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③ 《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④ 《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裂也”①。

　　此时，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从江西岸直攻阿瓦，还有扭转不利战局的可能，但他却坚执统军非取老官屯不可，于是清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特别是日趋加重的瘴气，使清军大量减员，傅恒在给乾隆帝上的奏报中说：“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见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②乾隆帝接到奏报后，知清军已陷困境，遂下令暂行撤兵，并命傅恒返京师，“老官屯既不可久驻，野牛坝地方尚高，酌量于该处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于关外相度地势驻扎防范。令其以暂时退驻，明年再行进兵之言，宣示于众..著传谕傅恒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即速驰驿来京”①。

　　与此同时，缅军在清军的攻势下，也日感震惧，加之阿桂的战船又截断了东西岸缅军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就主动派人向清营递送文书，请求双方选择一适中地点，商谈休战罢兵之事。傅恒集众将商量对策，阿桂和其他将领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②。傅恒虽不愿以议和结局，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从诸将的意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休战撤兵协议。同年十二月，傅恒上奏，说缅甸方面答应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贡的条件，请求乾隆帝批准协议。乾隆帝本来就已下令暂行撤兵，现在缅方又答应向清朝进贡，当然很快就予以批准。这样持续数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还至京师，乾隆帝命他与其子福隆安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恒的处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缅甸一直未履行进贡的许诺，乾隆帝认为这很失体面，很是恼怒。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见沉重，不忍心处罚他。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难忍，数月之后即病死，终年还不足五十岁。乾隆帝亲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谥号“文忠”。这以后，乾隆帝东巡途经傅恒墓时，又进行了祭奠。嘉庆元年（1796），傅恒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赠傅恒郡王衔。

　　傅恒作为乾隆帝的宠臣，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①，他对乾隆前期朝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韬武略的干练之才，“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②。一些颇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毕沅、孙士毅、阿尔泰和阿桂等，都是经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显露风采的，“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③。其次，他对下属“每多谦冲”，“毫无骄汰之状”。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书汪由敦死后，傅恒极力推荐其子汪承霈，终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职。后汪承霈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恒因其母年已八十，无人照看，特为之陈请，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职。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处理阿睦尔撒纳归降一事不合君帝，触怒乾隆帝，被籍没遣戍，傅恒特地拿出自己的银两赎买其宅，等后来舒赫德被赦归① 《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② 《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条。

　　① 《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条。

　　② 《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① 《清史稿》卷301《傅恒传》。

　　②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③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后，又把宅赠于他。由于傅恒对下谦和，常为之解难，故人“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④。

　　但是，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⑤，这对当时日渐兴盛的豪华奢侈之风，无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傅恒对于贪赃枉法残害民众的官吏，往往不能严之以法。两淮盐政使高恒因贪污，下刑部议罪，定为死刑，“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即傅恒）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高恒”⑥。因而当时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参军批评傅恒“以宽厚博众誉”，“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惕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①礼亲王昭琏甚至把乾隆后期和珅掌政后，官场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风也和傅恒联系起来。他说：“后和相（指和珅）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阘冗为能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指傅恒）有以启之也”②。这话不无道理。

　　④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⑤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⑥ 《啸亭杂录》卷1《杀高恒》。

　　① 《啸亭杂录》卷9《汪参军》。

　　② 《啸亭杂录》卷9《汪参军》。

　　第三十一章兆惠兆惠，字和甫，姓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生。

　　他是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作为乾隆朝的著名战将，他屡次征伐，为捍卫西北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建树了功勋。

　　第一节平准部之功雍正九年（1731），兆惠初登仕途，年仅二十四岁，先以笔帖式的身分入值军机处，随之补授内阁中书，后几经升迁，到乾隆九年（1744）已官至刑部右侍郎，第二年，又成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一年再被授为镶红旗护军统领。然而他对刑名之事并不精通，因此受到了处分。乾隆十三年（1748）他“定拟误繙清文一案罪名过轻”，“部议革职，得旨从宽留任”①。自乾隆十二年开始，清朝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的征伐，使兆惠转向军事方面，有机会大展雄才了。乾隆十三年六月，兆惠兼管户部侍郎事不久，即奉命奔赴四川前线，为清军督运粮饷。他抵川后，就显示出办事干练的才能。他看到卡撒（今四川省小金县西）周围山梁、色尔力等路贮藏的军粮仅够两月之用，就将附近的崇德、牛厂和美诺等地的存粮调运过来，以备军需。同时，他还认真地观察了清军的情状，上疏朝廷披露其弊端：“臣观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①乾隆帝对兆惠的呈奏，很赞赏地说：兆惠所奏，“俱属公论，可告之经略大学士傅恒秉公澄汰，以归核实。”②乾隆十四年征讨金川的清军凯旋归来，兆惠奉命查核军需钱粮。第二年，他被授予正黄旗护军统领，同年十一月，调户部左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