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豫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作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

　　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馆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

　　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酒有点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经不多。

　　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多开几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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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最后智慧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北行到杰拉西（Ｊｅｒａｓｈ）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