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2

    历史学家在探索着，一次次走访健在的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出席者们的回忆，固然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原始文献的发掘，依然是历史学家所十分关注的。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年，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文献，只找到一份决议油印本。一次重大的进展，发生在一九八二年——距遵义会议四十七年之后。那是位于北京远郊的中央档案馆，有一批五十年代从苏联运回的档案，内中有一份重要手稿。这份手稿是用蓝黑墨水在“拍纸簿”上写成的，竖行，共八页。手稿开头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表明，这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份原始文献。可是，只有“(乙)”，却没有“(甲)”!手稿的右侧下方，写着的阿拉伯数字页码，倒是从“1”开始，末页为“8”。这份手稿，透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重要史实。虽然早在五十年代，中央档案馆已经注意到这份手稿，但由于手稿无署名，有“(乙)”无“(甲)”不完整，未敢公布这一手稿（本书作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室查到中央档案馆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该馆的信，内中已引用这份手稿中的一些内容注）。    

    这是谁写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中央档案馆在一九八二年决定送遵义会议健在的出席者们审看。邓小平看了，杨尚昆看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出席了遵义会议，他的记性不错，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权看了，也认不出是谁的字。    

    陈云也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接到这一手稿的是陈云秘书朱佳木。本书作者采访了朱佳木，他回忆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字。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在北京采访朱佳木）由于陈云确认这份手稿是他写的，这份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原始文献的来历便得以查清。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陈云手稿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这份手稿的确认，使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云手稿先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又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一天，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    

    陈云手稿中指出：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表明决议的起草者是张闻天，而且决议不是在会上通过的，却是在会后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此后，一九八三年，殷子贤和史纪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遵义会议决议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二月十六日印”，这表明，最初发现的那个油印本，是后来在陕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误写成“一月”——少了一横(也可能是那一横刻得太轻，没有印下来)，给历史学家们带来多大的误会和麻烦!那种关于把“17”误写成“八”的解释，也就“告吹”了!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既然依据周恩来的电报，确定会议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经过三天”，也就在一月十七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1

    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历史学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按照惯例，出席者的名单，在会议记录上可以查到。遵义会议是有会议记录的。周恩来回忆说是邓小平作记录。可惜，遵义会议的记录，迄今未曾见到。从会议记录上，不仅可以查到出席者名单，而且可以查到出席者的发言。会议记录是最为重要的原始文献。其实，遵义会议的记录不止一份!除了邓小平所记的那一份会议的正式记录之外，好几位会议的出席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随手记录。内中，博古便是一个，因为博古平时开会有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习惯，何况在遵义会议上他受到尖锐的批判，也就随手记下了别人的发言。笔者在采访博古亲属时，他们说及博古的笔记本曾保存在亲属手中。在“文革”中，他们作为博古亲属受到猛烈的冲击，就把笔记本烧掉了。从此，已经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贵的博古所记遵义会议记录，化为灰烬，失去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所幸，陈云的手稿得以保存，内中的一句话，解开了关于出席者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