无锡等地，放舟清流，欣赏奇文，指点山河，悦目赏心，怡然自得。

　　随着岁月的推移，文徵明的文名和清雅高风已遍传海内，不少名流都来登门求教，他与唐寅、徐祯卿、祝允明有“吴中四才子”之誉。

　　①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文徵明·文徵明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1960 年版，第20、34 页。②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三《文先生传》。

　　③ 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19 页。① 黄佐：《泰泉集》卷五四《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

　　② 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20 页。③ 《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①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三《同履仁濯足剑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37 页。正德九年（1514），宁王朱宸濠倾慕文徵明的才艺，遣人送厚礼邀他去南昌。当时吴中一些文士，如唐寅等，禁不住宁王的盛情，纷纷应聘前往南昌，而文徵明却认为宁王如此广纳人才，必定不甘“久安藩服”②，居心叵测，因而他托病谢绝。许多人觉得文徵明未免过分敏感，不以为然。数年后，宁王果然叛乱，大家才信服文徵明具有远见卓识。

　　文徵明五十四岁时，由苏州巡抚李克成推荐，以贡生资格到北京吏部，授为翰林院待诏，参修《武宗实录》。在翰林院中，文徵明结识了杨慎、黄佐、林俊等一些饱学之士，他们谈论学问，相得甚欢，结为“莫逆”之友。文徵明以知识渊博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时诸名士觌德相先”，以致“户外屦常满”③。

　　“月转苍龙阙角西，建章云敛玉绳低。碧箫双引鸾声细，彩扇平分雉尾齐。老幸缀行班石陛，谬惭通籍预金闺。日高归院词头下，满袖天香拆紫泥。”①文徵明在京中这文人荟萃、五方杂处之地，见识得以增长，胸襟得以开拓。然而却好景不长，次年，他的友人杨慎等因“大礼议”事件而被世宗放逐。京中奸佞当道，群小弹冠相庆。文徵明因为不是进士出身，遭到一些年轻进士的讥讽，被人视为画匠。《实录》修完后，他又不愿巴结权贵，得不到升迁。少傅张璁是文徵明之父在温州选拔的文士，他千方百计想拉拢文徵明，但性格耿介的文徵明却不甘与权贵同流合污，避之唯恐不及。兵部尚书杨一清是文徵明之父的同年进士，文徵明并不因此去谋求升迁，反而指责杨一清的虚伪。

　　“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遥闻刻漏长。铃索萧闲青琐静，词头烂熳紫泥香。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②官场的尔虞我诈，时时使文徵明产生误落尘网之感，他思念家乡，怀念昔日自由的生活，决计请求南归，终于在五十七岁时得以如愿，从此开始过着诗画自娱、绝意仕进的生活。

　　回到江南后，文徵明筑“玉磬山房”于长洲，栽梧桐于庭院内，整日恣肆啸咏，放情丹青，自由自在，了无遗憾。慕名登门求诗文书画者络绎不绝。他萧闲吐纳，随时应答，文思敏捷，技法娴熟，应付裕如。

　　受沈周影响，文徵明认为诗文书画是寄托精神的墨戏，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操与个性，是高雅的文化活动；“文人画”与画匠之作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只是机械的谋生之作。他对于藩王、权贵、外国使者的求字求画，都婉言拒绝，认为这三种人不懂诗文书画的高雅情趣，为他们作画，会有失“文人”身份，而容易被人视为“画匠”。一些外国使者经过吴门，得不到文徵明的作品，只好遥致敬礼，引以为憾。①“苍山叠叠水斜斜，杨柳阴阴拂岸长。蜗名蝇利竟何益，争似青山卧白云。”②文徵明北京归来，更加酷爱家乡如画的山水，寒山寺的晨钟暮鼓，天平山的参天怪石，虎丘的古塔，灵岩的旧宫，太湖的风帆，运河的长桥，无② 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20 页。③ 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31 页。①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奉天殿早朝二首》之二，第291 页②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内直有感》，第298 页。

　　① 《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② 文徵明：《题画诗》。按：此《山水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令他四时陶醉不已，徜徉于山明水秀之中。得自然风光之助，文徵明隽思若涌，画意诗情，绵绵不绝。他的山水画，除师法沈周简朴浑厚的画风外，还广学元人赵孟頫、王蒙、倪瓒、吴镇、黄公望，笔意萧疏幽淡，渐渐形成自己简洁典雅的风格。文徵明笔下的山水，大多是描写他所熟悉的苏州风物，无论是平静的湖水，淡淡的远山，还是白墙黑瓦的村舍，曲径通幽的园林，都表现出江南湖山的秀美明媚，寄托着自己陶情林泉的隐逸之思。

　　文徵明的作品，有细密秀美之作，但却带粗拙之味；也有疏粗放逸之作，但却蓄有翩翩文雅之致。他能够将粗疏与精细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笔下山水显得更为清丽动人，生机盎然。文徵明的设色山水，学赵孟頫青绿法，而不似李师道那样金碧辉煌，能使江南翠色浓郁及阴湿多晦的特征，一一无遗地显示出来。

　　除山水之外，文徵明还兼工人物、花卉；仕女、古贤之像，则秉承晋人顾恺之“高古游丝描”法，笔法以简洁秀挺取胜；兰竹之属，落笔以风斜雨急之意相拟，婉润秀丽，雅趣横溢，清幽可人。

　　他的书法，也博采名家之长，于篆、楷、隶、行、草诸体皆有造诣，尤长于行、楷，骨力刚健，颇具宋人风采，稳重而秀劲。小楷以精整见称，平稳融和。

　　文徵明的诗歌宗白居易、苏轼，抒写个人胸臆，吐词清丽明快，逸韵悠远，大多流露出悠游江南的闲适情感，歌风吟月，潇洒倜傥。但也有一些作品，洋溢着慷慨豪情，如《满江红［拂拭残碑］》云：“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①指斥宋高宗偏安江南，冤杀岳飞，精警而雄肆，吐露了爱国的豪情。他善于把诗文书画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使“文人画”的书卷之气更为浓郁。

　　文徵明洁身自好，优游林壑，“四方文儒道吴者，莫不过从，亦有枉道至者”，“艺文布满海内，家传人诵”②。晚年他的书画老成苍秀，满纸淋漓，更富逸韵。尤其可贵的是，他“好奖掖后进”，“有乞书者辄云：‘吾老且倦，即书亦不佳，盍住周公瑕。公瑕名不减吾，而神情正旺，于君何如。’有乞画者辄又云：‘当吾世而有钱叔宝，安用我为。’”③因此周天球（公瑕）、钱谷（叔宝）等后学，皆能脱颖而出，树名艺苑。文徵明的其他门生弟子，如陈淳、陆治、文彭、文嘉、文淑等，亦皈依不绝，各呈风采。他“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①，成为江南艺坛一代功德之主，影响远近。

　　文徵明还“博习典故，元末国初，故家遗老，流风旧事，从容抵掌，历历如贯珠”；他常常“坐白纸窗下，拥炉曝背，剧谈亹亹，坐客皆移日忘去”②。

　　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文徵明安然逝于家中，享年九十岁。临终前① 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七《满江红》，第1234 页。

　　② 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1633 页。③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智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影印明末刻本，第14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305 页。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第306 页。

　　犹为严御史母书墓志铭。文徵明去世后，学者私谥贞献先生。

　　文徵明的一生，十试十落，但他从中吸取教训，我行我素，淡然功名，寄趣艺事，终于大器晚成。他“劳谦自牧，未尝一置身于有过之地”③，因而能旷达无怨，知足常乐；又能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以诗文书画陶冶性情，颐养天年，把沈周复兴的“文人画”推向新的发展高度，不仅使“文人画”的诗、书、画一体结合得更为完美，而且还阐扬书画自娱的文人士大夫精神，追求笔墨清润疏秀，以致与沈周、唐寅等形成“吴门画派”，成为明代最有影响的美术流派。

　　由于勤奋和高寿，文徵明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作品最多的艺术家，仅据著录所载，作品就达五千余件之多。其中如《洛神图》、《古木寒泉图》、《洞庭西山图》、《漪兰竹石图》、《真赏斋图》等，以及楷书《心经》、《千字文》、《洛神赋》等，除珍藏中国外，还为日本、美国、西欧等国所收藏，成为东方美术的珍品而传誉世界。著作名《莆田集》，后人编为《文徵明集》。

　　③ 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1633 页。第三节祝允明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因生来右手六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①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祝颢，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晚年致仕家居，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外祖徐有贞，曾任华盖殿大学士，官至兵部尚书，善诗文，擅草书，被人尊为“当代魁儒”②。受二祖的教育，祝允明“耳濡目染”，“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

　　他勤奋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无论巨细精粗，皆能兼收并容，年轻时便“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③。被南京太仆寺少卿、书法家李应祯选为女婿。

　　祝允明在李应祯的影响下，擅长楷书，精整严谨，浑朴秀美。他秉性旷达，常在广庭之中，当众谈笑风生，而援笔疾书诗文，则思若泉涌，颇富奇气。又爱好戏曲音乐，不仅善度新曲，而且逢场作戏，粉墨登场，连一些梨园弟子都自愧演技不如。他蔑视礼法，风流自喜，甚至饮酒狎妓，与唐寅、徐祯卿、文徵明并称为“吴中四才子”。

　　然而，祝允明参加科考却连年失利，直至弘治五年（1492）三十三岁时才中举人。后又参加会试，皆垂翅而归，仅补官任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可是，放诞不羁的祝允明，又过不惯官场虚伪的生活，不久便称病回家。

　　“吟诗写画似参禅，不向他人被里眠。生公堂前点头石，天平山上白云泉”；“身在云西梦想闲，松头鹤影枕屏间。一声隐隐啼花雉，信手推窗满眼山”。祝允明回乡后，更加沉酣山水诗文，疏狂自放。他似乎看破了人生，觉得一切都是游戏，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费却青钱换戏资，世人多道小儿痴。不知世事谁非戏，争得长年作小儿。”①祝允明百无聊赖，又“惮近礼法”②，才情无处宣泄，乃一一托之于自己所喜爱的书法。他“虽幼承内外二祖（祝颢、徐有贞）怀膝，长侍妇翁（李应祯）几杖，俱令习晋唐法书，而宋元时帖殊不令学也”；但是中年以后，祝允明兼学宋元名家楷书，而不甘囿于晋人、唐人了。他“每见米（芾）、赵（孟頫）二公书，则又未尝不临文欣羡”，“不胜技痒”，以致“援笔试步，亦略得形似焉”③。对历代名家的广泛学习，不抱一成不变之见，祝允明终于师古创新，集诸家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作楷书，用笔厚重浑朴，筋骨内含，寓有钟书古肥的特点；同时点画的曲折长短、大小秾纤和斜正疏密，又变化多端，与那种万字一同的科举气息、四平八稳的馆阁体势迥然相异，点画参差，大小相间，显示出一种创新的精神，而又通篇浑成一体，并无杂乱之感。

　　除楷书外，祝允明还兼长草书、行书。他的行草，“源自大令（王献之）、① 《明史》卷二八六《祝允明传》，开明书店版，第709 页。

　　② 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99 页。③ 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99 页。① 祝允明：《题画诗》，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376—377 页。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第299 页。

　　③ 祝允明：《跋自书千字文、常清静经》。见《书法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 页。永（智永）师，兼以狂素（怀素）颠旭（张旭）”①。祝允明在师法晋、唐古人的同时，还对元以来的书家进行研究，比较长短得失，从中汲取营养。他说：“虞集如卤簿礼官，赞导应节，结束弄姿，稍远大雅；鲜于枢如三河壮侠，长袖善舞，豪鸷自擅，时落胡俗；邓文原如叠壁层城，不胜沈实；饶介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张雨如道士醮词，虽礼而野；倪瓒如金钱野菊，略存别韵；杨维桢如华译夷语，自堕侏■；陈璧如有若据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卤彝，忽见三代；解缙如盾郎执戟，列侍明光。”在博览泛学的基础上，祝允明探骊得珠，行笔沉着痛快，结体奇宕潇洒，既有法度，又能时出新意，笔势转动之中见点画分明之效，却无连绵缠藤之笔；变化多端，而合于法度；跌宕奇特，而老成不苟。他的行草澹古，显然是与楷书的深厚功力有密切的关联。

　　祝允明的书法“乃今时第一”③，享有盛誉。四方人士常常携带钱物登门向他求字求诗。然而祝允明却经常推辞不见，沉湎酒色之中。有些人只好央求妓女，请她们代向祝允明索字索诗。

　　祝允明晚年更是疏狂任性，挥霍无度，以卖字得钱用来饮酒作乐，每次把钱花光为止，或把钱散给客人，自己不留分文，以致日益贫困。有时出门时，债主群集于其后，他反而更加高兴。

　　“春光满郊野，吾独爱西丘。碧水一池定，白云千顷流。散人歌小海，幼妓拨箜篌。远著谢公屐，高登王粲楼。人生一杯酒，又是系年游。”①“邢溪古岸头，日午泊行舟。两树李花发，一河春水流。英灵尚香火，豪杰不公侯。不尽古今恨，拂衣归去休。”②祝允明晚年的诗歌亦愈为清新平实，流畅通俗，大多写景抒情，吐露疏旷之感。

　　嘉靖五年（1526），祝允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许多书法墨迹， 存世作品有《六体诗赋卷》、《草书洛神赋》、《真草二体嵇康养生论》、《楷书梅花诗》等。祝允明还总结自己学书心得，写下《论楷书及扇书》，认为“一血，二骨，三肉，四筋，五员，六直，七平，八方，九结构，十变，十者备，谓之楷书”③；又写下《论章草》，主张：“章草须有古意乃佳，下笔重要，亦如真书点画明净，学者当以索靖、张芝、皇象、韦诞、月仪、《八月帖》、《急就章》为模范也。”④祝允明的诗文收入《枝山文集》（亦称《怀星堂集》）。此外，尚有《野记》、《罪知录》、《蚕衣》等文，及撰修《兴宁志》。

　　① 祝允明：《草书李白歌风台卷》，曾可前跋。此卷墨迹藏北京故宫博物院。② 祝允明：《评胜国人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0 页。③ 徐渭：《又跋停云馆帖》，《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1 页。

　　①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三《偶游虎丘》，同治十三年开雕，元和祝氏藏版本，第19 页。②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三《春日过邢溪春申君祠》，第11 页。

　　③ 祝允明：《论楷书及扇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三下，第640 页。④ 祝允明：《论章草》，见《书法丛刊》第一辑，第38 页。

　　第四节沈周仇英沈周沈周，字启南，初号玉田，改石田，晚号白石翁，别署有竹居主人，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人。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27 年12 月10日）①。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父祖两代皆淡然轩冕，隐居不仕，寄情山水，诗画自娱，收藏图书典册宏富。少年时向伯父、父亲学习绘画，又向同县人陈宽学习经书诗文，聪敏勤奋，才华出众。十五岁时游南京，写百韵诗，受到巡抚崔恭的赞许。崔恭还以《凤凰台赋》为题，面试沈周的文才；他挥笔立就，词采烂发，崔恭不由得惊奇万分，把他譬为王勃。②沈周回乡后，学习益发勤奋，“及长，书无所不览”③。他为诗学李贺等晚唐诸家，“分刌比度”④，务求出语惊人；绘画多作小幅，山水尤佳。受家庭的影响，沈周决心效法父祖，游艺丹青，洒翰诗赋，寄趣林泉，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

　　景泰四年（1453），苏州太守汪浒赏识沈周的才学，乃推荐他应贤良科。沈周用《易经》占卦，得“遁”之九五，爻辞是“嘉遁贞吉”⑤，他非常高兴，隐居不仕的决心更加坚定，并因此而辞去荐举。父亲去世后，又有人劝沈周出去做官，他则仍以养母娱亲相辞。为了避开尘俗的喧扰，他特意在苏州城外购置了一栋房子，依竹林，傍水池，筑假山，建亭阁，颇多自然之趣；而房内陈列图书文物，窗明几净，可以静心进行诗文书画的创作。

　　沈周潜心艺术，很少入城。他为人宽厚恤贫，孝悌好客，胸襟磊落；蔑视黑暗的政治，冷眼尔虞我诈的社会，追求精神上的爱好与人身的个性自由，而不介入名利是非之中，因而坦荡超逸，“风神散朗，骨格高古，碧眼飘须，俨如神仙”①。

　　步入中年后，沈周的诗文改学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诸家，清新自然，如云容水态，若放马平原，似其胸次，不雕不琢，颇得真朴之趣，而难以方圆相囿。如《写怀寄僧》云：“虚壁疏灯一穗红，闲阶随处乱鸣虫。明河有影微云外，清露无声万木中。泽国苍茫秋水满，居民流落野烟空。不知谁解抛忧患，独对青山忆赞公。”②情高意逸，天真烂熳，因物赋形，意象俱新。他也有悲壮苍郁之作，如《从军行》云：“马上黄沙拂面行，汉家何日不劳兵。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父兄。云暗旌旗婆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左贤早待长绳缚，莫遣论功白发生。”③踔厉顿挫，横绝四海，风度如陆游，洋溢忧国爱民之情。

　　沈周的题画诗最为格高调雅，闻名远近，如“钓竿七尺玉，夕阳千叠山；①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沈石田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1960 年版，第21、32 页。② 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290 页。③ 《明史》卷二九八《沈周传》。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0 页。

　　⑤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595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0 页。

　　② 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9 页。③ 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9 页。山客恰好晚，正及鸟飞还”；“草亭跨水沧浪间，翠云零落雨痕于。如今剩写江南意，一带青山隔岸看”等④，才情风发，平淡多趣，与画相配，别具浪漫潇洒之意。他的绘画初学董源、巨然、李成诸家，中年以后乃学倪瓒、黄公望等人，并且在四十岁后，拓为大幅；笔墨疏秀，却坚实豪放，沉着雄浑，墨气淋漓。沈周于山水、人物、花鸟、禽鱼、蔬果之属，无所不精。他“凡有所作，实力虚神，浑然有余”，落笔“似其为人，浩浩落落，自得于中，无假乎外”⑤；“澹逸深永，有突入南宋人者”①；他的作品“笔墨清润，而于染渲之际，元气淋漓，诚有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②，颇类唐人王维。

　　沈周还擅长书法，学宋人黄庭坚，放纵遒劲。他常常自作画，自题诗，诗书画相得益彰。所绘《东庄图》、《沧洲趣图》、《仙山楼阁图》、《三桧图》、《夜雨图》等，大多描绘江南风光，以丰富的想象与真切的感受，表现祖国山河的锦绣、风光的明媚，寄托着自己热爱自然、热爱自由的高雅情趣。

　　沈周的画风，继承“元四家”的写意风格，粗放磅礴，使明初以来院派纤细拘谨的画风相形见绌。他的学生文徵明、唐寅等，继之而起，终于改变了院派在画坛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使“文人画”能够复振，而且形成了明代的文人画流派——“吴门画派”，得以领一时风骚。

　　沈周虽然高致绝人，但却和易近物，凡小贩、农夫、牧翁等持纸来向他索画，他多予以满足；即使有人以赝品来请他题句，沈周也乐然应之。故而京师、闽广等地来求画者，非常踊跃。

　　有苏州太守曹某，下令征集画工为新衙署绘屋墙，查画家名单中有沈周，便遣衙役通知沈周应征作画。有人劝他去拜会达官贵人，以解除这项差役。沈周回答说：“往役义也，非辱也！求免而往，则贱耳！”结果还是服完这次差役。尔后曹太守进京述职，吏部官员向他打听沈周情况，太守不知何指，姑且唯唯而已。后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又问：“沈先生有书信吗？”曹太守更加惊慌，茫然无言以对。他出来后，急忙向侍郎吴宽打听：“沈先生何人？”方才知道沈先生就是上次自己征集的画工沈周，感到非常惭愧。曹太守回苏州后，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拜访沈周，赔礼道歉，引咎自责。①沈周除到虞山、苏杭一带近处游览外，因侍奉老母，没有到远方去游览名胜。他的母亲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这时沈周也年已八十。他虽年迈，“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怠。风流文物，照映一时”，人们以为“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②。正德四年八月初二日（1509 年8 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沈周的诗文著作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石田杂记》、《杜东原先生年谱》等。传世绘画作品有《溪山暮雪图》、《万松图》、《西园八咏册》、《洞庭秋霁图》、《风雨孤帆图》、《庐山高图》、《盘菊幽赏图》、④ 沈周：《题画诗》，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8—19 页。⑤ 方薰：《山静居论画》，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3 页。① 曾农髯：《跋沈石田山水册》，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4 页。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67 页。① 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七《沈周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2532 页。②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第596 页。

　　《虎丘图》、《杏花图》、《慈鸟图》等。③沈周一生，逍遥超脱，名利两忘，献身诗画创作，使一度沉寂的“文人画”得以复兴，金声玉振，重振风采。他出类拔萃，开风导气，被推为“吴门画派”的宗师，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同称“吴门四大家”。

　　仇英仇英（约1502—约1552）①，字实父、实甫，号十洲，原籍太仓（今属江苏），后移居苏州。出身贫寒，年轻时为油漆工匠。他笃爱绘画，常常试绘山水、人物等漆画，以技艺精巧而引起画家周臣的注意。周臣发现仇英有超群的绘画才能，因而把他收做门徒。从此，在良师的指导下，绘画水平与日俱增。

　　周臣的绘画师法宋人马远、夏圭，注重笔墨技法的基本功夫，被视为“院体中一高手”②。受周臣的影响，仇英也特别注意笔墨基本功的训练，精于临摹，“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③；“粉涂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④。

　　仇英临摹古人的作品，凡山水、界画、花鸟、人物，无所不学，绘有《临宋人山水界画人物画册》、《临宋人花果翎毛画册》、《临贯休白描十六罗汉卷》、《摹李昭道海天落照图》、《摹松雪沙苑图》、《摹赵伯驹桃源图》、《临赵伯驹光武渡河图》、《临王维辋川图》、《仿李龙眠揭钵图》等。⑤在临摹古人的基础上，他既汲取了院体画家的精细纤密，又学到文人画家的雅逸放纵，于南北诸画派的长处皆有心得体会。

　　仇英在技法上的学习不专一家，而是撷取诸家之长，熔于一炉，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他所绘《湖上仙山图》，“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①，不一而足。又如所绘《玉洞仙源图》，亦“近仿鸥波，得其轻清之致；远追摩诘，乃多沉着之笔。而人物师李龙眠，尤能须眉变换，殆有古必参，无体不化”②。后来，仇英又结识了“吴门画派”大师文徵明。文徵明是讲求笔墨雅致、追求画外之意的文人画家，仇英虚心向他学习，得到文徵明的赞许，所绘工而雅逸，富有盎然生意。他虽然不能作诗文题跋，就连印鉴也盖在画面不显著的位置上，不像一般文人画家诗、印、书法俱美；但是，他“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笔墨“自有沉着痛快处”，而无“专事雕缋”之意，风格“萧③ 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① 据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年版，第41 页。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68 页。③ 茅一相：《绘妙》。

　　④ 民国《吴县志》卷七五上《艺术列传·仇英》。

　　⑤ 据安岐：《墨缘汇观》，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升：《大观录》，邵松年：《古缘萃录》，汪砢玉：《珊瑚网·画录》等。

　　① 张丑：《清河书画舫·仇英湖上仙山图》。

　　② 吴升：《大观录·仇英玉洞仙源图》。按：“鸥波”即元人赵孟頫。

　　疏简远，以意涉笔”③，与文徵明、唐寅等名家的雅逸之趣，不相上下。嘉靖初年，文徵明还为仇英绘《独乐园图》作记，亲自题于图上；祝允明也以自己所书长篇经文，请仇英补绘《赵文敏写经图》④。一些文士，如陆安道、周幼海、许初等，也纷纷改变看不起画工的孤陋之态，愿与仇英结交，为他的作品题诗赋文，备加称赞⑤。在文人画中心的苏州艺坛，仇英以其秀雅纤丽的画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占有一席显著的地位。

　　仇英的人物画以仕女为最佳，他笔下的仕女，自然传神，灵秀韶韵；落笔细精谨微，形态各具，如《胡笳十八拍图》、《西厢传奇图》、《昭君出塞图》、《列女图》等，继承了宋人行笔秀润、设色浓艳的传统，形神兼备，颇具功力。此外，如《春夜宴桃李园图》、《蕉阴结夏图》、《移居渡水图》、《临流诗意图》等，人物神采奕奕，幅幅精工，一笔不苟，却极有士气，学宋徽宗而得其精，仿李公麟而得其犷。他所临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笔力刚健，造型准确，富丽繁华，而极有蓬勃之趣；无论是楼阁的细微精工，或者是人物姿态的千变万化，都富有新意，精细层累，典雅华贵，有出神入化之妙。

　　仇英的山水画，以青绿重彩见称，如《桐阴清话图》、《桃源高隐图》、《子虚上林图》、《仙山草庐图》等，金碧辉煌之中，带有飘逸优雅之气；翠色满目之间，孕育淡然冷寂之感。虽然丹碧交映，林木掩然，峰峦重叠，殿阁纷纭，却给人以庄重、清幽之象，工而能雅，风韵潇洒。

　　周臣去世后，仇英更是名著艺苑，独步一时。后来，他应嘉兴项元汴之邀，入其帷幕，充当画客。项氏收藏古人法书名绘富甲江南，仇英得以“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又得性天之授，餐霞吸露，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金”①。

　　仇英作画，神情十分专注，“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宛如隔壁；钗钏戒顾”。②他所作无论是大幅中堂，还是册页扇面，无不惨淡经营，竭尽心思，构图精细严谨，设色繁复周到，很少有败颓之笔。而一些长轴大卷，如《清明上河图》、《兰亭修禊图》、《职贡图》、《上林较猎图》等，往往需要数月功夫才能完成，有的甚至历时二、三年才能完成。①长期的刻意绘事，耗去了仇英许多心血，以致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年仅五十，便遽然去世。②仇英虽然不像沈周、文徵明那样，以绘画消遣娱乐，颐养精神，获得高寿，但是他的作品，笔墨流畅，风韵雅逸，工而能秀，精而能犷，沿着文士画的方向不断地得到提高，因而人们把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相提并论，称作“吴门四大家”，视为明代中叶文人画的巨子。

　　仇英的绘画作品传世较广，有《临雀白竹鸥图》、《竹院逢僧图》、《摹宋元六景图册》、《白描观音像》、《莲溪渔隐图》、《归汾图》等，其中③ 方薰：《山静居画论》，见《美术丛书》第三集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486 页。④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1—22 页。⑤ 据汪砢玉：《珊瑚网·画录》卷十七，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1145—1146 页。① 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7 页。

　　②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①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3 页。②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不少作品流传海外，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至宝，得到妥善的收藏。③仇英之女仇珠（号杜陵内史）、孙仇世祥，亦善绘画。④③ 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第四十四章回回诗人明代回回有不少诗人，其中以丁鹤年最负盛名。金大车在南京，锁懋坚在杭州，马继龙、闪继迪等在云南，也都享有令誉。

　　① 本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卷二八、二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一节丁鹤年及赛景初等丁鹤年丁鹤年（1335—1424），号友鹤山人。曾祖阿老丁、曾叔祖乌马儿是元初西域巨商。元世祖西征时， 财力匮乏，阿老丁、乌马儿兄弟把全部资财奉献，并从军。元朝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愿仕，特赐田宅留京奉朝请；乌马儿擢道宣慰使，后拜甘肃行中书省左丞。其祖苫思丁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其父职马禄丁，四十岁始入仕任临川县簿，后迁武昌县达鲁花赤，性豪迈，有惠政，解官之日百姓为之建“种德堂”，并请求留居武昌，遂为武昌人。

　　职马禄丁有五子，鹤年最幼，兄弟皆业儒，四个兄长中有三人举进士，其中有爱理沙，字允中，官翰林应奉；烈瞻，官至万户。其姐月娥，亦富有才学。鹤年十二岁时丧父，“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①。

　　丁鹤年从小习儒书，就读于南湖书院，十七岁即精通《诗》、《书》、“三礼”。曾师事豫章名儒周怀孝。在诸弟子中周独器重鹤年，欲以爱女妻之。鹤年以母老，兄皆在外而辞。

　　丁鹤年不求仕进而厉志为学。幼时其父欲使他袭荫叔父桓州官职，鹤年辞之曰：“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②至正十二年（1352），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武昌，年仅十八岁的丁鹤年将生母冯氏安顿于城郊，护侍嫡母顺长江东逃至镇江避难。后嫡母病逝于镇江，他徒步往浙东投奔任定海县令的从兄吉雅谟丁③。由于浙西日乱，当时江南行御史台移治奉化，不少名公大臣赏识丁鹤年的才干，推荐他做官，都被他一一回绝。不久，吉雅谟丁去世，鹤年生活无依无靠，几乎陷于绝境，只好“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食僧舍卖药以自给”④。当时，浙东一带属方国珍的势力范围，方氏“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徙无常居”⑤。在浙东海岛潜踪匿迹，逃亡避祸，不得不“居简便夷俗，含凄效越吟”⑥。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政局逐渐安定，丁鹤年在定海海边筑室定居下来，名其室为“海巢”。明洪武十二年（1379），各地交通多恢复，丁鹤年告牒武昌长官回乡迁葬生母遗骨。回武昌后，几经周折，终于寻找到生母冯氏埋葬之所，将其尸骨迁至武昌城西寒溪寺后山父墓旁。

　　丁鹤年后半生主要是在杭州和武昌两地度过的，其间他曾游历江西、安徽、吴越、湖北、湖南等地，也有人说他到过四川。①丁鹤年晚年有较长一段时间隐居杭州，八十岁时曾代杭州父老作《送周① 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七《丁月娥传》。

　　②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③ 一说是丁鹤年亲兄。

　　④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⑤ 瞿佑：《归田诗话》下。

　　⑥ 《寄乡亲济阳公》。

　　① 《明诗纪事》乙签卷十七。

　　（一作月）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诗。乾隆《钱塘县志》说他“晚习天方法”，参加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最后，他结庐于父墓旁。永乐二十二年（1424）卒于武昌，葬于武昌寒溪寺后的山上。②丁鹤年是元末明初很有影响的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漂泊，诗多有遗失。曾自编《海巢集》，他的诗在明清两代中均有刻本和抄本流传，各种版本收诗数目不尽一致，以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为最多，共收诗三百四十六首、铭五篇。丁鹤年尚有文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丁鹤年早年是在大动乱中度过的。他的不少诗篇真实地描述了他“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事野人同”③的悲惨处境。在《腐儒》一诗中，他沉痛地写道：落魄乾坤一腐儒，生逢四海日艰虞。

　　异邦作客歌黄鸟，空谷怀人咏白驹。

　　岂有纵横干七国，亦无词赋拟三都。

　　时危那敢辞贫贱，第恨长年走畏途。

　　战乱连年，兵戈四起，元朝在各族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摇摇欲坠。而作为元朝功勋之后的丁鹤年，不但“有家不可归”①，而且仲兄烈瞻、姐姐月娥都死于战乱之中。丁鹤年百忧并集，千愁齐聚。思乡，忧国，怀亲，悲己。于是，“志国怀乡一寸心”②，“一寸丹心都是愁”③，便成为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

　　丁鹤年忠于元朝。他清醒地感到元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他看到元朝官吏的腐败，同情人民的疾苦，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在《题余姚叶散常州判海堤卷补先兄太守遗阙》中写道：呜呼！只今四海俱横流，平地风波沉九州。

　　苍生引领望援溺，州县有官非叶侯。

　　州县有官非叶侯，御灾谁复忧民忧？

　　无人忧民忧，而农民起义的风暴已席卷全国。丁鹤年看清了“有柱难擎杞国天”④的局面，只好“惆怅无人解补天”⑤，祈求“天运行将返治平”⑥。元亡不久，丁鹤年写了《自咏十律》组诗，格调悲苍凄恻，集中体现了丁鹤年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如第一首诗写道：长淮横溃祸非轻，坐见中流砥柱倾。

　　太守九江先效死，诸公四海尚偷生。

　　风雪意气惭豪杰，雨露恩荣负圣明。

　　② 清光绪《武昌县志》卷九《冢墓》。

　　③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

　　① 《岁百忧集》。

　　② 《九日登定海虎蹲山》。

　　③ 《劳劳》。

　　④ 《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有感》。

　　⑤ 《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

　　⑥ 《寄张廷言》。

　　一望神州一搔首，天南天北若为情。

　　对元朝的覆灭表现了无限的沉痛和惋惜，对自己未尽到臣子职责感到无限的惭愧和悔恨。他希望有朝一日元朝再次兴起：洪运未移神器在，周宣汉武果何人？（之九）

　　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之六）

　　所以，戴良在《鹤年吟稿序》中指出：“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①丁鹤年是饱蘸自己的血泪写诗的。

　　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元亡的现实不可抗拒。丁鹤年决心做一个元朝的“草泽遗民”，“偷生江南”，唯求“只留清气在人间”②。

　　浪迹浙东时，丁鹤年常常隐匿佛道寺院；与僧道唱和，有《方外集》之作，其中多寄怀之诗。

　　丁鹤年大半生是在明朝度过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时，他年仅三十四岁。明朝建立后，社会日渐安定，丁鹤年的心境也逐渐平静下来，有时还颇为舒畅，他在《武昌南湖度夏》一诗中写道：湖山新雨洗炎埃，万朵青莲境里开。

　　日暮菱歌动南浦，女郎双桨荡舟来。

　　丁鹤年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对明初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明朝的政绩是给予赞扬的。如《送周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开头就说：“戈甲三边静，车书四海同。时平尚文治，第士明光宫。”对明朝削减赋税的措施，丁鹤年也极力称赞：宣朝廷德意，问闾阎疾苦。

　　游民亦占籍，编户悉安堵。

　　力役均平赋敛轻，去者讴歌来鼓舞。

　　目击盛事，岂容缄默，乃歌曰：生逢舜日当尧天，经营内外皆英贤。

　　八十衰翁百无外，茅檐击壤歌丰年。

　　但是，丁鹤年的出身和身世，特别是他的忠孝思想，使他始终抱着忠于元朝的态度。他曾著诗赞颂抗元“死节”的南宋士大夫是“端合附高名”①；对于仕明的人，他可以结合为朋友，可以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但他本人却对元朝忠贞不二。他谢绝了推荐、邀请，不做明朝的官，以“遗民”终老一生。他有一组《采莲曲》，从内容到情调均为后期作品。这组诗以情歌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气节情操，其中一首写道：采莲复采莲，争如采荷好。

　　花谢叶独存，团圆以终老。另一首写道：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

　　不学青萍叶，随波东复西。

　　他要“团圆以终老”，决不“随波东复西”。丁鹤年时刻都没有忘怀自己是先朝遗民。国破家亡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因此，他在明初写的诗仍蒙上一层哀怨忧愁的轻纱。有些诗虽比战乱时的诗委婉含蓄，但因时过①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

　　② 《赠表兄赛景初》。

　　① 《题宋贡士袁庸死节传后》。

　　境迁，痛定思痛，更显得冷静深沉，艺术上也更趋老成，如《重到西湖》：涌金风月昔追欢，一旦狂歌变永叹。

　　锦绣湖山兵气合，金银楼阁劫灰寒。

　　雪晴林野梅何在，霜冰苏堤柳自残。

　　欲买画船寻旧约，荒烟野水浩漫漫。

　　澹居老人至仁在《海巢集题后》云：“鹤年予友也，其诗忠义慷慨，有骚雅之遗意焉。”正点出了丁鹤年诗的主要特点。

　　丁鹤年的诗在艺术上善于学习古代诗人和元朝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鹤年既绝意于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颇深，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往往沉郁顿挫，逼近古人，一无元季纤靡之习。”特别是他的怀乡志国之作，情真意切，雄浑悲苍，又“炼句精致”。他的古体诗语言朴实，晓畅自然。他的题画小诗数量多，质量高，清隽流丽，富于情趣。如《题天柱山》：枝翠五云中，擎天不计功。

　　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

　　丁鹤年的诗在元末明初别树一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萨都刺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

　　丁鹤年不仅以诗鸣于世，而且以孝子之名轰动一时，他主张做人“毋忘孝与忠”①。时人乌斯道曾撰《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②，详细记载了丁鹤年回乡迁葬父母遗骨的经过，诗开头就赞叹道：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

　　因此，丁孝子之名广为传诵。清乾隆年间重刻他的诗集，“艺海珠尘”本即以《丁孝子诗集》题其集名。

　　赛景初丁鹤年的表兄赛景初，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曾孙。其祖纳速刺丁，其父乌马儿，皆元朝显宦。

　　赛景初是元末明初著名回族曲家、书法家，惜其作品未有流传。《录鬼簿续编》载其名，并曰：“公天性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巙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深嘉之。”曾任常熟判官。元末张士诚据吴，赛景初在其幕下任将军之职③。朱元璋灭吴后，赛景初隐居杭州，以鬻字为生。丁鹤年《赠表兄赛景初》写道：“萧条门巷旧王孙，旋写黄庭换绿樽。富贵倘来还自去，只留清气在乾坤。”描述了赛景初晚年的处境和生活。

　　吴惟善① 《送赤土矶巡检徐白任满》。

　　② 《春草斋集》卷七、卷二。

　　③ 张宪：《玉笥集》卷八《简景初》云：“千里淮吴府，先登得壮侯。马蹄开鸟阵，虎气绕蛇矛。春酒花攒帽，秋筝目满楼。幕宾虽老病，曾识旧风流。”此外，有卷五《临安道中寄赛景初》，卷九《送赛将军入吴兴收集故业》、《春日寄赛将军》、《留别赛景初》等。

　　吴惟善，樊川人，也是丁鹤年表兄，履历与生卒年不详。《丁鹤年集》后附其诗五首。

　　吴惟善学问渊博，他的诗讲究章法，富于联想。如《寄武昌诸友》：黄鹄山前汉水濆，一时英俊总能文。

　　金钗佐酒年俱少，银烛钞书夜每分。

　　雁杳鱼沉劳远思，狼贪羊狠绝前闻。

　　兵戈故国知谁在，目断西南日暮云。

　　又如《小游仙》之二：河汉无声海月寒，长鲸吸浪洞庭干。

　　一声铁笛风云动，人在危楼第九栏。

　　这首诗想象丰富，情调低回，寄托了元末士大夫的哀思。

　　杨应奎杨应奎，为明代北方回族诗人。字文焕，号渑谷，生年不详，卒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德六年（1511）进士及第，历任仁和县令、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临洮知府、南阳知府，遭人中伤而被免职。杨应奎亦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后裔。明初，其六世祖莫苏奔益都，遂为益都人。因世居宛平之羊市，故改姓杨。其父鸾，字世享，府学生，累应举不第，博学有文才，善诗文，精书法。

　　杨应奎性直敢谏，在礼部任上因上书讽谏帝后而出为临洮知府。在临洮任上，整顿驿政，开凿水渠，引洮河水灌溉农田，深得民心。后迁南阳，荒年开仓救济百姓，又带领民众修筑堰堤，引水灌田。南阳百姓感其德，立生祠祀之。

　　杨应奎曾纂修《临洮府志》、《南阳府志》，著有《渑谷集》，已佚。

　　晚年居乡，结诗社，以吟诗唱和为乐。诗社八人之诗收入《海岱会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故王士祯称其各体诗皆入格，非苟且者。”

　　第二节金大车等江南诗人金大车金大车的先辈是默伽（即麦加）人，东来后居永平（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明太祖赐姓金，徙其高祖洵于江宁（今南京），遂为江宁人。父名贤，字士希，号东原，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任仁和知县，入为兵科给事中，出知大名府，改知延平。金贤“性资颖敏，魁岸闳达，有巨人度”，为官“不亢不随”。改知福建延平府时，他已厌倦仕途，多次表白说：“官非我志矣”，随上疏乞挂冠还乡。晚年，居家著述讲学，与朋旧为乐。“嘉靖七年（1528），大礼成推恩进亚中大夫。年七十一卒于家。”①金贤少年曾学《易》于吴彦华，并治《春秋》学，著有《春秋纪愚》。

　　《明诗纪事》丁签卷九录其诗《赠刘松隐》一首：“松隐先生屏俗缘，三层高阁咏游仙。我来不解琴中理，但乞松风白昼眠。”金大车出身在这样的士大夫家庭，少年时就读了不少的书。他和弟大舆都曾随当时文坛巨宿顾璘学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金大车（1491—1536），字子有，号方山。少年才华横溢，“方弱龄，学举子业，已能作奇语，为京师诸名辈所赏异”①。后学诗于顾璘，在同学中最为顾氏爱重。他又与陈凤、谢少南等修文会，其诗“词义双美，每一篇成，同社咸敛衽辍思焉”，深受好友的推崇。他从小有抱负，在《通中赠同行许仲贻》中写道：“勿翦凌空翼，君知黄鹄不？”嘉靖四年（1525）乡试中举。他自恃才高，连续四次参加会试。他的几位挚友，大多先后及第，而他却连连落选。凭他的举人身份及身在官场的名师好友，想做个小官还是不难的。但他“懒向权门试曳裾”②，故终生未得一官半职。他的家境日渐贫困，不得不依其妻族，中年便在忧愁悲苦中亡于旅途。

　　强烈的进取之心和屡次落第，给金大车的心灵上造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他在诗中抒发郁积心中的悲忿：“十年来往青袍在，赢得霜伴两鬓秋。”③“潦倒泥涂空白发”④，“年侵四十多穷愁”⑤。一种被世所遗的苦痛心情折磨着他，“忧”、“愁”、“悲”、“苦”构成了他诗歌的基调：“强颜于世计益讹，丈夫未遇奈若何？”①“世网何维挚，始愿差已非。进虞世路险，退苦生事微。高揖谢尘鞅，常与世人违。”②“琴书可消忧，不受樊笼役。”③尽管才华出众，气质非凡，但英雄无用武之地。金大车断绝了仕途的幻① 顾璘：《息园存稿》文六《东园金先生传》。城《息同存椰文六《东园金先生传》。① 陈凤：《金子有传》。

　　② 《怀陈汝芳》。

　　③ 《济阳道中》。

　　④ 《寄许仲贻》。

　　⑤ 《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羽宴集》。

　　① 《赠别郑三》。

　　② 《感怀二首》之二。

　　③ 《归途杂思》之四。

　　想，从著书立说、吟咏诗章中寄托志向，寻求解脱。在他的大多数诗篇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奔走谋生的痛苦，疾世傲俗的清高，无可奈何的心境，交织在一起。长期不得志的处境，加之行义好施、不善理财，家境日贫，生活清苦。这就使他较多地接触了下层社会，亲眼看到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他在《归途杂诗》之二写道：我昔游齐东，数醉村家酒。

　　今日经古途，访之寂无有。

　　惆怅憩空林，偶值苍颜叟。

　　为言遭岁凶，饥寒苦奔走。

　　布褐不掩形，藜藿不充口。

　　沟壑半流离，十室空八九。

　　我闻泣沾裳，伫立不能久。

　　寄谢当涂人，此意还知否？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荒年农民的苦难生活，具体地描绘了当时农村的悲惨情景。

　　金大车还写了一些记述旅途生活和游览山水的诗，有些诗能在严谨的格律中写得朴实自然、生动真切，如《淮阴道中》：宵发清江浦，朝来白马湖。

　　村童拾萍梗，水鸟集菰蒲。

　　索缆雨初歇，发舡人竞呼。

　　居民尽南语，渐喜近归途。

　　金大车的诗虽受当时统治诗坛的复古诗派的影响，但由于他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清贫的生活，他没有完全走上盲目拟古的歧途。他的诗尽管内容比较单薄，题材比较狭窄，但却摆脱了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窠臼。他主张诗歌要着重抒发感情。他说：“诗也者志之征也，志蕴诸中而言出焉。”①他的诗感情真挚，深沉含蓄，如潜流回萦，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由于他的处境和心情，他的不少诗给人以压抑之感。

　　大车以五言见长，语言朴实自然，格调细腻深幽，表现了恬澹舒缓的意境。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第七中说：“子有诗法襄阳（孟浩然）随州（刘长卿）”，是有一定道理的。著作有《子有集》，收入《金陵丛书》刻本。又有《方山遗稿》，已佚。

　　金大舆金大舆，字子坤，号平湖，生年不详，约晚于金大车两三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后。酷爱诗歌，“有耽诗之癖”，“不以壮暮而废吟”，“不以泰约而辍咏”②。著有《子坤集》。早年“游思故籍，极意述造，通览六纬，穷研五际”③。他也曾热衷功名，参加乡试。但连个举人也未考中，断绝了仕进的希望。为人正直不阿，“南都贵人多访，人去不答”①。他“又雅① 顾璘：《浮湘集跋》。

　　②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③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① 《列朝诗集》丁集第七。

　　不事生产，而贫顾日益甚，所居蓬室污下，脱粟不厌。而子坤处之泊如也”②。黄姬水说他：“岂因贫贱事干谒，闭门著书无斗粮。犹耻王孙一饭惠，未忘侠烈五陵狂。”

　　金大舆一生写了大量游览山水、述志咏怀之作，诗中大多浸透着强烈的愤世疾俗之情，不像其兄诗流露出那么浓厚的感伤情调和无可奈何的心绪。他在诗中写道：“我本丘壑人，远谢当涂客。”③“君子图鼎勒，宵人甘泥蟠。大歌种豆诗，聊以灌吾田。”④“愿言谢天罚，穷居逃世网。”⑤这类表面甘于清贫的隐居生活，骨子里充满愤愤不平的诗句，在大舆诗篇中处处可见。在《伯兄忌日》中，他对封建社会的不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莫言贫贱长可欺！莫言富贵长可守！陈梁罗绮不重开，王谢楼台复何有？”⑥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了激烈的谴责，甚至是诅咒了。他在《哀吴中》中写道：君不见三吴自古说繁华，朱户雕梁千万家。

　　春到青山争拾翠，秋来绿水采荷花。

　　士女游人青雀舫，王孙公子七香车。

　　香车雀舫相追逐，岁岁骄奢欢不足。

　　..自言观赏复年年，谁知海上动风烟。

　　五湖不见寻芳棹，三柳俄惊泛虏船。

　　吴岫乱麻堆白骨，横塘衰草编戈铤。

　　虚征恶少催骄虏，浪说将军有控弦。

　　..甲士孤城守戍楼，举头村落尽墟丘。

　　荆榛乱塞无平路，沙岸奔崩有急流。

　　..勤王交广军，勇悍知无敌。

　　上将分符领重兵，招摇映日转旌旗。

　　龙城王气千年在，鱼海妖氛有日平。

　　明代中叶以后，国势日微，倭寇屡次侵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金大舆在这首诗中具体描绘了倭寇入侵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揭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高官贵族的骄奢腐败；痛斥了当政的将领们在抗敌时的昏愦无能；表现了中国人民能够退敌、保卫疆土的坚定信念。但是，面对外敌的巨大威胁和国内政治的昏暗，明廷却不知清明政治，仍然任用奸佞，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打击异己，使许多有胆有识之士报国无门。他对此深有感触，更加抑制不住内心的忧愤：而今海上风烟动，白骨如麻死者聚。

　　国贼早储递相催，羽檄飞符日转送。

　　见金不学鲁仲辞，哀时谁作贾生恸。

　　志士幽人空泪垂，经时离乱有余悲。

　　②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③ 《春日雨中访许刑、曹子夏二首》之二。

　　④ 《奉送伯兄方山子春试三首》之三。

　　⑤ 《移古二首》之一。

　　⑥ 《秋日登高咏怀》。

　　已嗟身世终难料，况复虚名何所为？

　　君今蹭蹬不须叹，满地兵戈行路难。

　　且为言笑对儿女，村沽浊酒醉青山。①这些诗中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形象，正是金大舆自己。

　　金大舆也写了一些田园诗和山水诗。有些诗写得恬静，有些诗写得清新，特别是一些绝句，写得新鲜活泼，意趣横生。如：《白下春游曲》之一：江南春暖杏花多，拾翠寻芳逐队过。

　　满地绿阴铺径转，隔枝黄鸟近人歌。

　　金大舆豪放不羁，感情炽烈。他作诗不为时风所囿。在当时诗坛诸大家中，他最推崇谪戍云南的杨慎。他和诗友们曾悬杨慎画像于堂上，每人作诗一首寄给云南杨慎，以表敬慕之情。大舆诗云：“何时一棹穿巴峡，得就扬云问太玄。”

　　金大舆善七言，尤其是七古成就最高。他把诗歌创作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平生豪宕愤激愀怆之怀，一于诗发之。”②他的诗感情直率，气势磅礴，心中所想，直发于笔端，如明河湍急，瀑布飞腾，有一股暴发的力量和声势。他注意语言的锤炼，诗句对仗的工整和词藻的华美，追求意境的新奇和声音的铿锵。有人评其诗“清新秀朗”③。其兄大车赞扬他的诗“短咏长歌匹群王”④，则是很恰当的。

　　锁懋坚锁懋坚，杭州人，生卒年不详。有诗名，惜其无诗留传，仅存《沈醉东风》词一阕：风过处，香生院宇。雨收时翠湿琴书。移来小朵峰，幻出天然趣。

　　倚阑干，尽日披图。谩说蓬莱恐是虚，只此是神仙洞府。这首词是他在成化年间（1465—1487）游莒城（浙江吴兴）时所作。时朱文理向锁懋坚索诗，锁懋坚即席填此词以咏朱家假山。时人对锁懋坚敏捷的才思和清丽的文笔十分赞赏，一时传为佳话。

　　虎伯恭虎伯恭，明初著名的回回曲家、诗人。自幼习学儒学，与弟伯俭、伯让以孝义相友爱，并发明性理之学。虎伯恭才学横溢，“诗学韦柳，字法献羲。至于乐府、隐语，靡不究意”①。但其诗曲未有留存。

　　虎伯恭居杭州，经常与友人“作湖山之游，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指云”②。

　　① 《托赠西门仲氏》。

　　②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③ 陈凤：《金子有传》。

　　④ 《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伯羽宴集》。

　　① ②《录鬼簿续编》。

　　② 《录鬼簿续编》。

　　第三节马继龙等云南诗人马继龙马继龙，字云卿，号梅樵，云南永昌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曾在四川一带任职，官至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著有《梅樵集》，未刊。《滇南诗略》录其诗六十八首。得天居士在《滇南人物志》中说：“金齿明诗，禺山后惟梅樵一人而已。”①对其评价颇高。诗多感情深沉，气象浑厚，不少是抒发壮志未酬和仕途失意的感慨。他说：“壮志于今萧瑟尽”②，“老去功名成画饼”③。在《雨中漫述》中写道：芙蓉城上雨霏霏，浊酒清吟独掩扉。

　　泽国水寒云不散，江天风急雁孤飞。

　　十年弹铗无人识，千里思乡有梦归。

　　世味从来浑嚼蜡，生涯还忆故山薇。

　　这首诗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浑然一体，真切感人。诗人把对官场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对湮没人材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淋漓尽致地倾吐出来。“世味从来浑嚼蜡”，是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追逐功名的有力否定，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

　　马继龙还有不少怀古之作，大多写得苍劲古朴，耐人寻味，如《沧江怀古》：孤江铁索跨长虹，鸟道从天一线通。

　　树响龙来陵谷雨，山空猿啸石楼风。

　　白蛮南诏襟喉地，万木荒祠鼓角中。

　　象马年来归贡赋，土人犹说武侯功。

　　诗中不但生动地描绘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险要地势，而且表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之情。他在其他一些诗中也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马继龙的诗篇格调高昂雄健，语言清新凝炼，“清奇朗润，跌宕风流”①闪继迪闪继迪，字允修，云南保山人。生年不详，卒于崇祯十年（1637）②。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任吏部司务。“天性笃孝，家法严正，生平喜奖掖人，不喜人谀”③。曾携季子仲侗游历吴越等地，游览唱和之诗甚多，晚年居故乡。他以子仲俨贵，赠检讨，赐御祭。

　　闪继迪喜为诗文，著有《羽岑园秋兴》（一作《雨岑园秋兴》）、《吴① 禺山，即张含，字愈光，号禺山，明代云南著名诗人，著有《禺山集》。② 《春日出仁寿郭门有感》。

　　③ 《雨中忆梁大山》。

　　① 张履程：《滇南诗选序》。

　　② 据《徐霞客游记》卷十七考证。

　　③ 《永昌府志》卷四二。

　　越吟草》诸集。诗集已佚，现仅存诗六十余首。④他富有才学，但未受重用。其诗多有怀才不遇之慨，如：“少壮身违俗，江湖晚弄桡。牢骚贫贱骨，潦倒圣明朝。”⑤“有酒芳辰共潦倒，裁诗深夜破牢骚。”①但如《定海演武场怀李于鳞先生》诗，通过怀念、颂扬隆庆，万历年间的强盛，流露出对明朝后期的国势日衰、文风日颓的忧虑。他希望朝廷重用忠良贤能，对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在《忠肃公庙》一诗中对爱国正直的于谦表达了深切的怀念：“浮云不散英雄恨，碧草黄鹂涕泪中。”而在《铜铸破像秦桧夫妇》中写道：亘古此夫妻，阴阳戾气齐。

　　玩龙如弄雀，杀虎似刑鸡。

　　挞处身曾痛，诃来面不红。

　　黄金在何处，留得半腔铜。

　　对凶残狠毒、气焰嚣张的秦桧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嘲讽。

　　闪继迪的诗作格调较高，一些诗颇受李贺的影响，气势雄浑贯通，语言有力，富于想象，情绪激越。例如《霹雳石》：云根嶙峋插江岸，羲之手迹镌其畔。

　　砰■鸪天鼓绕飞电，葳蕤展放玉兰瓣。

　　文字破坏不成段，点画模糊难尽辨。

　　才人狙喜夸笔砚，紫霄天帝煞忻羡，六丁追取何猛悍。想象琼楼白玉案，长吉作记非妖幻。此道萧萧墨一片，天上贵重人间贱。

　　他也写了一些清秀明丽、情趣盎然的小诗，如《西湖逢里人》：三吴水尽越山出，五色云中乡梦长。

　　正是西湖秋月满，故人相遇在钱塘。

　　此外，还留存散文两篇①，文笔平实，章法谨严，起伏有致。

　　闪仲俨（1597—1642），字人望，一说字中畏。闪继迪长子。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官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为人刚直不阿，曾忤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庄烈帝召为撰修日讲官。

　　闪仲伊著有诗集，已佚，现仅存诗一首，《寄答萧五云孝廉》：骏马燕市如屯云，流星飞电谁逸群？

　　逞材海内罗国宝，得子天南张吾军。

　　愁病别来但支骨，风烟隔远疏论文。

　　荒园伏枕寂无事，空谷蛩然何处闻？

　　这首诗可能是闪仲俨遭到阉党打击排斥后，闲居家乡时写的。诗中流露出一股苦闷怨恨的情绪。同时，也表现了闪仲俨不甘寂寞，希望用“逞材海内”的强烈愿望。诗的语言流畅，格调峻峭，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倔强的进取精神，显示了闪仲俨的诗歌才华和独特风貌。徐霞客游滇西时，曾受到闪仲俨兄弟的热情帮助和款待。闪仲俨“以所④ 见《滇南诗略》、《诗源》（姚佺删定）、《滇南诗选》、《永昌府志》等书。⑤ 《仙政楼独坐》。

　　① 《寄王泰符侍御》。

　　① 《滇南文略》卷十九《刻弘山先生存稿语录序》，《滇文丛录》卷八一《创建一城碑记》。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②。惜其诗、字未留存下来。

　　闪仲侗，字士觉，号知愿，闪继迪次子。天启七年（1627）举人，有诗才，曾随父漫游吴越，到处唱和，著有《鹤和篇》①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集一卷为杂文，一卷为诗，一卷为制义。”

　　闪应雷，字明山，保山人，岁贡生，疑是闪继迪的同宗，生卒年不详。

　　《滇诗拾遗》、《大理府志》共录其诗三首，均为写景诗，如《登绣岭望点苍山》：山竹尽日云霄里，天际俄开十九峰。

　　立马乍疑青汉接，振衣翻觉翠烟重。

　　垂垂银涌千崖雪，飒飒暗涛万壑松。

　　胜概可容图画得，不禁清啸堕芙蓉。

　　这首诗写得开朗、明快，赞美了祖国西南边疆点苍山的壮丽风光。

　　马上捷马明阳与闪仲俨、闪仲侗约略同时的云南回族诗人，还有马上捷、马明阳。

　　马上捷，字云客，号阆仙，云南寻甸人。著有《拾芥轩集》，已佚。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游昆明，曾与马上捷相识并谈诗论文。可惜上捷无诗作留存下来。

　　马明阳，字异野，云南新兴人。崇祯间任顺宁府教授，后归隐不仕。

　　马明阳幼年即攻读儒学，才华出众，见解深邃。应童子试时，督学命诸生讲书。马明阳讲毕，督学避席赞之曰：“从来简册之所未载，前贤之所未发。”①马明阳对经史百家多有深入的研究，数学、天文、音乐、字韵、医卜之书，无不涉猎。他喜为诗文，“文宗昌黎，诗摹少陵，远近诵之如获异珍焉”②。著有《马异野文集》，惜不传世。

　　② 《徐霞客游记》卷十八。

　　① 《永昌府志》作《鹤鸣篇》。

　　① 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② 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第四十五章李时珍第一节出身世医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出身在世医之家。父亲李言闻，为当时名医，著作有《四诊发明》、《艾叶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书①，曾做过“太医吏目”②李时珍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父亲有志培养他走上仕途，督促他认真读书，除了儒家经典是必读的外，还有小说传奇、诗词歌赋，无不涉猎。这就为李时珍后来从事医药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三岁那年，中了秀才，但随后的三次乡试，却屡屡失利。他的志向不在科举而是对中医本草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放弃了科举。他随父亲诊病济穷，同时专心致志于医药学和博物学的研究。后因医好楚王之子的暴厥症，他被征任楚王府奉祠正。嘉靖年间，一度赴京，供职太医院，不久托病归。有感于历代《本草》多有讹误，又对方士迷信泛滥的不满，立志重修《本草》。他不辞艰辛，跋涉远近，寻采草药，访求药书，不耻下问，考辨异同。积三十余年之功，三易其稿，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晚年曾赴南京谋求刊刻，并对全书加以修订定稿。万历二十一年（1593）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① 《明史·艺文志》。

　　②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人参》，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年版。第二节《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学巨著。根据《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李时珍首先是在医药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十分重视中医的辨证论治，主张全面认识疾病，四诊合参，然后依病处方。对于所谓“一方可以通治百病”的说法，他是极力反对的，这是“方伎家之术”，不宜提倡。他认为治病应当深入了解病情，使其有的放矢①。如，在应用峻泻剂巴豆丸五十粒大胆地治愈王太仆的久痢溏泄病之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治病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当，才能取得疗效。②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和脏腑经络，他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能灵活应用。例如，他用木瓜来治疗转筋与血病脚膝乏力。一般医家认为是由于木瓜味酸入肝，而肝又主筋，所以木瓜可治疗转筋。李时珍则认为应从五行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即木瓜可以收敛脾肺耗散之气，脾肺在五行中分属土金二行，还能泻肝木之气，从而使病症得以治愈。③从临床上说，对李时珍影响最大的，要算金元时名医张元素、李东垣这一学派。李时珍对张元素在医药学理论如药性的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泄、六气、归经等内容的论述，备加赞扬。受“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的影响，李时珍在临证过程中也特别重视脾胃的健运和正常功能。他认为人的中气（与脾胃机能密切相关）与疾病状态、人体正气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甚至人体的头部能保持端正不倾，九窍所以能通利，与胃中清阳上升之气关系也极为密切，告诫治病匆过用苦寒而伤脾胃之气。如对于用麻黄汤治疗伤寒的机制，一般均认为是风寒发表、调和营卫、发汗祛邪。李时珍则认为，汤方中之麻黄、桂枝、芍药、甘草以及姜枣等，率皆理脾救肺之药。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在医学方面，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明。如：首次记载的一些病症，有铅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虫病等。创造了诸如蒸汽消毒、冰块冷敷胸部以急救高热昏迷。倡用点燃香料烟薰以达到消毒空气的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李时珍在医药学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相当高的成就。

　　由于我国古代本草学的博物学性质，李时珍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在生物学方面，李时珍已经具有生物进化的思想萌芽。当时，他已经注意到生物界具有一定的变化顺序。在动物类药物中，他根据动物构造的复杂性，依次分成虫、鳞、介、禽、兽和人等部。这样的分类，大体符合现代关于动物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他还特别注意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指出地域和四时气候因素的差异，将影响生物的生长与形态。如指出在浊水和流水中的鱼与清水和止水中的鱼的颜色及习性迥别；而山禽的咮短而尾则修长，水禽则咮长而尾促。他认为鱼类的鳞与水波粼粼相似；树林中的鸟羽毛像树叶，而兽类的毛像草，所谓“毛协四时，色合五方”①。还指出动物可以通过人工豢养而予以驯化，如驯化野① 《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② 《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③ 《本草纲目》卷三○《木瓜》。

　　① 《本草纲目》卷四七《禽部》。

　　象，可以指挥自如，对于植物，家种的莲藕多佳，要比野生者好。他还观察到遗传上的相关变异，如指出人体头发发白，其迟早老少，均与寿命之短长无关，而与“祖传”等因素有关；又指出乌骨鸡只须验舌，即可以知晓是否真乌骨鸡等等。

　　在矿物学和化学方面，李时珍已注意到地球化学分区的现象。在叙述铜矿时，指出有赤、白、青之分。又指出水精出于南方者白、北方者黑，信州水晶则浊，说明矿物的分布和性质与地球的区域不同有关。关于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书中记载无机单体化学元素十九种，包括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锡、铝、锰、铅、铁、硼、碳、硅、砷及硫等，以及由这些元素构成的化合物数十种。对于每一种物质的来源、鉴别及化学上的特性，都有较详尽的叙述。最可贵的是已依照各种单体元素及其化合物进行分类，基本上能按单体元素分类，从而澄清了其前代在这类药物上的一些混乱。在制备各种药物时，记载了包括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风化、沉淀、干燥、烧灼、倾泄等现代化学所应用的各种方法。他认为，城市中的井水易污染，如用来煎药，须浓煎澄清后，才能应用，否则将影响药效。他还掌握了制备碱性碳酸铜的方法，即利用铜器在带微酸性的浆水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互相作用下出现的化学反应的结果。书中叙述的制备粉锡（即碱性醋酸铅）的方法，与现代荷兰法制备相似。他在叙述铅丹的制备法时，提到的制备过程，是利用物质溶解度和比重的不同，进行分离和提纯，由硝石与矾石分解和氧化而完成的。就石膏而言，李时珍指出，根据硬度的不同，长石与寒水石实为不同的两种；再根据破碎后之物理性质不同，即方解石呈方块状，而长石成片段状，也是同类的不同两种物质。在有机化学方面，李时珍记录了以五倍子制取“百药煎”治痰嗽的方法，实际上是我国最早制取没食子酸的记录。五倍子含有大量的鞣质，遇到蛋白质及胶质时即生成沉淀，经过发酵可使毒性降低，而溶解性提高，如再经麴菌的水解作用，就得出白色丝状的没食子酸结晶，这个过程他已经加以实际应用了。

　　其他自然科学，如在解剖生理学方面，从解剖学上说，李时珍所指的“脾”，乃俗话所说的“联贴”，是有形之物，即后世所说的胰脏。他又首先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说人体的头部如圆形的穹窿天盖，在这里有“泥丸之宫”，是一身神灵所集中的部位①，这在我国古代医学以心为全身脏腑的主宰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使其后的一些医学家对于脑子的功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在药物栽培方面，对于土壤、整地、繁殖、灌溉、施肥和收获的知识，都符合现代药物栽培学的要求。李时珍还通过利用较精密的称量方法，测量容器中水分蒸发速度的不同，以预知天气的晴雨；利用玻璃中是否有气孔存在，以鉴别天然及人工制造产品。他还指出动物粪便可以化石、动物也可以化石，这些也属首次记载。他还指出月球与大地一样，其中的树影、嫦娥之类，实乃“山河之影尔”②，至于雨中落桂、雨尘沙土石、雨金铅钱汞、雨絮帛谷粟、雨草木花药、雨毛血鱼肉等等，如其认为并“非月中有桂”，因为桂只在南方才有，所以南方雨桂，乃自然现象。李时珍当时对一些天文气象现象的了解已是很深入的了。

　　① 《本草纲目》卷三四《辛夷》。

　　② 《本草纲目》卷三四《月桂》。

　　第三节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李时珍之所以能在古代科学上攀登高峰，取得伟大的成就，正是因为他有着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再加上他的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精神，这些就是他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首先，李时珍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了自然科学唯物论的原则。他从小就受到儒家封建礼教的教育，在思想上受到熏陶和束缚，但他坚持了唯物论原则，因而还是能取得成就。他所从事的是研究本草学，也就是古代的博物学。宋代理学家朱熹说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看逐一件与它理会过。”①对自然界一切要做到所谓“格物致知”。李时珍同意这一观点，说古人既然如此重在“格物”，则“医者贵在格物也”②。他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为药，“虽冷僻不可遗也”，“天下无弃物”③。他认识到并掌握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变化，了解自然界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认为“神仙之说渺茫，不知有无。然其所述之物，则非无也”①。明确地把客观存在的物质，与虚无缥缈的唯心邪说截然分开。他还十分注重自然界各种事物中有时存在着违背一般规律的特殊现象，诸如诸木皆浮于水，独沉香入水则沉，而众石入水皆沉，唯浮水石入水反浮这类稀奇古怪的现象。只有在充分掌握和了解自然界的众多现象和规律之后，进行总结，才能得出正确或较正确的判断，“理外之事，容或有之，未可便指为谬也。”

　　李时珍对格物的目的性的认识，是为了在临证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即“格物致用”。他说过，要掌握本草的内容，得其要领，重要的是“在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焉”②。所以《本草纲目》中于每一种药物之后都列出该药的功用方剂，是“著用也”。通过对自然界大量事物的学习、实践和研究，李时珍终于成为一个具有坚持自然科学唯物论原则的杰出科学家。

　　其次，李时珍强调必须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变化了的自然界事物。在本草学的范畴里，一些古代本草学者，对于不同时代学者对某一生物形态、药物性质等的不同描述，常常是意见相左，争执不休，很少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在时间上的变化和迁徙所起的影响及所致的差异，也很少用同样的观点去看待地大物博、地域方舆在空间上的区别，因而在这方面仍然停留在单纯的本草学的范畴。李时珍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中药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他的前代。深邃的学识、广阔视野以及唯物论的态度，使他观察到了生物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如，汉代《神农本草经》将云实花这种药列入可长期服用的“上品”药。事实上，这是一种烈性药，不可久服，李时珍直率地指出：“此古书之讹也”，敢于批评本草学家奉为神圣的经典。对于某些叙述有所不同的药物，他并不一概斥为“古书之误”，而是辩证地① 《朱子语类》卷十五。

　　② 《本草纲目》卷十一《芎》。

　　③ 《本草纲目》卷三八《服器》。

　　① 《本草纲目》卷九《石芝》。

　　② 《本草纲目》卷九《水银》。

　　对待。如，黄连这种药，汉代《李当之本草》指出以蜀郡色黄质肥而坚者为善；到了唐代，则以澧州（今湖南澧县）者为好；而明代则以雅州、眉州（今四川雅安、眉山等地）者为上乘，李时珍认为这是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所致。同样，莎草一药，是重要的药用植物，李时珍指出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还不识此药，其他各种本草书也不知有此药，认为这种情况是古今在药物上的差异，不足为怪。所以，他指出现今不识之物，就弃之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①认为“盖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虽冷僻不可遗也”②。

　　李时珍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然界事物无穷无尽，一个人的精力、寿命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亲身穷尽一切事物。对于那些反科学的邪说，他痛斥其谬，而对于亲自经历实践过的，肯定无疑的科学事实，他如实记载。对那些自己没有实践过的，或者无法判定其真伪的传说或记载，则作为存疑，以俟其后之识者来加以补充、判断。比如，他对所谓患疗疮者不宜见麻勃、见之即死的古代记载，他写道：“不知麻勃与疔何故相忌。亦如人有见漆即生疮者，此理皆不可晓。”③对于《广雅》所说的“天社”即蜣螂一说，对于所谓金刚石乃鹰隼粘带食入腹中、遗粪于河北砂碛间所化而成的说法，他表示“未知然否”，对于“撒八儿”乃玳瑁遗精被蛟鱼吞食后吐出，年深结成的传说，他也承认自己无法证实或否定，“亦无所询证”①。更可贵的是他抱定的那种“当俟博物者订正”、“漫记于此，以俟博识”、“以备祛疑”，..等一类谦虚而实事求是的语句，表明作者科学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胸怀。他这种态度，为后世从事博物学或相关学科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待探讨的新课题。《本草纲目》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另一原因，也在于此。

　　李时珍研究自然事物的规律，十分注意立论的严谨、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他所说的“的据”，就是有可靠的证据。为了取得这种确实可靠的证据，李时珍在工作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工作方法，一种是“搜罗百氏”、“通考诸说”。他曾“闭门读书”达十年之久，把他所能见到的各种古籍，计八百多种，搜罗无遗。他充分借鉴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接经验，其中包括从当时全国各民族中收集的民谣、俚语、俗话、民谚等以及各行各业劳动人民，包括农夫、樵夫、猎人、手工业工人、矿工等等的实践经验。李时珍十分反对那种“贵耳贱目”的做法，直接批评一些前人如陶弘景等人，认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②，“谬猜乱度，殊无指归”③。他极力提倡要亲身体验，然后才作结论。如关于“螟岭有子”的诗句，他亲自观察蠮螉的巢，视验其卵。对不同的蓬蘽，他亲自采视比较。对蘋的不同品种，也“一一采视”，从而为“的据”取得第一手资料。李时珍抱着献身科学的精神，亲自饮用曼陀罗花，以取得其引致麻醉的最佳剂量，对罗勒子作实验，证实它具有治疗眼病的作用。

　　由于医疗临证的需要，李时珍对自然界的不少规律，有较多的了解。这① 《本草纲目》卷十四《莎草》。

　　② 《本草纲目·凡例》。

　　③ 《本草纲目》卷二二《大麻》。

　　① 《本草纲目》卷四五《玳瑁》。

　　② 《本草纲目》卷十九《蘋》。

　　③ 《本草纲目》卷十一《朴硝》。

　　种认识过程他称之为“窥造化之奥”。有许多药物，依靠其“毒性”对疾病的抑制和影响而起作用，有的毒性是极大的。如果不深入了解药性，则不能掌握药物的性能，他说，“学者可不穷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①掌握了药物的这些性能，人们就有可能利用它治病，避害就利。他从方士、统治者服食无度、招致杀身之祸的教训中，领悟出真正地掌握药物性能，利用并研究它，使之有利于人类。这就是他的“格物致用”思想。尽管自然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奥秘未被认识，“造化之妙，诚难殚知也”②，但他认为就已知的这些知识，人们有可能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干预，进而加以改造，使之为人类所利用。他的这种思想，在本草学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药物的性能虽然有其本身所固有的本质，但他认为人类有可能改造自然，“夺造化之妙”，“达造化之权”③。这种从消极地认识自然，进而通过实践，升华为变革自然，改造自然的积极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也是李时珍全部科学思想的精华所在。① 《本草纲目》卷三九《虫部》。

　　② 《本草纲目》卷十一《食盐》。

　　③ 《本草纲目》卷九《灵砂》。

　　第四节深远的影响李时珍这个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就《本草纲目》而言，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甚至错误。他既批判迷信，又说过“孰谓枯骨无知乎？”①自己有时也在宣扬一些迷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李时珍在引用古代文献时，有时作了删节，甚至有个别加以主观改动的地方，这些曾不断遭到后代学者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是，作为一部科学巨著来看，《本草纲目》和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本草纲目》全书近二百万字，这样一部大著作，在当时印刷、刻镂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很不容易，刊出后立即受到高度的重视。国内外各种翻刻本至今已多达五十种以上。其中初刻本（亦称金陵本）被视为稀世珍本。

　　金陵本《本草纲目》刻成不久，万历三十五年（1607），日本长崎的林罗山（又名林道春）获得一部，并献给江户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此后，我国的各种版本《本草纲目》又陆续传至日本。在后来的两个半世纪中，其刻本达三十种以上。还先后传入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或地区。

　　该书对欧美国家同样有巨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本草纲目》就先后传到欧洲和美国，欧美各国主要图书馆都藏有《本草纲目》。1735 年，巴黎出版的法文本《中华帝国全志》中，即有《本草纲目》的节译本。进化论奠基人、英国学者达尔文在著作中曾引用“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以证明其进化论的观点。有的学者考证，达尔文所指的“百科全书”，主要是指《本草纲目》。因为书中提到有关金鱼、乌骨鸡等材料，与《本草纲目》所述的内容相同。李时珍的《濒湖脉学》，由德国的许宝德译述成德文，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李时珍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尊敬。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鲁桂珍曾写有“中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传略”，高度赞扬李时珍①。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著作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留斯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②又在第三卷中，把李时珍誉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

　　① 《本草纲目》卷五二《人骨》。

　　① Lu Gwei Djen：China’s Greatest Naturalists A Brief Biography of LiShih-chen，Physics，Ⅷ，pp.383—392，1966.②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p.147，1954.第四十六章徐光启利玛窦明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使与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有较大进展，也出现了一批科技人物，其中有把欧洲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利玛窦。

　　第一节徐光启信奉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诚“尝业贾”，继弃而“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出生那年，上海县“遭倭燹”，松江府又发生灾荒。徐家的生活更为窘困。祖母、母亲都得“早暮纺绩，寒暑不辍”，为了生活而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徐光启幼年常常接触到具体的生产知识。同时，也培养了他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想，以及勤劳俭朴和旺盛的求知欲。

　　万历九年（1581），徐光启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在家乡教书，并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七岁，到太平府去赶乡试，未考中。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十五岁，在赵凤宇家教私馆，并随之由韶州到广西浔州。这次长途跋涉，俯仰于“崇山峻岭间，文日益奇益富”①。在韶州时，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洋的自然科学学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六岁，春，由广西返广东上北京，赴顺天乡试。他的试卷已被阅卷官摈斥，幸主考官焦竑是个有实学的人，从“落卷”中看到了徐光启的试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②。但以后万历二十六、二十八年两次赴京试进士，均落第。

　　在第二次赴北京时，徐光启途经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从利玛窦处了解到天主教，可以“补儒易学”，而“格物穷理”之学更使他神往，于是加入了天主教。万历三十年（1604），他四十三岁时再赴北京应礼部试，以第八十八名中进士；殿试三甲，列第五十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时，利玛窦也在北京，从此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尤注意于数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口述，他笔译。经过两年努力，译成前六卷。以后，又合译《测量法义》。另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等书。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破抚顺，警报迭至。徐光启积极上疏建议国防措施。九月，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练兵事务。他制订出详细的《选练条格》和计划，但由于各方面的掣肘，使练兵计划无法完成。因此，他托病请假回到上海家乡，进行原已计划编撰的“农业大百科”性质的“种艺书”，也就是后来成书的《农政全书》。徐光启这次请假回乡，除上述原因外，也由于阉党开始专政，正直的人遭到排挤，他不愿与这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急流勇退。

　　崇祯元年（1628）七月，徐光启以原官起任。这年他已六十七岁。次年升礼部左侍郎；七月，奉敕修正历法。六十九岁时，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五年（1632），七十一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知制诰。崇祯六年（1633），七十二岁，加太子太保、①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②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这时，他身体已很衰弱，屡乞退休，都未获准。十月初七日（11 月24 日）逝世。赐谥文定。①徐光启一生，主要是中年以后担任过不少重要官职，他的政治倾向比较鲜明，十分关切国计民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②。为此，他曾学习兵书，后来又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参加保卫京师的战役。鉴于历年水旱灾害严重影响群众生活，他从二十一岁起就开始留意“水法”，对农田水利不断“周咨博访”③。在科学上他虽有多方面成就，但主要是以农业科学来贯穿一切，以此达到使天下“丰衣食，绝饥寒”的目的。他几乎寄一生精力于农业试验和经验总结。他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试验，开辟水田，想实行军屯，以应付长城东段后金的侵扰，并想将之推行，藉以“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①。这一增强国防、安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因明朝政治腐败，国势垂危，未得到实行。明末农民起义威胁着明朝的生存，徐光启片面地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稳定人民生活，他所撰写的《农政全书》特别重视“荒政”。这一目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收集了不少历代常平仓、备荒和赈济的材料，并录载了朱■《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的植物，作为不得已时的粮食代用品。在他丁父忧，回上海守制期间，也不忘对“地方利弊..如建闸、蓄水、浚吴淞江复禹旧迹及民输布运等役，不靳笔舌”为大家出谋划策。到逝世之日“临殁了了，只以疆圉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②。徐光启一生廉洁自好，生活俭朴，刻苦耐劳。他做官后，对家乡邻里仍是“温温笑语，竟日无倦容傲色，然不可以干私”；“庆吊燕会，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俭约，不殊寒士。终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③。到病危卧榻时，他还“力疾倚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良由生平劳勚，习与性成，不自觉病体之莫可支也”④。逝世后，家人检视其卧榻，发现“褥上破烂一穴”。原来是他生前暖脚用的汤壶有些漏水，时间久了，使褥子烂了个洞。“自戊辰环召，至癸酉谢世，未尝携家自随。邸舍之内，一榻萧然，苎帷布褥..祁寒独宿夜用汤壶暖足”⑤。《明史》中《徐光启传》评说：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这是对徐光启晚年政治遭遇的扼要说明。

　　科技成就及《农政全书》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的科学技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① 以上徐光启一生活动经历，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梁家勉著的《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胡道静著《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及其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的三个阶段》，见《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③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① 徐尔默：《先考龙与府君及先妣顾孺人行实》，见《徐氏家谱》。

　　②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③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④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⑤ 徐尔默：《先训》，见《徐氏家谱》。

　　在数学方面，最大的一项贡献是翻译《几何原本》。全书共十五卷，译出前六卷。《几何原本》的翻译，自1603 年起筹划，1606 年秋开始翻译。次年利玛窦在向罗马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足见利玛窦真正的心意了。已译出的前六卷是原书的拉丁文译文，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其他收集的欧几里得《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删去①。虽然如此，《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对它评价很高，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在翻译完《测量法义》以后，徐光启自己接着写出《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书。在《测量异同》中，他比较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并用《几何原本》的定理解释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和理论根据的一致性。《勾股义》是仿照《几何原本》方法，试图给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加以严格的论述。它表明徐光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思想。徐光启对数学的认识和数学研究的方法都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时数学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前者指当时一般学者名儒鄙视数学这一实用之学；后者指数学研究陷入神秘主义泥坑。他把讲究数学原理的《几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数学应用的基础。

　　徐光启也是明代天文学工作中的重要代表。欧洲天文学的特点是用严格证明的逻辑方法力求解释天体运动现象的所以然。他掌握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后，每次预报天象都较其他人准确。崇祯二年（1629），由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又发生了错误，徐光启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工作。

　　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法为基础，工作繁重，又有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

　　徐光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作了精细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较快，至崇祯六年（1633）就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它是集体创作，但全书大部分经过徐光启的修改审阅。《崇祯历书》已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在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入口处迈进了一大步。如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采用本轮、均轮等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引用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引入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等等。

　　除数学、天文历法外，徐光启用力最勤、收集最广的要算是农学方面的研究了。其著作有《农遗杂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它是徐光启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作。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林木）、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大项。在徐光启生前，《农政全书》虽已基本编成，但未定稿。现在的《农政全书》是崇祯十二年（1639）经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等在刊行时增删过的，“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①。因此，书中存在着的自相矛盾的错误，很可能①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

　　① 《农政全书·凡例》。

　　是由于增删造成的。

　　《农政全书》转录很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文献，这部分可以说是前人成就的选编，很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六万多字②，虽然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经过他自己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材料写成的，所以科学性较强。他对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单纯选录，在其后面往往附有意见和评论。

　　《农政全书》写作的出发点在于农政，因此着眼于保证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等项。这是与以前农书的不同之处。酿造项目，只收酱、醋、鼓，而删除了酒；烹调只限于农家用得上的简单的几条。王祯《农书》中有关“农器图谱”，《农政全书》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则，大量地收录，并有所增补。蚕桑是江南的重要经营项目，他记录总结了后起的新经验。江南又一向是棉花和苎麻的先进的栽培、加工地区，徐光启的家乡松江府又是江南纺织染业最先进的地区，因此除对种棉和棉田管理的新经验作了介绍之外，对河北肃宁群众以稳定湿度为纺织环境的好办法，特别加以推荐。当时传入的甘薯，他根据自己的试种实践，写出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提倡各地种植，用来备荒。对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农政全书》还辑录了《救荒本草》等书中的植物，作为救荒的补充食物。总之，他没有因为着重政治措施而忽视技术。

　　与明代一般读书人不同，徐光启很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它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尝感愤倭奴蹂躏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又“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①。张溥《农政全书·序》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无人指趣。”《启祯野乘》也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志］习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②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数学，他认为研究它也是为了实用，在“度数旁通十事”的十事中指出，数学在历法、水利、测量、音乐、国防、建筑、财政、机械、地图、医学、统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又概括说数学凡“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

　　重视科学实验、重视实践是徐光启治学方法的特点。他利用当时天主教会教士们介绍的天文知识，推算日、月食，改订了历法。他认为，一切用数学推得的结论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崇祯元年（1628）农历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启说：“论救护可以例免通行，论历法正宜详加测验，盖不差不改，不验不用。”这就是说，数学理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在实践中求得发展，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就不应该再应用它。《农政全书》中也反映了徐光启研究问题重视试验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在上海、天津都曾建立开辟过试验园地，在京东计划兴修水利和开辟水田，种植水稻做了多次试验；还有引种甘薯、种植棉花、放养白蜡、提倡种乌桕树等，他都亲自研究试验，取得② 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农业出版社1959 年版。

　　① 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函》。

　　② 《启祯野乘·徐文定传》。

　　经验，一一记录入书中，加以推广。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仅《农政全书》一书征引的文献就有二百二十五种之多。在《除蝗疏》中，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代所记载的一百一十次蝗灾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勘察观测，掌握规律，提出正确的治蝗方法。这些方法，至今还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还经常调查访问，取得第一手资料，他的儿子徐骥说他“广咨博讯，遇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①这种重实践、实验和调查的方法也是他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创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保守思想，敢于冲破旧传统，热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点。在明代封建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要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是需要勇气的。徐光启为此曾受到过理学家们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屈服。在领导改历工作中，他巧妙地利用了明初朱元璋命人翻译回回历的先例作为自己搞翻译、吸取欧洲科学知识的根据。此后在工作中他还和一些固守旧传统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争论。欧洲天文学知识之能够为中国天文学界所吸收，徐光启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农业中，他对新引进的作物积极推广种植，以丰富人们的生活。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往往用“风土不宜”拒绝接受新作物。徐光启对这种“风土说”屡屡给予批判。如谈到“占城稻”问题时，他说：“（宋）真宗从占城移之江、浙，江翱从建安移至中州，稍一展转，便令方内足食。则执行土地不宜，使人息意移植者，必不可也。”又说：“余谓风土不宜，或百中间有一、二，其他美种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懒慢耳..余故深排风土之论，且多方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①在“木棉”条中说：“或云：‘凡种植必用本地种；他方者，土不宜种，亦随变易。’余深非之”。“呜呼，即如彼言，吉贝自南海外物耳，吾乡安得而有之？”又说：“《农桑辑要》作于元初。当时便云：‘木棉种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独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祯之属，能排贬其说。抑不知当时之人，果以数子为是耶否耶？至于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数君子非欺我者。呜呼，岂独木棉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徐光启不愧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① 《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① 《农政全书》卷二五《木棉》。

　　第二节利玛窦青少年时代利玛窦（Matteo Ricci）字西泰，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1552 年10 月6 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凯区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教皇国造币厂，以及创始于1290 年的大学，城内宗教事业非常发达。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里奇是一名医生，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母亲乔万娜·安乔莱利（Giovanna An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玛窦为长子。少年时代的利玛窦，卷发碧眼，身体强健，性情活泼，聪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为师，九岁时进入耶稣会新开办的学校学习，读完高小、初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学生时代利玛窦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会或耶稣会，这是受他虔诚的母亲影响的结果。而父亲则希望儿子步入宦途，当市长、省长。十六岁那年，利玛窦读完中学，父亲送他去首都罗马进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为将来谋取官职打下基础。

　　由于中学老师的介绍，利玛窦在罗马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稣会所立的圣母会。

　　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要参加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并表示不愿结婚等。父亲接信后，甚为恼怒，准备立即赴罗马去训责和劝阻他，可是据说还没有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他父亲无可奈何，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同意他加入耶稣会。1571 年8 月15 日利玛窦入了耶稣会。1572 年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五年。罗马学院是依纳爵·罗耀拉于1551 年创建的，采取当时的大学制，一切都求尽善尽美，作为耶稣会一切学院的模范。在学习期间，他非常用功，不仅对于神学，而且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的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克拉维斯（C.Clavius，1537—1612）神父。克拉维斯是德国数学家，我国明清时译称“丁先生”，著有《代数学》、《星盘》等，并著有拉丁文的评注本《几何原本》。利玛窦后来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北京与瞿太素、徐光启等谈论几何学及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用的便是这部书。

　　1577 年5 月18 日，耶稣会总会派遣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等四人前往印度。当时，非洲和东亚的航海与传教权都在葡萄牙国王的控制之下，利玛窦等人要去印度，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才行。因此，他们从罗马经热那亚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和资助后，于1578 年3 月24 日，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的果阿（旧译卧亚）。同行的耶稣会士共十四人，除罗明坚外，还有日后也来华的巴范济（Francisco Pasio）等。他们所乘的船名“圣路易”，是欧洲中世纪用于航海的普通帆船。舱顶高不过三尺，长不过一丈，舱中的人，仅可坐卧。航船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驶入印度洋，有风则行，无风则止。当时天气很热，船舱中郁闷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发生瘟疫，没有死人。利玛窦他们在船上困居半年，备尝艰辛，于1578 年9 月13 日安全抵达当时天主教的东亚传教中心果阿。

　　利玛窦到果阿后，身体虚弱，在修道院内休息了几个月才恢复了体力。

　　此后又继续修习在罗马学院未学完的神学。一年后，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几个月后，又被派往交阯教书半年。1580 年7 月利玛窦在交阯晋升神甫，9 月调回果阿，继续攻读神学两年。

　　来华始末1579 年6 月，罗明坚抵澳门，专门学习中国语言，学习读写中国文字。

　　由于他年已三十六岁，记忆力不甚强，所以进步缓慢。在1580 年至1583 年间，他曾到广州及两广总督驻地肇庆活动，寻求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当罗明坚久居中国时，感到一个人过于孤单，中国话也说得不流畅，于是请求范礼安（ A.Vali-gnano）神甫从果阿调利玛窦来澳门做助手。1582 年4 月15 日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调令，十一天后便与巴范济一道乘船赴澳门。海上风浪很大，利玛窦在船上重病一场，但终于在8 月7 日抵达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1583 年夏，为修建教堂等事，利玛窦随罗明坚赴香山、广州，但事情没办成，不得不返回澳门。他们二人回澳门不久，肇庆知府王泮差人来告知，两广总督已同意他们在肇庆建堂久住。实际上，这是耶稣会神甫贿使督府官员进行疏通的结果。于是，两人筹措好路费，于1583 年9 月初离开澳门，9 月10 日到达肇庆。他们对王泮说，自己只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走了三四年才到达中国，希望有一个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余年，并表示一定遵守法纪、自筹经费。王泮报请总督批准他们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①。

　　罗明坚和利玛窦乘此机会抓紧时间督促施工，又经过几番波折，于1585年建成了当时在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这两人除了监管和处理与建房有关的事务外，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语文，练习写作和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教堂和居所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知府王泮还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在王泮影响下，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甫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还是有隔阂的，称他们为“番僧”，还不时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些人甚至对他们的房屋扔石头。为了避免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他们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以使自己的形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他们还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用高酬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是把肇庆教会图书室公开，让民众参观。

　　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图宣传天主教。

　　三是展览各种天文仪器，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还把自制的天文仪器赠送给当地官员。

　　四是刻印有关天主教知识的书籍，如《天主十诫》、《天主圣教实录》①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57—161 页。等，赠送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向人们宣传天主教教义。

　　来“仙花寺”参观的中国学者，最注意的是挂在大厅里的一幅地图。这一地图与我国已有的《华夷图》等完全不同，特别是没有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国以外另有许多大国。人们请利玛窦解释世界的情形，于是他指着地图，述说自己在何处出生，由何处动身前来中国，中途经过哪些国家。大家听了都惊讶不已，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这么多的国家，闻所未闻，大开眼界。一些渴求知识的人便要求利玛窦把地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这张地图后，也吩咐利玛窦把图刻印出版。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道，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图上注有中文说明。后来王泮升任岭南道，当他收到利玛窦送去的《山海舆地全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分送远近朋友。利玛窦在肇庆还制造自鸣钟，把它送给王泮等官员。这样，利玛窦在肇庆有了朋友，有了保护他的中国官员，有了立足点。

　　1588 年，罗明坚回澳门，利玛窦独自留在肇庆。

　　1589 年8 月3 日，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强夺仙花寺，限利玛窦三日内离肇庆去澳门。后刘继文又因担心强夺番僧寺院会引来弹劾，故又把利玛窦召回，并答应利玛窦去南雄的请求。1589 年8 月15 日利玛窦乘船先至韶州南华寺暂住，同行者有麦安东。

　　在韶州，利玛窦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吕良佐还答应他们可在当地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1590 年秋，教堂建成，利玛窦在这里安顿下来，一时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这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第二个立足点。

　　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玛窦正式接纳钟鸣仁、黄明沙两名青年加入耶稣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耶稣会士。

　　在韶州利玛窦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于1549年，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江苏常熟人。幼读群书，但无意仕进。父亲去世后，携妻周游各地，访学炼丹术。1589 年秋，他在肇庆见过利玛窦。当他得知利玛窦定居韶州时，即从南雄赶来，拜利玛窦为师，学习天文、算术。利玛窦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教材，先教给他欧洲的实用算术，后教星盘原理，最后教欧几里得几何学。瞿学习两年，译有《几何原本》第一卷，还学会制造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这些仪器有木制的、铜制的，还有银制的①。

　　次年正月，利玛窦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来到南雄，除了与官员打交道外，也与平民百姓交往，宣讲教义，做弥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南雄富商葛盛华（译音）入天主教后，刊印了各种介绍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扩大了利玛窦传教活动的影响。

　　瞿太素曾对利玛窦谈起，穿僧服称僧名在中国并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误会，利玛窦也有这种感受。于是在1594 年11 月，他与郭居静经范礼安批准，始留须发，改戴儒冠，穿儒服，见客时执秀才礼，同时更加努力研读中文书籍，练习中国书法。在他们看来，中国非常尊重读书人，这样穿戴对传教是很有益处的。

　　① 参见刘俊余、王玉川合译：《利玛窦全集（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 年版，第206 页。

　　1595 年5 月，利玛窦通过给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儿子治病的机会，随石拱辰到南京。当时朝廷对私通外国人是很敏感的，利玛窦满怀希望去拜见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却因担心受到怀疑而将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暂时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遇见了一个曾做过韶州官员的友人（德礼贤认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并经这个友人的帮助在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抚陆万垓早就听说过利玛窦的事迹，很敬重他，并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后，他又与建安王朱多■、乐安王朱多焿有了较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著《交友论》，绘世界舆图，并用西洋装订法装订成书，又造时钟、地球仪等。次年夏，又著《西国记法》，分别赠送给建安王和陆万垓等。利玛窦还积极与当地文人交往，在谈经论学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为了传播教义，利玛窦曾向这些文人学者出示《天主实义》一书手稿，人们劝他刻板刊行。但利玛窦觉得还不成熟，直到1603 年才在北京刻印。

　　1596 年冬，范礼安神甫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便接近皇帝，争取中国皇帝的支持。范礼安甚至把赠送皇帝及大臣的礼物也运到了江西，其中有圣母像、天主像、自鸣钟等。

　　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指示后，立刻寻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门路，不久发现此路不通。1598 年6 月底，利玛窦随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离开南昌，7 月初抵达南京。应天巡抚赵可怀是王忠铭的好朋友，听说王忠铭回南京，遣人送上礼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王忠铭看到了这幅图与利玛窦准备进献给皇帝的舆图极为相似。经与利玛窦印证后，便告诉赵可怀，绘图的人已到南京。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玉沙处得来的舆图，非常赞赏，把它刻在苏州石碑上，并附有跋语，拓印下来赠送友人。知道利玛窦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请他到自己的驻地句容游览，并讨论了数学问题，还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因利玛窦要去北京而未能实现。

　　辞别赵可怀后，利玛窦继续与王尚书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经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入直隶，抵天津，9 月17 日进入北京城。王忠铭原想进京后会升官，但事与愿违，没有升迁，一个月后返回南京。利玛窦此后租房住下，积极向各方面活动，希望皇帝能够召见，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认识及王忠铭介绍的官员，都不肯在家里接待他。王忠铭介绍的太监见无馈赠，也拒绝帮助。各方面均闭门谢绝，利玛窦无法，只好雇船返回南京。1599 年2 月6 日抵南京。在这段时间内，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还加有许多注解。

　　1599 年，利玛窦在南京常相过往的人有王忠铭、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远、刑部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工部员外郎刘冠南与著名学者焦竑、李贽、李本固等。刘冠南帮助利玛窦购买了中意的房子，作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内展览了准备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以此来吸引南京的官员和名士参观。乘此机会，利玛窦向他们讲授西洋学术，如天算、测绘地图、地圆说等，介绍西洋风俗，解说天主教教义。又取出自造的“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纪限仪”给参观者讲解。当利玛窦参观南京观象台时，发现那里也有不少天文仪器，如“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简仪”等。他不但知道这些仪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们有什么缺点，使听众折服，张养墨等主动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

　　南京刑部主事吴中明见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后，认为图上说明文字太少，于是商请利玛窦加以修订并另绘一幅较大的舆图，增加说明文字，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刻石印制发行全国各地，该图甚至流传到澳门和日本。贵州巡抚郭子章则把《山海舆地全图》缩小，改以书籍装帧，名为《古今郡国名类》。

　　在南京，利玛窦不时宣讲天主教教义，并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1600 年4 月间，利玛窦与郭居静、庞迪我、李心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进贡的事，请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发给去北京的路票，庞迪我陪利玛窦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玛窦介绍给押送马船的刘太监，以便乘船北上。利玛窦于5 月18 日由南京启程。到山东济宁时，得到漕运总督刘东星和李卓吾的热情招待，刘、李二人又帮助他重写进贡表章，又写了几封介绍信，使利玛窦的船顺利通行。到山东临清时，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税使马堂，刘太监为了及时赶到北京，摆脱马堂的纠缠，便把利玛窦之事告知马堂，说这些人带了许多新奇贵重的西洋物品，这当然是一种诱惑。马堂到船上看了贡品，表示很满意，答应立即上奏北京，实际上却想设法攫为己有。由于临清道钟万禄等当地官员的帮助，才未使马堂的贪欲得逞。利玛窦乘坐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圣旨。几天之后，皇帝指令马堂办理进贡的事。此后又几经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玛窦才获准进京，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 年1 月24 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监将贡品送进宫内。这些贡品有：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大小时钟、三棱镜、洋琴、《世界现状》、万国图、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银币等。

　　在北京，利玛窦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自鸣钟及洋琴。后来因礼部干预，又搬到四夷馆，行动颇受限制，难以留京久住。但由于神宗很喜欢自鸣钟，且担心利玛窦离开北京后无人修理，故礼部侍郎朱国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玛窦出京的奏折，均未批复。后又在吏部给事中曹于汴的帮助下，礼部准许利玛窦搬出四夷馆，租房居住。利玛窦迁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请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太监传下皇帝口谕，允许他们住在京城里。

　　定居北京后，利玛窦结交了许多皇亲国戚、高官显宦，而在学术上交往较多的则有著名学者冯应京、李之藻和徐光启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玛窦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开展传教活动，并吸收信徒入教。万历三十三年（1605）八月间，才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购得一所大宅，修建礼拜堂，作为北京会所。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开始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

　　1610 年5 月3 日，利玛窦一病不起，于5 月11 日病逝。神宗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今二里沟）的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播宗教，而且是为殖民者收集中国内地情报，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教士们的活动受到殖民者的操纵控制，其活动经费则由殖民者资助。利玛窦也不例外。利玛窦为了要达到在中国长久居留获准传教的目的，费尽了心机，从澳门到北京，他花了十八个年头，走了一段艰苦的历程。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打开中国大门的路子，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手段：一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并尽量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活动。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这一招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层路线，竭力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更甚于自己的东西”。①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

　　四是利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手段，笼络中国知识阶层。

　　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②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

　　当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客观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1.数学。最先从利玛窦学数学的是瞿太素。在学习过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译成通顺流畅的汉文，交朋友传阅。一年后，他译完《几何原本》第一册，但没有刊刻。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至万历三十五年译完刻印。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中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例的纯几何证明，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者说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比如三角形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人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严密的书。这次翻译用的《几何原本》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注释本，是利氏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①同年，两人合编《测量法义》，全书设十五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在北京与利玛窦合作并听他讲授科学课程的学者还有李之藻。当利玛窦给他讲地球为圆形，有两极，天则有十天，太阳和星辰都大于地球时，他非常相信。万历四十一年（1613），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介绍①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6 期。② 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中华书局1963 年版。

　　① 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4 页。

　　了西方的笔算法等，次年刊行。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体义》，书中收有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书分上、下两册，共三卷。

　　2.天文学。1584 年前后，利玛窦到肇庆不久，即展览并制作各种天文仪器，如天球仪、日晷和地球仪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当地人参观，一方面用礼品作为笼络手段，分赠当地官员。这些仪器是用铜和铁制的，对各层天作了说明，把地球表面的原来形状表示出来。又在铜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种日晷，分赠与教会友好的官员。还向当地士大夫讲解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1595年利玛窦到南京后，除了继续制造上述各种天文仪器外，还制造了象限仪、纪限仪，并给观众讲解如何使用。

　　1601 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天主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①又亲自用汉文撰写天文学著作或与李之藻合译西方天文学著作，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方天文数学后，以克拉维斯《星盘》（Astrorabium）为基础，编译了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名为《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行。

　　3.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玛窦带来的一幅世界地图。万历十一年（1583）当他在肇庆“仙花寺”内第一次展出时，便吸引了许多观众。这幅图与已有的《华夷图》、《天下总图》完全不同，在此图上，中国不仅未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这幅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识也随这幅图传入中国。在这幅图上标有经纬度，画了东西两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都画得比较清楚。文字说明在地图边缘，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物产以及社会风俗都有介绍。肇庆知府王泮看了这幅地图后，要利玛窦把这幅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在肇庆刻印。利玛窦按王泮的要求把舆图放大，重标经纬，图名改为《山海舆地全图》，又增添了一些适合中国人的注释。这是第一张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图。当王泮收到此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赠送远近朋友。这幅图以后不断刻印，从万历十二年（1584）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印或摹绘达12 次之多，流传颇广。图名除《山海舆地全图》外，还有《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万国图志》、《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进中国后，给中国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陆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国名和地名。此外，利玛窦还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仪，分送达官贵人和朋友。如萧大亨、冯琦、陆万垓等均得到利氏赠送的地球仪。他的学生如瞿太素等也学会了制造地球仪。

　　4.其他物品的传入。根据记载，利玛窦送给中国皇帝的物品有油画（耶稣像、圣母像）、自鸣钟、《圣经》、珍珠镶嵌十字架、《万国图志》、洋琴等①。此外送给其他官员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览的物品有：西洋纸②，西洋画③，① （明）郑仲夔：《耳新》卷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国竹枝词》。① 《正教奉褒》第4—5页，《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引。

　　② 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第四册。

　　③ 顾起元：《客座赘语》。

　　地球仪，三棱镜，千里镜④，简平仪等。关于油画，刘侗说“中国画绘事所不及”①。这是西洋油画传入中国的先声。关于自鸣钟，明末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说是“以铜为之”，“高广不过寸许”，小巧玲珑。中国当时即有人仿制，但“大于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玛窦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技文化。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此书在他逝世前几年用意大利文写成，共二十五万字②。利玛窦死后，此书手稿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1614 年带回罗马。在旅途中，金尼阁将手稿译成拉丁文，加以润色并增加一些内容。1615 年在德国首次出版拉丁文本，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史，会务记录》，五卷。以后，世界各国又有多种文字的译本。1983 年中华书局根据美国1953年的英译本出版中译本。在这本书中，利玛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到民情风俗，都有较详细的记录。他证明了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介绍了中国丰富的物产，说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绍了中国的漆，说涂上漆后，木器“光泽如镜，华采夺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介绍到欧洲的人。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自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他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赞誉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工艺的进步与发达。他还通过自己实地测量并参考中国历史地理资料，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利玛窦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④ 郑仲夔：《耳新》卷八。

　　①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53 页。② 谢方：《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载《文史知识》1984 年6 期。第四十七章徐霞客宋应星第一节徐霞客“万里遐征”，至死不渝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①，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祖上是江阴名门望族。曾祖徐洽官至鸿胪簿。祖父徐衍芳，曾任光禄丞。可是父亲徐有勉时家道开始没落，他为园自隐，居家治圃，或暇日带上三五家僮，来往苏杭之间，游山玩水。他厌恶达官贵人，不与官僚和乡里士绅来往。这种为人耿直和孤傲的性格，封建势力非常妒恨，所以常遭到欺压。徐有勉六十岁去世时，徐霞客已十八岁。父亲的性格和兴趣爱好，自然会对徐霞客产生影响。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她性格开朗，通情达理，勤劳持家，精于纺织。她织的布又细又好，织的丝绸，轻薄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②。她不顾年老体衰，承担一切家务，支持徐霞客去旅游。她亲自为儿子准备行装，做远游冠，以壮行色。她七十三岁那年，为了解除徐霞客旅行时对她的牵挂，特意叫徐霞客陪她游荆溪、句曲，一路上有意走在儿子的前面，以示身体健壮。徐霞客能够成才并作出贡献，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的支持，“孺人成之也”①。

　　由于徐霞客家藏书丰富，所以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自幼特好奇书，喜欢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的书籍。他“髫年蓄五岳志”②，有强烈的旅游考察愿望。万历三十五年（1607），二十二岁的徐霞客第一次走出家门。首先从家乡附近游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访灵威丈人遗迹”③。自此以后，他不断旅游，同时不断地写旅游日记。万历三十七年，“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④。万历四十一年赴浙江游天台山、雁荡山，今存《游天台山日记》和《游雁荡山日记》。万历四十二年冬游金陵（今南京市）。万历四十四年赴皖南游白岳山、黄山，继而入福建游武夷山，今存有游此三处的游记。万历四十五年游江苏宜兴善卷、张公诸洞。陪母亲游荆溪、句曲。万历四十六年游九华山、庐山，再游黄山，存有游庐山、再游黄山的游记。万历四十八年游福建仙游九鲤湖，今存游九鲤湖游记。天启三年（1623）游河南嵩山、陕西太华山和湖北太和山，今存游此三处的游记。崇祯元年（1628），游广东罗浮山，第三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前》。崇祯三年，第四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后》。崇祯五年，再游天台，三游雁荡，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六年至北京转赴山西游五台山、恒山，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九年至崇祯十三年，五十一至五十五岁的徐霞客作西南“万里遐征”，所写游记为《徐① 徐霞客原名弘祖，清代刻印《徐霞客游记》时，因避乾隆弘历讳，改“弘”为“宏”。② 《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248 页。

　　① 《徐霞客游记》，第1245 页。

　　② 《徐霞客游记》，第39 页。

　　③ 《徐霞客游记》，第1185 页。

　　④ 《徐霞客游记》，第1185 页。

　　霞客游记》的主要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三。崇祯十三年六月，由云南返回家乡，病甚卧床，不能接客。翌年正月二十七日（3 月8 日）逝世，葬于江阴之马湾。

　　徐霞客的主要著作是游记，还有诗文、书信等。由于战乱，他的文稿失散了不少。今存《徐霞客游记》是经后人搜集整理而成。最初以抄本流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将李介立抄本校勘考订，刻板印书，这是《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

　　徐霞客从二十二岁起至五十五岁止，三十四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北京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留下足迹。他的旅游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为牵挂老母亲，所以以游览名胜古迹为主，出游时间不长，一般是两三个月，少则十天半月。各次之间相隔几个月或一年或两三年，最长达四年，并非年年在外，岁岁出游。这个时期所写的游记以现存文字计算，只占整个游记的百分之七。尽管写的游记不如后期多，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不如后期大，但通过前期的旅游，他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误论断。如纠正前人以天都峰为黄山最高峰的错误，提出莲花峰是黄山最高峰的正确观点。纠正《大明一统志》说雁荡山大龙湫的水发源于雁湖的错误，指出雁湖的水“与龙湫风马牛无及”①，他对某些地理现象追根寻源，提出了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如天台山植物垂直分布的差异及其原因。嵩山、太华山和太和山三个地方物候不同的原因，福建宁洋溪水速比建溪大的原因等，都是这个时期他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还积累了许多旅行探险的经验和方法，培养和锻炼了忍饥耐劳、克服困难的精神，为后期的“万里遐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九年开始的“万里遐征”，历时四年，行经九省，路程三万余里。

　　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盗、绝粮、涉险都没有动摇，矢志向前。更令人钦佩的是有百分之七的时间带病旅游考察，直到“病足不良于行”②，才被丽江太守叫人用轿子抬回家，不久即去世。他是为旅行考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在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领域领先西方世界达一百五十至二百年③。

　　《徐霞客游记》的学术价值《徐霞客游记》虽然以日记体记录作者所见所闻，而内容非常丰富，既是一部优美可读的文学游记，又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地理著作。记载的内容包括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矿藏物产、生物形态以及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聚落、建筑、历史、地理等民情风俗。其中以地貌、水文、气象、地质、动植物等方面的篇幅最多，学术价值尤大。

　　1.地貌学成就。徐霞客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看见过许多地貌形态。记录在游记中的地貌类型就有岩溶地貌、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① 《徐霞客游记》，第77 页。

　　② 《徐霞客游记》，第1189 页。

　　③ 朱德浩、朱学稳：《徐霞客对岩溶学和洞穴学的贡献及其在世界岩溶科学史中的地位》，《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

　　山地貌、冰缘地貌和应用地貌七种。被他描述过的地貌形态名称多达一百零二种。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尤为详细。

　　地表岩溶方面，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岩溶地貌最发达的地区，非常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地区地表岩溶的各类地貌形态，如石芽、溶沟、岩溶裂隙、落水洞、漏斗、竖井、溶蚀洼地、岩溶槽谷、岩溶盆地、盲谷、干谷、岩溶嶂谷、天窗、天生桥、岩溶湖、岩溶泉、峰林、孤峰、岩洞、穿山、溶帽山等。他所记的这些地貌形态的名称，有的与现在的一致，有的则不相同。如石芽、溶沟他称“石萼”、“花萼”、“石纹”、“石齿”、“石骨”；落水洞他称“仰釜潭”、“窞”、“龙珠穴”；漏斗他称“釜底穴”；竖井他称“深井”；溶蚀洼地他称“盘洼”、“峒”；岩溶槽谷他称“坞”；岩溶盆地他称“盘壑”、“甸”、“坞”；盲谷他称“落水坑”；干谷他称“枯涧”；岩溶嶂谷他称“峡”；岩溶天窗他称“石隙”、“石窍”、“石窦”；天生桥与现在一致；岩溶湖他称“池”、“塘”、“潭”、“海子”、“湖”；岩溶泉他称“泉”；峰林他称“石山”、“石峰”，孤峰他称“独山”、“独秀”；岩洞他称“岩”；穿山他称“月岩”、“穿山”；溶帽山他称“土山顶上的石峰”。此外，徐霞客还对岩溶地貌的分布范围及地区差异作了精辟的论述。由此可见，徐霞客对地表岩溶地貌已有一套系统的分类和命名。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对地表岩溶有深入而系统的考察研究，是做不到的。

　　地下岩溶方面，徐霞客的论述也非常精彩，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溶洞、洞穴堆积、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徐霞客的论述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溶洞共二百八十八个，经他亲自入洞考察的有二百五十个，占百分之八十七，这个数字不包括他游过但现存《徐霞客游记》中没有记载的溶洞，如张公洞、善卷洞等。①描述洞穴的内容包括洞穴大小和洞口方向，洞穴类型和形态结构，洞穴堆积，洞穴生物，洞穴气候，洞穴音响，洞穴考古，洞穴利用，洞内石头的颜色，洞穴成因等十二项。有的地方还记述了他考察洞穴的技术。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世界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的科学文献，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徐霞客则是世界最早的伟大的岩溶学家和洞穴学家。

　　2.水文学成就。《徐霞客游记》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各地的水体类型和水文特征，记载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一条，湖、泽、潭、池、沼泽一百九十八个。对河流水文的描述包括流域范围，水系，河流大小，河水的流速，含沙量，水量变化，水质，分水岭，伏流，河床的地区差异等。为了论证长江的源头，晚年他专门写了《江源考》，据理反驳“岷山导江”的错误，理直气壮地主张：“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②。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江源作出了贡献。

　　《徐霞客游记》把沼泽称作“阻洳”、“湖”或“干海子”。当他考察了云南保山大寨的干海子后，写了一篇相当精彩的论述沼泽形态、性质、生产性能、水文特征的专题论文，把这个沼泽的形状、大小、生物、土壤、水文、生产、交通、物理性质作了详细的描述。像这样详细而具有科学价值的① 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52 页。② 《徐霞客游记》，第1128 页。

　　论述沼泽的文献，在徐霞客以前没有出现过。根据徐霞客的描述，现代地理学者认为这个沼泽“可能是一片泥炭沼泽地。在这片泥炭沼泽地里，上面生长着‘芜草青青’的茂密植被，下有‘草土浮结’和‘芜土交陷’的泥炭层，而且还有补给沼泽的溪水流经其间”①。这个地方，现在已建成水库，叫做大海坝水库②。再也见不到当年徐霞客所描述的景象了。

　　《徐霞客游记》关于地下热水的记载也很丰富。他把水温不同的地下热水分成四类：(1)冷水泉，与冷矿水相当，水温在25℃以下。(2)温泉，与低中温热水相当，温度在25℃—55℃。

　　(3)热水泉，与高温热水相当，温度在55°—90℃。(4)沸泉，与过热水相当，温度在90℃以上。徐霞客对地下热水的分类跟现代地下热水分类很接近，难能可贵。此外，记载了当时人们利用地下热水资源的各种办法，如沐浴、治病、食品加工、提取地下热水中的矿物资源——硫黄、硝等。

　　3.人文地理成就。《徐霞客游记》中有不少人文地理内容，如手工业、矿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各地民情风俗等。如，书中记载了煤、锡、银、金、铜、铅、硝、盐、雄黄、硫黄、玛瑙、大理石等十二种矿物的产地、开采和冶炼情况，是明代重要的矿冶史料。

　　4.文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地理名著，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才得以流传。如《山海经》、《水经注》、《法显传》等。《徐霞客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有的说它“真、大、奇”①，有的说它“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古今纪游第一”②。有的说它“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③。有的说“其笔意似子原，其叙事类龙门..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④。这些赞美之词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誉。徐霞客是当之无愧的游记文学大师。

　　总之，徐霞客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也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徐霞客及其游记同时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放射出异彩，耀眼夺目。

　　① 赵德祥：《我国历史上沼泽的名称、分类及描述》，载《地理科学》1982 年1 期。②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02 页。① 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179 页。② 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258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④ 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258—1259 页。第二节宋应星才大学博，勤于著述宋应星（1587—约1666），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宋姓在当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贤，号南塘，历官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官清正，对宋氏后代有很大影响。祖父为宋景第三子承庆，早逝。父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少孤，赖母顾氏及叔父和庆养育，少补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国霖有四子，宋应星为第三子。与兄应鼎俱为同母魏氏所生。宋应星出生时，宋氏家族日益没落，而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易于接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奉新地处南昌府境内，明代时这里文风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应昇在叔祖宋和庆创办的家塾内就读。七岁时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年十六考入本县县学，入庠九载。他自幼聪颖好学，学业成绩之佳为师长所惊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①宋应星青年时代已熟读经史及百家书，对程朱理学有较深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还喜欢音乐、美术，对时事政治特别关心，怀有济国济民的理想，常与同学好友纵谈天下大事。

　　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兄应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县中诸生只有他们兄弟中举，人称“奉新二宋”。当年秋赶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未中。为作好再应试准备，他们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投师于洞主舒曰敬。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一次进京会试，仍名落孙山。此后又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未中，由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1631），宋应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崇祯八年（1635）在老母被兄接到浙江后，宋应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谕，主要是教授县学生员。任职四年，取得优良教育成绩，使当地“士风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够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于此时。

　　崇祯十一年（1638），宋应星考列优等，旋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

　　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未待任满，于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归里。十六年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然此时已值明朝灭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次年甲申（1644）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军包围，宋应星弃官返回奉新。宋应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亦无意恋官，乃挂冠归里。他们兄弟及其他江西志士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昇于1646 年服毒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在清代一直过隐居生活，在贫困及悲愤中度过晚年，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岁。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皆有文才，人称“双玉”。宋① 宋士元：《长庚公传》，载宋立权、宋育德：《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二二，第71 页。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此遗训，在家安心耕读。

　　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目睹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终于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1637）、《观象》（1637）、《乐律》（1637）、《论气》（1637）、《谈天》（1637）等；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1636）、《画音归正》（1636）、《杂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1637）、《卮言十种》（1637）等；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1636）、《美利笺》（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天工开物》及其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彰施》介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方法。《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首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锤锻》系统论述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而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有五篇，也属工业。《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其中记载不少中国发明创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用于文房。《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新产品。《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区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调查的资料。

　　宋应星在叙述各生产过程的同时，还发展了“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

　　他对各种迷信神怪、荒诞旧说都有所批判，如对炼丹术的批判更为激烈，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注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是《天工开物》一书的最大特色，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论述了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甘嗜》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能，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发育成长，这都符合科学原理。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连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所改进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比较金、银、铜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记载。对铜、锌以不同配比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①。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简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②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结合，即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的结合。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实现开物过程。

　　《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1556）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04—1681）于清初发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5）及《授时通考》（1737）广泛摘引。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1771 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1608—1868）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畅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分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1869 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 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 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 Joseph① 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版，第46、248 页。② 三枝博音：《支那■代表的■技术书——宋■星■〈天工开物〉》，《支∧俏幕 复浴返*59 页，东京名取书店1942 年版。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①。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②。

　　政论集《野议》和诗集《思怜诗》宋应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论集《野议》，崇祯九年（1636）刊行。

　　全书万言，不分卷，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十二议。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经济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从而体现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应星作为在野者上书崇祯帝要求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观之，所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任用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权建设，揭露并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二是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三是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五是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提出安民政策。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统治下，使工农获得温饱、商人有利可图、贫士有科举入仕机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财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又说：“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货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①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提供丰富产品，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宋应星的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于1776 年提出同样思想。

　　《思怜诗》刊于崇祯九年（1636），是宋应星自选诗集，内有《思美诗》十首及《怜愚诗》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为七言诗②。诗集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诗中塑造了两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及讥讽。宋应星继承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思美诗》塑造出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①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1，pp. 12—13（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vol.3，p.154（1959）。

　　② 薮内清：《科学史■中国文明》，132 页（东京：NHK■，1982）。

　　① 宋应星：《野议·民财议》，第3—4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② 宋应星：《思怜诗》，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尽可为尧舜。《怜愚诗》塑造出应当讽刺或鞭挞的一些愚人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诗集以对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诗在艺术性上不及唐诗，但颇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论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论气》专论自然哲学，刊于崇祯十年（1637），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①。宋应星继承宋代哲人张载（1020—1077）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其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的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后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变成万物。根据宋应星的理论，万物生成和演化图景可以下图表之（第1983 页）。他的这一理论比汉代王充（27—107）、宋代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他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则摄取土中无机养料与水而生长，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论气·气声篇》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条件，声速及声音的传播以及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的发生原理时，指出因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发生在于破气、轧气时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① 宋应星：《论气》（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音大小。该篇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十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宋应星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样扩散，就是说声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对声的传播媒介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仍在争论不休。直到德国学者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气机做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声波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其《观象》书稿本拟与《天工开物》同时问世，但临梓删去。现存其所著《谈天》，刊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为说日。当他登泰山观日时涌现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①。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有关日日新思想，后来由王夫之（1619—1692）所发挥。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为警告。宋儒朱熹（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③宋应星针对朱熹观点批评说：“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①接下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所载事件作了对比，证明朱注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应星还写下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1644），借古喻今，伸张民族大义，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他的《美利笺》是文学创作，也有政治含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内涉猎极广的学者。

　　①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②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③ 朱熹：《诗经集传·小雅·十月之交》卷5，中册，中国书店1985 版，第90 页。①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第四十八章朱载■第一节家世和主要著作朱载堉是明宗室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物。

　　朱载堉（1532—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仁宗朱高炽第六代孙。仁宗第二子朱瞻埈被封为郑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凤翔（今属陕西），正统九年（1444）迁往怀庆府（今河南沁阳）。第四代郑王为康王祐枔，早卒无子，依宗法关系，郑藩郡王盟津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应嗣王，而朱见濍此前因罪被废为庶人，遂以郑藩郡王东垣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嗣郑王。朱祐柽即朱厚烷的父亲、朱载堉的祖父，正德十六年（1521），朱厚烷嗣封郑王，即郑恭王，朱载堉被封为郑王世子。

　　朱厚烷曾向明世宗上《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章，以土木神仙之事相规谏，其语切直为世宗所怒。朱祐橏久欲恢复郡王爵，而怨朱厚烷不为奏请，这时遂乘世宗之怒，罗织朱厚烷四十罪，诬其叛逆。经调查，朱厚烷叛逆无证据，但世宗以其“讪朕躬，在国骄傲无礼，大不道”，将其削去王爵，囚禁于凤阳（今属安徽），朱载堉也被剥夺世子冠带。

　　朱载堉因其父无罪被囚而发愤，筑土室于宫门外，席藁独处，潜心学问，自十五岁起，前后十九年。明世宗崩，穆宗即位，大赦天下，朱厚烷被释还。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下令恢复朱厚烷王爵，旋复朱载堉世子冠带。次年，朱载堉迁回郑王府居住。

　　朱载堉岳父的祖父，南京都御使何瑭，为官正直不阿，任官修撰时，尝因忤宦官刘瑾被迫致仕。何瑭长于音律，著有《乐律管见》等书。朱厚烷与何瑭往来甚密，也长于音律，著有《操缦谱藁》等书。他们的为人治学，对朱载堉影响甚大。

　　朱载堉著述很多，主要有《瑟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历学新说》，这些著作大都收入《乐律全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进呈明神宗。明神宗有旨：“览奏，具见留心乐律，深可嘉尚。”朱载堉还著有《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圜方句股图解》等。这些著作广泛涉及音律、历法、数学、物理、计量、乐器制造各学科。

　　第二节创建十二平均律朱载堉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律学史上创建了十二平均律，他称之为“新法密率”。由于千余年来在音乐中所使用的三分损益律无法实现“旋宫”，即用十二律中的任何一律“相旋为宫”——轮流充当宫音（今称转调），朱载堉“潜思有年，用力既久，豁然不用三分损益之法”①，“创立新法，置一尺为实，以密律除之，凡十二遍”①。“盖十三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还无端”。“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皆以应钟倍数十寸零五分九厘四毫六丝三忽零九纤为法除之，即得次律也。”②而朱载堉称：“《律吕精义》乃臣父遗志，而臣愚所述也”，十二平均律的思想最早由朱厚烷提出，而由朱载堉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方法和全部理论。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全部理论的创建在1567—1581 年之间完成并刊印传布，但有关十二平均律的思想在此前即已传播。在欧洲，荷兰数学家斯特芬于1585 年（一说为1600年；一说为1695—1696 年）创立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表示，但其手稿迟在1884 年才得以发表。法国数学家默森对十二平均律于1636 年也作出了和朱载堉完全相同的数学表示。一般认为，由于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使东学西传，曾经在巴黎地方修道院担任副主祭、神父的默森，有可能受到朱载堉著作的影响。十二平均律是现代音乐赖以存在的基础理论，三百多年来，深刻地影响了音乐的发展。

　　① 朱载堉：《进乐律奏疏》。

　　① 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一《密率律度相求第三》。

　　② 朱载堉：《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不用三分损益第三》。

　　第三节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朱载堉的成就还表现在乐器制造和古乐器考证方面，他制造了律准、律管，考证了篪、钟、磬、籥、篴、瑟、筝、笙等古代乐器的名称、形状、规范、音名、音高与开孔法等。

　　在历法方面，他编制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深入研究了回归年长度及其古今变化。在数学方面，他以珠算为工具开方运算圆周率，找到了九进制和十进制的小数换算法和计算等比数列的方法。他考证了历代尺的长度，指出律与度量衡相须为用的关系。他还分析了乐器的共振现象，准确测定了水银的密度，测定了地磁偏角。在音乐实践上，他通过作曲、改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探索恢复旋宫古法，用精确的记谱采录民间乐曲，用民歌形式写作曲词。今传朱载堉所作《醒世词》，有曲词七十三首，其中多世态炎凉、愤世疾俗之语，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探讨舞蹈理论，制定了图谱、字谱的舞谱。此外，他还善于白描画，所作舞蹈插图，用笔洗练，比例准确，生动传神。

　　朱载堉注重科学，躬亲实践，不鄙薄“贱工之学”，敢于破除历来天文律历中所附会的神话、迷信，对历代圣贤大儒的错误提出质疑和批判，体现了明后期崭新的时代精神。

　　第四节淡泊名利，辞却王爵朱载堉淡薄名利，不以王位为贵，不居宗室之尊，万历十九年（1591）

　　郑王朱厚烷卒，朱载堉作为世子理应嗣位，但他坚持辞却王爵，上书说：“郑宗之序，盟津为长。前王见濍，既锡谥复爵矣，爵宜归盟津。”礼臣以朱祐■一系“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加以拒绝。朱载堉辞疏至十五上，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1），终于获准辞去王爵。朱祐橏之孙朱载堉嗣封郑王，朱载堉及其子朱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而朱祐橏正是当年诬告朱厚烷致使其禁锢高墙达十九年的祸首。明神宗为朱载堉的让国称赞说他“非道不处，惟义是取”，“让国高风，千古载见，朕嘉尚不已。”并特赐建玉音坊，以“彰天潢之美”。

　　朱载堉身居亲藩，深知分封制之腐败和宗藩寄生之无用。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上书“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神宗下令“即使各藩，大破拘挛，从公用舍，以称朝廷激励贤宗之意”。从而打破了明朝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做官的规定。

　　朱载堉辞国后，自称道人，迁居于怀庆城外，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1611 年5 月19 日）卒，享年八十岁，赐谥端清。

　　第四十九章崇祯帝崇祯帝，即朱由检（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入继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为动乱的时期。在各种矛盾激荡的漩涡中，他奋力挣扎，但明皇朝最终仍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第一节“中兴”之梦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

　　崇祯帝入宫之时，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祯帝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魏忠贤的专横，宦官的肆无忌惮，是崇祯帝即位后所面临并且急于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党争，整个官僚集团的日趋腐化，走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入赤贫困境，由此引发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等等，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如何走出执政后的第一步则是至关重要的。

　　崇祯帝稳稳当当地下了第一着棋：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崇祯帝表现出相当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从魏忠贤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乞休；命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遣散内丁，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当然，他也隐隐露出几分对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觉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样可以任意摆布。天启七年（1627）九月，魏忠贤请求辞任，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崇祯帝认为时机未到，未曾允诺。十月，形势发生变化，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祯帝当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徵弹劾魏忠贤“井帝”、“蔑后”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贤到凤阳，不久命逮治。魏忠贤在途经阜城时惊悸万分，自缢而死。消息传至京师，欢声雷动。为解民愤，崇祯帝下令寸磔其尸，悬首河间。客氏也被笞死于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贤，终于被崇祯帝不动声色地剪除了。崇祯帝在朝野欢庆的气氛中第一次领略了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快感，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和削弱宦官势力的行动。

　　首先，尽撤各处镇守内臣，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①，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②五月，《要典》在熊熊烈① 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②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速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首，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①。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②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③。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超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①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①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②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① 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重宦官、轻文臣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首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①“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首，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① 《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 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发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①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②。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 1640）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发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① 《烈皇小识》卷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速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第三节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①。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首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断，实行竭泽而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天启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不久，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祯三年（1630）前后，张献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崇祯帝任命杨鹤往陕西加以“招抚”，并以御史吴甡领库银十万两前往放赈，但起义军“旋抚旋叛”。崇祯帝并没意识到陕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惨状并不是十万两银子所能改变的。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诏令增派辽饷，于原来的亩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税收。百姓怨声载道，该年二、三月间，山西从起义军的人为十之一，六七月间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祯六年（1633），命悍将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官军对义军进行围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明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崇祯八年（1635），义军攻下凤阳，并焚毁皇陵京殿与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崇祯十年（1637），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力剿杀农民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即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以剿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以堵为主，张十面之网，对农民军围追堵击。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逐渐处入低潮。李自成部连连遭挫，处境艰难。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部相继受抚。但次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义，尤其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纷沓而至。李部所向无敌，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祯帝更是气急败坏。然而，他只是咒骂督抚围剿不力，唯独没有设法解决这种致乱之源。相反，崇祯十年（1637）十月，诏告天下，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允诺一年为期。可是一年过去了，“流贼”并没平定，只好续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杨嗣昌抽练边兵七十三万的计划，加征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三饷加派，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以大学士之衔就任督师，节制督抚，前往征伐。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赐宴饯行，面授机宜，并亲笔题诗相赐。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但他万万没料到杨嗣昌因襄阳王、贵阳王被张献忠处死，自度难免，自杀身亡。

　　① 《明史》卷二六○《杨鹤传》。

　　农民起义的浪潮日趋高涨之时，后金政权在东北日益强大，尤其是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意欲廓清宇内，取明代之。崇祯帝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崇祯帝只是把辽东战场的失利归之于将帅的无能与胆怯。自然，他没有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此时的清政权已远不同于后金，更不是所谓“建部跳梁”，而是一个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明廷对峙的政治势力。他对收复辽东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呈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继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攻击北京城后，于七年（1634）七月、九年（1636）七月以及十五年（1642）十一月三次大举进攻明朝腹地。最后一次入犯，共攻下城池五十多处，俘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许多地方简直是望风即降。每次清兵进攻，崇祯帝除了令边镇速速入卫之外，通常是令内臣监守城门，监军，催兵将快快出击。他丝毫不考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先稳固防守。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进攻宁远、锦州，总兵祖大寿坚守不出，清兵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祯帝见宁、锦吃紧，即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余万往援。宁锦副总兵祖大弼指出：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崇祯帝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视，审度机宜。方若麒认为清兵一鼓可平，催急速出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自此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实力与清对抗了。

　　崇祯帝性格中褊狭、猜疑的弱点在施政中也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崇祯帝怀疑大臣们结党营私，贪贿、贰心。为了监视大臣，他采取的办法是，鼓励告发。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帝召见大学士薛国观，问他朝臣贪婪的原因何在？薛答道：“使厂卫得人，朝士何敢如是。”①崇祯帝深以为然，并把外边的情况托付给厂卫搜集、侦访。户部尚书孙居相家居时，在给友人函件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这几个字，不料被崇祯帝的侦探得知，崇祯帝二话没说，即把他逮捕、谪边。崇祯十五年（1642），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皆因直言触怒崇祯帝。崇祯帝令锦衣卫将二人逮捕，并密谕卫帅骆养性将熊、姜二人杀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请释放二人，即使二人有罪也当付之刑部；以锦衣卫行刑，“终于国体有伤”。崇祯帝大怒：“法司、锦衣卫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②。将刘宗周革职为民。崇祯帝在位期间始终感到人才的奇缺。人才奇缺，并不是说明皇朝缺乏人才，而崇祯帝也确实任用过一些人才，但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不仅使所用之人难以施展其才，而且内阁大臣与巡抚总督动辄遭咎，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崇祯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难言。崇祯十四年（1641），清兵围攻宁锦，陈新甲因杨嗣昌之推荐出任兵部尚书，主张和议。崇祯帝也以边兵不足恃，欲借和议暂缓危机。当时朝中之人多数是主张和议的，认为“倘肯议和，和也可恃”③。崇祯帝便将此事专门委以陈新甲去办理。但陈新甲因保密不严，和议之事被外廷知晓。崇祯帝即将陈处斩。

　　① 《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②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③ 《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书言，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内阁中，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说无才，且为人也较正直，但他们的任职主要在崇祯初年。这些正直之臣在阁中比例较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在阁臣中，真正受崇祯帝宠信的却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善于窥伺崇祯帝的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因攻讦钱谦益而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阁；崇祯三年十一月，温体仁入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学士韩爌、李标、成基命相继罢相而去，崇祯四年（1631）六月、八月，与周延儒一起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祯初年所谓“东林内阁”的结束。温体仁在阁八年多，是崇祯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的。他入阁后，即挤掉周延儒而成为首辅。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且善于揣测上意，因此，尽管弹劾的章奏屡上，崇祯帝不以为动。刘宗周上疏指出温体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祯帝相反觉得温体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结党，故常加安慰，而对于上疏的人每每从重处治。温体仁辅政期间，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以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为得罪首辅而降职、削籍。文震孟在阁时间只有三个月。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当时人们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①（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首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谈何表率百官？崇祯帝刻意求才，却求的是这种貌似忠诚、实则奸邪的才，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在困难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危害朝政，使崇祯帝急躁、严厉的性格愈加偏执。崇祯帝任用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① 《烈皇小识》卷四。

　　第四节孤独的勤政者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①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②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发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①。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帝都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① 《烈皇小识》卷一。

　　② 《烈皇小识》卷一。

　　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内阁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中有“人夫、禄米”等项，但崇祯帝将这些抹去，只批了三个字：“放他去。”

　　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皇帝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崇祯元年（1628）二月首次开经筵；崇祯七年（1634），日讲官由六人增为七人。每次经筵，崇祯帝显得和蔼可亲，先是恭听，讲后则常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讲官进讲颇合皇帝口味，则常会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讲《春秋》，深得皇帝喜欢。崇祯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阁臣之时，崇祯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文震孟虽然未至，仍被特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日益把日讲与经筵变成召对了。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刚完，即召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与考选哪种方法最适合选拔人材？诸臣唯唯诺诺。黄景昉进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含冤下狱。十六日，正逢日讲，崇祯帝面谕黄景昉，郑三俊即使清白，也办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后，崇祯帝先是严厉斥责了一番郑三俊“欺罔委卸”，接着说：“但念别无赃贿，姑作回家听拟。”①其实，崇祯帝也知道此案错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狱为回家听拟。崇祯帝重视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能从先圣与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国之策。

　　每逢殿试之际，崇祯帝更是十分认真。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会试，大学士薛国观、蔡国用为考试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邹式金、杨琼。到三月廷试时，崇祯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祯帝问：“边隅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藻德对曰：“以臣所见，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并陈说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况。崇祯帝认为可用，即拔为第一名。而邹式金被抑为二甲，杨琼被抑为三甲。薛国观因此失去了崇祯帝的恩宠，六月份就被罢职。

　　处于非常之世的崇祯帝，处理具体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规，违背封建礼教。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崇祯帝所倚重的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虽均有家丧，但也予“夺情”起用。少詹事黄道周针对此事连上三疏，指责此三人不守丧、不忠不孝，并诘问皇上为何用这种人？崇祯帝责问黄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黄言正辞严，毫不让步。崇祯帝一气之下，将迂腐的黄道周连贬六级，发配江西。崇祯十六年（1643），给事中郝昌、御史蒋拱宸疏劾吏部文选郎吴昌时贪赃枉法，勾结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内阁机密，崇祯帝对于外臣结纳内臣之事尤为忌恨，于是召文武百官，亲自审讯，并用刑打断吴的大腿，犹不解恨，将吴论死。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未有之人。”①即使皇亲国戚，对于崇祯帝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意见纷纷。为了筹饷，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帝开始向皇亲筹借。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数目是四十万两。但李国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毁房屋，把器皿什物摆在大路上变卖，以示自己一无所有。许多国戚也为他说情。崇祯帝并不罢休，立即逮李国瑞入狱，李惊吓而死。正当此时，崇祯帝最宠爱的五皇子慈焕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极。崇祯帝令戚贵们助饷之事随之化为泡影。

　　① 《烈皇小识》卷五。

　　① 《烈皇小识》卷八。

　　崇祯帝心中的疙瘩几乎无人能解。内宫嫔妃自然不少，但难以令他心悦。他不喜欢周皇后，比较喜欢的只有田妃与袁妃二人。其中田妃不仅姿色过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连骑马也在行。她是在江南长大的，入宫后把江南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带过来了，崇祯帝颇觉新鲜。于是，他的衣鞋之类也都用南方的。但是，田妃与周皇后争风吃醋，被崇祯帝违心地罚入启祥宫省愆，三个月不召幸。崇祯十三年（1640），田妃染上大疾，两年后亡故。崇祯帝悲痛欲绝，隆重葬之。爱子与爱妃的相继逝去，崇祯帝所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形容日渐憔悴，脾气愈益暴烈，动辄呵斥，踢打宫女。宫廷生活的风波，对时局的感伤，使崇祯帝的内心更感孤寂。他本是个极敏感的人，极度的空虚、愤懑乃至绝望朝他猛烈地袭来之时，有时竟不由得泪水纵横。上天也偏不作美，很少有过风调雨顺的时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干旱，就是蝗灾，且疾疫流行。为此，他不停地反省，有时斋居在文华殿或永寿宫，撤乐减膳，崇祯八年（1635）十月、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十七年（1644）二月四次下诏罪己。他多次去祭祀太庙，希望祖宗保佑。有时，他只有把这种孤独与绝望之情转为对母亲的思念。崇祯十二年（1639）他请人画了他母亲的遗像挂在奉先别殿，不时去瞻仰，本来他想借此排遣心中的苦楚，但每当此时，思绪更乱，更感凄楚。为了解除苦闷、寻找希望，他对天主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西方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常被传入宫内，讲解天主教义。崇祯帝心向往之，下令将宫殿内所雕佛像尽行撤除，放在外面的寺院里，或销毁。他还把大臣有名“天”者悉改之。崇祯十三年（1640）慈焕之死，据说是得罪了九莲华娘娘的原因。崇祯帝即改对天主的祈祷而为对佛祖的忏悔，深感无限的惆怅与理想幻灭的痛苦。一个外强中干的勤政者正怀着诸般苦楚沿着孤僻的小径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第五节煤山自缢崇祯十五年（1642），这个曾立志“中兴”的皇帝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二月，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也以锦州降于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围开封。八月，安庆兵变。九月，开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余座，并杀宗室鲁王。在所有对农民军和清廷的作战中，明朝军队几乎无抵御之力。六月份，陈新甲被处决后，与清和谈的大门也关闭了。继任兵部尚书冯元飚不愿为灭亡在即的皇朝作殉葬品，一日上朝时，伪称疾病发作，昏倒在地，因力辞尚书职。尽管崇祯帝下诏罪己，并诏举有堪为大将军者，但根本不见成效。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湖广这个“九省通衢”、天下咽喉的地方已在农民军的掌握之中。崇祯帝忧及献陵失守，派大学士吴甡往湖广督师，吴甡只得应允。他提出的条件是崇祯帝给他三万精兵，从南京趋武昌。由于京兵难以抽调，吴甡到四月还未出京。崇祯帝大怒：“受兵督师讨贼，自当星驰受事，乃三月以来，迁延不进，未出都门，筹画莫展，若在行间，何以制胜？”①令吴致仕。最高统治集团已人心离散，悲观失望，这给崇祯帝以深深的刺激。六月，悬立赏格：擒李自成来献者赏银一万两，封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其他也按功行赏。崇祯帝希望因此而出现奇迹。但正当官军畏缩不前时，李自成兼并罗汝才部及革、左五营，号众百万；张献忠也连克汉阳、武昌、岳州、长沙、宝庆等城。八月，崇祯帝只好把最后一张王牌打出去，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以及应天、凤阳、江苏、安徽、河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围剿，铸督师七省之印，与农民军决一死战。孙传庭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十万人马出潼关，檄左良玉驱兵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此时，李自成也调集在湖广的全部精锐于河南，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使孙传庭一败于河南郏县，死亡四万余人；十月，再败于潼关。渭南、商州、西安均为李自成攻占。不久，总兵白广恩、陈永福降于李自成。至年底，榆林、固原、宁夏等重镇尽归李自成所有。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以陕西为根据地，对北京发起最后总攻。

　　眼望官军分崩离析，三秦尽失守，崇祯帝心中惶恐之极，缺兵、缺饷、缺将的情形令他一愁莫展。为了练兵，他曾与大学士蒋德璟商议良久，可当他听说：正统朝时兵饷数万，万历朝时不过三百余万，而今兵饷二千余万，而兵反少于前，尽皆耗蠹；过去京卫有四十七万，畿内有二十八万，今皆虚冒时，也丧失了信心。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①大臣一听皇帝要御驾亲征，便纷纷请代。大学士李建泰请提兵，崇祯帝大喜，即加封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不久，崇祯帝于正阳楼按古礼设宴饯行，并召集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坐，礼仪① 《烈皇小识》卷七。

　　①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之隆，前所未有。崇祯帝亲自为李建泰斟酒，举卮说：“先生此行，如朕亲征。”李建泰誓死以报。席散，崇祯帝久久地目送他出京。崇祯帝没料到这个代皇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的定县、广宗县等处却吃了闭门羹，一听说李自成部已攻陷宁武关、正朝北如潮水般涌来时，只好北窜逃命。这时的内阁首辅陈演一见大势不好，疏言“赞理无效”，请告病回家。崇祯帝骂道：“汝一死不足蔽辜。”②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祯帝切身感受到了众民离叛的气氛。这段时间，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一方面下诏罪己，妄想稳定人心；一方面起用亲信太监前往各地监督。如，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监真定、保定，杜勋监宣府，王梦弼监顺德、彰德，阎思印监大名、广平等，并征诸镇兵入援勤王。其实，在正月，崇祯帝就想征调宁远总兵吴三桂入援，但吴三桂西援，实际上无异于拱手将辽东最后一镇让给清兵。由于内阁反对意见较大，因而至二月底吴三桂始终未见动静。此时，李自成部已攻陷太原。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瓖及监守太监杜勋举城投降农民军；初六，李自成部又陷宣府。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农民军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帝知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他曾密召力主“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并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①崇祯帝意在要大臣合力劝请他南迁，体面地离开京城。但是，又有人建议，固守京师，仿永乐朝事，让太子监国南京。为了顾全面子，崇祯帝慨然表示“国君死社稷”。

　　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召对群臣，商讨对策。人人默然无语，君臣只有相对大哭而已。昌平失守的消息传到时，君臣大惊失色。

　　十七日，农民军围攻北京城。城防已从根本上失去了抵御的能力。崇祯帝只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②十八日夜间，大顺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崇祯帝只要投降便无事，被崇祯帝一剑杀死。此时的崇祯帝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祯帝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崇祯帝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② 《明史》卷二五三《陈演传》。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八。

　　② 张正声：《二素纪事》。

　　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崇祯帝得知这个消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崇祯帝检阅内操之处，可如今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山穷水尽的崇祯帝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①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大顺政权派人将崇祯帝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

　　南明弘光时，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清入关后，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后改为庄烈愍皇帝。其陵随其庙号思宗称为思陵。

　　①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二》。

　　第五十章周延儒温体仁第一节周延儒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

　　万历四十一年（1613）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时年二十余岁，志满意得，与同年冯铨友善，其后结为儿女姻亲。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

　　崇祯帝即位，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周延儒因居南京闲散之地而获擢用，召为礼部右侍郎。崇祯元年冬，驻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士因连续四月断饷而发生哗变，总兵袁崇焕安抚之，事方得平，锦州兵又哗，崇焕请给饷。崇祯帝召群臣问计，诸臣皆请发帑。周延儒警敏而善伺人意，他熟知崇祯帝与乃祖神宗一样吝啬财货，于是进言异于他人。他的陈奏道出了皇帝的心思，“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又奏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①。周延儒的话深得皇帝赞赏。数日后，崇祯帝又召周延儒面议政事，周延儒揣摩崇祯帝猜疑和察察为明之习，奏称锦州兵变大略是骄兵构煽为乱，有关将帅御之无策，以故哗变频仍。时崇祯帝方疑边将要挟，周延儒之奏正合皇帝胸臆，于是大悦，由是颇宠之。崇祯帝初政，客氏、魏忠贤等元凶虽除，徒党犹盛。自倪元璐颂东林攻阉党之疏出，清议渐明，不附阉的正人渐获登用。不久附魏忠贤的阁臣相继罢去，天启中致仕的老资格阁臣韩爌被召，尚在途中。于是皇帝下诏会推阁臣，东林党中的头面人物钱谦益期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在朝中串联活动，吏部尚书王永光迫于情势，列出了以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十一人名单，供皇帝挑选。周延儒及礼部尚书温体仁均未获提名。按会推的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而把持会推的钱谦益等以温体仁素无人望为词拒之于外。又周延儒议事有独见，召对亦当帝意，却也被摈斥在外，于理未合。时周延儒亦暗结外戚锦衣渠帅郑养性、万炜及东厂太监唐之徵，以为内援，希冀入阁。至是周延儒不与会推之列，大恨，暗布流言，言枚卜阁臣之事为钱谦益党把持。温体仁不附东林，虽官礼部尚书亦不预会推之名，亦愤而不平。温体仁乃奏呈《盖世神奸疏》，弹劾钱谦益的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言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①。恰崇祯帝因会推名单不列周延儒等而生疑惑，得温体仁疏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在文华殿面讯，温体仁力攻钱谦益，周延儒助之，奏称：“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①钱谦益未料到温体仁攻其旧事，周延儒指斥有验，钱谦益理亏语塞。皇帝以周延儒、温体仁所言符合实情，于是罢钱谦益官，回籍听勘，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钱党，降谪有差。崇祯帝乃悉置廷推者不用，枚卜之典遂告流产。

　　① 《明通鉴》卷八一，崇祯元年七月。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① 《烈皇小识》卷二。

　　崇祯元年十二月，前大学士韩爌还朝，遂为首辅。自文华殿辩论后，周延儒屡蒙召对。二年三月，崇祯帝召周延儒密议，“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②。周延儒得到皇帝的恩眷和进一步的信任。对此，东林一干人非常恐慌，御史黄宗昌搜集周延儒的几件小事劾之，崇祯帝怒，停黄宗昌俸半年。御史李长春疏论独对之非。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又言“延儒与冯铨密契，延儒秉政，必为逆党翻局”③。周延儒对言官的攻击一一作了答辩，崇祯帝优诏褒答。同年十一月，北兵薄京城，京师警戒，阁臣钱龙锡以袁崇焕案牵连罢职，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同时入阁的还有何如宠和钱象坤。三年二月，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周延儒在内阁，竭力援引温体仁和吴宗达，将建议二人入阁的意见书于揭帖，为之力请。崇祯帝憎恶臣下党比欺君，故特别嘉许体仁孤立忠心，六月十一日特旨命温体仁与吴宗达以原官入阁。是年正月，韩爌致仕，三月李标致仕，九月成基命亦致仕，周延儒遂为首辅。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

　　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姚希孟、罗喻义相善，由于钱谦益在枚卜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事关权势利害之争，周延儒不得不奋起反击，助温体仁攻之。既相之后，延儒总揽全局，会阉党新败，审时度势，不能不与东林这股政治势力共事。鉴于东林士大夫集团并非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于是周延儒一方面与钱谦益等人对立，另一方面则注意改善同其他东林士人的关系。崇祯四年（1631）周延儒主会试，他录取东林后劲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与周延儒并相的温体仁素与东林无涉，既攻钱谦益，益仇东林，温体仁出于自身利害考虑，亟欲将敌视东林的阉党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温体仁逐渐由差别而发展为分歧。温体仁采取了试探性行动，策划起用阉党官员，他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名丽逆案的王之臣和吕纯如。王、吕二人在逆案中所犯较轻，且于天启中皆在边圉，未尝插手朝廷政治，盖因颂珰获罪，况且崇祯元年东林干员瞿式耜还疏荐吕纯如“谙练边事，猷胆过人，皆可当中枢戎政之任者”①。东林之人荐之，温体仁亦欲荐之，本不当大惊小怪，而有人利用此事挑拨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关系，向周延儒进言说温“体仁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②。周延儒不察言者之意，刚好中了圈套，他把温体仁荐用王之臣、吕纯如看得过分严重，于是向皇帝奏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皇帝听了周延儒的话，起用王之臣、吕纯如等的事就搁浅了。这样，温体仁决意在政治上与周延儒分道扬镳，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仍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周延儒是一个典型的没落皇朝的封建官僚，善于攘夺权位，一旦大权在手，殊无为国为民之心，惟知利用权势，谋取私利而已。史称其“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受姻娅陈于泰万金之馈，使滥厕进士及第之列。周延儒所为遭到给事中吴执御的弹劾。其后又有数十人劾之，因崇祯帝将劾疏一概留中不下，周延儒不得自知，却仍厚着脸皮入直票拟如故。其间子弟暴横乡里，兄弟冒锦衣籍授千户官，用家人为副总兵，京师舆论籍籍，而周延儒仍无敛②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③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① 《瞿式耜集》卷一《任人宜责实效疏》，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②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止之意，仍然我行我素，终为温体仁所乘，狼狈罢归。

　　崇祯帝初即位时，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然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却竞相为门户之争，不能赞襄良策，甚至欺蔽朝廷。于是崇祯帝渐渐复用宦官，相继遣宦官监视各镇。又令宦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温体仁向宦官靠拢，以图周延儒。太监王坤狂躁敢言，在温体仁示意下，疏劾修撰陈于泰，谓其盗窃功名，语侵周延儒。给事中傅朝佑副都御史王志道言中官不当劾首揆，崇祯帝怒，削王志道籍，周延儒不能救解，崇祯帝对周延儒的信任已经动摇。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赇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悖逆”①。皇帝怒，穷治其事，锦衣卫考掠李元功无完肤，狱上，周延儒大困。周延儒还希望温体仁为之救解，温体仁不应，还乘机拟旨黜去与周延儒相善可能施以帮助的人。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迫引疾辞职。皇帝仍待之以礼，赐白金，遣行人护行而归。

　　周延儒失势后回归乡里，对倾轧自己的温体仁愤恨不已，对曾与友好的东林诸人颇感惭愧。温体仁继周延儒任首辅，日与东林及朝臣中不附从自己的人为仇，五年后才去职。继而当国者是张至发、薛国观等，这些人都步温体仁后尘，引导皇帝苛严以待臣下，摈斥刘宗周、黄道周、刘三俊等正人，朝廷政治情况非常混乱。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运动重新起用之事，计划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中贵，“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①。具体由冯铨利用天启年间与宫中臣珰的老关系送进去，其事“擘画两年，纶綍始下”②。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于乡里。周延儒九月至京，遂复任首辅。

　　以张溥为代表的东林后劲把希望寄托在周延儒身上，他们忠告周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临行，张溥“以数事要之”③。被钦定逆案禁锢的阉党诸人在温体仁当政时始终没有抬头，此际也把希望寄托在复出的周延儒身上，故为之集资和交通内侍，阮大铖向周延儒表示希望获得任用，周延儒以其名丽逆案而有难色。阮大铖退而请用其密友马士英，周延儒许之。

　　由于东林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周延儒重新柄政，他也注意满足两方面的要求。遵循张溥的要求，召回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其余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麟、张玮、金光辰等分任卿贰，又释放在狱和遣戍的傅宗龙、黄道周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人官，于是中外翕然称贤。另一方面也履行了对阉党的许诺，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控制南方的政治中心，为其日后操纵南明政权张本。周延儒当政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倾轧，皇帝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崇祯帝甚至贬损帝王之尊而揖拜周延儒，语称“朕以天下听先生”。但是，此际的明朝病入膏肓，既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州县残破，又有清兵南下，抄掠京①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① 《烈皇小识》卷七。

　　② 《明季北略》卷十九《周延儒续记》。

　　③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师，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谁都没有为皇朝挽回颓势的妙方。侯恂、范志完督师，皆遭败绩。军事局势日益恶化。周延儒则纵使门下客董廷献等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凡求总兵巡抚之职，必先通贿于董廷献，然后得之。前首辅薛国观罢职回乡，因多携财货而遭杀身之祸，周延儒惩其败，所得珠宝皆寄放于廷献家中。其后十六年再度被贬离京时，“行李故为萧减，筐箱几件”而已①，实则“所藏于心葵（董廷献）家者无限也”。政治上倚为腹心的文选郎吴昌时品质极坏，史称其“有干才，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其在朝“通厂卫，把持朝官”。凡事更张，全凭己意，明制年例，通常以科道一二人出为外官，年例外调意味着贬职，昌时不满言官，特意扩大年例的名额，欲出给事中范士髦等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昌时挟势弄权，每每如此，故而朝官恨之入骨，对昌时的仇恨，有时也会迁及周延儒，周延儒任用非人，为自己种下祸根。

　　明代政治体制表明，无论内阁怎样拥有相权之实，然而厂卫却是代表皇权监视和控制着整个官僚集团，周延儒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周延儒此举虽然邀获众誉，厂卫却十分怨恨他。厂卫着意刺探周延儒的阴事。崇祯十五年五月，兵备佥事雷演祚劾周延儒门生范志完督师时纵兵淫掠。翌年廷议其事，雷演祚语侵周延儒。皇帝召雷演祚面对，遂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凡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幕客董廷献”①。又言范志完“两载佥事，骤陟督师，非有大党，何以至是”。雷演祚所奏，引起了皇帝对周延儒的怀疑，于是逮治廷献，诛范志完。周延儒的地位受到动摇。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掠山东，师还，至京畿，周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崇祯帝犹降手敕，以召虎裴度为喻奖之，赐给章服、白金、文绮、上驷，并给金帛，以供其功成赏军。皇帝对周延儒寄予极大的希望，周延儒却殊无退敌之策，驻兵通州，不与北兵接战，惟“每日幕客攒集，午后始开门收文书，应故事”②。周延儒视师丝毫没有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清兵退回辽东，各路援兵尾之而行，不敢邀击，却厚贿周延儒以求叙功。周延儒日与幕客饮酒娱乐，天天派飞骑往宫中奏捷，骗得皇帝一场空喜欢。周延儒还朝，请议从征将吏的功劳，周延儒又获赐银币、蟒服，荫子中书舍人。数日之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厂卫把周延儒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五月十八日，皇帝还在下谕布置凯旋之宴，二十三日传谕大小九卿，“首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③。周延儒再度失宠，崇祯帝为全君臣终始之义，犹降温旨，赐银百两为旅资，并许乘传归。

　　周延儒的敌人不但有厂卫渠帅大珰，还有阁中的魏藻德与陈演。魏藻德是薛国观的门生，吴昌时在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以是魏藻德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周延儒平素蔑视陈演，陈演大恨之，于是两人与厂卫复腾蜚语，攻击周延儒。周延儒既去，言路发舒，所言皆及他。皇帝隐忍未发。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入周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① 《明季北略》卷十九《董心葵大侠》。

　　① 《明史》卷二七四《雷演祚传》。

　　② 《烈皇小识》卷八。

　　③ 《明季北略》卷十九《周延儒续记》。

　　为奸，无所不至，语其赃私巨万，并揭露吴昌时交通内官李端、王裕民等，侦知宫廷秘密诸状。骆养性仔细地调查了吴昌时与周延儒谋取贿赂的详情，报告皇帝。东厂诸阉亦向崇祯帝汇报了实情。吏部尚书郑三俊以误荐吴昌时，引咎辞职。这时崇祯帝了解了周延儒的全部罪行，盛怒之下，立遣缇骑逮周延儒到京师治罪。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帝召府部科道廷鞫昌时，皇帝声色俱厉，内侍用刑，吴昌时两胫皆折。周延儒在途闻吴昌时受刑之状，非常恐惧，在途中迁延不进。时旧辅王应熊应召入京，周延儒与王应熊关系密切，应熊之获再召，亦周延儒未败时为之营就。周延儒期待应熊先入，在皇帝面前为之救解，冀能逃脱罪罚。陈演通过中官，向皇帝揭穿了周延儒稽延不入的缘由，崇祯帝益恨，并及王应熊，王应熊入京，不召对而命其复归。十月，周延儒尾王应熊之后到了京城，被安置在正阳门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皇帝不予理会。十六年十二月（1644 年1 月）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

　　第二节温体仁温体仁（1573—1639），字长卿，号圆峤，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朱由检即位初，迁尚书秩，协理詹事府事。崇祯元年（1628）冬，诏会推阁臣，东林党钱谦益指使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居间活动，迫使吏部把很有希望入阁的侍郎周延儒排斥在会推提名之外。温体仁素与东林没有往来，亦不得预名陪推之列。温体仁见会推不及周延儒，忖度皇帝必疑臣下结党排挤，于是发难攻击钱谦益，遂上《盖世神奸疏》讦钱谦益为浙江乡试考官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之选”①。翌日，皇帝召集阁部科道诸臣在文华殿面询其事，命钱谦益、温体仁、周延儒等人俱至。钱谦益于枚卜阁臣之先，经过严密布置和活动，费了许多精力才将周延儒等排斥在外，却没有料到温体仁突出，以浙闱旧案劾己。文华殿面质之际，一时辞屈。崇祯帝问温体仁：“疏内称神奸结党欺君，奸党是谁？枚卜大典是谁人一手握定？”②温体仁从容奏称，“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称言”。接着将所知的情况一一陈奏，大略言吏部尚书屡疏乞休，杜门谢事，瞿式耜“受谦益指使，疏催冢臣王永光暂出完会推之事”③。温体仁指出，“谦益热中枚卜”，甚至“先令御史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此从来未有之事”④。吏部都给事中章允儒出班为钱谦益辩解，引喻失当，被皇帝喝令锦衣卫卫士推出。温体仁又请命吏部尚书王永光陈述会推的实情，王永光不敢开罪钱谦益，回避其事，向皇帝奏称“皇上召问吏科、河南道（御史）与郎中耿志炜便知道了”。温体仁毫不放松，他步步进逼，言“永光是六卿之长，用贤退不肖，是他职掌，如何推到司官身上”，崇祯帝再三诘问会推实情，一时阁部六科等臣俱含糊其词，搪塞皇帝，为钱谦益开脱。在此关键时刻，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站出来支持温体仁，周延儒指出，“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于天威，二者牵于情面”，又说“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言出祸随”。周延儒揭露了钱谦益等在会推中挟制群臣的实情。于是皇帝罢钱谦益官，令其回籍听勘，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党，降谪有差。文华殿辩争之后不久，御史毛九华疏纠温体仁于杭州建逆祠时，作诗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亦纠温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抗辩良久。九华所谓的媚珰之诗显系栽赃诬陷，经温体仁当面诘问，毛九华词穷。而任赞化则毛举细故，排击不已。皇帝“怒其语亵，贬一秩调外”①。温体仁揭露说二人皆是钱谦益死党，皇帝亦颇以温体仁之言为是。皇帝召大学士韩爌论其事，韩爌虽心向东林，亦不得不称“体仁平日硁硁自守，亦有品望”，因枚卜一事“所以诸臣攻他”②。温体仁又向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③ 《瞿式耜集》卷一《奉台回话疏》。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烈皇小识》卷二。

　　皇帝陈述，“臣通籍三十年，并无一字挂人弹章，只因参了钱谦益，攻者四起。凡可以杀臣者，无所不至。岂一人之身，贤奸顿异如此？”温体仁在与钱谦益党的斗争中抗争不屈，其后，经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等所论体仁媚珰之诗“卒无左验”。于是皇帝对温体仁揭露诸臣结党之说深信不疑。皇帝曾召大学士韩爌，言“诸臣不忧国，惟挟私相攻”，表示要对结党者“重绳以法”①。其后，给事中祖重晔、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南京御史沈希诏相继攻温体仁，孰知攻者愈力，而皇帝却愈加相信温体仁及其对人事所发的议论。崇祯二年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入阁。周延儒在阁，极力援引温体仁。三年六月，温体仁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他既仇东林，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企图起用阉党逆案中情节较轻的王之臣和吕纯如。周延儒虽攻钱谦益，却与另外一些东林士大夫有较密的政治关系，在起用阉党上，周延儒所持与温体仁有异，加上人为的挑拨，周延儒没有注意与温体仁协调其事。于是温体仁逐渐自异于周延儒，并忌周延儒位在己上，图谋取而代之。崇祯四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劾罢职，温体仁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闵洪学与温体仁相结，在吏部奉行温体仁意旨，为之拉拢朝官。凡有过失，则归之于周延儒。周延儒因温体仁曾与自己一道攻钱谦益，又援其入阁，因之对温体仁和闵洪学的诸种做法未曾觉察。由是温体仁操纵了吏部的用人大权，在朝局中的实权逐渐超过周延儒。周延儒的追随者和东林一派人非常怨恨温体仁，吏部左侍郎张捷联络太仆少卿贺世寿等暗中布置，他们串通言路，图谋逐去闵洪学，断温体仁之左右臂，进而将其逐出内阁。于是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誉等先后疏攻闵洪学，而兵部职方员外郎华允诚言之尤切。华允诚言称“今日之事有三大可惜，四大可忧”，指出“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①。皇帝也觉察到温体仁与闵洪学同里有私，于是罢去闵洪学吏部尚书之职，温体仁发展政治势力的动向受阻。周延儒为首辅，颇纵容家人奴客肆为奸利之事，京师舆论籍籍。周延儒旋与宦官交恶，温体仁向宦官泄露其阴事，使太监王坤攻及周延儒。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为奸利及周延儒为悖逆之语。皇帝怒，穷治其事，周延儒大困，犹望温体仁为之解免，温体仁不应，且“阴黜与延儒善者”②，使周延儒不能获得任何帮助，被迫引疾辞职。周延儒既去，温体仁遂任首辅。

　　温体仁欲用逆案中人，使之转化为自己的基础力量，由于遭到东林士大夫的抵制，未获成功。此外，崇祯帝登位后，一直以翦除魏忠贤和钦定逆案自得，因之对逆案中人深恶痛绝，温体仁于是放弃了起用阉党的策略。温体仁与东林极端对立，又无法利用阉党发展势力，在政治上一筹莫展，惟与东林及不附从自己的朝臣为敌。居次辅时，曾以经筵讲章不当为词，罢去属于东林势力的礼部侍郎罗喻义，又以他事将东林闻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少詹事文震孟为《春秋》名家，声誉颇属，而温体仁忌之，阴阻其担任经筵讲官。既而文震孟进讲称旨。八年七月，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入阁，适温体仁以家事告假。温体仁销假后回到任上，即与吏部尚书谢升内外相结，与文震孟为难。温体仁首先借细事打击文震孟所欲擢用的都给事中许誉卿，许誉卿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① 《明史》卷二五八《华允诚传》。

　　②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被斥为民，文震孟争之不得，慨叹“科道为民，是天下极荣事，赖公玉成之”③。温体仁乘机向皇帝报告，帝怒，责文震孟徇私挠法，遂落职闲住。文震孟去官，温体仁憾犹未释，迁怒于曾与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的庶吉士郑鄤。温体仁利用社会上的流言，“劾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①。帝震怒，不俟佐证就将郑鄤磔死，于是演成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之纷争。关于郑鄤杖母一案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论。明末重臣右谕德黄道周因事后为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另一名臣工部左侍郎刘宗周言政事并及郑鄤事，被斥为民。迄明亡后，黄宗羲犹撰文为郑鄤辩护。总之，该案加深了统治集团的政治分裂，其削弱皇朝的统治，加速皇朝灭亡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东林后劲庶吉士张溥与临川知县张采倡立复社，其后，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文社，逐渐变成一个政治组织。由于张溥“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②。由是附丽者益众，复社之中既有倜傥非常之士，也窜入不少逐臭慕膻之徒，使文社逐渐变成势利的场所。复社等立，万历中士人结党的故态复萌。温体仁非常痛恶这群“自矜‘吾以嗣东林也’”的士子，寻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攻张溥倡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亦上疏讦奏复社在地方恣横诸状。温体仁乃欲藉之兴大狱，将这些士人一网打尽。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温体仁风旨，皆被降谪。即使站在温体仁一边的朝臣，鉴于当时皇朝的危机四伏，也不敢贸然响应，于是严旨察究之事暂搁下来，迄复社张溥助周延儒复出任内阁首辅，这件案子才宣布撤销。

　　复社之事未已，温体仁又借常熟民张汉儒告发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一事大做文章。明代官绅居乡不法原为常事，温体仁乃居中主持，严究其事，温体仁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讯。钱谦益窘甚，求司礼太监曹化淳为之解免。曹化淳原为太监王安从阉，钱谦益曾因其请为王安撰碑文，曹化淳德之，故答应为之设法。钱谦益又以攻为守，行贿于抚宁侯朱国弼，使其参劾温体仁欺君误国。温体仁侦知钱谦益所为，秘密奏告皇帝，并请治曹化淳之罪。孰料皇帝颇为爱惜自己的鹰犬，把温体仁所奏转示曹化淳。曹化淳惧，请亲自审理张汉儒告讦之案。曹化淳主持下的东厂专找温体仁的差错，钱谦益的势力又多方配合，于是张汉儒被诬为奸民，案子完全翻过来。狱上，原告张汉儒被枷死，皇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了，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引疾，藉以试探皇帝的态度，书奏方上，得旨放归乡里。温体仁用膳时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掉下了手中的筷子。

　　温体仁为首辅八年，与朝士结怨甚深，本身又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故而不敢过分恣肆。史称其“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①，这在士风极坏的明末时期已是非常难得的表现了。自万历以来，朝臣每以政见之异结党相攻，温体仁熟知崇祯帝刚愎自用、察察为明的特点，为固君宠，不逞己能。皇帝每访以兵食大计，温体仁“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温体仁经常遭到言官的弹劾，或诋其窥帝旨行事，③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温体仁则说自己驽下，“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皇帝认为温体仁朴忠而孤立朝廷，对他愈加信赖。温体仁在位，无论于辽东的抗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未尝建一策。他向朝廷推荐的人也大多平庸之辈，苟以充位而已。温体仁则“专务刻核，迎合帝意”，故恩礼优渥，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时无与并者。温体仁归乡，崇祯十二年（1639）卒于家。事闻，赠官太傅，谥文忠。南明弘光时，以尚书顾锡畴议，削其赠谥。

　　第五十一章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第一节袁崇焕袁崇焕（1584—1630），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①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①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①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②“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① 《清太宗实录》卷三，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① 《烈皇小识》卷一。

　　② 《烈皇小识》卷一。

　　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①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②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

　　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① 《烈皇小识》卷一。

　　② 《烈皇小识》卷一。

　　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第二节孙承宗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①。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①。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①“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②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③。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①，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① 《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③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②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③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④，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①，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② 《三朝野纪》（二）。

　　③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④ 《三朝野纪》（二）。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高阳集》。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三节熊廷弼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

　　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 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①。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②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③。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④。“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①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万历三十七年二月辛巳。

　　② 熊廷弼：《修复屯田疏》，载《筹辽硕画》卷一。

　　③ 熊廷弼：《审进止伐虏谋疏》，《筹辽硕画》卷一。

　　④ 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筹辽硕画》卷一。

　　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①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②，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③。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①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即萨尔浒之战）。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① 熊廷弼：《修复屯田疏》，《筹辽硕画》卷一。

　　② 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筹辽硕画》卷一。

　　③ 熊廷弼：《性气先生传》，《熊襄敏公全集》卷八。熊廷弼在《东夷归疆起贡疏》中概括为“树其仇忌而撤其藩篱，离其羽翼而溃其腹心”。

　　① 熊廷弼：《与叶向高》，《明经世文编》卷四八○。

　　文鼎，震慑欲逃者；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①，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②，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哨探报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斩贪将陈伦，没收其赃银；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他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金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宣言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③，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又赢得了时间，大修辽阳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①，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①，① 熊廷弼：《请发军器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② 熊廷弼：《亟发近镇军将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③ 《熊襄敏公全集》卷八《性气先生传》。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记罢熊廷弼官的时间为九月乙未，而《国榷》卷四八，记此事为九月己亥。① 《明熹宗实录》卷七，天启元年闰二月戊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②。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③。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④。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①。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②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③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庚午。

　　④ 《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