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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像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人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拉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c正像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账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