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六日，会盟结束，康熙帝回到北京。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逃跑后，仍在谋划卷土重来。他派人去莫斯科求救。沙皇答应：“至青草出后，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克鲁伦东方界上。”②康熙帝仍在争取噶尔丹，康熙三十三年，约其来会盟，遭到拒绝，派去的使臣也被杀害。康熙帝知噶尔丹毫无悔改之意，便略施一计：密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伪降噶尔丹，答应为内应，夹攻清军，以此引诱其出动。噶尔丹果然上当，清军以逸待劳，一举歼灭之。次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果然亲率三万骑兵，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至巴颜乌兰屯驻。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再次统帅八旗劲旅出征。兵分三路，康熙帝自将中路，开赴瀚海以北，约期夹攻。行军七十余日，士马馁困。康熙帝与将吏“同其菲菜，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③。途中传来沙俄助兵的消息，有的将吏提出暂缓进军，大学士伊桑阿等力主请回师。康熙帝很生气，说：“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且大军退，则贼尽锐往西路，西路军不其殆乎？”挥军疾趋克鲁伦河，康熙帝“手绘阵图，指示方略”①。噶尔丹闻讯，登山遥望清军军容甚盛，见有御营黄幄龙纛，知道康熙帝亲征，顿时丧胆，急令拔营逃循。次日，清军赶到克鲁伦河，对岸已不见一帐。康熙帝亲率前锋追赶三天，至拖诺山，也没追上叛军，便下令回师。

　　噶尔丹奔逃五昼夜，至昭莫多，却与清西路军遭遇。大将军费扬古分兵埋伏于周围树林，将噶尔丹引诱到伏击圈内，进行围歼。这一仗消灭叛军万余人，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②。六月，康熙帝驾还京师。

　　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全军覆没，从此便一蹶不振。其在伊黎的老巢，已被他的侄儿所夺占。由于他的暴虐统治，新疆、青海部民都背叛了他。他到处流窜，无处安身。康熙帝还希望他悔过自新，特命理藩院自独石口至宁夏设驿馆，召其主动投顺。但他拒绝了康熙帝的宽大。于是，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给噶尔丹以最后的一击。噶尔丹残部不过五、六百人，一听说清大兵将至，纷纷前去投降，还带路追捕噶尔丹。同时，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拥劲兵，准备活捉他。噶尔丹众叛亲离，连沙俄也抛弃了他，他惧怕被擒，便服毒自杀。他的尸首与其子女一并被献给了清军。噶尔丹发动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4。

　　③ 康熙：《御制朔漠纪闻》。

　　① 《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② 《清圣祖实录》卷173。

　　的武装进掠，历时八年，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平定噶尔丹以后，康熙帝对准噶尔部仍采取非常宽大和笼络的政策。他继续坚持满蒙贵族联姻的传统作法，把宗室之女嫁给准噶尔王公贵族。噶尔丹之子色布腾巴尔珠尔被俘时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康熙帝予以“恩养”，授为一等侍卫，康熙五十四年，将宗室觉罗长泰之女嫁给他，并授为“镇国公婿”①。噶尔丹之侄孙丹津阿拉布坦于康熙四十一年来朝降清，康熙帝即优礼相待，封为多罗郡王②。康熙帝的这些亲善措置，对准噶尔部起了安抚与稳定的作用。使他们同清朝保持着密切关系。

　　至康熙帝晚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兴兵作乱，侵入西藏，大肆抢掠破坏。满汉大臣都以路远不同意进兵西藏。康熙帝断然否决他们的意见说：“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③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康熙帝令清军护送达赖七世进藏，大破叛军，西藏很快稳定下来。

　　康熙帝决策并统帅大军三次出塞，消灭了侵扰边境的乱军，进一步统一和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对沙俄的侵略与扩张是一次沉重打击，有力地捍卫了西北和北部边疆的领土完整。这是康熙帝创立的又一大业绩。特别是在筹划平叛及处理复杂的蒙古问题过程中，康熙帝的胆识、远见、气魄，甚至不计“万乘之尊”与将士同甘苦，以及勇于实践的精神，堪称是历代帝王的典范和楷模。

　　① 《清圣祖实录》卷224。

　　② 《清圣祖实录》卷210。

　　③ 《清圣祖实录》卷287。

　　第七节理财政康乾“盛世”（包括雍正）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经济取得了全面的进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盛世”的开创和开始的时期。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为“盛世”确立了稳固而坚实的物质基础。康熙帝在顺治朝经济开始回升的基础上，大力整顿财政，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活力，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顺治时期，是在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对财政采取某些应急措施，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明清（后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和明末农民战争，加之明末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尽管顺治帝和他的理财能臣们想尽办法，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尚未得到根本改善，“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①。康熙帝即位初年，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康熙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奏道：“司农告匮，议及加派天下地亩五百余万两。”②不得不仿照明朝加派之法，每顷加征银一两。总收入略增加，还是支付不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各项费用。连少年皇帝也感叹：“民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实为不忍。”③康熙六年（1667 年），才十四岁的康熙帝对吏部各部门发出指示，其中写道：“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世。”①以后，他不断阐述这一基本思想，显然，这是他追求的治国目标。封建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近京各州县的许多土地都被满洲贵族所圈占。这一圈地风潮持续了二十余年，到康熙五年，还发生圈换民地的事件，致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康熙八年，他亲政之始，便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朕缵承丕业、乂安天下，满汉军民原无异视。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②这场公开掠夺民地的暴行，延续多年之后，终于被永久禁止。康熙帝这一措施颇得民心，社会也得到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