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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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地遗言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

　　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那回事，全都白死了。

　　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印度人民的心。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

　　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宗教极端分子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占地开阔，但真正的墓园并不大。门口有一位老妪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花，算做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那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入，手上捧着花。

　　墓体为黑色大理石，约十六平方米。四周有几堵白色矮墙，空出了人们进出的口道。矮墙外面是草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圈黄石高台，把整个墓园围住。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