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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10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797天前 | 38590 次浏览 | 分享到:

  ② 《清世祖实录》卷120。

  ③ 《清世祖实录》卷69。

  功为海澄公,郑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禄俸如例”。这是破格厚封重赏。福临还特地差官专程往闽海“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④。敕谕中同意郑成功归顺后仍驻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郑成功:“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他保证“山河带砺,垂于永久。”⑤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要管辖“全闽”、“屯扎舟山”等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对此,福临仍以极大的耐心说:“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仍对郑成功抱有希望。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在丧失了十几万军队之后,走投无路,仅携数百人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深为忻悦”,称赞孙可望是“识时俊杰”。他说“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优眷”。他更把孙可望的投降视为他招抚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悦”①。因此特命学士麻勒吉赍封王敕书专程前往迎接。当孙可望到京后,他命令隆重接待并予以白银万两等丰厚赏赐。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意怀轻忽”②,甚至纠他“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汗流浃背,寝食不安”,请求“处分”,并“疏辞封爵册印”。福临虽然看出了问题,说:“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③,但仍加留养,以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对联系蒙、藏族的重视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④,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①。十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②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③。

  ④ 《清世祖实录》卷75。

  ⑤ 《清世祖实录》卷79。

  ① 《清世祖实录》卷113。

  ② 《清世祖实录》卷136。

  ③ 《清世祖实录》卷136。

  ④ 《清世祖实录》,卷68。

  ① 《清世祖实录》卷70。

  ② 《清世祖实录》卷71。

  ③ 《清世祖实录》卷74。

  澄清吏治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④,“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⑤,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⑥,国破身亡的悲剧。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以及“得人如何?”①十二年正月谕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凡职掌所属,向来积弊之处,见今整顿之方,详切敷陈”。并令地方官员亦“直陈无隐”。同时又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各据所见极言无隐”②。尽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确实进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③。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并认为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十年三月,他谕内三院: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④。显见,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⑤。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①。

  顺治十年三月,他采纳吏科给事中魏象枢的建议,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这次大计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员受到了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这年四月,他谕吏部:“京官殿最亦当察核”②。这是考核在京官员的京察,从此也按期举行,成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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