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像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