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 道忞：《北游集》。

　　① 王士忞：《池北偶谈》卷1。

　　② 《池北偶谈》卷12。

　　第五节皇后和贵妃皇后的立废早在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根据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当年在中国的外国耶稣会士曾记载了完婚的“壮丽排场”：皇后是“在全部军队和无数骑兵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的。他惊叹道：“世上竟确实有如此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我亲眼看见过西鞑靼给中国国王八万匹马作为礼物。”①但这并不是美满的姻缘。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八月，福临命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察前代废后事例”上奏。这废后之兆使冯铨等人大为惊讶，他们立即上疏谏阻，说：“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圣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福临览奏后当即严加拒绝，斥责其沽名，并断然说：“皇后壶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①第二天福临便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谕礼部说，“今后乃睿王于朕于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宗庙之重。”②表明了他坚决废后的理由与决心。于是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上疏请“慎重详审，以全始终”。礼部员外郎孔允樾以及宗敬一、潘朝选等十四名御史具疏力争。孔允樾所言尤为恳切：“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显有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谪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臣思皇上天下之父，皇后天下之母。父有出母之议，为人子者即心知母过，尚不免涕泣以谏，况绝不知母过之何事，又安忍缄口严父之侧，而不为母一请命乎？”③疏上，福临命诸臣集议。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认为胡世安、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④。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⑤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不久，他便以从未有过的炽烈感情倾注于董妃。

　　董妃的册封董妃，又作董鄂妃，内大臣鄂硕之女，顺治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她原① 《清世祖实录》卷77。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清世祖实录》卷78。

　　⑤ 同上。

　　是福临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妃，大概由于清代命妇入侍的缘故，福临屡与董氏接触而萌发好感，遂热恋起来。襄亲王“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①。福临于是将其未亡人董氏收入宫中，时为顺治十三年七月，董氏十八岁。八月册董氏为贤妃，九月晋为皇贵妃。十二月初为册封皇贵妃，福临特颁恩诏大赦天下，这是殊典。按清朝制度册封妃嫔向无颁诏之例。福临全心热爱的这位意中人，于十四年十月为他生下一子，即皇四子，他无比欢悦。十五年正月初三，福临以新皇后当皇太后“圣体违和”时，“起居问安礼节殊觉阙然”②为由，命停进中宫笺奏，这又是废后的不祥之兆。二十四日，出世仅一百零六天尚未起名的皇四子死掉了。两个月后的三月二十五日，福临以太后旨，下谕恢复已停止八十二天的新后的中宫笺奏。二十七日追封没有名字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不意，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妃卒。

　　董妃丧事的破格之举董妃的逝去，对福临来说是无比沉重的打击。福临哀痛至极，感情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①。他命内阁中书们起草御制祭文，要求“须尽才情，极哀悼之致”。许多草稿他皆不中意。最后中书舍人张寰的撰文获得通过，其“末联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人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等语，上阅之亦为堕泪”。他命诸臣议董妃谥号，“先拟四字，不允。至六、八字、十字而止”。这更是破例，而实际上为十二字，即“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对此，福临“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②。葬礼更是过分过格，他命三十名太监和宫女殉葬③。董妃之柩，他命八旗二三品官员轮流舁至景山寿椿殿，在其中设灵堂由和尚作道场。三七日，即九月初十火化。秉炬者为茆溪森，茆溪森的偈语是：“出门须仔细，不比在家时，火里翻身转，诸佛不能知。”④葬礼中花费了巨额资财，“皇贵妃的尸体连同棺槨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烧毁”。福临还下令“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⑤。实际服丧日期远超过此数。按清代定制，皇帝及太后之丧，臣工奏事用蓝笔批答，以二十七日为限，皇后之丧即无此制。而董妃之丧福临却破例用蓝笔批答达四月有余，这又是“过举”的行为⑥。

　　出家不成英年早逝福临因董妃之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惑之中，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这时只有佛学理论使他还有所寄托，再萌出家之念。约于九、十月之交，福临① 魏特：《汤若望传》第3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