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荫庇贪官，收受贿赂。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之多、官员品级之大、赃额之巨、手段之高、范围之广，堪称清代历朝之最。乾隆帝虽然时时以惩贪为务，对贪官屡兴大狱，惩罚的手段颇为严厉，但是剪而不绝，贪官也没有丝毫的改弦易辙，相反的倒是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心日巨，贪风日炽。检索有关史料，人们就不难发现，许多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显然与和珅不无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监生所交的赈济粮案发，清廷在其家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结果，王本人被斩，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事后，通政司副使钱沣察明勒尔谨、王亶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举，于是上奏疏弹劾毕沅。他指责毕沅“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其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要求“将毕沅比照诸人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①。和珅虽然没有能保住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性命，但终于使毕沅免予议处。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发。国泰和于易简朋比为奸，贪赎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省仓库亏空数十万两，各州县仓库亏空数万两。乾隆帝得此消息后，即派和珅和通政司副使钱沣同往勘察。钱沣先于和珅数日离京，“微服止良乡，见干仆乘马过。侦之，则和遣往山东也。记其貌，伺其还，叱止之。搜身畔得国泰书，具言已挪款备查，中多隐语。”当钱沣到山东后，在历城县库查得库银乃是从商铺暂借充数的，于是宣布，商人必须按限定的时日取回自己借出的银两，否则充公。这样终于查出了国泰、于易简等人贪赃枉法大案。钱沣回京后，将国泰给和珅的信呈递乾隆帝。等和珅回京复命时，“高宗出示国泰书曰：‘朕已知之详，不必复奏也。”②在人证、物证面前，和珅的通风报信、竭力营救终于未能发生效力，国泰、于易简都被赐令自尽。

　　①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 册，第4982、4991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499。

　　① 《清史稿》卷322《钱沣传》；又《清高宗实录》卷1146、1147。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6《钱南圆通政之敢言》。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和珅的纵容下，当时的吏治已十分腐败，可是乾隆帝与和珅还在一味粉饰太平，对正直大臣处处掣肘。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①这番话道出了实情，可是乾隆帝对此十分不快，和珅也很忌恨尹壮图，生怕他的“密查亏空”之火又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表面上要求乾隆帝派尹壮图和户部侍郎庆成一同赴各地清查仓库，暗中却命令庆成监视牵制尹壮图。庆成每至一地，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弊窦。尹壮图只得自承虚诳，奏请治己罪。结果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斩决。还是乾隆帝自觉太重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后又改为礼部主事。这使和珅贪赃的气焰更加嚣张。

　　和珅不仅百般庇护各地的贪官污吏，而且更不容许正直官员触及自己的管家。和珅掌权，其管家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将论劾”，和珅的党羽吴省钦闻知此事，立即跑到热河密告扈从乾隆帝的和珅。于是和珅急忙将刘全叫到热河，主仆两人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乾隆帝看到曹锡宝的奏疏后，即质问和珅。和珅诡称自己平时对家人管束甚严，如有此事当予以重惩。于是，乾隆帝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②。最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和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曲庇贪官，主要是因为他从中央和各地官吏手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例如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捕入狱后，曾交待了一些珍宝的来历。尽管这供词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记载，但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他贪赃受贿之一斑。和珅说：“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原注：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①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尽管清廷诛戮了一大批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年的贪官污吏，但官场的贪污聚敛之风未有丝毫的收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需要筹集大量银两，通过进贡、接驾、祝寿、献礼等方式，以满足乾隆帝挥霍钱财、和珅贪黩无厌的欲望。所以，乾隆帝与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