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会对这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说实话，这次听道者的座位要比第一次布道时空得多了。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对本城的居民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城市目前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对大多数人说来，当他们尚未完全放弃参加宗教仪式，或是说，尚未到达这样的地步，即既参加宗教仪式又过着极端不道德的私生活，两者并行不悖，这时，他们会用一些缺乏理性依据的迷信来代替平时的宗教活动。他们宁可佩带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徽章或圣洛克的护身符，而不去望弥撒。 

　　比如，本城居民迷信预言的习惯就是一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人们就已在期待鼠疫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一下别人，这种疫病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因为大家都深信它不会拖延下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灾祸真的会没完没了，同时，鼠疫结束就成了人人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互相传递占星术士的各种预言，或者天主教会的一些圣人的谜语。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论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 

　　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另一些预测采用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鼠疫进行比较的办法，从而总结出历次鼠疫的共同点（预言把它们称之为常数），通过同样怪诞的计算，据说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下述的这一类，它们用那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是要在这个城市中应验的，而且事件又很复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②和圣女奥迪尔③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外，所有一切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唯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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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②诺斯特拉达米斯（150—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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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圣女奥迪尔：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市民们以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当帕纳卢讲道的时候，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上坐着人。讲道的那天晚上，里厄在到达时，感到通过人口处的弹簧门灌进来的一股股风正在信徒们中间自由回旋。就在这寒气袭人、寂静无声的教堂里，里厄在全部由男教徒组成的听道者中间坐了下来，接着他看到神甫登上讲道台。神甫用一种比第一次讲道时更加柔和、更加深思熟虑的语调说话，而教徒们有好几次发现他说话时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 

　　可是，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始提醒大家说，好多月来，鼠疫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边或者坐在我们亲人的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旁走动，看到它在工作场所等待我们上班，因此现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接受它那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很可能没有好好地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以前在这同一地点布道时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坚信不疑。但是也很可能，正像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想的和讲的都缺乏慈善之心，因而现在感到后悔。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真实的，就是任何事情总有值得汲取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种恩惠。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基督徒应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应领受的这种恩惠，他还应该知道这恩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么才能找到它。 

　　这时候，在里厄周围，人们都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凳的靠手之间，并尽可能坐得舒适些。教堂进口处包着垫衬物的隔音门有一扇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有人跑去把它制住了。里厄由于被这些杂声分了心，没听清楚帕纳卢在他的布道中又讲了些什么。神甫大概是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后来他的注意力被帕纳卢强有力的声音吸引住了。神甫说，有些事在夭主看来，人们是可以解释的，而另一些事，人们就没法解释。当然，世界上有善与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困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除此以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现在，恰恰相反，上帝把我们置于面临绝壁、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都成了鼠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去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国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但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如果谁这么说，谁就算不上是一个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主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不，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问题，神甫宁愿处于绝壁之下不求逾越，因为他忠实地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碟刑考验。于是，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这些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