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以外戚望族骤登崇阶，引起朝中大臣的注目。乾隆十一年（1746），御史万年茂弹劾学士陈邦彦和于振，他们两人在本年八月举行的瀛台赐宴中向傅恒屈膝请安。乾隆帝认为此事“关系陈邦彦、于振两人之名节，而傅恒若妄自矜大，致词臣如是趋奉，亦当有应得之罪”②。于是，他亲自召见刘于义、汪由敦、舒赫德和王安国等，当面询问有无此事。刘、汪、舒三人都说没有这事，只有王安国说他听到关于此事的传闻，但未亲眼见到。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就令大学士张廷玉和讷亲两人进一步查核。他们询问了陈邦彦和于振，以及与陈、于两人同班的裘日修、董邦达等人，陈、于坚不承认，而裘和董则说未见到。根据张廷玉和讷亲所上的关于此事的奏文，乾隆帝断定此事为“子虚乌有”。御史万年茂因此受到处罚。虽然这场轩然大波被平息下去，但从中却反映出年轻气盛的傅恒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

　　正当傅恒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时，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金川地区燃起战火，土司莎罗奔攻打邻部，不听清政府裁处，清军进攻接连受挫。乾隆帝惩处经略讷亲和川陕总督张广泗后，以傅恒为经略，前往金川督师。谕旨指出：“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际此戎马未息之时，惟是出入禁闼，不及援枹鼓勇，谅亦心所不安。况军旅之事，乃国家所不能无，满汉大臣必历练有素，斯缓急足备任使。傅恒著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一切机宜悉心调度。”①随之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也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因而对战前的准备做得很充分。他得知康熙年间征西藏时，威远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请各带两位，并令造办处员外郎西宁于城外交工部委员送金川军营”②。乾隆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批准傅恒和其他军机大臣的建议，除调京师及东北三省军队外，还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调拨满汉兵三万名，“定期来年三月内全抵军营”。此外，关于驿站、兵器、军粮及马匹等事项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同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临行之际，乾隆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并“亲祭吉尔丹纛”，还“至东长安门外幄次，亲赐经① 《清高宗实录》卷277。

　　② 《清高宗实录》卷277。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5。

　　② 《清高宗实录》卷326。

　　略大学士酒，命于御幄前上马”①。皇子和大学士来保还奉命到良乡为傅恒送行。典礼之隆重前所未见。

　　离开京城后，傅恒率所部日夜兼程奔赴金川。进入四川境内后，山高路险，气候也十分恶劣，不是刮风就是下雪，行军异常艰难。加之四川屡遭战事，地方财力匮乏，军队所需马匹常常不能及时供给。傅恒为了尽早赶到金川前线，常常是“减从星发，竟至步行”。乾隆帝为此特颁旨嘉奖，“著晋衔太保，仍加军功三级”②。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傅恒到达卡撒（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军营后，立即捉拿和斩杀了为张广泗所宠信而实为金川莎罗奔安插的奸细——良尔吉和阿扣，除掉了内部隐患。傅恒大力整顿军队纪律，任命冶大雄为总统，“凡张、讷误算者，咸更置之，壁垒为之一新”③。同时他亲临两军阵前，仔细观察地形，认真分析讷亲、张广泗失利的原因。时大金川莎罗奔据勒乌围（一作勒歪，在今四川省金川县之东），其侄郎卡固守噶尔崖（一作刮耳目，一作噶拉依，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两地都在大金川的东岸，阻山临河，形势极为险峻。莎罗奔依恃这复杂的地形，修筑很多碉堡。这碉堡是用石头垒成的，比中原地区的塔还要高，它的四面都有孔，可以向外发射箭矢和枪弹。每一石碉只要有数名守军，就可以抵挡成百上千士兵的进攻。面对这险峻的地形和易守难攻的石碉，当初，讷亲和张广泗不是想法智取，而是一味强攻，“以卡逼卡，以碉逼碉”。傅恒以为这种办法最为荒唐，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说：“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客主劳佚，形势悬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锋堡，尤为得不偿失。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①基于此种认识，傅恒决定采取新的进攻策略，“近日贼闻臣至，每日各处增碉，犹以为官兵狃于旧习，彼得恃其所长，不知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大兵齐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必有捷报”②。然而傅恒关于金川地险、石碉难攻的奏报，却使乾隆帝征剿金川的决心动摇了。当初金川战事伊始时，他本以为其地小兵寡，不足以抵挡清朝大军。谁知劳师两载，寸土未获，反而因此诛杀讷亲、张广泗两位大臣。傅恒奉命督师出征金川的途中，又常奏报四川路险，物力贫瘠的情况，这才使他感到征伐金川并非易事。他在给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出对这次出征金川颇有后悔之意：“讷亲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而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朕因军旅重大，不容久凟，特命大学士傅恒前往经略..设令讷亲、张广泗早行奏闻，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劳费矣。今朕于此事颇为追侮。但办理已成，无中止之势。”①所以，当乾隆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