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儿与清朝统治者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起义将士。她直接领① 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9《陕甘楚豫述》。

　　②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② 同上。

　　③ 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导的数百名女兵，在战斗中都和她一样冲杀在前。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斗，为群贼所服”①。

　　起义军中出现如王聪儿这样杰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白莲教秘密传教收徒，不分男女，没有性别限制，凡“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②，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和男子一样，纷纷入教，同时也就出现了不少女教首。当起义爆发后，她们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之中。在她们之中，就涌现出了不少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嘉庆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等在陕西镇安与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两部会师。这时，嘉庆帝急令各路清军务在汉水以北剿灭起义军。起义军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蓝田，吸引清军主力，而姚之富、王聪儿率大部轻装疾进，马不停蹄，沿汉水北岸经安康、汉阴、石泉，五月中旬到达汉水上游北岸的紫阳白马石，接着顺利渡过了汉水，甩掉了跟踪的清军。当清军统帅惠龄五天之后赶至渡口时，除了望见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义军丢弃的破烂外，连起义军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嘉庆帝得知此讯后，大骂惠龄“坐失机会，实属大错”，“惠龄屡经贻误，岂可复膺总统之任？”宣布：“一切军务，著（陕甘总督）宜绵总统，明亮、德楞泰帮办”③。起义军取得了渡汉水首捷后，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进。

　　第一，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这就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猛扑过来。而襄阳起义军由于一开始就和清军打阵地战，损失很大，部队急遽地减员。姚之富曾为此派人四出贴写“午月午日白阳劫尽”的“逆词”①，动员各地教徒参加起义队伍。可惜，因清军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与此同时，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庆元年冬起义后，一举攻克了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城，声威大振，队伍也因之扩大。姚之富、王聪儿得知此事，“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②。第三，襄阳、四川的起义领袖基本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③，彼此曾通信息。乾隆末年，当收元教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起义领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追述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④可见，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姚之富、王聪儿采取的这一战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义将领的拥护。高名贵对此曾回顾说：嘉庆二年六月，“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① 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②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③ 《清仁宗实录》卷17。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 页。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 页。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194—195 页；《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辛卯，宜绵、明亮等奏。

　　④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58 页。

　　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指襄阳义军）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①。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东乡会师。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绵延三十多里，蔚为壮观。

　　接着，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徐添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东乡会师后，起义处在关键时刻，如果各路起义军加强团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采取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那么就会推动五省白莲教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促进起义高潮的到来。然而，包括王聪儿在内的所有起义领袖都没有这样做。六月二十四日，即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了。姚之富、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清兵统帅部按照嘉庆帝的“大兵云集，四面攻围”②的指令，拟订出“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清军惠龄部紧紧尾追襄阳起义军，宜绵部正围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清军总兵力已达四万余人，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估计约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许多随军家属。在军情紧迫、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清军包围，尽快转移。

　　但是，问题在于襄阳起义军应向哪里转移，只有返回湖北的一条路吗？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广阔的、地势险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同时又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和给养供给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清军力量十分空虚而又不能迅速调进军队的川中、川西进军，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那么，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发动川西战役时所掀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不仅会使清军“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观。可是，姚之富、王聪儿却率领襄阳起义军主力撤离四川，这就使川楚起义军失去了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向前发展的机会，并造成了他们从此长期流动作战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