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

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

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

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

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

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

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

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

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

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

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

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

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

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

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

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

“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

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

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

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

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

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

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

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

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

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

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

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

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

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

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

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

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

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

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

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

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属下，

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

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

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

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

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

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

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

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

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

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

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弓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

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

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

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

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

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

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

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

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

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

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

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

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

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

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

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

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

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

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

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

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

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

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辩奸论》，

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

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

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

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

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

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

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

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

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

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

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

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

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

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

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

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

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

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

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

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

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

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

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

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

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

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

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

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

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

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

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

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

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

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

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

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

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

“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

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

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

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

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

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

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

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

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

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

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

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

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

（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

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

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

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

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

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

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

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

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

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

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

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

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

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

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

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

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

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

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

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

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

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

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

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

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

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

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

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

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

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

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

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

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

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

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

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

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

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

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

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

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

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

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

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

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

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

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

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

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

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

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

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

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

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

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

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

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

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

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

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

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

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

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

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

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

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

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

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

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

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

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

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

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

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

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

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

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

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

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

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

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

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

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

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

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

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

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

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

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

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

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

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

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

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

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

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

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

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

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

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

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

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

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

（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

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

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

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

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

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

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

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

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

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

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

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

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

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

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

（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

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

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

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

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

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

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

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

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

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

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

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

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

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

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

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

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

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

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

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

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

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

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

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

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

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

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

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

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

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

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

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

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

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

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

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

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

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

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

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

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

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

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

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

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

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

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

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

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

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

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

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

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

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

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

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

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

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

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

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

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

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

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

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

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

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

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

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 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

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人。他的

强国梦破灭了， 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 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

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

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

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 他毫不迟疑， 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

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

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

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

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

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

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

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

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

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

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

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

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

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

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

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

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

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

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

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

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

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

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

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

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

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

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

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

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

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

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

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

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

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

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

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

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

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

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

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

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

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

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

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

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

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

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

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

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

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做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

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

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

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

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

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

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

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

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

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

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

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

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

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

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

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

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

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

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

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

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

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

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

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

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

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

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

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

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

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

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

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

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

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

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

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

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

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

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

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

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

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

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

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

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

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

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

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

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

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

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

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

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

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

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

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

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

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

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

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

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

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

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

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

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

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

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

听不清说些什么。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

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

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

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

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

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

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

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

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

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

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

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

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

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

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

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

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

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

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

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

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

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

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

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

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

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

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

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

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

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

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

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

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

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

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

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

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

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

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

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

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

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

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

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

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

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

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

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

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

“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

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

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

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

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

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

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

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

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

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

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

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

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

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

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

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

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

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

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

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

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

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

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

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

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

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

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

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

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

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

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

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

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

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

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

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

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

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

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

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

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

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

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

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

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

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

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

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

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

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

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

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

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

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

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

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

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

旷神恰。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

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

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

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

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

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

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

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

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

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

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

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

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

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

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

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

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

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

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

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

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

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

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

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

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

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

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

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

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

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

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

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

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

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

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

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

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

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

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

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

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

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

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

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

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

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

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

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

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

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

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

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

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

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

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

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

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

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

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

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

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

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

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

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

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

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

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

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

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

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

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

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

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

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

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

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

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

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

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

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

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

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

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

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

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

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

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

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

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

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

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

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

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

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

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

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

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

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

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

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

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

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

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

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

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

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

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

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

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

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

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

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

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

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

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

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

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

‘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

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

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

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

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

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

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

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

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

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

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

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

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

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

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

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

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

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

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

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

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

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

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

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

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

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

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

“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

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

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

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

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

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

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

《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

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

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

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

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

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

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

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

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

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

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

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

“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

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

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

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

“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

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

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

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

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

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

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

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

“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

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

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

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

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

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

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

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

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

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

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

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

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

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

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

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

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

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

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

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

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

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

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

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

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

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

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

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

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

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

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

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

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

—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

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

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

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

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

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

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

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

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

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

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

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

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

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

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

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

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

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

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

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

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

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

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

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

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

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

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

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

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

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

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

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

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

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

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

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

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

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

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

“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

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

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

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

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

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

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

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

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

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

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

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

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

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

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暇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

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

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

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

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

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

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

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

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

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

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

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

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

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

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

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

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

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

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

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

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

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

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 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

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

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

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

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

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

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

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

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

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

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

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

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

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

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

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

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

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

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

“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

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

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

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

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

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

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

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

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

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

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

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

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

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

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

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

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

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

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

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

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属下，

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

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

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

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

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

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

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

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

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

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

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弓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

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

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

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

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

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

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

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

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

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

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

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

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

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

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

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

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

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

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

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

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

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

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辩奸论》，

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

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

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

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

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

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

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

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

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

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

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

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

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

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

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

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

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

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

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

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

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

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

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

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

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

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

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

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

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

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

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

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

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

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

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

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

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

“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

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

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

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

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

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

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

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

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

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

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

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

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

（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

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

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

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

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

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

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

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

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

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

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

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

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

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

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

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

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

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

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

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

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

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

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

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

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

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

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

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

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

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

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

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

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

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

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

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

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

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

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

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

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

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

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

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

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

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

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

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

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

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

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

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

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

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

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

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

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

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

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

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

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

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

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

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

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

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

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

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

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

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

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

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

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

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

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

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

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

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

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

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

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

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

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

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

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

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

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

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

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

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

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

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

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

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

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

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

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

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

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

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

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

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

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

（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

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

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

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

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

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

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

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

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

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

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

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

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

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

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

（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

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

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

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

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

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

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

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

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

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

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

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

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

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

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

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

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

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

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

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

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

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

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

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

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

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

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

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

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

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

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

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

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

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

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

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

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

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

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

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

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

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

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

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

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

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

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

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

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

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

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

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

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

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

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

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

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

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

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

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

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

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

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

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

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

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

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

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 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

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人。他的

强国梦破灭了， 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 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

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

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

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 他毫不迟疑， 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

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

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

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

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

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

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

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

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

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

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

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

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

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

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

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

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

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

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

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

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

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

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

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

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

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

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

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

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

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

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

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

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

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

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

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

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

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

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

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

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

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

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

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

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

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

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

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

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

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做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

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

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

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

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

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

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

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

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

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

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

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

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

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

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

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

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

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

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

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

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

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

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

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

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

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

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

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

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

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

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

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

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

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

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

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

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

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

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

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

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

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

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

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

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

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

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

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

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

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

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

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

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

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

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

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

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

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

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

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

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

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

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

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

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

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

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

听不清说些什么。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

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

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

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

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

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

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

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

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

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

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

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

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

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

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

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

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

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

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

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

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

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

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

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

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

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

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

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

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

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

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

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

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

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

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

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

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

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

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

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

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

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

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

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

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

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

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

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

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

“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

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

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

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

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

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

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

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

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

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

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

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

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

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

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

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

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

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

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

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

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

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

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

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

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

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

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

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

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

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

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

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

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

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

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

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

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

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

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

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

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

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

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

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

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

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

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

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

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

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

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

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

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

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

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

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

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

旷神恰。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

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

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

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

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

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

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

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

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

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

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

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

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

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

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

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

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

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

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

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

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

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

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

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

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

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

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

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

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

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

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

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

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

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

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

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

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

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

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

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

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

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

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

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

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

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

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

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

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

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

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

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

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

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

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

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

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

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

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

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

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

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

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

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

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

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

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

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

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

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

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

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

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

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

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

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

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

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

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

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

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

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

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

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

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

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

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

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

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

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

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

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

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

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

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

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

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

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

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

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

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

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

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

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

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

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

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

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

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

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

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

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

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

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

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

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

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

‘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

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

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

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

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

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

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

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

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

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

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

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

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

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

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

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

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

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

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

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

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

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

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

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

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

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

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

“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

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

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

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

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

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

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

《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

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

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

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

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

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

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

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

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

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

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

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

“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

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

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

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

“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

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

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

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

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

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

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

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

“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

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

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

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

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

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

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

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

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

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

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

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

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

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

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

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

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

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

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

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

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

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

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

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

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

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

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

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

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

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

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

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

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

—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

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

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

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

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

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

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

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

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

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

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

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

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

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

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

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

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

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

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

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

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

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

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

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

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

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

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

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

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

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

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

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

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

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

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

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

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

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

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

“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

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

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

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

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

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

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

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

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

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

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

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

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

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

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暇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

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

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

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

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

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

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

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

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

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

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

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

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

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

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

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

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

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

能做道学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

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

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

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

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

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

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

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

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

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

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

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

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

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

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

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

“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

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

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

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

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

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

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

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

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

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

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

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

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

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

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

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

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

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

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

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

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属下，

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

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

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

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

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

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

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

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

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

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

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弓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

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

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

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

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

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

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

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

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

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

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

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

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

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

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

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

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

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

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

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

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

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

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辩奸论》，

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

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

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

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

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

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

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

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

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

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

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

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

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

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

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

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

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

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

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

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

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

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

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

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

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

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

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

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

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

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

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

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

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

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

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

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

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

“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

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

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

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

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

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

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

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

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

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

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

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

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

（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

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

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

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

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

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

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

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

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

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

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

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

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

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

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

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

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

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

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

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

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

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

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

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

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

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

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

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

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

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

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

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

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

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

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

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

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

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

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

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

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

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

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

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

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

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

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

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

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

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

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

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

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

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

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

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

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

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

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

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

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

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

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

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

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

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

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

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

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

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

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

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

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

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

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

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

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

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

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

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

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

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

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

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

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

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

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

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

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

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

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

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

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

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

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

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

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

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

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

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

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

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

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

（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

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

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

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

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

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

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

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

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

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

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

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

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

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

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

（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

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

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

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

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

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

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

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

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

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

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

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

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

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

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

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

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

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

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

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

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

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

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

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

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

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

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

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

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

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

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

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

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

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

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

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

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

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

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

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

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

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

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

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

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

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

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

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

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

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

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

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

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

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

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

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

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

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

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

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

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

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

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

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

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

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

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

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 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

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人。他的

强国梦破灭了， 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 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

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

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

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 他毫不迟疑， 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

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

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

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

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

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

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

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

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

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

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

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

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

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

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

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

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

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

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

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

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

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

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

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

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

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

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

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

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

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

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

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

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

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

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

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

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

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

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

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

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

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

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

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

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

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

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

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

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

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做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

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

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

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

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

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

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

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

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

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

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

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

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

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

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

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

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

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

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

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

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

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

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

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

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

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

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

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

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

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

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

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

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

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

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

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

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

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

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

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

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

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

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

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

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

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

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

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

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

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

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

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

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

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

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

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

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

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

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

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

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

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

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

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

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

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

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

听不清说些什么。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

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

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

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

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

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

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

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

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

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

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

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

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

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

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

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

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

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

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

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

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

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

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

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

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

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

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

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

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

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

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

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

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

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

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

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

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

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

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

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

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

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

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

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

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

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

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

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

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

“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

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

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

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

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

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

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

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

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

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

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

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

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

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

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

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

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

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

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

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

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

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

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

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

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

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

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

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

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

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

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

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

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

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

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

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

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

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

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

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

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

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

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

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

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

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

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

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

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

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

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

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

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

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

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

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

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

旷神恰。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

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

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

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

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

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

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

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

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

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

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

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

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

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

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

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

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

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

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

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

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

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

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

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

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

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

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

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

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

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

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

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

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

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

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

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

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

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

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

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

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

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

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

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

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

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

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

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

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

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

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

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

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

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

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

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

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

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

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

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

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

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

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

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

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

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

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

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

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

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

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

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

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

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

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

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

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

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

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

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

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

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

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

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

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

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

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

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

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

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

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

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

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

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

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

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

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

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

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

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

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

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

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

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

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

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

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

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

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

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

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

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

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

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

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

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

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

‘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

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

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

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

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

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

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

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

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

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

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

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

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

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

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

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

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

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

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

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

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

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

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

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

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

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

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

“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

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

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

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

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

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

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

《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

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

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

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

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

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

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

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

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

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

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

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

“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

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

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

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

“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

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

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

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

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

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

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

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

“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

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

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

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

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

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

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

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

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

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

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

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

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

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

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

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

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

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

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

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

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

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

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

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

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

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

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

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

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

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

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

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

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

—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

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

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

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

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

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

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

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

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

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

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

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

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

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

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

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

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

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

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

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

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

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

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

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

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

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

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

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

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

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

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

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

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

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

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

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

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

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

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

“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

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

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

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

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

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

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

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

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

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

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

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

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

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

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暇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

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

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

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

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

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

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

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

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

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

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

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

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

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

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

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

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

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

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

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

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

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

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 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

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

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

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

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

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

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

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 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

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

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

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

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

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

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

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

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

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

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

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

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

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

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

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

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

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

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

“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

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

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

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

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

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

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

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

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

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

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

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

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

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

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

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

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

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

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

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

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属下，

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

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

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

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

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

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

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

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

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

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

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弓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

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

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

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

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

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

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

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

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

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

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

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

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

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

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

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

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

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

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

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

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

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

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辩奸论》，

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

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

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

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

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

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

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

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

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

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

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

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

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

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

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

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

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

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

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

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

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

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

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

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

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

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

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

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

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

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

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

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

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

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

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

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

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

“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

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

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

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

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

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

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

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

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

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

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

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

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

（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

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

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

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

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

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

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

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

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

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

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

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

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

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

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

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

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

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

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

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

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

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

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

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

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

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

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

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

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

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

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

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

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

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

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

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

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

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

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

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

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

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

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

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

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

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

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

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

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

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

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

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

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

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

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

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

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

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

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

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

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

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

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

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

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

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

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

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

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

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

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

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

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

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

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

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

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

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

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

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

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

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

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

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

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

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

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

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

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

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

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

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

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

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

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

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

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

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

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

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

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

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

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

（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

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

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

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

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

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

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

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

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

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

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

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

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

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

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

（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

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

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

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

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

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

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

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

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

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

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

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

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

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

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

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

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

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

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

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

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

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

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

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

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

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

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

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

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

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

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

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

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

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

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

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

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

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

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

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

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

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

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

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

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

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

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

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

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

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

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

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

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

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

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

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

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

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

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

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

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

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

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

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

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

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

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

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 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

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人。他的

强国梦破灭了， 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 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

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

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

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 他毫不迟疑， 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

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

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

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

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

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

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

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

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

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

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

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

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

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

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

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

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

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

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

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

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

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

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

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

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

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

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

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

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

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

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

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

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

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

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

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

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

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

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

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

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

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

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

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

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

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

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

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

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

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做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

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

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

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

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

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

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

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

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

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

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

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

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

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

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

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

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

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

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

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

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

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

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

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

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

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

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

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

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

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

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

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

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

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

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

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

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

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

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

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

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

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

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

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

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

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

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

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

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

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

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

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

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

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

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

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

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

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

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

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

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

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

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

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

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

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

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

听不清说些什么。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

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

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

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

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

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

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

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

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

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

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

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

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

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

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

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

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

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

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

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

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

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

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

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

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

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

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

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

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

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

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

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

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

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

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

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

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

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

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

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

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

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

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

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

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

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

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

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

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

“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

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

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

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

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

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

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

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

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

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

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

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

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

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

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

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

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

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

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

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

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

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

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

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

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

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

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

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

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

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

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

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

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

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

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

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

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

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

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

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

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

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

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

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

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

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

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

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

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

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

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

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

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

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

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

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

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

旷神恰。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

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

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

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

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

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

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

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

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

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

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

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

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

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

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

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

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

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

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

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

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

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

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

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

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

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

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

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

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

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

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

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

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

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

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

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

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

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

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

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

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

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

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

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

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

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

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

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

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

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

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

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

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

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

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

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

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

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

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

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

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

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

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

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

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

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

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

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

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

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

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

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

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

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

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

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

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

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

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

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

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

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

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

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

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

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

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

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

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

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

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

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

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

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

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

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

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

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

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

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

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

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

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

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

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

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

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

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

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

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

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

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

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

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

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

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

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

‘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

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

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

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

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

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

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

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

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

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

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

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

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

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

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

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

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

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

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

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

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

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

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

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

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

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

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

“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

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

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

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

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

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

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

《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

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

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

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

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

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

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

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

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

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

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

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

“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

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

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

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

“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

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

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

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

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

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

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

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

“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

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

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

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

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

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

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

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

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

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

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

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

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

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

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

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

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

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

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

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

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

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

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

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

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

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

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

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

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

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

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

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

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

—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

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

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

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

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

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

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

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

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

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

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

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

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

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

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

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

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

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

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

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

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

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

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

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

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

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

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

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

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

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

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

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

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

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

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

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

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

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

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

“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

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

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

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

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

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

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

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

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

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

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

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

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

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

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暇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

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

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

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

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

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

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

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

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

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

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

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

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

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

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

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

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

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

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

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

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

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

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 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

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

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

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

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

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

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

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

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

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

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

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

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

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

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

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

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

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

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

“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

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

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

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

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

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

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

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

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

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

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

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

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

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

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

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

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

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

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

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

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属下，

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

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

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

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

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

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

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

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

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

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

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弓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

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

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

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

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

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

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

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

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

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

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

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

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

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

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

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

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

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

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

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

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

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

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辩奸论》，

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

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

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

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

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

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

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

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

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

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

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

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

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

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

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

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

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

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

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

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

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

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

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

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

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

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

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

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

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

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

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

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

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

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

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

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

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

“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

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

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

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

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

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

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

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

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

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

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

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

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

（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

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

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

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

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

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

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

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

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

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

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

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

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

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

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

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

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

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

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

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

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

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

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

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

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

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

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

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

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

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

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

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

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

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

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

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

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

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

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

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

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

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

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

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

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

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

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

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

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

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

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

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

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

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

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

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

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

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

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

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

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

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

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

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

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

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

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

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

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

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

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

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

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

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

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

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

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

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

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

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

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

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

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

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

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

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

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

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

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

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

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

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

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

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

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

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

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

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

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

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

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

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

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

（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

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

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

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

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

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

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

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

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

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

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

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

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

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

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

（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

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

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

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

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

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

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

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

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

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

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

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

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

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

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

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

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

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

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

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

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

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

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

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

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

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

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

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

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

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

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

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

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

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

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

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

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

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

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

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

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

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

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

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

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

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

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

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

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

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

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

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

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

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

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

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

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

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

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

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

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

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

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

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

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

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

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

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 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

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人。他的

强国梦破灭了， 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 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

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

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

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 他毫不迟疑， 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

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

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

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

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

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

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

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

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

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

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

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

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

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

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

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

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

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

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

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

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

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

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

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

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

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

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

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

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

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

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

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

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

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

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

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

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

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

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

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

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

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

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

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

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

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

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

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

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

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做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

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

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

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

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

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

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

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

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

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

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

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

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

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

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

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

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

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

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

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

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

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

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

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

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

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

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

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

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

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

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

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

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

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

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

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

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

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

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

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

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

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

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

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

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

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

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

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

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

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

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

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

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

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

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

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

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

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

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

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

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

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

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

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

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

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

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

听不清说些什么。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

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

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

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

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

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

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

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

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

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

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

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

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

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

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

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

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

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

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

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

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

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

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

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

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

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

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

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

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

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

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

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

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

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

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

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

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

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

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

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

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

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

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

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

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

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

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

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

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

“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

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

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

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

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

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

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

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

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

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

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

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

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

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

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

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

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

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

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

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

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

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

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

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

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

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

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

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

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

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

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

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

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

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

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

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

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

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

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

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

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

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

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

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

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

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

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

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

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

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

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

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

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

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

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

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

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

旷神恰。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

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

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

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

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

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

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

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

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

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

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

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

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

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

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

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

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

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

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

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

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

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

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

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

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

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

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

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

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

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

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

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

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

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

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

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

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

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

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

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

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

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

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

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

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

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

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

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

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

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

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

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

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

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