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三千七百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九千七百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三万零五百余人!    

    这时的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    

    在诸军之中，打得最苦、最惨的，莫过于红三十四师。这个师隶属于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这个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当大部队渡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在后面跟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二月一日中午，当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一千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渡口凤凰嘴，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那里水浅，可以涉水过江，但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七百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十二月十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途中!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九十四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大都死于深山之中。    

    陈树湘是湘南长沙小吴门人，死后其首级被高悬在家乡的石柱上!《大公报》登出《陈树香(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的报道……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在红军中激起大震荡，大不满。博古、李德受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江鲜血，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根基完全动摇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的那般潇洒。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三十二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如果说博古还是有良心的话，李德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他竟迁怒于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把周子昆大骂一通。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李德骂了一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担任红三十四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