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临行之前，李德和项英作了彻夜长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    

    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总是不同的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这次彻夜长谈，是李德代表“三人团”对项英的留守工作作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仅有建议权的顾问，而是掌握着领导权、决定权的铁腕人物。    

    除了项英留守，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张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因病留下，没想到离别成了永别。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    

    “邓、毛、谢、古”中的毛、古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住在云山古寺中的贺子珍，接到毛泽东警卫员送来的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要她收拾衣物，随军行动，他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了。但是三岁的小毛，无法随军行动。贺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把小毛交给他们，让他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妈家中。谁知她这一走，竟与小毛永别了。后来，毛泽覃战死，小毛下落不明……    

    贺子珍安顿好小毛之后，赶往“休养连”报到。这个连队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女红军。董必武是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在这个连队，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也在这个连队。邓颖超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上海到达福建汀州的，在那里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恩来。那时，她患肺病，被安排到瑞金工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开始西征时，她仍不时发低烧，痰中带血，她在异常艰难之中踏上漫漫征途。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鸽子飞了!”

    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十月七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筠门岭四十里寻乌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长工。粤军派出的代表杨幼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全文如下：    

    幼敏、宗盛两先生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与贵代表在寻乌先行协商一切，希接洽为盼。    

    专此顺颂。    

    大安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