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染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运动员一边笑着一边和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找到了更衣室，”他说，“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