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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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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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与世长辞。4月份她就要满82岁了。

　　今天，1996年5月3日，那棵紫荆树正在她屋前开花，淡紫色的花给她客厅的窗户带来浓荫。我透过天竺葵的叶子,瞥见了那个像大厅一样铺着黑白方砖的小厨房。她把这永恒的天竺葵叫做“英国薄荷”。我听她对我说，英国薄荷很少浇水也不会死。“枝条一插，它们就会不断生长。你想要吗？”她把英国薄荷栽在窗边，当做薄薄的窗帘。但假如走近去，还是能看清房间里的陈设。有个不新鲜的羊角面包被遗忘在木桌上。

　　此时，在诺弗勒城堡，一切都是淡紫色的：路边的丁香、鸢尾，往上爬的紫藤，也许还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悲哀的色彩中开始，夜，半蓝半红，淡紫色的。

　　我想用中间色来写作，就像在两种光线之间，在林下灌木丛中慢慢散步一样。在清凉的阴影和慷慨的太阳之间。在她与我之间。友好得就像树林组成的森林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在电话中，当我听到她的噩耗，我立即就感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我曾在那个宁静的村子里寻找过她。我在那里转了无数次。因为她病得厉害，我已在那几条荒凉的马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很长时间。一边走一边想马上要失去她了。这一次，我感到很伤心，所以没有走向池塘。她的死可以说大大缓和了争执和暴力。没有了玛格丽特，村中可贵的宁静变得既乏味又讨厌。

　　就像弗朗索瓦丝和伊蕾娜去世以后一样，同是在这个村子里，我曾想尽快卖掉自己的房子，也离开格雷里埃尔医生大街和古蒂埃尔大街。我想逃避回忆。后来，我又回来了，总是重新开始。我实在没办法，我又想起了过去，我不让它退色，我留着它，守着它。这个守护女神的角色，怎么会落在我这个刚刚流放回来，没有根的诺曼底女人的身上呢？

　　是祖先留下的在轰炸与暴行之后重建家园的习惯？是害怕大逃亡？要保住和捍卫自己的身份？这些也是写作的理由。

　　她老是说：“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这是她说话的方式。既通俗又刁钻。不顾语法，用“大家”而不用“我们”。接下去，则创造一个十分个性化的抽象的词，二者相混，让人惊讶，使人发笑，似乎用词不当似的。

　　婴儿饿了，哭着要奶瓶，她会这样说：“这孩子，他就不知道等一等。”她突然把婴儿当做了成年人，说他缺乏说话的技巧。大家都笑这个新生儿，但当人们明白了话中的意思，这孩子已永远成了不知等待的人了。她的词汇就像是一个个停靠站，穿插在谈话当中。人们只要听到她说话，就会笑个不停。她也敏锐得让人吃惊，使人看见本来能独自看见却偏偏没有看见的东西。有时，她表达一种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思想，我们由于懒惰或习惯思维不能达到那一步，而她却自然而顽强地一下子就达到了这种深度。

　　尽管有这种“地理上的需要”，我们还是闹翻了，或者说她与我闹翻了。那是在1984年，她获龚古尔奖的那一年。

　　由于玛格丽特·杜拉斯充满了我的生活，由于有关大作家的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个关于闹翻的故事我觉得也和我们漫长的友谊一样既复杂又富有文学性，我将试图追溯旧磨坊的那条小路。那条位于半山腰的小路，她说是专门为我们两家修建的。她家在平原上方的诺弗勒城堡村的高处，而我家却在村的低处。

　　诺弗勒城堡像地中海沿岸的村庄一样，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四周围绕着伊夫林省唯一的岬角。1958年，玛格丽特的《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在美国拍成电影，她用版税买了这屋子，这不仅仅是因为诺弗勒城堡有独特之处，而且因为它有什么东西吸引着玛格丽特。

　　这座可爱的屋子，是对被潮水毁了母亲的补偿。旧农庄一买下，立即就成了她心爱的地方。

　　一种极为自信的本能引导玛格丽特走向美丽与才能。诺弗勒很美，并神奇地保留了这种美，尽管菜园和果园已被难看的小屋所代替。它的广场四周都是低矮的小屋，而不像别的许多村庄那样，横穿着一条吓死人的高速公路。

　　星期五是赶集的日子，人们还能闻到热面包和新鲜色拉的味道，教堂的时钟从它奇怪的方形钟楼里一成不变地报着时，别的时候则保持沉默。

　　在鼓足勇气叙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好像想数数有多少块暗礁似的，重读了她所有的书。接着，我估计了一下自己真诚的力量。最后，我更确切地用计算器计算了从塞纳河的米拉波桥到她家后面池塘的距离。不多不少，刚好三十五公里。

　　然而，一离开高速公路，就像过去离开国道一样，大家马上就感到不习惯了，已经穿过一座毫无人烟的森林（她常常在名词前面用“毫无”这个词，以至于我也在此不由自主地跟着用了起来）。小路穿过森林，一直通往村边，她宽敞的屋子就坐落在水塔、纪念碑和小学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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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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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职员的屋子很适合她。玛格丽特像哨兵一样，监视着孩子们和死者。她只看她想看的东西，但她是用望远镜看的，看得很久，很远。

　　晚上，她就以此作为话题：在学校门口分食一只香蕉的两个葡萄牙小孩，成了挨饿的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几年后，他们出现在一部童话、一部电影、一本书、一个剧本中，它们叫做《欧内斯托》、《孩子们》、《夏雨》……

　　从她家开车到我家，必须越过学校，绕过广场，盘旋而下。走路则可以走那条著名的旧磨坊小路。那样的话，一直走，三分钟就到了。

　　她对我说：“你住在窟窿里……”

　　我笑了，因为她的屋子朝着高速公路，而从我的阁楼放眼望去，却是一马平川。真是奇怪。不过，这种奇怪的地形绝妙地象征着我们在这友谊中的地位。她无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欢仰视她，她也喜欢我仰视她。我并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伤害。这种后退，总的来说，能使我避免打击，使我喜欢看戏。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一出歌剧。很特别，惊人，美丽，光彩夺目。在大约三十多年里，玛格丽特不断使我眼花缭乱。她教我主要的东西，她只教我如何观察。

　　她也教我浪费时间。“浪费掉的时间就是写作的时间。”从小人们就教我这样一个原则：游手好闲是有害的，不会出成果的。然而，我却发现她独自在房间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柳条椅上，让黑夜来临，或已在黑暗之中。她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着她生活，我弄懂了什么叫作家。她知道没有什么能使我如此感兴趣。

　　诺弗勒城堡根本就没有城堡，只有一座水塔，最难看的地方刚好对着她家窗口。由于不能有任何不雅的东西破坏她在家中看到的田园景象，水塔被禁止使用，不存在了。甚至谁也不敢冒险就此跟她开个玩笑。然而，喝这么多酒的人面对这么多水……她喜欢喝酒，并因此感到骄傲。大家可以取笑这一点，但对水塔的任何暗示都不会得到饶恕。亲近的朋友们都知道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事不该惹。我准备开玩笑，和她闹着玩。就像轮盘赌一样，要么输，要么赢，绝不可能不输不赢。有一天，我将自作聪明，并将受到惩罚。不过，不要着急，慢慢讲吧。

　　她经常惊叫：“你讲得很好。”我知道她认为讲述并不等于写作。她在《物质生活》中明确指出：“写作，不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同时讲述一切。”很巧，我同时回想起玛格丽特的一切。

　　她那些枯萎的花束，她在田里拾到的麦穗，她各不相同的碗碟，她浅色的坐垫。慢慢地，我模仿她，我也把不新鲜的花留下来。在我们两家之间，东西和习惯来回流通。她模仿我为我家阁楼设计的落地长窗，甚至让她家阁楼改变了用途。我发现她的家具重新漆过了，没有特点，歪歪斜斜，这在我当古董商的叔叔家里或在我当公证人的公公的城堡里是无法想象的。我是在公公的城堡里结婚的。

　　总之，在诺弗勒，就是在我家里。我兼收并蓄。以后人们才能分辨出真伪。（她说：“写作也一样。你首先阅读和模仿。然后，有一天，你丢开读过的东西。最后，你自己写作了。”）

　　对我们俩来说，这些用我们的笔赚来的房子表明了一种独立，一种胜利。我们带来了我们精美的东西。

　　她的阁楼适合午睡。她在长窗前放了一张床，在那里欣赏她的公园。她把她的院子叫做公园。她按照自己的尺度扩大或缩小一切，而那并不是真正的尺度。可院子又从多少平方米起才算公园呢？

　　1964年，我买下房子后，曾做了些装修。玛格丽特不时来施工现场看。有一天，她由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妻子索尼亚陪着。

　　索尼亚是个英国人，所以在起居设备方面是个行家。她察看了这个未来的“家”，用她欢快的语气做出了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判断：“缺一个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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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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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每当我不得不到一楼去找二楼没有的厕所时，玛格丽特听到“宝宝”这个词所发出的笑声和索尼亚说话的腔调仍在我耳边回响。

　　还有一天，玛格丽特劝我到泥水匠已用卡车运走的那堆瓦砾中翻一翻，去找一块她已经注意到的木板。我去找那块旧木板，建造房子的木匠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波托·弗朗索瓦，1882年12月”。

　　波托，注定是木匠的名字，而弗朗索瓦，却是我儿子的姓（而日期则与我孙子的生日相同，只是相差一百年）。我把那块木板挂在墙上。玛格丽特喜欢这些模糊的回忆和昔日生活的痕迹，但她写作时不爱用过去时：“我喜欢真实：一过了现在，人们就看不到真实了。”

　　我发现自己用现在时写作，而过去时或未完成过去时更适合已经过去的那些时刻。我也许是随她的爱好，或者，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与我的选择相符。这来到我笔尖的现在时，那是颤抖的时态，使得她依然活着。她穿着小小的高帮皮鞋，笑着，身体结实。眼镜大大的，双手细细的。她的声音，慢慢地轻下去，然后消失。

　　我们也交换菜肴。她用越南色拉、西班牙汤甜猪肉、白菜包肉换我的白奶油和高级调料。她教我怎样煮小扁豆和菜豆。她熟悉家常菜和便宜食品：干菜，红肠，猪牛羊的头、蹄和内脏。她根据自己的想象做菜，有创意，经济实惠，十分灵巧，就像她用古老的脚踏缝纫机做衣服一样。她用在圣皮埃尔市场廉价买来的零头布做出好看的衣服。她说，一个人如果有天赋做某事（比如说写作……），就有天赋做任何事：音乐、果酱、汤。她指着维希产的配料对我说：“最后，你切碎细香葱，放在那儿，你就成功了。”

　　她希望得到成功，甚至在灶台上也如此。我感到很高兴。

　　她会因为一口长柄平底锅而发脾气。那口锅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个超级市场买来的，她觉得现代到了极点。“你应该买，那是一口透明的长柄平底锅。棒极了，可以看煮萝卜。”看煮萝卜有什么意思？我的问题激怒了她。假如别人不能分享她的热情，她就会生气。她以这口平底锅与她固有的悲观作斗争，这种悲观把她从一个她在那儿找不到什么理由开心的世界拖向悲剧。而当她找出一个理由的时候，她又不想让别人破坏掉。

　　她会夸耀这口平底锅夸上一个星期。同样，她会餐餐吃同一个菜直到不想再吃为止。我也喜欢她的固执。她像一头顽固的小驴，不到南墙不回头，而大部分人早就迷途知返了。

　　她不管别人口味如何。爱她的人迁就她或自己另做其他菜。她的专横让人难以忍受，但人们并没有被迫一定要忍受，除了她儿子吼叫说她独霸天下。乌塔成年后母子常在饭桌上就此吵架。这种可以说像是夫妻间的争吵习惯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消遣，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如此。我想起乌塔曾叫道：“没有卡洛斯·达莱西奥的音乐，《印度之歌》1将一无是处，完完全全一无是处。”对于这种犯上之罪，玛格丽特哈哈大笑。只有他，“她的孩子”，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可以对她如此傲慢无礼。

　　我在饮食方面也有点蛮不讲理：我吃得飞快，视三餐为苦差，我们两人都很讨人嫌。她贪吃，而我却害怕没有饥饿感。两种女人：矮小健壮的黑发女人和自愿厌食的金发女人。她的自信使她变得更为专横，但同时也变得才华横溢。我儿子咒骂我要轻得多，但我不笑。

　　我去她家吃饭时，总带些多出来的东西：牡蛎、蛋糕、好酒。她很兴奋，永远不会感到太多，她喜欢多多益善，因为她自己平时很省。她毫不做作，又成了湄公河边的小女孩。她往往像小时候端饭碗一样端着碟子，用左手举起，送到嘴边，像用筷子一样用叉子。

　　她到我家来吃饭时，却两手空空。她有一次这样说：“我把我自己带来了。”她脸皮厚得让人吃惊。有人觉得她很可恶。但我邀请她与朋友们一道吃饭时，却给他们送了一个大礼。几年后，他们还记得起来：“你想起来了吗？玛格丽特在场……”“当我在您家遇到玛格丽特时……”大家对她印象很深，并不是因为她出名——而且，1984年之前她远没有这么出名——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使得现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让人反对、大笑、思考。她不让任何时刻虚度。人们说她吝啬，其实她是以别的方式付出。

　　首先是让人阅读。一个作家，假如人们首先感谢他把美好的阅读时光献给他们，他是可爱还是可恶，吝啬还是慷慨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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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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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尽管有时当众作假，但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像她的书一样，她明白自己的作品的力量。她的独特之处之一，就是说没有说过的话。甚至加以夸张。为了更好地惊世骇俗，不惜献出生命。

　　她也给夜晚的聚会带来欢乐，那种轻快是贬低她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去看她荒诞滑稽、具有喜剧色彩的剧作《街心广场》、《萨伽王国》、《是的，也许》、《河流与森林》等。

　　她到处搜寻词汇。在商人们家中或周围的咖啡店里。她与村里的每一个人聊天，而且一聊就没个完。她关心管工、不识字的通烟囱工人的疾病和家庭，能记住他们的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说话的用词。在诺弗勒，她被当成是一个善良的大妈。在“体育”咖啡馆被当做常客。在报馆里，人们则觉得她有点怪，她晚上出去买东西，并抱怨店铺关了门。

　　泥瓦匠问我：“玛格丽特对我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累。你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

　　她把所听到的事情带回来告诉朋友们，看看有什么效果。她会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笑话，并笑个不停：“我曾对女佣说：‘我的儿子乌塔，他害我。’她问我：‘他伤了您哪里？’”她的笑声传播开去。这种回答，假如我还记得起来，我一定还会发笑。1982年之前，我几乎没有做任何记录。那年夏天，她不仅是个朋友，而且是个老大姐，也是一个正被酒精杀害的作家。我担心那是她最后的夏天，于是开始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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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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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时和诺弗勒还没有关系，玛格丽特完全住在时髦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圣伯努瓦大街。当时，这个区更多地与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她的名字。她已经出版了不少小说，包括《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但在知识界还不出名，在伽利玛出版社刚开始有影响。

　　我呢，谁都不认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少女。这时，罗贝尔·西比翁，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建议我到玛戈家去吃饭。西比翁是《借我你的笔》的作者，那是一本微妙的仿作集子，受到过雷蒙·格诺1的赞扬。西比翁称她为“玛戈”或“拉玛戈”，亲热，但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他和他的朋友们：高、鲍斯特、阿斯特鲁克、罗兰及其他小伙子整天泡在街区的酒吧里。他们像在部队里那样，以姓相称。高最讨厌女人，他把我叫做“咪咪”。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被他们接受，因为西比翁强迫我上去。女人们稍后出现在酒吧或夜总会里。没有玛戈，她可能不去那些地方。小伙子们谈起她时，语言却相当朦胧，有点像中学生。她使他们傻笑。当时，他们不敢嘲笑一个真正写书并且有些经历的女人。这可一点没错。

　　我无知到极点，西比翁说他感到很惊讶。他开始成为我的皮格马利翁1。他给我送“文化邮包”：麦尔维尔2全集，孔拉德3全集，卡夫卡4全集，这些都应该读过，至少一遍。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开始阅读，不敢拖延，每个作家我至少读他一本书。“啊不，不应该这样读……”西比翁没有泄气。他就像一个良师，教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他活泼有趣，拉我到圣伯努瓦大街去实习：“你将看到活生生的作家，也许是米肖5、巴塔耶6、热内7或梅洛8。你会感兴趣的。”

　　感兴趣！我站在楼梯的平台上目瞪口呆。幸亏西比翁所列举的那些大思想家那天晚上一个都没到，而那些在套间和前面两个房间里开玩笑的人又谁都没有注意到我。他们寻欢作乐，喝得要醉不醉，我感到大为震惊。我还以为会听见一些政治性的讨论和博学的交谈，但人们所讲的尽是一些我不明就里的趣闻轶事，含沙射影，并玩些令人哄堂大笑的文字游戏。我惊讶得竟忘了和他们一起大笑。

　　谁参加了晚宴？也许有维托里尼1、德桑蒂2、格诺、莫兰3。也许还有他们的妻子，热内特、多米尼克、让妮娜、维奥莱特。马斯科罗4无疑是和玛格丽特住在一起。但我甚至连她都记不起来了。整个晚上她沉默寡言，无足轻重。这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而在更年轻的时候，她也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的《痛苦》5就是证明。当时，她已经与共产党产生矛盾。

　　关于当时的情景，我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记忆，是由于漫不经心吗？我鲁莽地到处奔走，收集材料。《快报》开了个头，我也跟着掺和。我只弄了点次日的蜜糖，一篇短文，随后便被相继而来的节日淹没了。我不动脑筋，只管往前快跑。想得到一切，什么都不愿失去。那个时期是如此麻木，还没有从种族灭绝中恢复过来。

　　第一次在玛格丽特家里吃饭的情景，我只记得起一句话，离开时，西比翁说：“喂，你很厌烦，没有开口。”他应该知道我无话可说，知道目瞪口呆的我成了他介绍给我的那个人的俘虏。

　　第二年，1956年，是布达佩斯，苏联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酒吧里说话的语音变了。街区里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在没完没了的争论之后瓦解了。我们不再去圣伯努瓦大街。玛格丽特已被开除出党，她会取得很让人丢脸的胜利的。西比翁和他的朋友们给她取了一个新的绰号，他们把她叫做彼特·劳尔，那是个一脸凶相的美国演员的名字。

　　现在，由西比翁来给我上政治课，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他首先教我我是个资产者。我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对我来说，“资产者”这个词自1789年以后就不用了。他还教我另一个完全闻所未闻的词：流氓无产者。他向我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但我太微不足道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与《快报》的人在八个阿尔及利亚人被杀的夏罗纳地铁站前游行过。我远离玛格丽特和签署过“121”声明的知识分子。

　　后来，西比翁说我比他更左，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过了很久才重新见到玛格丽特，并无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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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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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她来我家，看看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是否能在彼特·布鲁克根据她的小说《如歌的中板》拍摄的电影中扮演让娜·莫罗的儿子。当时我住在奥德翁剧院附近。

　　弗朗索瓦穿着睡衣，已经睡了。（这一幕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弗朗索瓦显然太小，不知道玛格丽特写过《广岛之恋》的电影剧本和对话，但他听到过类似这样的对白：“你杀了我吧，求求你了。”电影放映后，这句对白便以嘲笑的口气到处流传。

　　所以，当玛格丽特笑着对我的孩子说：“你看起来像个日本小男孩”时，他淘气地答道：“你在广岛什么都没看到。”玛格丽特非常激动，当即就想录用他。

　　我担心儿童演员表演拙劣，弗朗索瓦如今有点后悔没有跟玛格丽特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最后，是我的儿媳娜塔莉于1972年在她的一部电影《娜塔莉·格朗热》中与让娜·莫罗一起演了戏。

　　我们在池塘边欢度美好的复活节假期。玛格丽特指挥拍电影，弹钢琴。让娜给剧组开小灶，教娜塔莉唱雷兹瓦尼的歌曲。热拉尔·德帕迪厄第一次走到摄影机前，玛格丽特对他说：“要让我害怕。”他演一个卖洗衣机的商人，看起来却像个小偷。

　　玛格丽特主意很多，朋友不少。她充满热情，对朋友也很忠诚。但一旦她热情消失，她就会中断联系，退出（就像她自动退党一样？）。别的朋友取而代之。让娜避开了。德尔菲娜·塞里格出现，热情重新恢复。玛格丽特对友谊情有独钟。

　　我们的友谊慢慢开始了。1962年，我们在雅典娜剧院相遇，她常去那里参加亨利·詹姆斯《丛林猛兽》的排练，她为罗勒·贝隆和让·勒弗莱改编了剧本（她后来又为德尔菲娜·塞里格和萨米·弗莱重新改编）。排练完毕后，我们聚集在楼下的咖啡厅或剧院的休息室里，那是我小时候的女友弗朗索瓦丝·斯比拉在伊韦特·艾蒂旺和弗罗伦斯·马尔罗的帮助下开的。剧院的布置非常女性化，但没有使玛格丽特的男友热拉尔·雅洛感到拘谨，他的幽默甚至与这个妇女聚集的场所十分协调。

　　玛格丽特发现了诺弗勒的迷人之处，想让我们大家都跟她一样住在乡下。当然，是跟她一样住在诺弗勒。她说服了弗朗索瓦丝，后者第一个搬到古蒂埃尔大街，而且也赞扬起用新鲜鸡蛋做的带壳煮的溏心蛋的好处来。

　　我想象得到雅洛会如何讽刺这些回归乡土的巴黎人和这种天真的爱情。微笑使玛格丽特无法生气，并颇有风度地削弱了她的权威。别人笑，她也笑，一种突然产生的默契使她非常高兴。别人并不怎么介意她强人所难的霸道，她觉得很宽慰。幸运的是，人们也看重她的宽宏大量，乐意与别人分享她控制他人的乐趣。她天真地以为，她是在让别人从她无可辩驳的智慧中得到好处，其实，她在惹他们生气。

　　我之所以听她说话，是因为她往往能指出新路。她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也笑。（“有人说我夸夸其谈，你觉得是这样吗？”）

　　所以，我经不起诺弗勒的诱惑，在弗朗索瓦丝搬去两年以后，也在古蒂埃尔大街买了一座房子。几年后，玛格丽特还提起“我们这些自由妇女在乡下的夜晚聚会”。我对“自由”这个词和她的记忆力感到吃惊。她很少忘事，因为她经常回忆。她翻来覆去地思考往事，然后把它们变成别的东西，而且往往显得更有意义。我是个“自由妇女”吗？也许会变成“自由妇女”，玛格丽特预见到了。

　　那种晚会次数应该不会很多。弗朗索瓦丝“在乡下”感到不开心。带壳煮的溏心蛋吃腻了。弗朗索瓦丝在哪儿都觉得不开心。玛格丽特为她改编了一个美国剧本《阿拉巴马的奇迹》，弗朗索瓦丝应该获得了成功，但不相信自己的艺术才能，尽管她在国家人民剧院与热拉尔·菲力普演《熙德》一炮打响。她对自己的蓝眼睛和白皮肤没有信心，不相信别人会真的爱她。她努力想让自己相信是这样，她竭尽全力了，或是弄虚作假。她因此而精疲力竭，弄坏了身体。她贫血，得了结核病。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她空等了一个星期天后，打开了煤气阀。她坐在摇椅上，穿着晚礼服。面对炉灶，等待死亡来临。早上，人们在玫瑰花瓣和孔雀羽毛当中发现了她。作为一名演员，她安放了最后一幕的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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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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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诺弗勒的第一次爆炸。我想逃走，把刚买的屋子卖掉。玛格丽特劝我留下。我的朋友阿兰·卡瓦利埃也这样鼓励我。他的太太伊莱娜·吐温克，那也是个大美人，而且也将在诺弗勒结束她的一生——不过，一切都汇聚到一个故事当中，假如人们知道它的结局的话。而我也无法一下子讲完一个如此零碎的漫长故事——伊莱娜帮助我回到了正在修屋顶的工地。房屋没屋顶怎么卖？屋子一封顶，阿兰和伊莱娜就来了，与艾里克和我睡在床垫上。我们四个人一起，战胜了悲剧，生活重新开始了。每次悲剧之后甚至更为强大。但这一点，我当时并不知道。

　　“自由妇女之间”的那些夜晚聚会，我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它们存在于别的地方，而不是玛格丽特的想象之中。当时，她在弗朗索瓦丝自杀之前，写了《劳尔·V·斯泰因的迷狂》。我只记得当玛格丽特神魂颠倒地从犹太城精神病院回来时，我曾想念过弗朗索瓦丝。她在看望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激情，与我有时被弗朗索瓦丝唤起的激情混杂在一起。玛格丽特遇到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人，我觉得她的脸与弗朗索瓦丝长得一模一样，玛格丽特一反常态，只跟我谈起过一回，朦胧中，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它强大的力量。我回忆起她讲起了那个年轻的疯女人的时间和地点。在客厅深处，在沙发边上，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她谈论着，显示出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广博知识。她说她本来可以在那间医院里住上几个月的。她想返回犹太城，重新见到那个显然很普通的女人。但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我记不清了，我只留下感觉和印象。我想起她的后悔，她突然出现的笨拙和我的慌乱。我感觉到那场访问的严重性，也许是它所包含的东西：一种认同，一种拯救。

　　劳尔·V·斯泰因的诞生，部分归因于犹太城的这场相遇。在众多的采访中，玛格丽特通过笔头和口头解释过。她本人也曾大加评论。她所说的重要的话，哪怕是即兴说的话，都写在作品中了，我在此就不必对一部本身很精彩的作品进行解释了。我不如通过日常细节，揭示以作家面目出现的朋友，最近距离地展示这个生活已成为一部作品的女人。所以，犹太城回来后的情况，最好直说。玛格丽特能够迅速捕捉自己的思想，有时甚至像她在文中所用的形式一样完美。我在她的小说和采访中把那些已成语录的句子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听见这些话就像从她嘴中脱口而出一样：“你越是拒绝，越是反对，你生活得越有意义”，“作家令人难以忍受，他杀人，作恶”，“爱情，就是通奸和背叛”，“大家都想杀人，你不想？”“写作是自杀，让人胆战心惊，但人们照写不误”，“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就进入了知识的最深处”，等等。

　　玛格丽特常警告他人，却不关心其结果如何。作为思想上的领路人——为什么不能说“思想上的女领路人”呢？——她专横而冒失，怂恿潜在的谋杀，搞乱价值观，使当时尚为年轻、缺乏经验的我大为震惊。那些话显然使我深深难忘，它们和另一些话，我今天读来觉得曾经听到过，是她大声说出来的。“消灭”、“死亡”、“摧毁”这些词回到了她的文中和谈话中：“人们可以消除不幸，消灭死亡。”她关于战争的言论会把我吓跑，但我像她一样，生来就是为了斗争的。我站在她的一边。我觉得她是个上将，也是一个小女孩。跟我一样，自由而狂热，没有地位，为生存而斗争。“一无所有，可以重新创造，但不再受社会的支配。”她所说的话是无可辩驳的——谁反对谁就将受到怀疑甚至被消灭，假如他一再重申的话——但她的激进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没有向她屈服，但我当然拥护她，尤其是在那几年。

　　我跟西比翁和让娜·莫罗一样，仍叫她玛戈。我们长得很像，这使我非常激动，也便于我与她建立友谊。但玛戈不喜欢与任何人相像。当我发现劳尔·V·斯泰因这奇怪的姓氏时，我满心欢喜地告诉她，我祖母叫罗凡斯泰因。她没有作声。她对这种巧合不感兴趣。更糟的是，她不愿听到，世界上任何名字都不应该与她创造的名字相近。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提到过我祖母的姓名。

　　玛格丽特的专横、煽动性和激进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却很少了解她滑稽可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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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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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玛格丽特在雷岛我和艾里克租的屋子里过了几天。她是16点13分到达拉罗歇尔车站的（很奇怪，这细节被记在笔记本上）。三十年了，我觉得如在梦中。三十年前，她还年轻。那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我看见她穿着游泳衣。我看见她的身体，不胖不瘦，丰满得恰到好处。艾里克说她像一座塔纳格拉小塑像1。傍晚，她拉着艾里克的女儿们去沙滩，唱着革命进行曲：《国际歌》、《红色战旗》。金发的小女孩们只会唱这一句：“人民，前进吧，冒着生命危险，红旗将胜利。”当她们一边唱，一边踩着小自行车时，穿着海蓝色衣服的游客不怀好意地望着她们。她们想起了玛格丽特给她们讲的笑话：一个奥弗涅2人来到以色列，听到一个女人在跟他打招呼：“Shalom”，他非常激动，回答说：“Chalefemme”3；一个孩子向圣诞老人要一个丹碧丝卫生棉条，因为有了它就可以跳舞、游泳和骑马；非洲的一个新首领第一次坐飞机，空姐向他建议说：“来一杯威士忌，怎么样？”他答道：“请来一杯威士忌，夫人。”

　　玛格丽特讲这些笑话时自己先笑。为什么她总重复这类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她抽着高卢牌香烟，坐在内院的阴影中，做西比翁设置的填字游戏。她有时大声地下了一个定义，让别人帮助她找答案。

　　她用手指头数着字母，当格子填满时，她高兴地大叫：“啊！我胜利了！”

　　她讨厌夏天和炎热的晚上，说那是“生活的幻觉”。她也不喜欢春天、嫩芽和所有在大白天开放和出现的东西。她是怎样像普通的度假者那样，不穿衣服，享受清新空气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那个难以置信的时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中绝无仅有。那时，她让人忘了她是个作家。

　　后来，直到她生命结束，我相信她都没有再穿着游泳衣，赤脚到任何沙滩上去过。她再也不曾没有痛苦，没有冲突，轻轻松松地游泳。也许她从来就没有这样过？在塔吉尼亚，大海平息不了她的激情。后来，在特鲁维尔1，她曾远远地遥望大海。

　　在雷岛，也许她终于让自己休息了。一种呼吸。也许在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暴风雨后她缓过气来了？她刚刚完成了作品的文学大转折。她创造了劳尔·V·斯泰因，这个无意识的女主人公被拉康2本人神圣化了。她写了《副领事》，把它作为“从未有过的最富政治性的小说”送给了我。几年后，她对我说《副领事》是她最好的书。我也这样认为。

　　创作加快时，气氛就比较欢快。诺弗勒就有了节日。大家又喝又跳，甚至唱歌。星期六，朋友们从巴黎赶来。他们带了酒来。有时，玛格丽特做她的越南大色拉，“里面用了二十三种料”。但有的时候，一无所有。她关上酒窖的门，腰里拴着大钥匙走来走去，就像个老管家似的。她抱怨道：“乌塔弄走了我的一切。”但乌塔哈哈大笑。他母亲也会让他发笑。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拿，她撒谎说存了一些好酒，其实酒窖永远是空的。

　　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争吵个没完没了。他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与晚会的欢乐交融在一起。他们的“即兴喜剧”定了基调。酒精火上浇油，两人全都胡来了。他们大声地要求对方忏悔或发誓，其实这誓言毫无内容。玛格丽特从走廊的这头叫走廊那头的西比翁：

　　“我认识你很久了，你对隆斯达尔说，我有对漂亮的乳房。”

　　隆斯达尔圆睁着惺忪的双眼。西比翁捧腹大笑：

　　“当然，玛格丽特。但我无缘近距离一睹为快。”

　　“啊，是这样，此话当真？”

　　自那天晚上以后，玛格丽特要我别再叫她玛戈。她说这种昵称一直使她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不敢。”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听见她如此温和地说话。几乎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她说她不敢做什么事，这是唯一的一次（为什么是那件事？）。后来，再也没有人这样昵称她。

　　假如她没有情人，她就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爱情。那就是电影。她跟着保尔·瑟邦初学导演。她拍了《音乐》，发现和摄制组一起工作挺有意思。她需要孤独，也需要一些东西，集体生活。电影使她心醉神迷：在一个制作点什么东西的小组当中，她既是孤独的作者，又是工蜂。由于产生了这个一起工作让人快乐的念头，诺弗勒从此热闹起来了。她喜欢电影，喜欢保尔·瑟邦，喜欢成了拍电影的宝贝的朱丽·达桑。

　　对所有的导演来说，都会有风光一时的宝贝，当然是那些女演员，但也不排除摄影师、记者和国外的女崇拜者。男人们也同样，先是被捧上天，后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她曾称赞过他们，但有一天，她又否定他们。保尔“退出”，朱丽“退出”，等等。

　　能接近她的是那些与她保持距离的人。她说她不喜欢让人着迷。说迷恋是一种吞食（“他们全都想把我吃掉”）。与此同时，她又让他们着迷。她能克制住自己吗？一个人假如他天生具有魅力，他能不让自己吸引人吗？要与玛格丽特建立联系，赞美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她喜欢反叛而不喜欢温顺。假如她玩弄权力，那是想让别人保持警惕。赞成还是反对，由别人决定。采取什么态度也是别人的事。也许最好是消极抵抗。玛格丽特总是求助于智慧。这就使得她的友谊很让人快乐，尽管要冒杀头的危险。

　　我的朋友阿兰·卡瓦利埃成了她的朋友，他刚搬来诺弗勒。他拍过《不屈者》和《洗劫》。在他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相信电影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而且，这门艺术只有她染指才能变得伟大。阿兰的严肃和苛求使她对这种幻觉更坚信不疑。她还拿不准她拍电影是为了充实自己还是因为拍电影跟开汽车一样容易。相反，她赞扬电影，《广岛之恋》已使她成名。但她恨阿兰·雷内，因为雷内1没有请她再写电影剧本，他希望与不同的作家合作。玛格丽特指责他坏事做绝、言而无信、弄虚作假，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骂人的时候要比赞扬人的时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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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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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们都喜欢电影。当我们回到诺弗勒，回到我们的厨房里时，我们只谈电影。阿兰·卡瓦利埃想拍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伊莱娜在寻找能证明她是喜剧演员的角色，因为制片人认定她是性感女郎，只让她在一些“无袖长衣片”2中担任角色。她得去罗马拍。艾里克会制作一部阿兰将为伊莱娜导演的影片。我们为自己的计划感到高兴。大家发脾气、估价，开心地吃着豆油酸韭葱，那是伊莱娜星期六晚上下的菜单。玛格丽特喜欢艾里克从巴黎带来的肥鹅肝（很奇怪，吃的东西比谈话的内容记得更清楚）。玛格丽特对艾里克很感兴趣，因为他掌管着做生意的秘密资金。但所有来诺弗勒我家中的男性朋友都使玛格丽特感兴趣。假如她认同我的选择和趣味，那真是太好了。

　　那几年，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大家将再去拍电影。很快就要到1968年了，大家将重新创造世界。

　　我们不在一起重新创造世界。玛格丽特在“作家之家”写的一篇政治性文章，详尽得像一部小说，使她大力宣扬的“大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砸锅了。过河拆桥，这不是她的风格。就像十五年后，她获得龚古尔奖荣誉时，与她好不容易得到的一致决裂一样。她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证据地指控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魏尔曼的母亲杀了自己的儿子。采取这种立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她却感到心安理得，她更习惯于充当巫婆这个角色。她不能忍受与别人一致。

　　1968年5月，在作家们当中，她没有这种危险。她的“政治性”文章叙述了知识分子们试图进行集体思考时所出现的混乱，其中的诙谐多少有点故意。

　　至于我，我在电视台当一个电影节目的制片，我遇到了工会的斗争，我觉得自己是个左派，正如汝拉丹先生1写散文一样。我觉得行动委员会的策略比工会更明确，更不含糊。事实上政治色彩也更淡。矛盾的是，人们因不问政治而成为革命者，假如政治意味着长时间投机的话。

　　短期内，“抵制”法国广播电视局摆上了行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我全力投入。回来时，我被电视台解雇了。我知道一个人假如出格，马上就会被开除。残酷的教训。开除将起连锁反应，使我狼狈不堪。

　　玛格丽特却向我祝贺：

　　“太好了。不用工作了。乌塔和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工作，他们明白了。”

　　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什么。玛格丽特失去了理智，我默默地等待她越来越疯狂：

　　“年轻人应该拒绝工作。”

　　她是在面包店旁边的马路上说这句话的。我现在还记得起地点。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就像她说的其他许多话一样：“但愿世界走向灭亡，那是唯一的政治。”

　　这种宣言使我隐约发现，玛格丽特不再像我那样“政治化”了。但是今天，她的那种乌托邦使我觉得非常诱人。她对世界的预感令人震惊。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甚至已受到政府的质疑。

　　1969年，玛格丽特走向了实用性。她写了《摧毁吧，她说》，并寻找拍电影的资金和地点。我的朋友让·莱尔在梅斯尼尔-奥普东的府邸很适合她。哪怕让·莱尔是巴黎和荷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玛格丽特也要嘲笑他。相反，她严肃地断言，在一个银行家家里拍《摧毁吧，她说》，等于宣布革命开始。谁也没有犯错。幽默和革命不会并道而行。一位热情而忧郁的年轻女演员尼古拉·伊斯打着她的旗号。

　　70年代，有一位更加轻佻的女演员亚历山德拉·斯特瓦尔，我跟她到洛特河去钓鱼，她弯腰对着晶亮的河水，轻轻地说：“鳟鱼，她说。”1

　　当我把这句俏皮话告诉玛格丽特的时候，她没有笑。1968年夏天过去了，但还有一些玩笑不能开，那就是与她的作品有关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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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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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经常遇到艾里克在诺弗勒上小学的女儿。自从她们的母亲放弃抚养她们的时候起，她们就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玛格丽特常问我：“她们的母亲真的成为流浪者了？”“她们的母亲真的抛弃了她的孩子们？”“完全抛弃？”“那女人，她有情人吗？有没有？”

　　我总是这样回答她：她们的母亲喝得太多了，有一次，她决定不再插手教育女儿。玛格丽特似乎心荡神移，对这种可以说是令人痛心的情形大加赞赏，而我每次都觉得有必要这样说清楚：“事实上，她们的母亲不介入，对我来说更干脆更容易，但小家伙们遭受了一种如此彻底的丧母之苦，我无法减轻这种痛苦。”

　　玛格丽特点点头。她思考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缩脖子，把脑袋埋在肩膀中间。她没有加以评论，好像想弄清一个秘密似的。

　　后来，有一天晚上，当小女孩们与我们一道在厨房里吃饭时，她对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母亲很了不起。十分了不起。”

　　小女孩们惊讶地盯着玛格丽特。她的挑动第一次没有引我发笑。难道她想破坏孩子们对我的信任，使我给她们的爱负债累累？破坏这种非正式的收养？如此忘恩负义？不，玛格丽特不会有伤害孩子的想法的。

　　小家伙们沉默了，玛格丽特故意让这种沉默加重她的判决。大家越来越感到不安。

　　“玛格丽特的意思是你们的母亲病了，假如她不能来看你们，那不是她的错。不是因为她不要你们，相反，她是不想影响你们。她在治疗，想在病好了以后再来找你们……”

　　玛格丽特听我说话，感到很厌烦。当别人使她感到厌烦时，我很快就能感觉到。这一回，使她厌烦的是我。我觉得自己在她看来太乏味，过于。她说：

　　“你们的母亲是……”

　　她还要用什么赞美的、最高级的形容词？在1970年，这不已经“到顶”了吗？当时，我不明白玛格丽特为什么赞扬那个酗酒的母亲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后来，我在她的文章中读到了她从生活不踏实的女人所不可能有的那种母爱中隐约发现的东西，读到了她所知道的那些内心空虚的女人的事情。那些女人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沙滩上玩。傍晚，这些孩子对她们来说几乎就成了路人。沙滩可以变成沙漠。有孩子而不能去爱，还不如没有孩子。走到沙漠的尽头，抛弃一切。直至酗酒、自杀和杀人。

　　这几个金发小女孩的母亲，就像她书中的那些不等待任何幸福的女人。她们不动，也不出门。她们个个眼睛明亮，做事鲁莽，缺乏远见，永远是那么幼稚，在自我遗忘中沉浮。

　　金发小女孩的母亲将在极端的匮乏中，悲剧性地结束其短暂的一生。

　　那几个小女孩当时还不到十岁，她们现在还记得起玛格丽特庄严的声明，但她们对我觉得十分有害的那种“十分了不起”存有一种愉快的回忆：“没有任何人对我们说我们的母亲很了不起。我们那时想赞美她。她给我们开了绿灯。”总之，玛格丽特那天给了她们好处。

　　二十五年后，有个叫克里斯蒂娜·魏尔曼的女人被怀疑淹死自己的儿子。玛格丽特又以为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发现了自己的一个主人公。她立即赶到现场，那是在流着沃罗涅河的东部山谷。她以自己的标准评判克里斯蒂娜的杀生行为，除了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外，没有别的证据指控她有罪。假如克里斯蒂娜毒死自己，假如她这样自惩，比自我淹死更严厉，她将“很崇高，绝对崇高。”我理解是“十分了不起。”

　　舆论不喜欢无所不能的作家，但它忘了作家不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写作的。

　　玛格丽特的声音有时也在我耳边回响。1981年，人们请她选一部电影参加耶尔节。她选了我和昂热·卡斯塔为电视台导演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她看过这个在阿拉斯附近的一个矿工住宅区拍摄的影片，其主题是规定好了的：“四代妇女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她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事。

　　当影片在耶尔节放映时，我发现她的选择十分高明。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好像是直接从她的作品中走出来的一样：阿丽西亚，尽管这是个姓，既不是曾祖母，也不是祖母和孙女。她是母亲，是三十岁的女人，沉默寡言，让人怦然心跳。她被自己的孩子们和邻居的陈规陋习窒息了。电影的最后是阿丽西亚脸部的特写镜头，她的眼皮垂在她晶亮的眼睛上，而她的孩子们则在北部的沙滩上玩着把她埋在沙中。

　　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带到那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海。他们自己想出了这个游戏。

　　玛格丽特不知道，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阿丽西亚曾试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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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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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看书。”

　　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有时，我不明白她想说什么。她以为我不读书？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看书。我们只能看见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看书。

　　她说她是在晚上看书的。她常常声称自己不再看书。

　　然而，有一年，她连续读了海明威的七本书，并建议我也这样做：“读着玩，如果是不赶时间的话。”我劝她读《无能者》1，这本书后来成了她的一本“永久读物”。这个她脱口而出的词使我大为震惊。她意识到了它的意义，并在晚上多次重复，然后又公开地到处说。她后来说：“我很喜欢普鲁斯特，但我更喜欢米西尔。”米西尔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作家。他曾写过一本名叫《未完成的更美》的书。玛格丽特没有公开使她心灵深处最不安的东西。她默默地留着它，用来写作。后来，在读《阿嘉塔》时，她对《无能者》的崇拜就明显了。

　　乌尔利希和阿嘉塔之间的爱，兄妹之间的爱，就是她对小保尔的爱，那是多少已经完成的乱伦，从《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一直到《情人》，贯穿于她的作品。这是她永远没有真实说出来的事情。羞耻或想象，真相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有作品是真实的。

　　玛格丽特声称，她不再读“圣书”，不再去图书馆。奇怪得很，她在诺弗勒没有书房，在特鲁维尔和巴黎也没有。“我过去有过，想起来令人难受。”她没有解释原因。她还说：“有了崇拜的地方，那就完了。我再也没有书，没有唱片，只有电视。我不喜欢录音机。它会把事情都弄糟的。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或者说不值得要。”

　　“不值得”，她常用这个词。言下之意是几乎一切都使她感到痛苦。

　　至于“圣书”，她还是留了几本的：《圣经》，米什莱，夏多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1、拉辛（《无与伦比》）、波德莱尔（《达到永恒》）。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莎士比亚，也没有提到过荷马。她爱说：“福楼拜是个大作家，但仅此而已。”她不喜欢福楼拜那种涂了又改、改了又涂，事倍功半的写作方式。福楼拜重文体而轻灵感。她也觉得维吉亚·伍尔芙的作品过于做作。她向我推荐另外一些不那么挑剔、不那么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的一部小说《克里斯蒂娜·拉弗朗塔代》，那粗犷的爱情故事使她激动不已。

　　她让人给我复印了爱尔兰年轻女作家夏洛特·温伯斯特的一本已经绝版的小说。温伯斯特曾在南部非洲生活，32岁死于结核病。《清白的仪式》是她唯一的小说。玛格丽特喜欢一举成名的作者。她给了我那包复印件。上面亲笔写着：“赠米榭勒，这是一本从洪水中抢救出来的书。玛格丽特。”

　　这礼物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让人用白皮把它装订起来，宽而不长。这本洁白的书是玛格丽特送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我问她要一页手稿作为礼物，她拒绝了。为什么？她认为售价很高吗？她不想鼓励别人成为偶像崇拜者？这两种假设都使我不快。但她大病了一场之后，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她用颤抖的手在上面用不够准确的英语自欺欺人地写道：“送给你——自很久以前以来——就像一生——不是吗？爱。玛格丽特。”

　　照片上的她喝多了酒，和扬坐在一瓶红酒前。写在照片上的字体歪歪扭扭，让我极为感动，正如她所说的：完完全全。

　　她也给一个金发女孩题过词，那是美洲的一个大学生。题词虽然被水弄湿了，但文字没那么混乱：“致娜塔丽，我的爱。诺弗勒，1978.1.29，早晨两点半与朋友们在米榭勒家里。时值冬天，但白天开始变得更长一些了，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一些了，想到你马上就要回去。我很爱你。玛格丽特。”

　　酒后吐真情。一天晚上，她跟我道晚安时，紧紧地拥抱着我。“成为朋友不是挺好吗？嗯？因为，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朋友。”

　　这些孩子气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像一个小女孩，而我则像寄宿学校的大姐姐，保护着她。

　　在数年当中，她在每一本书上都写题词，后来只在衬页上写“杜拉斯”，再后来什么都不写，光寄书来。我直到最后都收到她的书，甚至在我们互不理睬的时候也不例外。

　　她建议我读的书我都读：维克多·谢阁兰的《勒内·莱斯》；凡高写给他的兄弟泰奥的信；《戈雅传》，那是一个意大利女作家写的，我忘了她的名字；索菲·托尔斯泰的日记；狄德罗给她女儿的信；一部甚至在书店里都找不到影子的小说《露水统治者》。

　　她读得更多的是传记、私人日记和书信集。“越是个人的东西越有普遍性。”她说她跟大家一起得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人才能有所收获。”

　　我们曾同时阅读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的日记。她说：“我跟她一样，更喜欢与很不爱我的人在一起，而不喜欢与太爱我的人在一起。”

　　我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句子。这与人们对玛格丽特的看法是如此大相径庭。人们认为她极需别人的奉承。

　　我也向她引用了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的几个句子：“那么，跟谁在一起我感到最幸福呢？不跟任何人在一起。这永远是同一回事。”

　　玛格丽特很少针锋相对地反对。只见她首先缩起身子，就像缩小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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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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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曼斯菲尔德来说，忧郁多于好奇。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重复。”

　　还有一次，她很合作。谈话中她会这样，她知道如何保持这种合作，并再次加以利用。我为《电影手册》特刊就《蓝眼睛》采访她，她搜肠刮肚，对我说：“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痛苦。”

　　痛苦的重复还是重复的痛苦？我的生活越深入，她对我说的话便越得到证实。就像她说的另一句话似的，那是一个夏日，我在公园里跟她谈起我的孩子们：“毫无办法，孩子们甚至能骗取旧日的秘密。”后来，她写下了这句漂亮的格言：“家庭是难言之隐的守护者。”她说弗洛伊德阐明了性这个问题，让它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从此以后，小说就无法读了。

　　有一天，我们刚在一起看了一个关于弗朗西斯·蓬热1的节目。她想得很深，对我说：“你知道，我就站在那边。和他在一起，站在语言一边。电影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诱惑。”

　　她经常向我列举她所喜欢的电影：《奥尔代特》、《猎人之夜》、《小偷和巴尔塔扎尔国王》。她说：“都是布莱松2的。”但她没有全部看过。她习惯以点代面。事实上，她很少去电影院，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当她出现在电视中时，她才看一些电影。

　　她公开对电影说一些报复性的语言。除了雅克·塔蒂和让-吕克·戈达尔，她看不起所有活着的电影人。对她的同辈作家，她可一点也不宽容。“萨特，那不是一个作家。”“萨特过于聪明。”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太过分了，你知道，她曾问一个刚开始写作的小伙子：‘你有什么要说的？’”她直截了当，大大地嘲笑波伏瓦，漂亮的牙齿闪闪发亮：“写作，与有话可说相反。如果知道的话，就没有必要写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成功地出版了几本书，她表示怀疑，大声地说出了心里话：“他在写，是的，所以人们说他是个作家。以为是在写作，这就够了。”她像命令似的建议我：“我希望你别相信评论家。只有出版商读那些东西。”

　　几年后，她对扬说：“因为你是个作家，所以你不写作。”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恭维（就扬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解脱）。

　　我也有些朋友，他们不写作，但他们是作家。他们明辨事非，有点羞怯。但他们的深刻、他们对词汇的爱，他们总能准确地触及事物焦点的目光激发起人们的灵感。这些沉默的作家有的不经意地漏出几行字：比如说米歇尔·古尔诺。另一些满足于他们摩尼教式的骄傲：要么完美无瑕，要么一无所有。他们贫瘠的精美好像与玛格丽特多产的平淡刚好相反。她承认：“我有这种庸俗。”她以此创造了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要写作就必须平庸。”注重实际，天真？“不应该提出结果这个问题。”

　　她喜欢克制也喜欢放纵。尽管她个人生性放荡，但她有此奇才。总知道有所保留，保留隐私。人们以为她暴露无遗，喜欢训人，夸大，其实她只揭开冰山一角。

　　她不读新作家的作品，除非他们是她的朋友，或者是朋友向她推荐的。所以，她对罗贝尔·兰阿尔的《工作台》大为恼火。我把罗贝尔请到诺弗勒。她又喜欢起他来。显然，她想让他知道这一点。在言谈方面，她每天晚上都这样说：“兰阿尔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在文字方面，她在《解放报》写了一篇文章。她想让别人分享她喜爱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愿望使她遭到指责。她的宽宏大量变成子虚乌有。她的行为举止只让人感到她的权威。一种称霸的欲望。

　　她感到很为难。她在一个爱群居的世界中自由行动。她不遵从任何规矩，任何模式（“他们甚至试图在‘新小说’中跟踪我，因为我老跟罗伯·格里耶开玩笑。”）。她甚至对她选择的一个出版商不忠。总是多变。

　　她以孤独作为自由的代价，并最终以此作为她那个王国的标志。她独往独来。永远独往独来。她只知道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给自己颁奖章，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工作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时，她对此一言不发。兰阿尔“退场”。她喜欢上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莱斯里·卡普兰的《过分——工厂》。她用完全一样的话评价道：卡普兰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

　　玛格丽特不人云亦云。她本能地提防这一点。就像犹太教法典上的那个法官，赦免陪审团一致认为有罪的那个犯人。只有1984年例外，当时《情人》出版，她的孤独得到了补偿，但她很快又开始写不那么清晰的东西了。她的下一部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再也得不到大家的交口称赞。《艾米丽·L》情况更糟，其实那是她最好的书之一。评论家们认为她写得太多了，她在重复自己。在她这种年龄，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之后，应该搁笔了。这就像对她说她应该死了一样。

　　我把在一份杂志上读到的东西告诉她：96岁的萨默塞特·摩根1每天上午还在写作。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这很正常，习惯一朝形成便不易改变。”

　　我问她，为什么我写信写文章不费吹灰之力，而要写一部可用来出书的东西却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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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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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一本书中，面面俱到，选择十分重要。”

　　她有时悄悄地提醒我：“假如你要写发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别去威尼斯。”她在提出这种劝告时，总要加上自己的经验：“假如我回到越南，我就不可能写我的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那是与童年一刀两断的机会。”有时，她似乎又自相矛盾：“一个作家，决不会与童年一刀两断。他从中汲取一切。”

　　她的建议，以“你”相称，没有通常的那些格言、警句：“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作品已经在那儿了。你得快，它很快就要消失。有时，手太慢，赶不上。”她也说，有时，她坐在桌前，几小时毫无灵感。“那没什么，一个作家，甚至睡觉时也在工作。”

　　我不觉得她在说教。她知道经验是不能分享的，她还说，对作家来说，唯一的命令是没有任何命令。然而，她有时还是会不经意地下命令：“一本书中总有一段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允许犯错误。”她谈论写作，往往是突如其来，好像在琢磨一个刚刚产生的想法：“要写作就必须很强大，比作品更强大。大家都怕。我可不怕。”但她说，写作就是冲向死亡，呆在死亡之中：“你得与孤独斗争。没有孤独就没有作品。”她说在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敌意。

　　她仔细地看着我：“你，你热爱生活。”

　　这是一种指责，还是一种恭维？是不令人愉快的证明？热爱生活……她也如此，像大家一样，因为她没有自杀。但怎样才能不自杀呢？写作，写作，伟大的作品。或者像我一样，奔跑，奔跑，什么都碰，没别的需求，除了自我麻痹。

　　她假装羡慕我：“你有许多男人，伟大的生活。”我不明白她说的这个“伟大的生活”指的是什么。也许与伟大的作品恰恰相反，奢华，成功，我从事记者这一职业所达到的、她矛盾地加以蔑视的东西。她对“伟大的生活”怀有一种单纯而轻佻的城市少女所有的那种幻象。她爱接近它，然后加以抛弃。她在童年时代远远地瞥见了美好的殖民世界，她的兄弟被这个世界接受了，因为他玩网球。她总是用她童年的目光望着这个世界。她说：“你是个漂亮的女人，身材高大。我，我很矮小。这种困难影响了我一生。”她还说她很平凡：“在大街上，谁也不会回头看我。”

　　70年代，她还没有消除这种遗憾，除了酒精，她用别的方式克服过这种秘密的羞涩吗？

　　她突然对我说：“你像伊丽莎白女王。”她也许想恭维我。有时，她觉得我更像蓬皮杜夫人（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我似乎对这种比较感到痛苦，但我习惯了：我在家里常常被认为是个丑小鸭。我的鼻子、耳朵和下巴都必须动手术。人们说我像厨娘玛约里，那是个丑八怪。

　　玛格丽特很喜欢听我的家史。我们一起去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她喜欢看我小时候度假的地方。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假期里，我孤独地呆在像林肯一样长着白花花的颊髯的犹太籍爷爷身边。我爷爷生在纽约的一个德国人家里，20岁时逃离了美国，因为他在曼哈顿一家餐馆的门上看到这么几个字：“犹太人与狗不能进。”欧洲的犹太人开始在美国寻找庇护所时，他来到了欧洲。玛格丽特很喜欢我爷爷。

　　在特里亚农，她每次都要让我讲我爷爷42岁时，如何一点法文不懂，住在宫殿里，用电话与阿姆斯特丹和约翰内斯堡做生意。

　　玛格丽特喜欢听我讲述童年时代所住的宫殿。如同向别人描述贫困一样，我跟她讲述有关富裕的词汇和情景：“宫廷侍从官”、“电梯”、喝茶时演奏音乐的“精彩”乐队，用皮带牵着狗的“轻佻的女人”，她们解开拴狗的绳子，让我在公园里遛狗。我对她说：“我小时候住的宫殿简直不是人住的。”她赞同地说：“是的，穷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

　　另外有一次，我得去居·德·特希尔德家，他住在多维尔附近。玛格丽特一定要陪我去。我进去采访时，她在旁边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当我从男爵家里出来的时候，她不厌其烦地问我里面的陈设、接待和点心。她提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里面有仆人吗？”“花瓶里有什么花？”“男爵他穿得怎么样？”

　　问完之后，她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富人无非如此而已。富人家里一切都很肮脏，穷人家里却相反。不，我讨厌社会等级。”

　　我们闯入罗特希尔德家里之后，她在特鲁维尔的餐馆要了一些油炸鲐贝，并跟侍应和邻居聊天。与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相反，她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她说：“作家们的生活十分贫困。准确地说，是那些真正写作的作家。”她经常强调这种区别，但她承认自己没有与外界隔绝，也不缺少对世界的了解。“我做不到无动于衷。这是介入社会政治所给我留下的影响。”

　　有些晚上，她会把餐馆变成政治集会的场所。她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甚至是买干酪。“你必须去买些莫1干酪。那里只有莫干酪。”玛格丽特感到失望，痛苦，但并不忧郁。她更多地与乔治·桑相像，富于行动，能够一本接着一本写书，不放弃对男人、植物、艺术、食物、迟归的晚会的热情，然而又抱怨说被这部吞食了她的作品吸引了：“我还没有见过夏天。”但扬嘲笑她：“那咱们就走吧，你会看到一切。”

　　真的，她甚至去看那些尤其是黑暗、肮脏的东西，看所有那些人们一般不愿意看见的东西。她有时又无耻地说一些相反的语言：“要写作就必须低贱”或“写作就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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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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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反对学习：“大学教员绝对当不了艺术家，也当不了作家。”同时，她又抬高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的身价。她提到他们的头衔，就像自豪地宣称自己学过数学一样。她认为学问不能代替知识，但她又打听孩子们的入学情况，喜欢那些干活的人：“我曾是个好学生，这当然要归功于我那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不过，她写了艾尔内斯托的故事，那个孩子不愿上学，因为在那儿学的是学不懂的东西。她说学校里教的是条条框框，必须拒绝条条框框。她提醒道：“你的女儿们是第一流的，这显而易见。”我不知道她是恭维还是表示遗憾。她说：“我过去很守规矩，总感到很满足，不越雷池一步。”她发起火来：“我生来是要关闭那些学院的。”当她发觉自己太过分时，她又缓和下来：“我不在乎夸张，乌托邦中有些东西还是好的。”

　　她坚持说：“现实主义毫无价值。你看，就像客观的新闻报道。毫无意义。新闻报道应该有激情，不要管客观事实。”

　　她经常试图让我失去冷静，但我觉得她说的总是既不错也不矛盾。人可以强大而自杀，低贱而傲慢。人可以主观地写一篇文章，表现更多的真相而不是保持中立。她促使我思考。最好的道路由我独自选择。玛格丽特让她的交谈者担心起智慧来了。

　　有一天，更为可怕，她不露声色地把我逼到墙角：“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能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

　　我过了一会才明白和理解她话中的潜台词。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处于一个让人不能忍受的境地呢？我最后终于明白了：假如她能忍受我，那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作家。

　　假如我像她一样，认为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够的话，这种打击会是非常厉害的。我也是把杠杆放得很高。当我翻阅某些书的时候，我觉得写还不如不写。相反，我承认“伟大的作品”，她罕见而神奇的才能。我在二者之间顽强而大胆地前进。玛格丽特详细解释道：“写作，是致力于了解别人将要写的东西，假如别人写作的话。人们事后才知道这一点。事先知道那就太危险了。”

　　也许我还没有开始写作？第一个字不是，最后一个字也不是？我继续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写。亲爱的玛格丽特，她不太相信这一点了。

　　也许我得指责她的无情，认为她坏？但我觉得她特别真诚。而真诚永远不会伤害我。也许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对真实的要求同样狂热，有时甚至伤人？因为我们都还有点孩子气，就像青少年朋友一样，互相发誓决不隐瞒。

　　从真诚到无情，这一步跨得很快，但不怕伤人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当他说你好话的时候，你可以肯定这不是奉承。

　　我把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给了玛格丽特。她读了以后很高兴，感谢我说：“你，至少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什么叫文学。”接着，她又补充道：“文学，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无力。文学作品，那是什么东西？”

　　“哪个词更好？”

　　“啊，作品，是的，写作就是这么回事。”

　　她经常坦白道：“写作，我谈得很多，但说到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有时记下这些短句：

　　“假如书中没有音乐，那就不叫书。”

　　“当作家意味着自我毁灭。”

　　“我发现书就是我。书中唯一的主题，就是写作，而写作就是我。”

　　她有一天还给我一个建议：“小说的唯一问题，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谁在说？’”

　　我向她引用马蒂斯1的这些句子。那是我刚从她的故乡卡多-康布莱西的一个展览会的墙上读到的：

　　“我急于工作，受到一种不知什么东西，受到一种我今天发觉对我这样一个正常男人的生命来说十分奇特的力量的驱使……

　　“在旺斯小教堂的创作中我才醒悟过来，我明白了，我一辈子勤奋工作都是为了这个人类大家庭，必须通过我的中介作用，让它得到一点新的美。

　　“所以，我只是一个中介人。”

　　她说：“对我来说，这也一样。有时，我重读自己的著作，会不禁落泪。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怎么可能这么美呢。”

　　在这一点上，她也是真诚的，而且也确实很谦虚：“在一本书中，不仅要有言外之意，而且要懂得不要什么都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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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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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培根1也这样。他像马蒂斯和我一样，他不知道是谁在画他的画。”

　　玛格丽特刚遇到弗朗西斯·巴松，为《文学半月刊》采访他。

　　“培根和我谈的是同一回事。画家和作家能相通。他也是，刚好落在他头上，就像一场事故。他也需要喝酒。他对我说，安格尔2作画前会哭上几个小时。尤其是画肖像。我曾问他谈论‘作画的幸福’是否跟谈论‘写作的幸福’一样蠢。他答道：‘一样蠢。’我们一起大笑。”

　　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谈论弗朗西斯·培根，甚至忘了她曾跟他有过一段友谊。玛格丽特很少提及她所认识的艺术家或作家。她不炫耀与知识分子的任何非凡的友谊。她更乐意讲述与某个对她来说不同寻常的人，或某个有钱人、有权人的交往：电影制片人，银行家。当我问她过去与作家们有什么联系时，她总是含糊其辞。当代文学界的人士似乎对她也不怎么感兴趣。除非当她想出一个好句子，想嘲笑他们。有时，我试图唤起她的回忆：“乔治·巴塔耶1呢？”

　　“对，那是个朋友。我不像他那样喜欢萨德2。但《被咒部分》是部重要的书。”

　　“但巴塔耶的小说，读来不能不发抖。”

　　“啊，使你发抖了。《母亲》也许……”

　　她没有再说下去。她喜欢谈论普通人。对于思想家和作家，她常会暴露自己的秘密，或充满敌意。她不愿意跟任何人平起平坐。大名人，是她。为什么还要提别人。

　　她知道自己是大名人，远在写作使她家喻户晓的《情人》之前。用她自己的术语来说，是“世界性作家”（她反对用“国际性”这个词，认为太滥了，太普通了）。

　　1981年，我们一起去罗马。她被邀去梅迪希别墅。到了以后，她拒绝住在那里：“一个用来创作的地方，使人想逃。”她让人安排住在酒店里。尽管如此，让·莱马里，梅迪希别墅的经理还是与别墅的原经理、画家巴尔蒂斯为她组织了一场晚宴。宴会期间，话题跳到了巴尔蒂斯厌恶的蓬皮杜中心上。对他来说，蓬皮杜中心是一种异端：艺术应该因个性而流行。让它能被众人接受，那是一种荒谬的堕落。蓬皮杜中心是个旧货集市。

　　对玛格丽特来说，蓬皮杜中心妙不可言：人们可以成群进去，就像进教堂一样，里面有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和三王来朝。总之，人民接受这种艺术。

　　谈话变成了争吵。在场的老巴尔蒂斯年轻的日本太太、让·莱马里、一个朋友、我的金发小女孩卡罗利娜、玛格丽特的儿子乌塔，大家都不说话，不敢介入。任何意见都会引起对方的攻击。

　　饭后，大家平静下来，开始休息，但玛格丽特马上表示要走。咖啡一吞下，我们就不礼貌地成群走了，孤零零地留下有点精神失常的让·莱马里和巴尔蒂斯夫妇。

　　在大街上，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得快走，否则巴尔蒂斯也要离开了。”

　　“那又怎么样？”

　　“明星总是第一个离开的。”

　　那次罗马之行，玛格丽特风趣幽默。她尽情地傲对他人、嘲笑别人。但按照我们追溯的时间，还没有轮到讲述这趟旅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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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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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初，冬天的一个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拐角遇到了玛格丽特。对她来说，那已经走得够远了。她很少离开圣伯努瓦大街。我差点认不出她来。那天晚上，她不再像一个小女孩，而更像一个女乞丐，像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乡下女人。她疲惫不堪，挎着一个古怪的草编提包。我从来没有见她提过什么东西，哪怕是一只手袋。她把草编提包拉开一点，让我看见一团乱七八糟的纸张。也许是草稿，一份手稿……她说：

　　“里面的东西，谁也不放在眼里。”

　　她用了粗俗的词，而不是常用的词汇。一切都使她厌烦，蓬皮杜，比比皆是的蠢事，她本人。她一再说感到很厌烦。她想象不到人可以如此厌烦。她说得很小声，几乎听不见，好像我们被特务盯梢似的。我寻思她是不是喝醉了，但她的满脸愁容又表明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她无精打采。她说年轻人崇拜她，乌塔的伙伴们欣赏她最新的两部小说：《阿巴恩沙巴纳戴维》和《爱情》，说着，她的心安定了一些。评论界的沉默使她感到痛苦。这两本相继出版的书都没有受到欢迎。甚至没有《广岛之恋》出版后所受到的嘲笑和《劳尔·V·斯泰因的迷狂》出版后所受到的抨击。她说她讨厌孤独，讨厌与她的母鸡一道生活，讨厌诺弗勒。

　　她的眼镜反射着店铺的灯光。我不相信她哭了，要么是寒冷冻伤了她的眼睛。我们不能耽搁。我没想到建议她去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或掺热糖水的烈酒。我也跟她一样觉得不知所措。每当人们夸赞她有点过分或笑她笑得有点离谱时，我便想起那个草编提包、眼镜上的反光和降临在王子先生大街的夜幕。

　　我想让她振作起来，但那天晚上，我的哀伤更加重了她的哀伤。我们漂亮的朋友伊莱娜，阿兰·卡瓦利埃的妻子刚刚在汽车中自杀。70年代开年不利，我们要“改变生活”的冲动艰难地冷了下来。

　　我们一心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玛格丽特不是一个甘心失败的人。她在寻找新的斗争。女权主义者的斗争有段时间与她有关。在诺弗勒，在她家里，人们只能见到那些奉承她的妇女。她颇有分量地对男人进行一些诅咒，声称聪明才智是女人所特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为男人们感到遗憾。但女人更深刻，更活跃，更清新，只要她们不人云亦云。”她宣称，每个男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伞兵。她回想起他们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时，要她干得更多更好时对她的捉弄。（在《痛苦》中，她引用她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话说：“所有的蠢话、傻话，你都说了。”后来，在《诺曼底海滨的妓女》中，她又引用扬的话说：“你碍手碍脚。”）

　　我对男人没有个人的心理学理论。我更关心妇女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我在巴黎郊区，在热内维里埃参加斗争，为堕胎争取权利，但我不把男人当做敌人。

　　玛格丽特提醒我说：“他们奉承你，所以你觉得他们不伤人。”她经常问我是否产生了感情。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她又表示怀疑。我很少向她解释。不是因为喜欢保密，而是我所经历的浪漫史似乎达不到她想象的高度，讲起来会很乏味、平淡。我觉得她可能会对别的妇女跟她讲述的原始细节感兴趣。我没有告诉她我很痛苦，哪怕是我提及一段痛苦的感情，她也觉得我总是洋洋得意的（英国女王或蓬皮杜夫人!）。她总是这样下结论：“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她十分直接地问我对金发小姑娘们的父亲的感情，当时我与他一起生活。“你爱艾里克吗？”我向她描述了他使我产生的所有爱情和温情，结果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一种怜悯的表情，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厌恶。她叹道：“温情，天哪！”她说，“温柔”是她从来不用的一个词。比“梦”字用得还少。“我不做梦，我思考。”她说爱情并不存在，只有热情还值得。我笑着说：“总算还有值得的东西。”

　　她没有笑，我满足于像温情这样平庸的感情，她对此感到由衷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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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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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艾里克同居，过着平静的日子。在这期间，玛格丽特对我不怎么感兴趣。她讨厌没有堕落或狂乱的女人，痛恨我的一个长得特别漂亮、大家都喜欢的女朋友。当我问她反感的理由时，她回答得非常干脆：“那是个狐狸精。”

　　她见我目瞪口呆。对我那位因单纯自然而迷人的女友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词了。她又补充了一句：“美，是不刻意寻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一点没错，”我说，“我的朋友正是如此。”

　　“那她太随便了。”玛格丽特理亏了，最后说道。

　　她很难忍受满足现状的人。对她来说，诱人的女子只有引起悲剧才显得可爱。在重罪法庭，她们很讨人喜欢。

　　玛格丽特不时地问我：“艾里克能满足你吗？”她的目光紧盯着我。无法避开她。我对她说艾里克是个靠得住的男人，他的爱鼓舞着我。她很快就改变了话题，但下次会重提此事，态度同样粗鲁：“艾里克不骗你吗？”她问得那么严肃，我不禁笑起来：“你觉得他会骗我吗？”“啊，不！”她气恼地说。

　　对玛格丽特来说，想在爱情中休息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可怜的。然而，她对我又有些宽容。也许是因为她猜想我的生活不那么平静，也许是因为当她感到太孤独的时候，我家中的热闹使她感到开心（“地理上的需要”）。也许是因为我一半是犹太人，所有与犹太人有关的、有点关系的、关系密切的东西都使她入迷。她常说，她宁愿是犹太人。当我回答说：“我可不干。”或“为什么？想进集中营？想到基布兹1去生活？”或说其他笑话时，她感到很不高兴。

　　这时，她会严厉地打量着我，虽然坐着，却也显得很高。她说贝京2是个“圣人”，因为他握过纳赛尔3的手。她说犹太国是个王国。有时，当她谈起犹太人时，她会古怪地停下来：“瞧我瞎扯些什么呀！”有时，她说些骇人听闻的东西，但荒谬得使人总以为她是在讲笑话。比如她说：“阿拉伯人很蠢。全世界的人都穿着西装时，你会看见他们穿着衬衣而不脱裙子！”她不想象如果这样概括犹太人的基本特点，可能也会使某些犹太人感到震惊。对于我，她说：“你有犹太人的性情和忧郁。”她表现出一种宽厚。她说我们讨厌同样的东西。有一天，她在饭桌边列了一张单子：偏见、制度的压迫力，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动物的残杀，遗忘边缘人（那时还没说“被排除的人”）心满意足。

　　“破坏大自然，残杀动物”，在这一点上，我让步了。70年代，我对自然环境漠不关心。玛格丽特感到很气愤，描写了一个悲惨可怕、将无法居住的世界。她触及了神圣的事物：“如果你看不到这场灾难，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今天，她的预言被具体化了。

　　我们在饭桌边的那场谈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但我们谈过好多次。有时，借着酒劲，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开玩笑。有天晚上，她讲述了她与法国电力公司的争吵。她学着约瑟芬·贝克尔“我有两种爱”的曲调，唱道：“我有两个电表。”饭后，大家一齐唱起抱怨法国电力公司的许多歌曲。第二天，她把歌曲寄给了管理部门。

　　在那些年头，谁是“大家”？总是乌塔的同一些朋友，电影院的同一些朋友：男技术员、女技术员以及他们的情人和孩子。毫无例外。毫无外交礼节。一点也不赶时髦。夏季的周日，我们到处走动，公园的长桌边，可能有二十来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断轮换：在“人民战线”见面后，又在36号的纪录片电影院相遇。玛格丽特端坐桌子一头，这种“第一次有薪假期”的气氛使她心花怒放。她坐下来时，短裙撩到大腿上，露出善于爬山的腿肚子。她微笑起来的时候很美，可以看见她漂亮的牙齿。她光彩照人，耀眼夺目。她很兴奋，尽管她自己否认这一点。任何作家（也许除了乔治·桑，又是个女的）都没有这种生命的威力和创造的力量。况且她还有重要的作品，又如此慷慨好客。

　　男演员、女演员，在一个时期当中，参加聚餐的，总是同一些人。

　　比尔·奥吉埃代替了德尔菲娜·塞里格。比尔的丈夫巴尔贝·施罗德当厨师，他就像个首领。有天晚上，他做了白斑狗鱼。玛格丽特叫道：“啊，这条白斑狗鱼，我把它记下来。”我由此知道她记下一些参考数据和断句。我也开始学她。

　　也有些赴会者来一次或数次，然后就不再来了：一个德国女歌手，一个意大利女裁缝，一些舞蹈家，一些美国的“博士论文准备者”，人们到布莱西尔火车站去找他们。他们一到，玛格丽特就对他们进行测验。

　　“你觉得我家怎么样？”

　　那些笨头笨脑地回答说“漂亮”的人立即就被淘汰。

　　“漂亮，啊不！恰恰相反。”

　　对那些找到一个不那么平庸的词来形容的人，她说：“还可以。”

　　我记得有一次在花园里吃饭时，她指责一个朋友阴险毒辣。我从来没有参与公开指责人。由于她的指责包含部分事实，这位朋友的尴尬和我自己的尴尬使我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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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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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有一次在厨房里与我们的哲学家朋友弗朗索瓦·勒尼奥一起吃饭。席间，她声称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说必须承认这一点。她还举例说，她就不愿意怀黑人的孩子，她不可能爱他。当她提了这样让人为难的大问题时，我们扪心自问。我愿意成为一个黑人孩子的母亲吗？弗朗索瓦·勒尼奥拒绝做这样的假设，太离谱了：应该完全否认自己身上的种族主义思想，拒不理解种族主义，哪怕是自欺欺人。玛格丽特表示要讲事实，固执己见。那天晚上，大家争论得迟迟不休。

　　为了真实，她会去杀人。“不该撒谎，所有的人都想杀人。我翻开报纸，我想杀人，我和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区别，在于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我能纠正自己。纳粹的幼稚之处，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有权杀人。”她还说：“写作，也是对鲜肉、屠杀、消耗力量的渴望。很盲目。”

　　这么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时候。我发觉她在克制自己，她紧紧地抓住桌边。我后来只看到她坐在桌后，有时坐在扶手椅上，但从来没有坐在长椅或沙发上。她几乎从不站起，除非当她又唱又跳的时候。《蓝月亮》或《印度之歌》中的伦巴。我只有一张她站着的照片。她在一大群人当中抓着扬的胳膊，本能地掩饰自己矮小的身材。

　　“我一生都没摆脱这困境：我不以穿着引人注目，免得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一个太矮小的女人身上。”于是，她就进行补偿，以别的方式引人注意。她提高声调，头上总留着波浪型头发。在女权运动期间，她大谈特谈“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等级”：男人是过时的，因为他们蛊惑人心；男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无法听到自己的蠢话；男人是病态的，因为他们想赢得战争。她说，几千年来被男人指定在黑暗中生活的女人，她们有种能蔓延的直觉，有种神秘感，轮换感，感觉到时间飞逝：“无论是哪个女人都比男人更神秘。”

　　然而，她很快就想男人了，她声称所有的战斗精神都减弱了。她很久以前就已不信东正教，甚至从来就不信。因为对她来说，女人就是母亲：“不当母亲会失去半个世界。”她说她从来不想当男人，只是希望别人不要强迫她去管家。然而她却在管家，我听见她问:“今晚你做什么吃？”我看见她削土豆皮，使用长柄平底锅和漏勺。

　　面对男人，她会变得更加模棱两可：“由于听说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变主张。他们不能糟糕到这种程度。”

　　对于她的这种愤怒和妥协，我已记忆模糊，但我确切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对我的或者是对她自己的那种温柔的，对，温柔的叮嘱：“你知道，男人，应该非常地爱他们，非常非常地爱他们。否则，就不可能忍受他们。”

　　一群群女人离开了诺弗勒。摄制组来了。玛格丽特说她拍电影是为了找事干，“为了打发冬天”。事实上，她在用摄影机寻找文学失落的东西。她在玩电影。因此，她是在进行改革。她有时不要演员（《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有时甚至不要画面（《大西洋人》，四十分钟有三十分钟银幕是黑的）。有时她一边念台词，一边让雕像（《塞扎蕾》）、马路（《否决之手》）或更糟：流动的水（《奥莱丽亚》）等画面接连闪现。这时，她的声音成了唯一可供阅读的“电影”文字。幸亏，她的声音就像一种咒语，有一种魅力。

　　玛格丽特不像帕尼奥尔、科克托他们，她不是一个拍电影的作家，而是一个把作品搬上银幕的作家。她喜欢笑——而我则更喜欢写作。她捧腹大笑或打趣，当她的语言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使自己吃惊时，她会露出一副十分调皮、可爱的样子。在这一点上，我想，她把自己当成别人了：“你看，我可以什么都不拍。拍词汇。本身立不住的词汇。是这样……一些极度疲乏的东西。”

　　她指出：“我无所适从，不合时宜。”而我呢，偏偏喜欢这种不合时宜，我毫无保留地爱她，因为她不合时宜。

　　有时，她自我赞美：“我知道我的电影很重要，尽管它引起了一些感情上的反应。”有时，她又忏悔道：“我拍的每一部电影，我觉得都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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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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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贬低电影，甚至当着她的剧组的面。剧组成员们大为吃惊。她对他们说，文学、绘画和音乐能改变人，电影可不行，绝没有文字那么大的力量：“因为文字包含了电影所包含的一切。一个字包含千幅画画。”对技师们来说，她是无视传统的，但她把他们拖进了她的探索当中，向他们展示了什么叫自由。她的总摄影师，布鲁诺·纽顿说，她是登山组的带头人，她使他忘了受过五年的严格训练。那天晚上，玛格丽特在饭桌边搂着他说：“你我交情不错，不是吗？”她显然与所有的人，与多米尼克·热纳维埃夫都有感情。她很苛刻，但她信任和真心热爱那些支持她、跟着她走的人。

　　当诺弗勒热热闹闹、她在大拍电影的时候，我却在外旅行。

　　“你在国外找什么？没必要去莫桑比克，伊夫林省什么都有，到处都是。”

　　“伊夫林省还没有妇女武装斗争。说到底，还没有。”

　　“啊，你去那里是因为你感到厌烦，就像我一样，对电影厌烦了。”

　　但她从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中得到乐趣。她有一天竟对我说她拍了一部“完全是天才之作的电影”：“我这样说使你感到震惊吗？我是说真的。”或声称她有一种用电影“杀人的欲望”：“我改变一切：与金钱的关系，与观众的关系。观众懂不懂我才不管呢！”

　　不管她说什么，我都没有生气。只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既不很明了，也不很刺人的话，但我至今不忘，因为当时我惊跳起来。她当然是随便说的，谈起一件不知是什么事情：“那些以空泛的材料为生的人与我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是她这种曲解人意的说法使我印象深刻，还是她对集体的全盘否定使我感到特别不快？这句话，我立即记了下来。不过，她后来公开说了，而且也发表了，但我没有再感到尴尬。相反，我喜欢她的大胆。谁敢肯定自己的个人选择而完全不考虑社会反应？谁敢自己一个人绝对冒险地生活？谁敢如此向孤独挑战？

　　玛格丽特常对我说，她不谦虚，因为谦虚是虚伪的，是软弱和懒惰的借口。她强调说：“谦虚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她常对我说：“你太谦虚了。”这还是因为我不是作家吗？

　　在那几年，我还不为此担心。我抛弃了童年的野心。现在，我周游世界，抚养孩子。艾里克保护着我。

　　后来，他不再保护我了。他远远地离开了我。他抛弃了我，就像当初抛弃金发小女孩们的母亲一样。重复。重复的痛苦。他的女儿们再次被父亲抛弃，由于一个泪流满面的女人。继我父亲之后，又一个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年，1975年，玛格丽特去戛纳推介《印度之歌》。电影节的专栏作家们在嘲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卷衣领的女星。有篇文章写道，观众们把她当成引座员了。但玛格丽特穿着她小小的短裙和折价买来的饰有金银箔片的羊毛衫，在“闪光灯”中踏上了颁奖台。获得了荣誉。欢呼喝彩。口哨。她最后总是强行让别人接受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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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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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永恒的。”

　　玛格丽特一语道破我的忧伤。这种概括使我彻夜难眠。艾里克离开我的同时，睡意也离开了我。

　　“他是永恒的。”

　　玛格丽特没有给我以任何的安慰。她直奔神秘的中心。

　　“我原以为他不会变心。可以与他一道生活下去。”

　　她加剧了我的后悔，但她道出了事实：我也没想到艾里克，这个高大而爽直的威金人1，这块北欧的石头也会产生裂缝。他把他的女儿们交给了我，既无正式条约，也非爱情的允诺。她们预示着美好的未来。但永恒并不存在。玛格丽特让我独处，面临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时大家都会如此。

　　我为自己的盲目和我左倾的乌托邦付出了代价。报社的大门朝偏见太重的记者紧闭，对玛格丽特来说，一个没有激情的记者是个蹩脚的记者。但与我交情不错的主任们却向我解释说：“不是你的才能成问题，也不是因为你写的东西别人总能反驳。大家怕你在企业委员会里惹麻烦。”但愿他们知道他们是跟哪个没有火柴的纵火狂打交道。我从救生所转到了精神病院。当我出来时，玛格丽特给了我一些珍贵的指点，我当时没有理解，但直到今天，每当与朋友分手和人生出现突然转折时，它仍在我耳边回响，我也把它转告给我的朋友们。

　　玛格丽特首先驱赶自己出事的念头。她不能忍受这一点。她让自己变成魔术师。她不停留在事情的起源、原因和发展上，而是把它当成新事业的起点。

　　“不消灭已经存在的东西，人们将一事无成。不摧毁就谈不上任何建设。你在摧毁已经存在的东西中度日。所以，你是在自我模仿中度日。”

　　对自我模仿的恐惧使我没有厌恶自己，也没有陷入被抛弃时容易产生的虚无当中。

　　玛格丽特还给她的听众比勇气和自尊更珍贵的东西。当然，她以自己为榜样：“我总是与自己作对，破坏自己创造的东西。你看我的书就知道了。”

　　她五花八门的书还真是好榜样。艾里克的离开将促使我重新创造生活。但什么时候？如何创造？

　　“愚蠢的问题！你又不是先知先觉。慢慢来吧。什么事都不干就什么时间都不会失去。这太难了。”

　　有时，我把正中她喜欢的故事和引言转告给她，她听了以后笑着说：“正是如此。”

　　“诗人圣-保尔·鲁睡觉时，在房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诗人在工作。”

　　“是这样。”

　　但什么都不干我会死的，我的重建工作需要四年。

　　夏天，我和她一样独自住在诺弗勒，我们一道散步，她还是亲自开那辆标致203。哪里风景美她往哪里开，或者，给自己定一个模糊的目标：重见照在麦子上的一道光芒;寻找雄鹿出没的森林；她向我指着拉戈昂-伊夫林省的大雪松说：“你不认识它，它应该有一千岁了。这是一棵千年古树。”

　　她很喜欢“千年”这个词。她总是重复她喜欢的东西，好像是为了肯定她脑海中闪过的东西，核实其内容、响声或暗示意义。

　　“千年，你看岁月如梭，几个世纪当中，一切都突然出现在雪松周围。没别的痕迹，除了这棵树。没有文字的时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很可怕。”

　　我们发现了我们童年时代都曾学过的词：贝加尔湖，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词音节互相碰撞，有些奇怪的地名，还有些织物的名称：山东绸，柞丝绸。一天晚上，在朗布依埃森林，湖面泛着珠光。我对她说：“珠光，正是这词。不过，写出来就显得乏味了，内涵缺少诗意，不能用。”

　　“把‘珠光’这个词给我，我替你把它变得焕然一新。”

　　我们也走进几个村庄，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些村名。

　　“我们是不是回布瓦西-桑萨瓦尔？”她一听这话就笑，每次都轻快地说：“我已经没有了。”1她散步时不刻意做标记，但总能及时辨认出道路来。她数着停在庞恰特雷恩湖简易食堂前的大货车时，心里并没有什么打算；当我们在诺弗勒老街的咖啡店里坐下来时，她没做任何记录。但在《卡车》当中，她将坐在热拉尔·德帕迪厄旁边，而咖啡店老板的名字阿里奥纳，在《摧毁吧，她说》当中将成为伊丽莎白·阿里奥纳，正如《河流与森林》中玛格丽特－维克多尔·塞内夏尔是当地一位女园艺师的名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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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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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有意无意的借用无疑可以统计出许多。她像开发一块沃土一样开发诺弗勒和伊夫林省。一点都没遗漏，就像她后来开发诺曼底一样。那些肥沃多产的土地与亚洲被水淹没的土地形成对比，玛格丽特不断地为母亲复仇，每本书、每部电影都对着太平洋的水而来。她利用一切，利用帮助她的人，利用她与她的技师部队所占的屋子。他们在那里拍电影。她迎风散步，突然，她看中了俯瞰山谷的小屋：“维拉·巴克斯泰将住在那里，她的丈夫不在……”我不知道她脑海里当时是不是已经有了维拉·巴克斯泰这个女人，是不是这座小屋刚给她灵感，使她产生了这个形象。但她需要这座小屋，正如她需要森林角落那个无人居住的高高的住所一样，否则《黑夜号轮船》中的电铃声就无从响起。她引诱公证人、园艺师和房地产业主。她对他们说那些屋子不属于任何人，全部是凶宅，只属于时间。她总是用同样语气，同样亲密、同样智慧地跟他们说话，这种智慧有时令人难以解释。没有人反对。不管跟她说话的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富是穷，她都态度不变。别人对我说她太自以为了不起了，别人无法接近。我却认为恰恰相反，她很尊重别人，所以同样地对待他们，不高高在上，也不奴颜婢膝。公平对待他们。

　　有人对我说：“你甘愿让自己受到一个具有喜剧性、对现实不满的年轻女人的残害。”但欠她人情的是我，我从她的诙谐和目光中得益良多。她的目光使伊夫林省变得跟人类灵魂一样广阔而神秘。就像“珠光”这个词一样，她可以让诺弗勒变得焕然一新。

　　她是驱赶陈词滥调的高手，她使我换了一种方式看乡村和花园里的漂亮屋子：“大家不知道偏僻之处是多么讨厌。”

　　她很敏锐，露出了微笑。她常常露出没有上当受骗的人那种微笑。

　　她的目光很专注。她真的不想入非非。我从未见过谁总是这么清醒。她戴着沉重的黑眼镜，一直专心致志，好像开标致203的是只猫头鹰，或是一只缩脖子的青蛙。我看见了她因喝酒过多而肿起来的甲状腺，不禁感慨万分。上次，当我拜访帕特里西亚·海尔史密斯时，我也有同感。那位英国女小说家缩在一座森林小屋的尽头，一边是威士忌酒瓶，另一边是她养的蜗牛，着实让我害怕了一番。我曾想：“难道，一个女人成了作家就是这种样子吗？啊，不！”任何一位男作家，哪怕是酗酒厉害的，最具有破坏性的，也不会如此孤独。他会去酒吧，找妓女，发动战争。他的沙漠决不会如此寸草不生，如此神秘。我常常想拥抱玛格丽特。她的皮肤发出婴儿香皂般的味道。当我告诉她她的皮肤很光滑时，她的脸上放光了。我送她一个跟她的脸一样光滑的小小的上等细麻布枕头。她慢慢地打开盒子，就像在很少收到钱和礼物的人家常见的那样。她折起包装纸，把饰带绕在手上，然后才揭开几页绸纸，拿出礼物。她把礼物久久地放在双膝上，一言不发，后来，她笑了：

　　“你觉得它对我睡觉有帮助吗？”

　　现在，她让自己发胖了，就像一个再也没有情人的女人一样。我也没有情人了，我对她说，任何男人我都不会再爱。这时，她的回答使我眼前豁然开朗。

　　首先，她使我大吃一惊：“情人，微不足道。”但她又向我解释道：“爱情是永存的，哪怕没有情人。重要的是，要有对爱情的这种癖好。”她说的话后来形成了文字，但当时，她说得恰逢其时，那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受苦的女人的倾诉。

　　我失去生活乐趣的时候她对我说的话，我现在无法一字不差地复述。玛格丽特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在她寄给一个男人，一个可能是她的情人的信中，我读到了以下这段话：

　　我总想保留一个地方，让我独自呆在那儿，让我可以在那里爱。不知道爱什么，既不知道爱谁，也不知道怎么爱，爱多久，但要自己心中保留一个等待的地方，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等待爱，也许不知道爱谁，但等的是它，爱。我想对你说，你就是这种等待。

　　这封信确有收信人，这一点，玛格丽特没有对我隐瞒。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他又可能并不存在。

　　她说：“我给你讲述的，是一个永远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尽管在那些远离写作的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可能”和“不可能”似乎是她的爱情修辞中最常用的两个词。

　　她还写信给这个不可能存在的情人：“我是个不忠诚的人。我对你产生的这种爱情，我知道它是虚幻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我爱的是你，其实我爱的仅仅是爱情。”

　　一天晚上，在马里剧院看完演出后，她从口袋里掏出这封信，在小剧院的舞台上当场递给热拉尔·德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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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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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辛剧本中那一大批缺乏热情的人物，你看见他们正向你走来吗？在哪儿？我说在我的房间里，晚上，在阅读的虚幻中，他们有节奏地穿越时间，突然从黑暗中走出来。”

　　同样，在小剧院里，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也正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有十来个人，几乎可以说是偶然地聚集在那里的。我想起来，诗人爱德蒙·雅贝斯无礼地出现了，玛格丽特刚在大厅里冷冷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她对人没有好感时，往往就采用这种冷漠的方式。也许她当场拿出这封信是为了给他上一堂诗歌课？信尾，无穷无尽的休止符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感情。我知道我不会忘记那一刻。那是玛格丽特的礼物之一。

　　自从我不再“威风凛凛”——一个自在而具有魅力的女人——而成为一个被抛弃的情人之后，我们更经常地谈论爱情。对玛格丽特来说，无论如何，女人总是有点诱惑力的；不是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就是女丐。

　　她呢，毫无疑问，心不在焉，鬼魂附身，兴高采烈，将是劳尔·V·斯泰因，或是《卡车》中的小妇人，失去了社会地位，精神失常，挎着一个空篮子，每天在路上拦车搭客。

　　“是的，她很像我。我希望这样。我愿意像她那样打发时间。”

　　大家都笑了。那年，1977年，玛格丽特在她诺弗勒的阁楼上拍《卡车》，挖空心思找相似之处：

　　“我看她长得像我，看不出年纪。她跟汽车司机们讲的话总是不一样。她每天都在编造，可能还会写作……她没有国籍。她是疯人国的，没有理智。她一点也不辩解，只管往前走。就像我一样。”

　　像《卡车》中的小妇人一样，玛格丽特反对那些说世界空虚、没有任何东西可看的人。

　　“我不喜欢那些看破红尘的人。你可以失望，但不能看破红尘。”

　　玛格丽特像个治病的医生。为了让她高兴，我加强了自己差不多已经消失的好奇心。我假装看乡村。也许是由于假装，脸色好转了。她已告诉我她本人战胜了什么：“我书中的人物比我的救星多。她们一般来说都很漂亮，并且具有一种我没有的道德与行为上的自由。在许多年间我曾有过——但哪个女人不能这样说？——完全受抑制。写作是一种极小的拯救。”

　　她问我：

　　“你相信自己的胜利吗？”

　　“什么是胜利？”

　　“你肯定他曾全心全意地爱你吗？”

　　玛格丽特故意让别人面对自己的傲慢或软弱。面对他们自身。不是为了伤害他们，而是因为她喜欢他们脆弱：“这是唯一真正生动的东西。”但又有谁不脆弱呢？在艾里克出走之前，在我失业之前，我曾经很脆弱。在她看来，伤了腿，又受爱情之害，我会更聪明一点吗？

　　美，她所写的关于爱情的作品的深度，在我心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然而，当我们讨论起来时，我们毫无相似之处。我之所以没有像她那样进行反对，那是因为我对爱情一无所知。

　　她说：“每当我产生欲望时，我就爱。”

　　我退缩着，羞怯地说：“人们可以无爱而做爱。”

　　一提出这个观点，我就声名狼藉了。她生起气来。我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使她更全面地考虑起我们这个廉价出售肉体的平庸时代的道德习俗来。

　　“欲望受蔑视，遭蹂躏。这就像对肉体犯下的一桩罪行。人们天天做爱，以解放肉体，但与此同时，也是在残杀肉体。爱，那是一种激情，或者说它什么都不是。”

　　我逗她说：“那么，每当你产生欲望时，也就是产生激情？而我，我的肉体已被摧残。”

　　我的观点激怒了她。我们的谈话常采用这些词汇：个人，信任，总的来说，超越人的意志——“爱，就是这样”，“写作，就是这样……”结束讨论时她往往这样说。

　　此外，她还把爱情与写作混为一谈。“这二者永远不会互相厌烦。它们各以对方为欲望的目标，那是因为要超越这个目标。”

　　后来，她用文字阐述了这种比较：

　　“快乐与欲望间的区别，和初学写作与炉火纯青间的区别相同。初学写作时面面俱到，难以卒读，没法看，炉火纯青时则文章准确而漂亮。野蛮与谋杀存在于欲望当中，快乐，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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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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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很快就把个人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我感觉到她具有巫婆的知识，面对这种知识，我倾向于相信：

　　“不可能获得的爱情是唯一可以获得的东西。”

　　我还太年轻、太不幸或太愚蠢，无法一下子接受数年来我觉得如此让人伤心的东西，但我把她当做一个良师，听她说话。

　　“假如人未曾被迫绝对服从肉体的欲望，也就是说假如人没有经历过激情，他在生活中将一事无成。”

　　她又断续告诫道：

　　“假如你只愿意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你不喜欢做爱。”

　　见她有时举棋不定，我感到十分快乐，于是，我辩解道：

　　“假如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爱情，她不会跟别的男人做爱。”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像不高兴了，让我像蚯蚓一样留在原地。我只需像蚯蚓一样不温不火来应对她。

　　但认认真真地听她说话时，她最初的思考也能引起我的思考。

　　“夫妻间最真实的一点，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是最好的夫妻，也不可能促进爱情。在通奸中，女人从提心吊胆与偷偷摸摸中得到乐趣，而男人则从中发现了一个诱人的目标。”

　　她弄乱了我业已形成的正统观念，引起了我今天仍不敢承认的不安和邪恶。我为爱情辩护，不明白为什么玛格丽特不加区别地使用爱和激情这两个词。对她来说，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当她说“温柔，我从不明白它能在爱情中占有什么位置”时，应该理解成：在激情中。

　　我被艾里克抛弃所产生的痛苦使我赢得了她的宽容，但既然爱情（激情？）不是造成我没完没了的压抑的唯一原因，她就把我当成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女人。直到她的同情和爱情教育使我无法忍受时，我才告诉她我热烈地爱上了一个男人。为了加重分量，我又解释说：“那是个酗酒成瘾的男人，完全无度。”

　　我见她蜷缩着，惊讶地停下来，像以前一样，露出颇感兴趣的样子。她站了起来，等我再跟她说些什么。

　　“那个男人身体强壮。”

　　这时，我感到她对我重视起来。她强调说：

　　“我从来无法想象这种缺乏智慧的性爱。”

　　终于，她第一次向我投来一种默契的目光，她十分可爱，知道失业使我难以忍受，知道我数日来找不到工作。她建议我为某报采访她。当时，1977年，人们不愿挤来挤去记录她说的话，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机会。她又给我一份意想不到的精美礼物，也许某个妇女杂志会用我的这份采访。

　　“你同意把稿子给另一份月刊吗？在那份月刊上我们能占更大的篇幅，比如说《玛丽·克莱尔》。”

　　她说她对妇女报刊没有任何偏见，严肃认真地对妇女说的话越多，这个世界就会越因为妇女而进步。

　　采访是在诺弗勒她的家中进行的。我录下玛格丽特的话，录了好几个小时。她负责换磁带。

　　“应该全都留下来，哪怕是重复的话和沉默。还有‘你’这个称呼，因为我们以‘你’相称。”

　　我知道她喜欢原始材料，就像在《话多的女人》中一样，那是她和艾克萨维埃尔·戈蒂埃一起构思的一本书。但在报纸中，重复和沉默只能是让读者感到厌烦的累赘，比如说以“你”相称，会妨碍读者与提问题的人打成一片。“好，”她说，“照你的意思办。”她没有要求读草稿和定稿。《玛丽·克莱尔》的总编雅克·加莱远非杜拉斯的崇拜者，他可以说对“这个夸张的女小说家”无动于衷。起初，他嘲讽他所读到的东西：

　　当人们听到身体发出的声音，听见身体会怎样撞击或让周围的一切沉默，怎样日夜过完整的生活，采取所有的行动，我将说那是欲望，说穿了那是身体上最专横的东西。如果不了解这种形式的激情，对肉体的激情就一无所知。在激情当中，人会变得多细孔、开放、穿孔，再也听不进别人讲什么。激情悬在世上，准备穿越甘愿让其穿越的人们。上帝的激情或人的激情，我不做任何分辨，从此，人们知道如何容忍被事物穿越的他人，容忍音乐、文字。总之，容忍一切。

　　然而，这总编越读嘲讽越少。他大声地念出了某几个段落：

　　在现代青年中，最使我震惊的，是这种欲望没有任何确切的形式。人们想做爱，但不想与“某人”做爱。只要这种欲望没有被人感受过，人就仍在模子当中。一个爱情故事远比上床45次重要……我甚至觉得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来说，虚无这个词太美了。虚无被这么多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以同样的方式体验过。欧洲经历着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烦恼……

　　总编被折服了，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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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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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是为我们而写的，一切尽在其中：爱情、性、家庭、孤独。好，政治，写作，可以砍掉，不，太精彩了。”

　　他给这篇采访多加了一页，并以一个记者的精明，给文章取了题目：“一个爱情故事比上床45次更重要”。

　　这个连蒙带骗的题目并没有使玛格丽特感到尴尬。她开玩笑说：“取得好！”好像这句话不是她想出来似的。

　　她第一次在采访中提出“死亡疾病”。这种表达方式有天晚上在饭桌边已让我大为震惊。她是在提到斯大林主义时用这个词。这回，她说：

　　“有一种爱情病，它是一种绝症。有伤害、结核病、癌症，然后死亡，好像有一种绝症似的。大家都会得的。爱情是个例外。唯一的解脱办法在于个人的层次。”

　　她后来把“绝症”分发给同性恋者，然后，范围更广，分发给所有不能爱的人。

　　我看她在读我带回来给她的那篇采访。她为自己的回答惊叫：“没错！”“正是这样！”那种小顽童式的清纯毫无虚荣的成分或至少没有一点自我陶醉。

　　《玛丽·克莱尔》的总编提出来要雇用我，她很高兴，表现出同样的热情，而进入妇女报刊我还有点不满呢！

　　“接受吧，你将走出困境！”

　　我在社会中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位置，这要部分地归功于玛格丽特。这位置很小，但很重要。我又有了一份工资。我醒得没那么早了，四周的雾也没那么浓了。

　　接下来，我得战胜忧愁。它突如其来地渗入灵魂，扰人不安，无法控制。

　　“你要做的一切就是习惯它，”玛格丽特概括说，“人们以为忧愁只是某些人的天命，其实它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东西。自从我知道忧愁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后，我便不再怕它。”

　　好像忧愁被理智控制住了，好像可以制止它掐脖子、肺和肚子，好像可以留住食物，让它穿过身体，变成水，好像人可以指挥睡眠了。

　　玛格丽特的唯意志论有时与一种天真的否认相类似，她否认可能暴露她弱点的东西。

　　她自豪地说，她从来没有服用过安定药和安眠药。但在小酒杯里流动的酒又是什么？

　　“我自从肝硬化后，便再也没有喝酒。”

　　“结果呢？”

　　“我的身体并没有恢复。”

　　于是她不再充好汉，她承认说：

　　“在孤独的痛苦中，有一种极具诱惑力的东西。我可以面对树木，一动不动地坐上好几个小时。但这不是要别人也这样。我更喜欢周围有东西陪伴着我。”

　　在孤独的痛苦中，甚至可以给母鸡取名字。我还记得起有些母鸡的名字，如拉莫尼娅、若斯亚娜、艾伦小姐，只有它们围在她身边，在客厅里觅食。

　　“你觉得我也应该在家里养母鸡吗？”

　　“你不是养母鸡的料。”

　　她那些不容置疑的谜一样的话，我听了总要发笑。要是她能知道我生来是干什么的那就好了。为了什么都不干？为了像她一样远离母鸡的时代。她今天还谈起此事，口气有点生硬：

　　“孤独是个有吸引力的老东西，人们像拴恐怖一样拴住它。不过，要是说有进步，那就是妇女们发现了孤独。”

　　进步，假如她们发现丈夫不再是保住名声的必要条件，假如她们不再仅仅因为害怕孤独而强迫自己忍受一个丈夫。但那是一种她们不喜欢的进步。

　　“她们还不知道……”玛格丽特模模糊糊地说。她喜欢扮演她那个预言者的角色，不强人所难，只为了让人吃惊。她的省略号就像通灵者的预言一样吸引着大家。

　　也许有些必须知道而我同样不知道的事情，但慢慢地，我觉得孤独不那么让人难受了。我的被弃感也没那么强了，朋友也重新接近我。他们曾躲避我，因为我对他们过分需求使他们感到了压力。难道，人们羞怯地在自身发现的这种新的力量，这种只有个人能够达到的力量就是进步？

　　人难道只能攀登个人的阶梯？甚至连玛格丽特也产生了这种政治醒悟？1977年，她在这个领域就像在别的领域一样，是个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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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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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决不会与集体分离。有时，她说她所谓的“集体”就是上帝。

　　“现在，我说的是上帝。情况已经变了。因为词就是这个词，很实用。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创造出来的。之所以有这个词，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有时，我对‘上帝’这个词还躲躲闪闪，但不管你说不说出来，这个词都是存在的。”

　　我们散步时，常常走到附近的墓地里停下来。马莱伊-勒吉庸就在诺弗勒边上，晚上回家之前，我们就在那里度过。玛格丽特记得住那七个年轻的英国士兵的名字，他们被埋在这块用围墙与平原隔开的小小的方地里。从墓地中只能看见天空和云。没有任何东西越过围墙，没有树，没有农庄的建筑，也没有屋顶，那地方虚幻得就像死亡一样。玛格丽特像背诗一样，念着这七个自天而落的年轻人的名字：“肖、威廉、坎宁安、米勒、麦迪克、瓦德、史密斯。”我今天刚去那里，把名字重读了一遍。我们听见汽车在远处的高速公路上发出隆隆的声音，但很模糊，像是海岸，死者家乡汹涌的波浪。她说：

　　“这些普通的名字，代表着整个英国。”

　　她没有与我谈论死亡，我相信当时也没有和别人谈过。她没有提起她的小哥哥，也没有提起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两个人还没有开始真正生活就死了。她现在还到处寻找他们。后来，在诺曼底，她又迷恋起别的英国墓地来。

　　在散步途中，我们互相讲述自己的噩梦和失眠。我梦见自己把头交给了她，那已经变成了一个鱼头。她把它放在她的床头柜上。或者，我把头给了她，但她宁愿要钱。

　　她笑道：

　　“你的头，你真不知道用来干吗！但你梦见的是我的母亲。她宁愿要钱，这一点毫无疑问。”

　　由于玛格丽特还不是太富，所以她并不知道她很吝啬。后来知道了，但也没有改变。她天生有节约的习惯。不管穷还是富，她的本性将占上风。

　　她跟我讲述了她刚做的梦。她说：“为了让你想得起来。”有时，她又这样强调：“你将知道我曾跟你说过。”或者说：“这事，你不会忘记的。”当她给我几枚英国薄荷的插条时，她明确地说，她想让她曾喜欢过的东西持续下去：“这样，就会到处都有了，哪怕在我死后。”

　　于是，我记下了她的梦：她听到有人在演奏，《伊甸影院》中的华尔兹。音乐来自楼梯后面的一个地方。她问：“是你吗，卡洛斯？”（卡洛斯·达莱西奥是《印度之歌》的作曲）但她母亲出现了，扬着死去的头颅。她说：“可我觉得你已经死了。”她母亲回答说：“不，我是假装的，为了让你能写这一切。”

　　我们站在那个七个英国飞行员的坟墓前。这七个小矮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抵御寒冷。

　　她评述着她的梦。我问她：

　　“这一切就是《印度之歌》吗？”

　　“不，是我为了产生爱欲而写的一切。”

　　“《印度之歌》让我想起旅馆的房间。”

　　想起在旅馆的房间里产生的爱情。

　　“是的，《印度之歌》激起人们的爱情，是吗？”

　　她哼着影片中的伦巴曲。我不敢问她，她死后想埋在诺弗勒的墓地还是这儿，马莱伊-勒吉庸。不过，我觉得她最终应该在这里，在这些小小的飞行员旁边安息。在这儿，我们可能还会相遇，紧紧挨着。

　　她的灵魂应该也在这个不大像是真的地方游荡。她既没有提起上帝，也没有提起她自己的死，但当一群接一群椋鸟飞过坟墓上空时，她突然说：

　　“我不愿意让乌塔卖掉诺弗勒。”

　　这时，她现实的一面让我吃惊：

　　“啊，这搞什么名堂！”

　　现在，是我让她吃惊了。她笑了。她笑着重复道：

　　“是啊，这搞什么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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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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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7月31日，星期一，我开始拍《黑夜号轮船》。星期二晚上，我看了样片。我在记事本上写道：电影拍糟了。我对朋友们说：‘完了，轮到我了。’”

　　那年夏天，诺弗勒很热。白天没有风，让人感到烦恼。玛格丽特觉得丢人现眼了。我觉得她有点夸大，她到处在寻找安慰。人们安慰她。她的助手伯努瓦·雅戈建议她等到次日上午再决定电影是否停拍。

　　不眠之夜，百叶窗开着，朝着乡村。在思考的并不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假如这部电影停拍了……不，玛格丽特决不会放弃的。

　　然而，那天晚上，她想：“电影，完蛋了。我要重新开始写书，我要回到故乡，重新开始那种已离开十年的让人害怕的劳动。我赢得了这场失败。快乐应该由此而来，由于赢了。我满足于这场胜利，做到了拍电影这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哪次成功能像这次失败这样让我感到如此宽心。”

　　不过，电影还是在拍，集体工作使她感到快乐。晚上，有盛宴。为了让她高兴，摄制组甚至星期天也呆在诺弗勒。我让没有床位的人住在我家里。1978年的夏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复活的夏天。四年来第一个夏天，我可以在呼吸、吃饭的同时，没有烦闷、焦虑或期望死亡。这种我觉得仍很脆弱的安宁使我又对某些东西产生了渴望，这种渴望就是写作。我对玛格丽特说，有一本书可能要诞生了。

　　“啊，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否则会落到土里的。你应该把书加盖放在锅里，让它翻滚。那是你的书，你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看。最后，书自己会让锅盖跳起来的。”

　　玛格丽特不习惯用做饭做比喻。她跟我说着，就像附近的厨娘。我笑了：

　　“你给莱谱让我写？”

　　她也笑了，接着又严肃起来。写作就像爱情一样，永无止境。她不可能不想办法弄懂在写作中发生的一切。

　　“你知道，人只有在某种黑暗中才能写作。这并不是因为你喜欢黑暗，而是因为你被黑暗包围着。人们无法破坏它。人们可以谈论一部正在制作的电影，却不能谈论写作。就像爱情一样，那是不能细说的。”

　　玛格丽特听自己讲话，就像要留住从思想深处冒出来的东西一样。她听自己说话，不单满足，而且更好奇。流过她大脑的那些模糊而嘈杂的东西表达出来，总使她感到惊讶。

　　她大胆地说：

　　“毫无疑问，我是个聪明人。”

　　在场者都不寒而栗。然而，有一天上午，她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又突然悲哀起来：

　　“真可怕，我的思想永远停不下来。有时，当我写东西时，它又停了下来，但立即又动了起来，永远不让我安宁。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能停止思考。”

　　她的坦言使我感到不安，尤其是因为我跟她刚好相反，我只有拿起钢笔时大脑才能开动。

　　她和颜悦色地安慰我。

　　“我一直认为，写作就是工作，但要达到无为而治的状态。就是说，要整天坐在桌边，什么事都不干。现在，我已走出了耕作阶段，完全摆脱了被迫的状态。谁都对我说必须工作。”

　　她也对我说：

　　“工作起来你就会好得多。写作，就是自杀，但不再是被死神所杀。”

　　她当然没有问我那本书的情况，但她提了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因为我才刚刚开头。

　　“你想出书名了吗？”

　　书名立即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有了。也许就叫《大纪实》。”

　　当时，我们坐在标致203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忘了打方向盘：

　　“不错，这很好。”

　　她没有再做任何解释。她刚刚对我说，谈论一本正在写的书是不可能的：“书，就是夜晚。”我也觉得，谈自己手稿的作者总有些虚荣、软弱之嫌。不过，我想进一步跟她谈谈我的计划。

　　“那是关于我刚刚穿越的深渊的纪实，但我很害怕。怎样讲述这个我内心深处几乎一无所知的历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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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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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马上打断我说：

　　“知道自己将要写什么的人是贫乏之人。”

　　我也担心自己太顾影自怜了。我所经历的抑郁在哪方面可能让别人感兴趣呢？

　　于是，她向我重复了一些我已听说过的话，那种方式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你越是特别，便越普通。”

　　“越是戴高乐将军1？”

　　我们谈论作品时，她从来不笑。这会儿，我成了寄宿学校里大姐姐面前的小女孩了。

　　“我也害怕变得厚颜无耻。你觉得别人会像我一样如此坦白吗？”

　　“那是因为你别无选择。要像这样叙述自己的作品，那得疯了才行。投入书中，然后卖书。比布洛涅森林2里一丝不挂的妓女还恬不知耻。写作更厚颜无耻。别无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这样。”

　　我向她引用了科克多1的话：“厚颜无耻是我们的英雄品质。”还有托马斯·贝恩阿尔2的话：“只写不知羞耻的人。”

　　玛格丽特更耽于声色，更大胆。她突然惊跳起来，好像想超越所有已说过的话：

　　“厚颜无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她来说，爱与写作同样无遮无挡，同样不为人知，“同样藐视让人失望的知识”。

　　一天，她问我的金发小女孩娜塔莉：

　　“你也写作吗？”

　　娜塔莉回答说，她写日记。

　　“对，对，你很正常。我寻思大家怎么不写东西。活着而不写东西，这怎么可能呢！在一个完结了的、可探测的世界上，人们不会写作。我要说：写作吧，就像我说的生活一样。”

　　1978年，玛格丽特复苏了。作家的毛病结束了。在《黑夜号轮船》中，缺憾和欲望，她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主要的成分混合在一起。但电影拍的是这种挑战：两个打电话的人物之间的欲望。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对她来说是迫不得已的。纯粹是写作的结果。

　　尽管如此，她仍在制作电影，摄制组在等待。结果无法预料：人们永远也不知道。

　　8月，放大假的气氛越来越浓。电影使每个人都在镜头前短暂地占有一刻，使他们焕发出精神活力。假如电影会砸锅，谁也不会事先感到痛苦，这有力地证明拍电影没写作那么悲观。写作是孤独的，拍电影却集中了一大帮人在身边。那个夏天在《黑夜号轮船》周围欢乐地度过。

　　远在粉红色的节日之前，她就发明了这艘幽灵之船，它满载着性的诱惑，在夜间航行。她说，她在《黑夜号轮船》中也创造了她的风格。从《黑夜号轮船》这个给人以启示的片名中，她找到了雄辩而滑稽的叙述方式。

　　玛格丽特天生雄辩，话说得很漂亮，这毫无疑问，但她的服装也很漂亮。我在照片上又看到了她的提花上衣，蓝色的帆布短上衣。裙子、翻领和背心之间的颜色很讲究，十分协调，或对比鲜明。亚麻布做的衣服是天蓝色的。远在我认识她之前，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的衣服就精心裁剪。她身体柔软，裙子线条流畅，白色的衣领，纽扣精心选择。当时，人们还以为有大裁缝替她打理呢！这不大可能。是否有很亲密的朋友悄悄地把衣橱里无用的衣服给了她？

　　我后悔没有问她关于战争时期的看法。她很少提到战争。我本能地猜到她所保留的领地，尊重她的沉默。1940年，她26岁。她那时已如此精心地做裁缝了吗？甚至在印度支那的时候，她就已经懂得什么叫漂亮。有些女人天生就会打扮。她就是如此。

　　她不逛商店，不翻杂志，很留意乌塔的女友们及女助手、女记者和女演员们的穿戴。她向她们打听：“这是羊毛做的吗？这要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她重复新款的衣服就像时装专栏编辑一样快，而如果是新款的，她又会说，“那是圣洛朗1式样”，哪怕那并不是圣洛朗式样的东西。没有人反驳她。人们好心地安慰她。假如她喜欢圣洛朗，那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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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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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喜欢一件衣服，她就会去试穿。有时，她想留为己有。她急切地想得到它，就像小孩想得到玻璃小号角一样。人们抵挡不住她这种可惊可叹的爱好。来访者离开诺弗勒时往往会留给她一条披肩、一条开司米围巾或一件猎装，甚至是男装——因为她也喜欢男士服装。我的巴西女友维奥莱塔，当然，她跟玛格丽特一样漂亮，离开时脱下了她那件形如毛毯、中间开有领口的南美牧人披风。玛格丽特将永远赞美维奥莱塔，而维奥莱塔将永远为这件披风的归宿而感到高兴。这些东西既是掠夺品，也是礼物，只有把它们看成罪恶的人才会觉得耻辱。玛格丽特不是诺弗勒的麦当娜吗？有几个节日之夜，酒灌得有点多了，几个村妇在她的拥抱下哭泣，缩在她的怀里。尤其是一个圣诞之夜，玛格丽特坐在我阁楼的地板上，两个女人可以说是坐在她的大腿上，哭得使她动弹不了。她最后哀求说：

　　“替我把她们拉开吧。啊，把她们拉开吧。她们这种崇拜我可受够了。”

　　玛格丽特认为自己长相普通。她这个几乎对一切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对自己却犯了错误。她绝非普通。她很美，有时甚至很漂亮，像一道光，一段音乐。但当酒精充满她的脸、她的身体时，她又变得很可怕，像癞蛤蟆一样。她很迷人，或者说很有魅力。甚至当她麻木不仁时，她也有某种光彩，飘飘欲仙，一种转瞬即逝的清新，非常感人，大家都不忍舍弃。

　　她说自己普通，但她也说起普通的高贵之处。上了年纪的时候，她仍相信自己还能引起男人的欲望。也许不是由于她身体上的魅力，而是因为她是个著名作家。她认为唯一能和她平起平坐的是萨米埃尔·贝克特1。

　　“你知道，我和贝克特可以一直吻到80岁。”

　　这也许是真的。两年后，即1980年，她66岁的时候，27岁的扬成了她的情人。

　　她对我说：

　　“很奇怪你会考虑年龄。我从来不想它。年龄不重要。”

　　“你否认年龄。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也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除了那个让人想起你母亲的老妇？”

　　她觉得我这个问题几乎是对她的冒犯。

　　“老妇？我对她不感兴趣。”

　　那时她还没有写《萨瓦纳湾》，那本书中的玛德莱娜·雷诺——总让人想起她的母亲——正处于“光彩照人的年龄”。1978年，玛格丽特还年轻。

　　在那些年里，我只拍过一张她的照片。她很特别地站在格莱埃尔街她家的门前，身边围着我们的孩子们：乌塔、卡罗琳娜、弗朗索瓦及其女友瓦莱莉。她成了我的孩子们的母亲。那是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一张家庭照。

　　当我们不再见面之后我才用我的尼康照相机。好极了。我的记忆将抓住这些瞬间，而且也许会感到满足。就像只有贴在旧相本上的照片才能让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一样。

　　不依赖于照片，这种不得不被遗望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我曾生活在玛格丽特身边，却不曾以这种回忆为资本。现在，我唤起了这些回忆。它们显得很混乱。它们乱糟糟、不规则、不完整地穿过黑夜，并且带来黑影。

　　“有一天，人们看见一朵花，一朵玫瑰花，然后把它忘了——它死了——人们后来又看见了它，认出了它，并且把它叫做‘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从发现玫瑰一直到这个名字……这过程就是写作。”

　　1978年对她和我来说，都是那么不同寻常。在这一年里，写作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

　　玛格丽特要拍几个小小的短片，尽管她仍用《黑夜号轮船》中的一些边角料，后来甚至拍《阿嘉塔》和《大西洋人》，但她对自己的电影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直率地说：

　　“现在，我的电影就是我的书。”

　　她甚至走得更远。1981年，她在蒙特利尔发表了一些声明，引起轰动。这些声明后来被收到一本集子里出版。她用一种贪婪的语气推荐我阅读：

　　“你会看见，我去那里并没有无所作为。”

　　事实上，我看见玛格丽特在那里十分粗蛮，那种自由也许是离开法国疆土所造成的。在加拿大，她击倒了所有的提问者。而在电影中，她又是个女杀手。

　　“写作，就是与上帝打交道，会产生一种十分慌乱而又极让人慌乱的预感，预感到上帝的存在。人们以为可以统治世界，能以自己的动力和自己的智慧转动地球。这太让人激动，太具有破坏性了，以后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不要把这该死的电影与这样的激情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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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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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我们晚上又外出了。我们到毕加尔俱乐部去听安娜·布鲁克纳尔唱歌，带着刚从美国回来的娜塔莉和一个新朋友，伊西。玛格丽特开始很提防伊西，因为他是精神分析学家，但后来又接受了他，因为他是犹太人。伊冯娜·普兰当唱完之后，布鲁克纳尔唱道：

　　我不知道人们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人们在说什么……

　　在坐车回诺弗勒的路上，我们一起唱道：

　　去拍电影吧，让别人使你成名

　　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禁止的……

　　后来，玛格丽特一人独唱起来，就像玛琳1一样迷人，她不但声音悦耳，而且融天真与世故、希望与忧郁为一体。玛格丽特唱着，显得非常高兴。她似乎很欣赏自己，我倒觉得她每时每刻都在表现自己。

　　“我的生活与我写的东西不一样。我不知道谁在写。我妒忌写作的人，妒忌自己所写的东西，但愿我的生活能与此一样。”

　　那天晚上，她在路上回想起伊冯娜·普兰当的副歌：

　　我前往杜伊勒利宫

　　走在一条鲜花盛开的路上……

　　我母亲也很像玛琳，她曾唱道：“走在一条鲜花盛开的路上。”但她是用唱歌剧的嗓子唱的。

　　伊夫林省的天空变得十分辽阔，世界辉煌灿烂。

　　另一个晚上又和另一个朋友贝尔特朗一起唱歌。贝尔特朗在《世界报》负责文学评论。我们上了旧磨坊的小路，走进一个房间。玛格丽特立即把它叫做她的音乐室，因为里面有架钢琴。贝尔特朗和她四只手合弹起来。玛格丽特唱着“蓝色的月亮”、“迈阿密上空的月亮”或“暴风雨天气”。贝尔特朗哼着给她伴唱。他们立即找到了乐感，爵士乐使他们心心相印。贝尔特朗表现得很可爱，玛格丽特也显得很可亲，两人都在设法吸引对方，谁都不是初出茅庐。我想象他们陶醉于他们的相遇及其相互的才能。但第二天，玛格丽特就忘了音乐家，批评起评论家来。

　　“他不爱我。他在理论上笨拙极了。他指责别人，给别人立法。我看他不太合时宜了。”

　　像往常一样，她又由个别到全部，从不幸的贝尔特朗说到所有的评论家。

　　“他们说：‘啊，如果她单纯一点，人们会多么喜欢她呀！’为了踏进文学的大门，女人必须变成男人，她们必须经历这种滑稽的模仿。20年来，人们谈论我的书就像是谈论女人的书，直到有一天我拒绝回答当女人还是写作这个问题。我引起了厌恶女人的情绪。我出名的原因让人尴尬，不是因为我内在的魅力，而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我死了以后会这样的。”

　　后来，由于全部批评不足以平息她复仇的愤怒，谩骂升级了，现在，目标对准了所有的男性。

　　“男人理论化的阉割行为减少了文学素材。男人们并没有真正的好奇心，他们有一种罪恶感。他们并不强大，却很不安分。他们的软弱之处在于他们从肉体之爱中体验到的这种满足。你发现了吗？”

　　她在文中常用“你发现了吗？”这个句子。对她或对她的交谈者来说，这是不是一种呼吸？

　　“你发现了吗，男人都很疲惫，有点病态，有点自杀倾向。未来是属于女性的。我之所以说得这么悲观，是因为我很希望他们有两类，但他们病了，由于这种病，产生了男性的这种特征，等等。”

　　她的这种愤怒往往突然消失，好像她摆脱了一种狂怒。

　　“让我想哭的，是我的粗暴。”

　　这时，她甚至会改变语调，采取相反的方式继续说下去。她觉得轻松了一些，笑自己刚才过于激动。

　　“不过，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她是否从我的微笑中发现了一丝嘲讽？

　　“是的，真是这样，我曾属于许多男人。”

　　这种光荣的称号使她陷入了沉思。大家知道，她使得人们厌恶女人。她的贪婪，她的洞察力使男人们笑不出来。他们当中有一个，也许比其他人更软弱，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秃顶阉割者”。她的脾气就像有头发的阉割者，这使他困惑。玛格丽特并不秃顶，而男女双方都觉得自己被对方所阉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做性别规则。对方永远是我们剧痛的替罪羊。

　　在我患抑郁症的那几年里，我常去拜访生殖腺切除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我请他们来到诺弗勒。他们与大部分男人相反，并不害怕玛格丽特，甚至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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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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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像公开赞扬她的拉康大师一样，非常欣赏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本领，我会写到这种本领是与生俱来的，对失望、匮乏和遗忘无动于衷。她对他们的背景了如指掌，但对他们又很不客气。她对他们说，她不相信精神分析。还有更恶毒的话：“上当受骗的是那些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他们无法摆脱那种顾影自怜的情绪。”她本人也尝试过，很少。有几次，仅仅是为了证明精神分析毫无用处，甚至会毒害作家生存的沃土。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尊重她，赞同她的观点，她有“自己的作品”，她没有处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精神分析的境地，她在“其中”。根据本体论的观点，她是在其中。他们把她视为同道，尽管遭到了她的无情打击。

　　虽然她咒骂他们，他们仍然爱她，所以她最后也喜欢上了他们。晚上，她与他们一起在顶楼跳舞。在生活的旋涡中，和达尼埃尔、皮埃尔或让-皮埃尔一起。她对他们说：“不明白是最大的智慧。”但她肯定了他们的智慧。

　　“我没兴趣弄清我还不明白的东西。我努力抓住的，是黑暗本身。”

　　但她颠倒了角色，听起他们说话来。

　　“神经器官里发生了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

　　而他们所考虑的并不比她知道的多，甚至比她所知道的少。

　　她和伊西说话，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类灵魂的邪恶，讨论法西斯主义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李丽安娜·卡瓦尼的电影《黑夜看门人》引起了一连串问题。那个被流放的年轻的犹太女人，在集中营里被剃光头，与杀她的刽子手，一个党卫军睡觉。这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她。

　　每个星期六晚上，当我们一起吃晚饭时，她都重提《黑夜看门人》，直到大家都感到不舒服。她在伊西身上找到了一只“心理”耳朵，敏锐而耐心，怎么也不会受冒犯。他随她胡言乱语，极大地满足她，让她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快乐。

　　事实上，她开始发现她将要写作的东西：《奥莱丽亚》，奥莱丽亚·斯坦纳，墨尔本、温哥华的犹太姑娘，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姑娘，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犹太姑娘，她将献身于一个德国情人。

　　直到她出版《痛苦》之后，我才在读《泰尔，自卫队员》时得知，战争结束时，她本人曾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在性方面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的诱惑。

　　后来，在1983年，她说道：

　　“集中营，法西斯，这种现象会有什么结果？色情电影。所有的强奸都是法西斯分子干的。那种快乐是党卫军造成的。这与性爱中的忍受力相像。挨男人的打，好，早就这样了，但挨党卫军、挨刽子手的打，那是一种额外的乐趣。这一点，人们永远也无法避免。我觉得这种现象最终是很正常的，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局，完全应该在什么地方结束。在尸堆里。他们将死于妓院或反常，性反常。也就是说疾病。我想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就像是一种平衡。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玛格丽特常常出现幻觉，常常糊涂，过去讨论的东西可能又会重提。没完没了地谈法西斯主义，性反常也同样。总会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害怕的。如果说玛格丽特什么都不怕，那是因为她以痛苦为快乐。所以她赞美爱情，这可能会让人深感痛苦。那是最折磨人的办法。当她去找雅洛那个不忠诚的情人时，她说：

　　“我上断头台了。”

　　她爱他。她像一个神秘的女人，轻快地走在交叉路口。

　　那年，奥莱丽亚的痛苦在特鲁维尔等待着她。她离开诺弗勒的玫瑰，前往海边的沙滩，前往无边的大海。

　　再见了，“精神分析学家们”，她把他们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就像她向印度支那，向左派，向女权主义分子，向电影说再见一样。这土地首先给人以希望，然后被水淹没，被破坏。只有无法抓住的作品避开了她，因而也留在了她的身边。

　　在特鲁维尔，她不喝酒，她孤独地发起了挑战。写作这苦行当重新开始了。她说：

　　“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已开始写《奥莱丽亚》了。”

　　她越来越经常地求助于上帝：“我信不过上帝，这是一个缺点;但我不信上帝，这是一种信仰。”她在她特鲁维尔的阳台上寻找上帝，摸索于天地之间。她只看见勒阿弗尔的烟雾和在海边做馅饼的孩子们。她从眼前这无边无际的虚空中得到了作品的内容。她成了奥莱丽亚，年轻的犹太姑娘。她18岁，她在世界另一端的海边城市写信。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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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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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和永恒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如果没有男人的这种原始的、器官上的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办法设想他所处的这种永恒，人就不会被创造出来的。他是在不可思议、无法认识和难以理解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无穷无尽，写作，就是表达这一点，生活中的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尝试。

　　如果只有理智而没有激情，玛格丽特就不能活下去。她再也没有情人了。她杀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她再也不相信电影。

　　比阿夫唱道：“没有爱情，人将毫无价值。”1980年，玛格丽特在特鲁维尔毫无价值，假如她没有透过《奥莱丽亚》，在奥莱丽亚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影子。她既是那个年轻的姑娘，又是那个年轻姑娘的作者。一个对世界说话，另一个对一个男人，一个可能是情人的男人说话，而这两人又混淆在一起。在她的作品中，总有这种悄悄的转变和有时变向的弹跳。玛格丽特让我发现奥莱丽亚的收信者确有其人：

　　“伯努瓦，我应该会爱他的。”

　　她和他一起生活。“对远离写作的人似乎不可能存在的爱情，对写作的人永远是可能的。”她以奥莱丽亚为中间人给他写信：“这个房间可能是我们相爱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我们相爱的地方。”或者说：“那是一种等待死亡而又不造成死亡的爱情。假如通过欲望体验过死亡，这种爱情将永远变得更为强烈。”

　　这种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唯一可能的事情——使她恢复了写作的力量，从而也恢复了生活的力量。就像圣人是上帝的说情者一样，爱情是写作的说情者。

　　玛格丽特去世后，《电影手册》曾问伯努瓦·雅戈，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伯努瓦只简单地答道：

　　“她应该是爱我的。就像一个她应该有的情人。”

　　我打电话给她，打到特鲁维尔：

　　“你好吗？”

　　“很烦。”

　　“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烦中度日。”

　　“看书吗？”

　　“看《圣经》。你呢？你得找回帕斯卡尔1的书，永远不要丢了。”

　　她谈起犹太人，说他们的尸体无埋葬之地，在地球上逐渐消失。

　　“死去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呼唤他们，找到他们，在河边，路上，在首都。”

　　她谈起集中营，谈到那些内地的大陆，夏天如蒸笼，冬天像冰窟。离大海非常遥远。

　　我觉得在特鲁维尔，由于靠近水，她会感到很满足。

　　“你不写作？”

　　“写，写一点。很艰难。我们谈点开心的事情吧，‘开心’，鸡奸者从我们这儿夺走了这个词。他们夺走了一切。而那是个很好的词汇：开心。是啊，多好的词汇啊。”

　　她笑了，露出那平易近人的笑容。

　　我在笔记本中找到了那段电话通话的记录。我之所以记下来，也许是因为玛格丽特不在诺弗勒，我想念她了。在她去特鲁维尔之前，我记下的东西恰恰相反：“我有时走得远远的，甚至在谈话谈得正欢的时候，我让自己充耳不闻，好像是为了听不到她所说的话似的，我怕受到她的影响。”

　　某种抵抗，玛格丽特感到很高兴，但她提醒道：

　　“你有时心不在焉，这不可思议。”

　　然而，她让一个瑞士记者来找我。这位记者在做一个关于她的广播节目，他告诉我说：

　　“是她建议我来问您的，她说您百分之百地接受她。”

　　玛格丽特并没有说过广播里的那种话，但我在内心深处放心了。她说：

　　“我喜欢那些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而不喜欢那些曲解我的人。”

　　我想念她的笑声。为了听到她的笑声，我放了一段她与一个女大学生的谈话录音。那是她让我录的。她的笑声在我工作的房间里回荡。多开心啊！我听见她说：

　　“只有失去自己的痕迹，才算得上是真正开始写作。从《如歌的中板》开始，我才有了写作的基本素材。那已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的素材了，而且，我的作品诸多重复：章节、部分或全部我都能在别的书中找到，好像那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拉博尔男人》甚至曾是一个书名。”

　　说到这儿，她笑起来，很脆，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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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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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谈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最后的结果。好啦，书一写完，我就忘了它是怎样写成的，我想，哪怕是在我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成的，这也是写作的一种定义吧。”

　　那位女大学生问她写不写爱情小说。

　　“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有些曲折的情节，啊，我才不写呢！”

　　这时，话语之间充满了嘲笑。

　　“整个十九世纪都由此组成。司汤达还神秘一点，我喜欢司汤达。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她笑了。在这场谈话中她经常笑，我也常听到她说这句短短的话：“你再给我一点酒。”

　　“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在我的书中，爱情是突然出现的。但不是因为爱情才写书，而是由于丑闻，在它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像鼠疫，像火一样非同寻常的社会当中。”

　　她问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

　　“你呢？我不能跟不懂得爱情的人谈论爱情。我没必要跟那些不懂的人说。”

　　笑声变得更沉闷了。有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在场，她变得温和了一点。那是个加拿大人。更好了，是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上的。她马上就来了兴致：“冷吗？很多海难？族内通婚？”

　　“你的国家，就像个传奇故事。”

　　玛格丽特对遇到的人确实很感兴趣。她问他们，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应声虫。她没有名人的那种冷漠，尽管人们像采访名人一样来采访她。

　　“我从来不让步，不过这怎么说呢。我现在更少让步（笑）。永远必须碰运气。什么险都冒，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喝了一点酒。”

　　她的口气一下子亲密，一下子威严。笑声当中，她拒绝向那个女大学生做基本的解释：

　　“爱情？你应该懂得，我之所以写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因为我爱她。但促使我动笔的，是写作，是激情，是想意识到自己的激情的那种激情；是写作过程中发现的那种领域。我并不想简单地写每一个人。我喜欢我的邻居，我想把她写到小说里。不，是因为能意识到这个邻居对第三者的感情。是介入到别人的事情当中，假如我有本领，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本领。我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城堡介入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然后受到接待，听到副领事的叫喊。这种自身向作品转移的过程，就是写作本身。这非常微妙。在我写的东西里面，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我从来不会弄错，但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我只编造了叙述的由头。所以说，一切又都是真的。只有一个人不是真的，那就是劳尔·V·斯泰因。我认为劳尔·V·斯泰因就是我，所以我不能编造这个人。那个女乞丐是真的，副领事是真的，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真的，湄公河是真的，加尔各答是真的。唯一不是真的东西，是我。我与生俱来的问题，是弄清楚当我讲话的时候是谁在说。如果说有编造，这就是编造。”

　　那个女大学生惊呆了，又谈起了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著作中第三人称的用法。

　　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这太复杂了！”

　　她向我转过身来。

　　“磁带录到哪里了？还剩多少？她是不是还有很多问题？你给我一点酒。”

　　她对女大学生说：

　　“这场谈话，你可以把它叫做‘谁在说？’”

　　接着，她又对我说：

　　“今晚，我们是不是做番茄酱？”

　　这次谈话是1982年7月24日录下来的。

　　就同一主题重复进行漫长的谈话时，玛格丽特往往会建议录下来。

　　“让它失去这也太傻了。有时，我还是挺有才气的。”

　　她不时地对我说：

　　“瞧，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不会忘记。”

　　她给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干，你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到我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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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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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不要去《Apostrophes1》。”

　　玛格丽特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开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经戒酒了。戒酒使她对某些东西更加不能够容忍。她第二次接受医生们的建议，她被诊断得了肝硬化。但她讨厌自己戒酒，就像讨厌所有俯首帖耳的行为一样。

　　“你不要向这种庸俗的东西低头。我不拒绝拍照，但我拒绝在电视这垃圾桶一样的东西上露面。”

　　玛格丽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说，作家怎么要亲自去捍卫自己的作品？作家对此应感到耻辱。不过，应邀为我的新书《大纪实》参加这个文学节目，我还是挺高兴的。她没有跟我谈我的书，或者说我不记得她跟我谈过。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儿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见过布朗肖、贝克特、格拉克吗？”

　　“这种等级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几？”

　　“啊，对。”

　　这个节目是为我的书促销的，甚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她也觉得不光彩。

　　“读者应该独自寻找自己的阅读之路。”

　　“我叔叔会说同样的话，但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她不想再听什么，我几乎带着羞耻走向贝尔纳·毕沃的镜头前。

　　节目播出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还可以，你没有失去尊严。”

　　我期望有更详细的评论，但她却啰嗦起气候和冬天的寒冷来。

　　“树变得光秃秃了：我喜欢这个一览无余的季节的透明。”

　　一个透明的季节，这景象吸引了我。我忘了她对我的工作的沉默，甚至忘了她的蔑视。我只问她这一点：冬天的景象，我因此而喜欢她，因为这个一览无余的冬天。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崇高了，就像她使一切都变得崇高一样。从个别到一般，从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学。而且，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变化。

　　她让在水塘边钓鱼的孩子淹死在水中。但愿他已经淹死。她产生了淹死他的念头。应该救他吗？收留他？让他灰心丧气？那天结束的时候，她对这个被淹死的孩子已无可奈何：她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乐地亲自讲述她是怎样重新安排情节的。她不用“社会新闻”这个词，这个词与现实关系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写作的事实，因为那些事实是不由周围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或者是她觉得有神秘意义的事实。有时，她也制造神秘：

　　“我巴黎的家中有场可怕的风暴。整个巴黎都像着火了一般。在我朝着内院的厨房的窗前，我看见百叶窗开了，出现一个女人，接着她又出现在另一个窗中。这种移动使我大为惊讶。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开了。声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发、战争爆发的声音。她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紧，很用力。她笑着，跟他讲述着风暴，孩子没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个招呼。那个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扑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曾试图触碰雨水，触碰声音。这情景持续了没多久，但是异乎寻常。出什么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觉到了。我对自己说：‘她疯了。’但她极为神奇。她对着暴风雨微笑，为的是让那个孩子不感到害怕。声音震耳欲聋，如千百辆坦克轰鸣。面对这巨大的声响，面对闪电雷霆，孩子毫不畏惧。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已成了一场对话。它向我提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想写一个剧本：一个只有两个人物的剧本。某人就此事询问某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讲述这场暴风雨时，那场景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走得越远便越接近真实。”

　　她的幻觉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心理基础，出发点也很模糊。窗前有个婴儿，死了一只苍蝇，猛犸原始的脚步在枯枝上回响，她伸长耳朵，听到低语声和裂开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树会倒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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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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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笑着说：

　　“啊，是的，我完全承认自己很悲观。”

　　她就这样，突然从严肃变得荒诞。我喜欢她常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喜欢她会突然心不在焉，喜欢她那种说来就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欢西尔维亚·巴塔耶锋利的短箭和她让人困惑、让人震惊和心跳的出尔反尔一样。孤独的女猎手协会，不伪装，不安静，几乎没有理智。

　　我有时记下她说的话。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笔记本。

　　玛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坐着，坐在中间朝花园的那个房间的大桌子边上，显得很小，刚好看得见她的头和露出的肩膀。

　　“你知道作家是什么东西？”

　　她说得很大声，但又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作家，就是殡仪员……总是记录着死亡。”

　　另一天，她叹息道：

　　“我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的。”

　　“成功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真的，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她又说：

　　“你知道契诃夫是怎么说的吗？必须写一些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只写这些东西：严肃而永恒的。这不是挺可爱吗？”

　　或者，她想起在纽约喝过的一种橙汁：

　　“那是全美国最好喝的橙汁。”

　　我已习惯她那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夸张用语和她的那些副词：“不可避免地”、“不可挽回地”、“无可辩驳地”、“无可救药地”、“严厉地”、“最终地”等，这些词音节长，互相抵消，好像成了一种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从特鲁维尔打电话来。那年夏天，她在那儿替《解放报》写专栏文章。我觉得她激动而不安。波兰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使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无法跟任何人谈一谈。你知道，有一万七千人罢工，现在可能有三万了。你有消息吗？”

　　我知道得一点也不比电话信息台的那个男职员多。玛格丽特刚打电话问他波兰航班的号码。

　　“那个职员不知道……”大家想分享这一快乐。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格但斯克的快乐了，因为这种快乐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离开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我。我无法像她一样激动。

　　“怎么，你睡觉了？这是讨厌的极权结束的开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马歇1在莫斯科了。他们俩在那儿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所以说，他们完了。你明白吗？”

　　“我们可以去格但斯克吗？”

　　“没有航班了。”

　　我提出动身，这个建议使她感到很高兴。她不再责备我，甚至还倾诉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独来。

　　“假如有种政治解决办法，能缓和国际局势，减轻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写作。”

　　她说，世界的政治形势对她来说永远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这种快乐，我今晚无法向任何人讲述，我无法写作。”

　　电话谈话持续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怎么能是左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录了下来，说，科技进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缩。

　　“我没有背上极权思想的包袱。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已经不够了。”

　　她写道：“左倾，是一种关于失望的知识，是一种流放，是听别人说话，是不承认任何首领，是认识不公正、拒绝和侮辱，是没法不这样做。”

　　我就处于这种没法不这样做的境地当中。我们共同分享这种有时让人后悔的偏执。

　　玛格丽特高兴地原谅我们：

　　“你知道，后悔属于某一阶级，别的阶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后悔。”

　　她越来越经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倾比自称有信仰的右倾更少失去上帝。”

　　“那个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圣的善良。”玛格丽特说。她刚遇到弗朗索瓦丝·多尔托。我想起了她对另一个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克制。晚餐期间谈些什么呢？多尔托说得比杜拉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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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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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鲁维尔度过了夏天和秋天之后，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圣诞节前后，我们在诺弗勒见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见酒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她伸出手所抓住的这个普通小酒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镯、戒指或连着厚皮表带的手表一样，与她形影不离。我还看见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起初我还以为是乌塔的伙伴。长久以来，乌塔众多的朋友老在这狭长屋子的这头或那头出现。对我来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差不多。他们有时偷偷摸摸，有时乱跑乱闯，成了这对母子忠实的卫士。玛格丽特称他们为“乌塔帮”，但很亲热地接待他们。他们当中有杰洛姆、让－马克、让-米歇尔、艾尔韦、阿莱克斯以及另外一些来来往往、在节日之夜出现的人。

　　这个羞怯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玛格丽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像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这是扬。”

　　我明白了，他不属于乌塔帮。

　　她在特鲁维尔没有跟我说过扬要来，甚至以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给她写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学生。我对那个八月底的夜晚尚一无所知，她把他请到她位于黑岩公寓的家中，要他带酒来。极具诱惑力的来访，极具诱惑力的酒。我对我将得知并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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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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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世界所有对玛格丽特感兴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这段爱情。最好的是通过她的作品，最差的通过热衷于丑闻的传媒。

　　但愿爱情就是丑闻，这不是让玛格丽特不高兴。这甚至是她的“信条”。不过，但愿年龄——这个年轻的男人和玛格丽特几乎相差40岁——是这个丑闻令人兴奋的原因。那样的话，他们双方在现实与幻想中深深地体验了15年的这段微妙而复杂的感情，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

　　也许我们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讲述的只是一些无法讲述的东西？我一看见玛格丽特和扬在一起，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扬正是玛格丽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种人。在按响黑岩公寓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是她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了。他是那种软弱的男人，既无财，也无权。正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情人。两个人大同小异：同样缺乏生活能力，同样清醒得让人无法安慰，这使得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

　　他们经常笑。他们也争吵。在前几个月里，扬沉默寡言，如饥似渴地接受玛格丽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开的意见：“哎，扬，你总是一言不发！”或更严厉地在饭桌边当面对他说：“扬，你什么都不是。”

　　扬毫无怨言地忍受玛格丽特的任性和专横，这本来会让人感到怜悯或让人瞧不起。但他的小心谨慎，他在此事上的细心，使他歪打正着，更给人以好感，露面更多。

　　他自信而平静，不虚伪，不招摇。当玛格丽特冷得发抖时，他便把披风披在她肩上;当晚会结束，她走路蹒跚不稳时，他便去扶她；当她弯不下腰的时候，他便替她系鞋带。他是个骑士，为人服务，却不奴颜婢膝。他在她身边所占的位置，人们觉得由于种种深层的原因很适合于他。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是玛格丽特。她会产生一种极为隐蔽的失望。

　　玛格丽特和我不公开各自的爱情秘密。正如扬出现在诺弗勒之前，她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们相遇的故事一样，我也没有预先告诉她马居斯走进了我的生活。

　　这两个男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好像孤独的限期到头了，玛格丽特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样子。她总觉得例外是极正常的。

　　马居斯只受过一次批评：“法官，那又怎么样？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四个人满足于互相观察。几个月后，友谊加深了，我们一起去罗马。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卡罗琳娜和乌塔。他们的调情使我们觉得很有趣。

　　在罗马，玛格丽特受到了一群又一群女人的欢迎，新闻记者们也对她大加赞扬。这种成功使她忘了一切疲劳。她大量喝酒，每天晚上只睡三个小时，我像她一样失眠，很难跟着她在晚会上呆得那么晚。我都站不稳了。确切地说，我每天数次直挺挺地躺在罗马的人行道上。她嘲笑我，也嘲笑自己：“荣誉，那是什么鬼把戏啊！《广岛之恋》上映之后我就获得了荣誉，请注意，这有时也挺管用。”

　　法国大使馆请她单独去喝茶，她把我们全带上了：“我喜欢带谁就带谁。”结果我们五六个人提着大小塑料袋到了法尔内斯宫，塑料袋里装满了我们刚买的拖鞋。她高兴坏了：“我们真像是乡下人。”

　　文化参赞来了，对她说大使夫人要接见她。她准备离开，因为等她的不是大使。参赞不得不找出一个重要的理由，说大使不在。于是，她同意前往。她矮矮小小的，却很高傲，后面跟着那帮吵吵嚷嚷的人，来到法尔内斯宫的圆拱门下。

　　吃点心没有延续多久。她拒绝茶和橘子水。她对惊呆了的膳食总管说：“您不如来点红酒。”谈话很不热烈。大使夫人不知所措，便求助于卡拉瓦乔1，并像个守夜者一样，一言不发地展示着柯勒乔2的画。

　　当我们出来时，玛格丽特高兴坏了：“啊，那杯红酒，就是革命。你们见到大使夫人的脑袋了。你们见到她的毛衣了！对了，她把毛衣穿在衫衣里面！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像一个穿不暖的穷人。”玛格丽特不断地嘲笑此事。那件毛衣成了一路上说不停的话题。玛格丽特不放过任何东西，尤其是使她发笑的东西。

　　在罗马度过的那几个夜晚，她也让人担惊受怕。她责问那些悲惨的女人，直接问她们的爱情状况。那些晚上她一直坐着，崇拜者围在她的扶手椅四周。玛格丽特听她们说话，首先使她们受宠若惊。她们讨好地倒出了自己的苦水，然后在香槟酒中倒地、哭泣，其中一人早上还企图自杀。可玛格丽特对大使夫人的毛衣比对这起未遂的自杀要感兴趣得多。

　　玛格丽特就像帕索里尼1的《泰奥莱姆》中那个破坏天使一样，离开了意大利首都，但她的最后一部实验电影《罗马对话》，尽管充满咒语，但不拘言笑，甚至并无破坏性。她曾说，她再也没兴趣和力气拍电影了。人们不再赞同她的电影，这她能忍受，但她决不能忍受别人对她的书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她不再理睬梅洛-庞蒂，因为他有一天对她说，他更喜欢她前期的作品。她认为，一个作家不能喜欢不喜欢他的书的人，因为作家在书中倾注了自己最真实的东西。

　　玛格丽特打电话来。她准备和密特朗乘“协和”飞机到（美国）约克郡庆祝拉法耶特2周年纪念：“我拒绝了所有的荣誉，但这次我接受了。随后，我将去纽约与扬会面。在到蒙特利尔之前，爱上两天。”

　　像所有的人一样，爱情给了她，并且再次给了她翅膀。

　　突然到圣伯努瓦街去看她：玛格丽特正在厨房里缝衣服。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灯泡，一个陈旧的洗碗槽，没有任何家庭小摆设。

　　明天她准备和共和国总统一起出发。她给我看了她用机器缝制的背心，准备在美国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穿。她给我看了她的行李，每件衣服都被卷成一包，系着饰带：“在印度支那，人们就是这样搞的，这很好，衣服不会皱。”我看见床上放着一个个整洁的小包，就像看见一个农妇在准备她的包裹。

　　后来，当我听她说起自己的本领时，我深感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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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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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她宣称的这种本领，她自己也表示怀疑：“本领总是后天的。人们以为是天生的，但它往往来自别处。我不知道出了什么奇迹，竟写完了一本书。”

　　我在一个本子上记着：“戏剧、舞台和电影使我缺乏激情。只有写作能使我激动，写书。”

　　接着，好像她还需要证明似的：“我是个作家，这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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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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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则社会新闻成了我们一个多月来晚上聊天的话题。我们和扬和马居斯只谈论“断水者”：一个市政职员在盛夏时节切断了一个贫穷家庭的用水。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一只狗便睡在高速列车的路轨上。铁路穿过离他们的破屋不远的一片荒地，把他们都压死了。

　　玛格丽特不断地想象科克兰一家的死，想象他们的贫穷，他们的痛苦。她追根溯源，分析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就在悲剧发生之前，母亲去村中最近的咖啡店了。她向咖啡店老板要了什么？那个市政职员怎么会蠢到这种程度，不知道三伏天断了婴儿的水，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玛格丽特尤其指责马居斯说：“喂，你也会断水吗？因为你也是人们所说的公务员，为国家服务的。”

　　她使他缩成一团。她有这种本领，知道怎样以自己矮小的身躯，用一种庄严来控制比她高大的人。

　　“国家，就是制止一切自由的表达，是永久的威胁。你为什么要从事这种职业？”

　　马居斯对她解释说，法官工会的成立在1968年使法律系年轻的大学生们有望得到更加民主的公正。许多打算当律师的大学生成了法官。

　　每天晚上，我们都打算第二天去现场调查。喝了酒，我们有时发生争吵。玛格丽特一派，马居斯另一派，扬和我是中间派。

　　“我一旦反对断水者，也就会反对你，因为你是个想让别人付水费的秩序捍卫者。”

　　“是的，但当你说必须制止年轻人伤害水塘中的青蛙时，你也完全剥夺了我选择价值体系的可能性。社会越需要压迫，我的自由便越少。当你要求制裁别人时，你便创造了断水者。”

　　“运用法律是绝对愚蠢的行为。”

　　玛格丽特没有放弃她的立场。那是奠定她毕生伦理道德的基础。

　　“我母亲害怕那些让别人遵守法律的人。她觉得自己犯了错。那是穷人无可救药的精神状况。啊，不，服从规章，让我喘不过气来。”

　　“你希望在小学里就教人不听话吗？”

　　“不，那也将是一种规则。必须给人以独自思考的机会。教得越多，人便越贫乏。传媒说，科克兰一家大脑迟钝，但他们的迟钝有聪明的地方；他们的举动有极人道的一面。他们集体自杀，躲过了国家，躲过了正义。”

　　“死亡不是一种解脱。谁也无法用死亡躲过正义。”

　　“不，必须有死亡的才能。”

　　玛格丽特经常笑自己的极端。一晚上东拉西扯，但并不尽然，在她对非正义和愚蠢的强烈反对中，有一种完美的和谐。当她碰到难题时，她便转移话题，从各个角度，甚至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对待它。

　　“我很震惊，这个悲剧竟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1

　　她想说些什么？沉默。人们感觉得到她在思考。

　　“假如社会主义不能改变断水者的意识形态，假如社会主义不能发挥积极性，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看这个断水者和苏联的断水者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断水者的悲剧是政治干预的结果。”

　　“但假如……”

　　讨论又开始了。人们精疲力竭地回去睡觉。睡得很不好。然后，有天晚上，这个话题让人厌烦了。

　　“哎，是不是录了音？大家也许说了些重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全漏了那可太蠢了。”

　　玛格丽特知道失去它们是必然的，但她与之斗争，并加以否认，作殊死的斗争，她做任何事情都这样：录音、拍电影、记录、写作、下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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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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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脸色变青，手发抖，没有扬扶着就走不了路。我知道这是她最后的夏天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离开诺弗勒。我不想失去任何和她在一起的时刻。我像她与失去作斗争一样，与所有的失去作斗争。我知道她完了，她要消失了，但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我希望自己弄错了，在肯定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弄错了。

　　扬问我认不认识医生。玛格丽特不想看任何医生，但她本人觉得非常糟，不想喝酒了。我叫了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让-达尼埃尔·莱奥尔，他立即来到诺弗勒，在“体育”咖啡馆与扬谈了好久。我们决定把他作为一位路过的医生朋友介绍给玛格丽特。让-达尼埃尔的精明、幽默以及犹太人的特征吸引了她。她本能地喜欢我的男性朋友甚于喜欢我的女性朋友，除非她认识她们，或制服了她们。她给男人们留下了一个空间、一个机会和观察玩味的时间。她也在“体育”咖啡馆里与让-达尼埃尔见了面，后来又在家里见了他。她忘了他是个医生，称他为摩尔达维亚的犹太人，并跟他谈起了以色列。

　　让-达尼埃尔没有给她看病，也没有给她开任何药。他说她病得很重，但她得自己决定是否采取她不愿意接受的解毒治疗。他花了一个夏天劝她，结果只成了她的朋友而已。他不愿意动粗，想等她自己同意接受治疗。有时，她想死；有时她又打听去哪家医院。有时她喝得少了，担心起自己的健康来，她希望身体好起来，她想一直活到《死亡的疾病》出版。她说假如她去医院，她会死在那里，她首先得完成她为玛德莱娜·雷诺所写的戏剧剧本《萨瓦纳湾》。

　　她白天打瞌睡。晚上喝一小杯酒才能睡得着。自从失眠后，她就天天晚上要喝酒。一小杯，但总是倒得满满的，总是放在手边。人们不明白她怎么能写出东西来。

　　最后的一个晚间聚会，大家一起唱起了《雅克兄弟》和《在我的金发女郎身边》。扬自己一个人跳舞，带着随身听，耳朵里插起耳塞。她说：“可怜的家伙。他自从和我一起生活之后就没有跳过舞。”她为他担心起来：“他会跌倒的，他会晕倒的。”而摇摇晃晃的却是她自己。她叫他：“我的宝贝，我的小姑娘。”她对乌塔生起气来，因为他支持巴勒斯坦人：“你没有政治头脑。你人云亦云，不动脑筋。要精明一点。”她说，“我儿子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书。这很好。”乌塔说：“你的书，可以不读。”她笑了。她什么都笑，笑卧铺车厢里的查票员火车过隧道时与空姐做爱，笑鸡奸者为了更好地口交而拔掉六颗牙齿。

　　她对扬说：“你很可爱。”然后又骂他，“你在让我死。是你逼我自杀的。”

　　由于我们不再劝她戒酒，甚至不限制她喝酒的量，有一天晚上，我带去一箱“马戈-城堡”1，她惊呆了，半是失望，半是高兴。失望的是人们不再怕她喝酒了，高兴的是自己又得到了自由。

　　“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不要喝酒，而你不管。这挺好。”

　　她说，她现在一听音乐就哭。

　　“你呢？你听音乐吗？我呀，现在也不听了。”

　　她向我打听我是如何度过抑郁期的。

　　“你也是，一直哭？我爱扬，他也爱我。我为什么要哭？”

　　“你在电视里看见了：人们运往孟加拉国的牛奶是变质的。运送这些变质牛奶的人，他们得了荣誉勋章。看电视时会从头哭到尾。瞧，我跟你说着说着就哭了。”

　　尽管如此，《萨瓦纳湾》的手稿越来越厚。她的手抖得那么厉害，她不得不让扬写下或用打字机打下她口述的东西——她没有跟我谈起过这个剧本。她决不谈论她正在写的东西——她只说这个剧本是为她的小比莱特（比尔·奥吉埃）和正处于“辉煌岁月”中的玛德莱娜写的。“辉煌岁月”，她重复道，但她是第一次这样说，我被感动了。她也处于这种“辉煌”之中吗？她猜到了我没有说出来的问题。

　　“作家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弗朗索瓦和瓦莱莉的孩子11月要出生了。我告诉玛格丽特，如果是个女孩，他们想用她的名字。她很激动，作为回报，她建议我读她的《萨瓦纳湾》。当我在花园里躺在铁床的床垫上读剧本时，她却在为将出生的孩子写诗。

　　致年底将到来的小女孩

　　你好，玛格丽特·芒梭小姐。

　　今天是7月17日，我想你还得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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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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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出生。

　　你还在黑夜之中。

　　对宇宙来说，你微不足道。

　　我给你写诗，是为了告诉你，为了让某人说，为你而说，听着：

　　当你走进花园，你得当心一切，当心自己及花朵。

　　好好看看雨和生命。

　　看看暴风雨、寒冷、虚空、失去的猫、这朵花和你。

　　写完诗后，玛格丽特感到非常不安。文如泉涌既使她高兴，也使她为难。

　　“现在拿这首诗怎么办？得等到孩子出生。”

　　“弗朗索瓦和瓦莱莉读到这首诗会非常感动的。”

　　“是的，但它也让人害怕，就像所有预言性的东西一样。”

　　她把诗夹在记事本中，要扬打一份给我。

　　事情却一点都没有定下来。

　　“看那雨、暴风、虚空、寒冷……”“千百辆坦克轰鸣”在雷霆，母亲在窗前指着暴风雨给孩子看。这是在她的院子里隐约可见的景象。今天，看见的是一首诗，在这首诗中，她本人成了窗前那位母亲。

　　轮到马居斯读《萨瓦纳湾》的手稿了。我们是真心激动，玛格丽特对此很高兴。三天后，她说：“这三天我睡得好多了。”她没做对照，把作品给了她的出版商。杰洛姆·兰东对她说：“这是个伟大的杜拉斯。”第二天，她的脸消肿了，甚至她的身体好像也挺了起来。

　　情况好转没有持续多久。她不想再见任何人。除了让-达尼埃尔和乌塔的来访，我们四人深闭在诺弗勒。她每天都穿着那几件有污迹的衣服。她说她几乎不洗澡。

　　“不，别给我带衣服来，我不会穿的。”

　　“一条灰裙子，太凄惨了吧？”

　　“不，决不会太灰的。”

　　她笑了。

　　“我们是流浪者。”

　　我把她和扬叫做“塔朗迪埃夫妇1”。她又笑了。

　　她的大腿肿得抬不起来了。她不再出门。她明明不想发火却常常突然发火。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赞赏7月14日的游行的。她夸奖军队很壮观，排列整齐，甚至连法国也能展示出一支如此漂亮的部队。我怕她痴呆，但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和幽默意外地来些变化。她指责我们是“小小的赶时髦者”，她觉得我们“没用”，在电视机前不能把游行看完。接着，她笑着说：

　　“说实话，最好怎么办？”

　　她说每天喝五升酒。她像往常一样，老是夸张，但每天二到三升酒就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她不扶着家具就走不了路了。她几乎整天迷迷糊糊。让-达尼埃尔认为，脑动脉硬化、肝裂、栓塞，种种威胁现在使治疗迫在眉睫。他没有对她隐瞒真相。她想立即进医院，后来又不愿意了。住院，她会死的。所以，在诺弗勒等死也一样。但熟读帕斯卡尔的她，最后还是把赌注押在了医院里。她让人用出租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两个重要的句子也许可以概括她的一生：“人们根本不知道”和“这没必要”。我们都在这两个句子间来往。一般来说，“人们根本不知道”占上风。

　　5点钟的时候，让-达尼埃尔来到我家。他刚看见她和扬离开，醉醺醺的，在出租车里哭哭啼啼。他几次用冷水洗脸。他跟我一样慌张。但医生激动起来更让人不安。我问他：

　　“是不是检查后发现已经太晚了？因为她立即就出院了。”

　　“在这方面也是，太晚了。她就算不死也不能再喝了。”

　　他跟我描述了她的水肿和肝损。他断定，这场可怕的治疗是唯一的希望。

　　让-达尼埃尔打电话来。玛格丽特想出院。她借口说房间太贵，后来又同意抽血，她让步了。让-达尼埃尔明确指出：“立即解毒，完全解毒。别的什么都不用考虑。安定药将有助于她抗昏迷。”她的大脑和肝抗得住吗？谁也无法知道。

　　只要玛格丽特没有脱离危险期，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卡罗琳娜带我去博物馆。她很了不起。她极端的性格与这紧张的情形很协调。

　　玛格丽特顶住了。她战胜了关键的一周，她的器官顶住了。现在，她在医疗监视下睡觉。醒来的时候，她后悔喝酒，但我相信她不会再喝了。她捡回一条命。痛苦减轻了。她会创造些什么？

　　玛格丽特一边说胡话一边昏睡。器官好像挺住了，但医生发现她大脑已极为迟钝，靠不住。大脑受损了？糟透了？我的生活随治疗而起伏，既摆脱不了，又无从谈起。乌塔和扬都不很清楚她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我会这么深地牵涉其中？也许是因为同住在诺弗勒，是邻居。我跟医生的交情。扬或让-达尼埃尔每天晚上都打电话来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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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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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声称有人想禁止她写作，她说浴缸是具白色的小棺材，说自己得了脑癌。她相信自己住在苏黎世附近的一家瑞士旅馆里，她说了一些像是出自她书中的句子。她看见了鸟，看见了蓝色的奶牛。有时，她处于半清醒状态，对扬说：“假如我今晚死去，别忘了我的戒指。”接着，她又陷入了谵妄状态之中：“你们知道，在战争期间当一个小姑娘可不容易。”

　　玛格丽特摔倒在地，打碎了她从不离开的玉手镯，这手镯，她入院时人们甚至无法把它从她手上取下来。那是她15岁时她母亲给她的，母亲对她说，假如手镯被打碎了，必须把它埋掉，否则戴它的人会死的。

　　哭得泪流满面的扬问我是否要把手镯埋了。那天晚上，电视上在播《印度之歌》。人们在向她致意。玛格丽特睡了，一无所知。

　　玛格丽特说：“我得摆脱这种昏睡状态。”扬整天都在医院里，记下她说的胡话。她问：

　　“你在干什么？”

　　“我在写你说的话。”

　　“啊，对了，这可能很滑稽，俄罗斯的伟大传统。”

　　决定命运的日子。医生们决定停止用药。假如她摆脱了昏睡状态，却陷入震颤性谵妄，那就必须重新让她喝酒，但这将意味着会因肝脏破裂而死亡。

　　没有得震颤性谵妄。检查显示，肝脏的恶化停止了。有希望了。玛格丽特在医院的走廊里走动。她说，假如她要拍一艘邮轮，她就拍这条走廊。她还在说胡话。却没那么严重了。

　　扬打电话来：“我让她跟你说话。”

　　我很惊慌，跟一个从死神那儿回来的人能说些什么？她的声音非常缓慢：

　　“我瘦了。”

　　“听说你的脸色很好。”

　　“你会认不出我来的，我就像娜塔丽·萨洛特1。你知道，塔蒂2死了。你得找十二三个人来谈他。开一个圆桌会议。我会写一篇关于法国军队的好笑的文章。我会说：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糟的军队；德国医院，是世界上最糟的医院。”

　　她笑了，我说：

　　“这是个好主张。”

　　听到她的声音很高兴，但欺骗她，又觉得很古怪。她的谵妄会达到什么程度？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说：“今晚，我遇到一件怪事：我知道再也见不到妈妈和哥哥了，你知道，就是小约瑟夫。所以，你看，我第一次明白了。”

　　我想，她是明白了她不会再喝酒，死亡的色彩越来越浓。

　　谵妄在继续，间或出现一段清醒。我像扬一样，开始记录她说的话。不能不记了。说话滔滔不绝，不经大脑思考。这非常罕见。但这种情况能持续下去吗？大家已经把她当成一个儿童跟她说话了。

　　医生建议她出院，但这句话没说出来：她也许能摆脱谵妄状态，但也可能深陷于疯狂之中。

　　玛格丽特回家了。很高兴看见她，精神很好，脸色也不再是铅灰色的了。她问弗朗索瓦和瓦莱莉的孩子何时出生。她显得特别活跃，专注，但到处都看见动物。她跟我描述了“怪兽”，小小的，像科西嘉人，长着猪皮，在织毛衣。她看见“怪兽”在床底下，但并不害怕。她也看见了SAC1的人和盖世太保：“有几个法西斯分子，他们拿了40万美元。”她说让-达尼埃尔想偷她的公寓。她还告诉我这个最坏的消息：“你知道，我看见扬疯了。”

　　我害怕了。

　　第一次出去。我们绕着布洛涅森林中的湖水散步。天下雨了。她几乎没说一句话，缩起身子，一副害怕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包裹。回来的时候，她说：“有一条赤道穿过法兰西岛。这场散步对我很有好处，尽管我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第一次去咖啡店。她说：“这是南斯拉夫的东部地区。”

　　她看见鱼在巴登2的水中游，看见了植物。她说：“它们来自巴登的旧货市场。”她说她遇到一位妇女，很亲切地请她喝一杯酒。她笑了：“假如知道这样，我就不会接受这场治疗了。无聊得真想上妓院去。”

　　接着，她又讲述了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一个镜头：“分娩后，母亲带着孩子坐的士回家，她看着马路。人们觉得她是在看另一个世界，那是她的孩子将要生活的世界。我无数次想写一写这方面的内容。”

　　喝完咖啡，她显得很高兴。笑得很欢。看来情况好转了。扬和我轻松了一些。

　　她又想起了阿尔贡根酒店装在玻璃器皿里面的橙汁。

　　“味道太好了。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持这样的幸福。”

　　身体确实好转了，她说话越来越像杜拉斯了。

　　她坐在桌边写信。她说：“我不想为自己的智慧感到耻辱。你觉得我可以完全恢复吗？”

　　是的，现在，我相信。

　　今天早上，出现奇迹了。她说：“我醒来时，很想好好生活。”我们一直散步到巴尔扎克故居。她谈起勒南1在特莱吉埃尔的屋子，谈起纪德2，谈起扬在医院里给她念的《马丁·伊登》3。她身体恢复了。她痊愈了。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再也不会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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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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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简短的提示，没有更长的叙述，但在那个焦虑不安的奇特时期，几乎一步没离开过医院的扬也写起东西来了。在玛格丽特的祝福下，他在1983年出版了《玛·杜》一书。讲述那些日子里的生活。

　　扬的作品，带有杜拉斯的风格——夸张与简洁、泪水和沉默相混合，难以模仿——它以大量的细节，详述了一种让人心慌的亲密。扬冲破了所有的习俗，像玛格丽特一样，什么都敢说：他对她的爱，她在他面前的随便。

　　“我给你洗身体，洗头发。你让我洗。你说：‘好好替我搓背，自己永远碰不到的那些地方。’‘我用勺子把剩下的汤给你。’‘我想睡在你身边，那儿，听你说话，听谁也听不到的东西，你说的这些话……你绝对是我最喜欢的人。’”

　　他敢写：“两天两夜来，你大小便失禁。你说：得买干净的床单。我洗了两件长睡衣，晾在浴缸上方。人家给了你一件医院里穿的衫衣，那是一件背部开口的白色紧身衣。你说：‘很漂亮，是上等棉制的。我们偷了它，送给你。’我们去浴室。你的大便很黑，你感到奇怪。你说：‘我内出血了。谁也没发现。’”

　　扬记着，记着。这大量的细节有时挺可笑。大部分人不屑一顾，他们觉得太微不足道或太粗俗，不会写出来。但它们却成了文学中崇高的文字。

　　我重读了扬的书，发现了让-达尼埃尔友好的警觉，发现了我们在她身边与死亡斗争的友爱的痕迹以及我们在夜晚的谈话。我打电话给玛格丽特。我说：“一切都完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最后泪如雨下。玛格丽特让我哭着。她什么都没问，仍抓着电话听筒。玛格丽特的沉默中也有流泪的声音。她说：“什么都还没有失去，我敢肯定可以渡过难关。”

　　我说道：“什么都不该出现，不许有任何痛苦。”

　　玛格丽特说：“对，什么都不该出现。”在泪水中，我听见她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

　　14年后，玛格丽特去世了，但今天，作为证明，我同样可以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她还活着，正忙碌于纸张与我之间。她狡黠地说，一本正经中甚至有点狡猾：“就是死了，我也还能写作。”

　　她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每当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写作？或者是说，她将让别人写出受她启发的作品？扬就是一个例子。肯定还有很多。

　　扬记录说，1982年10月21日，星期四，玛格丽特被送到一家美国医院。凑巧得很，我写这个星期四的故事也是在10月21日。超现实主义很看重这种偶然性。14年前，秋叶还像今天这样仍挂在树上？那个星期四，在诺弗勒，树叶五彩缤纷，从黄到红，什么颜色都有，还是已经落在了潮湿的地上？

　　我还遇到一件巧事：人们刚指给我看我的新车的车牌号码：796LVS75。这LVS立即跳入我的眼帘。劳尔·V·斯泰因的开头字母。

　　超现实主义者这样自娱是有道理的：神秘之物是可能存在的。我将开着劳尔·V·斯泰因的汽车。

　　1982年年底，玛格丽特还在说胡话，不过，她的幻觉越来越少。她又开始写几行东西了，并当场就把她所写的前几行东西给我看，写得很朴实。她从衫衣里拿出一页被涂抹过的手稿，说：“给，但愿这能帮上你的忙。”这是一篇评论我的小说《匿名者》的短文。评论界对这部小说没什么反应。

　　“别担心。沉默，我也遇到过。”

　　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和我，这完全不一样。”我激动得都忘了谢她了，但她从不讲俗套。她认为我和一本妇女杂志的合作越是出名，文学评论家们对我的书就会越是视而不见。

　　“你只需把我的这页文章给《解放报》。他们会用的，因为这是我写的。朱利喜欢我。”

　　这时，我感到玛格丽特完全脱险了。我们决定在圣诞节庆祝她痊愈。

　　安托万的出世使她十分激动。她希望乌塔也有个孩子。她说：“否则，我就不是个正常的女人了。”

　　甚至对她来说也这样，一个正常的女人，应该是个母亲或是有魅力的女人。

　　一切都很好。小热苏顺利诞生了。玛格丽特恢复了活力。就此一次，圣诞节将真正成为一个节日，尽管大家都喝水。

　　“子夜弥撒后，大家还是不要聚餐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花环和蜡烛。我们简简单单地在诺弗勒吃饭，在餐厅而不是在厨房里。连同让-达尼埃尔和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我们这六个人都脱离了那场危险。就像我们在同一场水灾中死里逃生一样，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它犹如幸福，但人们所等待的这种幸福时刻很快就使玛格丽特感到厌烦了。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预料的，尤其是幸福。

　　我们互相准备了礼物。大家都准备了。除了她，她像个习惯于别人进贡的王后一样收了礼物。扬很尴尬，为她解释道：“你们都了解她。”

　　扬面对让-达尼埃尔特别感到难为情。让-达尼埃尔的忠诚和才能都是金钱所换不来的，他既不等待酬金，也不等待礼物，但也许他等待爱心的表示。

　　玛格丽特意识到了这种不适，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了。她发起攻击来。首先攻击我们严重的小资产阶级习俗，攻击圣诞节这种“毫无想象力”的愚蠢的传统，接着又攻击起我的孙子的名字来：

　　“安托万，就像爱德华和查尔一样，是在学校里用的名字。男孩，应该叫让（就像她儿子一样），皮埃尔、保尔或罗贝尔。别叫安托万。”

　　我还记得她所列举的名字，因为我经常想，为什么她那样排斥安托万这个名字。我笑了，我发现皮埃尔、保尔和罗贝尔是她的兄弟和他第一个丈夫的名字。

　　她和从襁褓里抱出来的一个月大的婴儿玩。她把婴儿的小手放在她自己的手上，她的手也很小，然后又把婴儿的手放在她的手下。就这么玩，很温情。这个轻松的时刻只持续到第一道菜上来。婴儿被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玛格丽特直冲让-达尼埃尔说：

　　“这是医生给作家看病的一个机会。”

　　我起初不明白她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她马上又明确地说：

　　“你曾经有许多机会。跟我在一起，医生们进步很快。”

　　我们都愣了，哑口无言，让-达尼埃尔呢，这个如此敏感的人，差不多也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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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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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聚会结束，她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医生有没有本领，就看他对疾病有多深的认识。她看不起医生这个群体，但让-达尼埃尔除外，因为他懂得从她的酗酒中增长知识。

　　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她高谈阔论。每个人内心都感到哀伤。当她和扬离开时，她临出门，邀请我们说：

　　“明天五点去到我家。既然大家只喝茶……”她露出迷人的微笑，“大家聊聊天。”

　　13年来，我第一次不想理她，但让-达尼埃尔最后说：

　　“我们明天去。她之所以好斗是因为戒酒。她痛苦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在等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拥抱我们。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对她来说，这是个机会。她坐在她那张大桌子后面，稳稳地把前臂放在桌上，开始说话，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她讲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我记得她右边的脸被灯光照得一片金黄，孩子般的手抚摸着扔在桌上的织物。她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除了喝自己的那杯水外，没有停下来过。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那杯水，就像喝酒一样。

　　她东拉西扯，说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她顽皮而迷人，对情人可能就这样。她让人忘了时间，忘了一切。那种“天方夜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以后也没有再像那天晚上一样听到过。只有那天晚上，她才有这种新生的举止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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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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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刚刚开始，就需离开巴黎。远离她。无论去哪，但走自己的路。当我觉得自己迷路时，我就变本加厉。走得远远的，孤身一人，要取得成就，就得重新找到自我。这回，我得找一个国家，经受我和她一起经受过的那种考验。我曾在战火中的莫桑比克做过一次艰难的旅行，自那以后，我便发誓再也不回非洲了。现在，我觉得非洲及其不停的动乱突然使我忘记了美国医院。我在贝宁有个合作伙伴，她可以让我住在她家里。

　　在非洲，冒险家很少有失望的。在我逗留期间，邻近的尼日利亚正在驱赶必须经过贝宁返回家园的多哥移民，可怜的难民们流离失所，一队队来到科托努和波多诺伏。我害怕强盗，怕他们的刀。再说，那些在电视里差不多已屡见不鲜的画面，谁见了不害怕？在那里，我尽量不看尘士飞扬的路边的尸体，但我看见男人们跳进水中，想抓住开动的船只的缆绳，我看见他们淹死。我看着他们淹死。路上，没饿死的人继续拥向多哥，他们将烂死在露营地或衰竭而亡。他们在毒热的太阳下发抖，就像今天在卢旺达和扎伊尔一样。

　　我没法打开箱子。我颤栗，发抖。发烧。也许得了疟疾？也许是非洲的苦难使我精疲力竭？但最后还是感到很幸福：我可以病倒在那里，躺在“我”的床上了。

　　玛格丽特对我的发烧很感兴趣，她描述了疟疾的症状，她母亲在印度支那发作过，但没有阿米巴痢疾那么严重。她极为温柔，最后羞答答地说：“今年冬天，你五颜六色都见过了……”我明白她是暗指我们怕失去她而有过的恐惧。她补充说：“这是那些东西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小孩子，是安托万，他决定一切。”

　　接着，她还是那么激动：“我无法忍受你在那儿看到的东西。你给《解放报》写文章了吗？”

　　我没想到，没想到给《解放报》写文章，也没想到给另外的报纸写文章。她是天生的记者，一揭露不公正的事情，她就竖起耳朵。

　　只有带感情的新闻才是文学。我有时想，这样有倾向性、敢谴责的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至少，它又恢复了愚昧状态，让人怀疑起对事件的说法来。

　　得了双重肺炎，这将是我此后持久的肺部麻烦的根源。

　　“像我一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有肺气肿。作家窒息而死，这是很常见的事。

　　此刻，她抢先了。医生说她的肺气肿是她自己臆想的——这个词应该使她感到高兴——但在她生命结束的时候，她的喉咙被管子穿了一个洞，肺不借助供氧设备便无法呼吸。这时我再次想起了她的预感，她的预言。

　　当我身体转好的时候，玛格丽特建议我跟她一起去蓬皮杜中心看伊夫·克莱因的画展。除了酒吧和剧院，我第一次和她出现在公共场合。大家认出了她，害羞地递信给她。直到现在，我还只看到过演员口袋里装有这么多信。每个作家都有他应有的读者。她的读者都是些脾气好的人：“请您看看这张便条好吗？”他们小心谨慎地走开，趋前：“我不想打扰您，但您写的东西实在太美了。”有位女士也走近来：“您就是……”玛格丽特正准备回答“是”时，这位女士又接着说：“安基昂夫人？”玛格丽特笑了。人们尽管不认识她，也把她当做一个人物。

　　走进头一个厅，她就发现一位似乎深思熟虑的先生。她问他话，像在商店或咖啡店里一样跟他聊起来。这位先生刚好是克莱因昔日的挚友。“他临死前的那天晚上，我整夜跟他在一起。”

　　“他是自杀死的？”

　　“不，心脏停搏。”

　　玛格丽特有点失望。她欣赏克莱因，因为他曾尝试过虚空、虚无的东西，他的画独一无二。她说：“写作，除了写作之外，我哪天还需要做出解释。”她停下来休息，“没有比坐在博物馆里更好的了。”

　　我常常想起这同样的事情。短短的几句话使友谊更巩固。

　　我们一直走到隔壁的展厅：乔治奥·德·契里柯1。和克莱因相反，他的画画面很满。作画，幽默，活泼。在一幅极欢快的油画前，玛格丽特说：“我好像听见有人在笑。”但看过两个厅后，她指出：“现在，我看出怎么回事了。克莱因也许更了不起。契里科的东西，家里都可以有，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不碍事。”

　　“不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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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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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碍事，深度无限，贝利尼呢2，太尖利了。”

　　“就像巴赫一样？”

　　“没错，那天，我听见一个乐队指挥在说，有的乐曲，刚演奏几个音符，人们就知道要去中心教堂了……中心教堂……我也听见鲁宾斯坦3在电视上说：‘莫扎特，就像个亡灵，人们永远也抓不到他。’音乐家们说了些……

　　春天，马居斯和我去特鲁维尔看她。我们睡在她的一处房产里：她在黑岩公寓外庭另一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里有个套间，我们就住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玛格丽特一赚了点钱，就喜欢买些小房间。她买下了这个像车库一样的没有窗的房间，让客人或乌塔的朋友住。她出自内心地向我们夸奖房间的安静和舒适，就像她以为她的那套公寓面对大海，而事实上它大部分朝着大海对面的马路，要在阳台一端探出身子，才能看到芒什海峡的一角。问题不大，她的目光可以从她家的阳台一直看到暹罗湾。

　　我想劝她好好理财。也许把钱交给一个生意人或一个行家。不行，别人会偷了它。然而，靠这些房间和那点微薄的租金，她可以守住自己的财产。她以为如果自己不拿版税，大部分都留给她的出版商们，她就可以不交税了。甚至乌塔也赞同。母子俩都很节约。他们有着同样的经济观，事实上，这是对财富的一种拒绝，可以说是对金钱的一种恐惧。

　　乌塔和母亲同时呆在特鲁维尔的那个小套间里，他打扰了她，却辩解道：“是你挤在这儿。你走开就是了，因为你不洗澡。”玛格丽特很高兴乌塔顶撞她，并让我们做证：“啊，乌塔真像我。我没养好儿子，我太惯他了，我太怕失去他了。孩子们，但愿你们知道大家是多么希望你们幸福。好像这可能似的……从孩子出娘胎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永远有了孩子。从浅薄、世俗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生活就被搞糟了，但太好了……”

　　她又说：“我从来不敢写乌塔。那是我唯一忌讳的话题。”

　　乌塔开心地笑了。他又去了巴黎。

　　她把我们带到她喜欢散步的地方，塞纳河湾上方或勒阿弗尔边的那些码头，凝视着躺在那里的异国大树，那些“森林的尸体”。

　　“我是在那些森林中长大的。”

　　我抚摸着它们。对砍伐它们的行径义愤填膺。我的无动于衷使她非常生气。

　　我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假期是在酒店里度过的，只有在博物馆里我才能长时间接近过大自然，在那里，我叔叔让我看印象派的画。对我来说，乡村就是网球场1里的莫罗-内塔龙2厅。我开始艰难地凝视诺弗勒果园里的果树。

　　玛格丽特不客气地盯着我：“男人们摧毁了他们的星球，只有你视而不见。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已被告知他们所遭受的危险。这就是进步！”

　　我当时对自然环境的漠然，她觉得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她说：智慧方面的一个不足之处）或者更糟：

　　“你的冷酷就是这样来的，你吃了树！我曾有森林、雨水，我有我的出发点。我扎根在越南的土地上。”

　　“你从来不想再去越南看看？”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它。”

　　“你写作时便回到了那里。”

　　“是这样。除了童年时代，一无所有。我以后所经历的一切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童年，永无尽头的童年。”

　　我无根的童年她很感兴趣。我们常去特里亚农宫3。对她来说也是，那个建筑给人以回忆。在两边都是玻璃的长长的通道里，她又看见了邮轮上“头等舱”客人散步的走廊。她说她喜欢特里亚农宫的白色。

　　“大理石的白，床单的白，漆画的白。白色，是富人的颜色。”

　　关于我爷爷的那些荒唐的故事，她百听不厌。

　　“跟扬讲讲战争爆发那天晚上的情形。”

　　我爷爷当时好像大吵大闹起来，因为在圣日耳曼浓汤里没有小块面包皮。对方辩解道：“可是，先生，这是战争期间。”他反驳说：“只要坦克没有开进凡尔赛宫，就应该有小块面包皮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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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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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听见她笑。每次都如此，同样的笑。她喜欢重复的东西，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她说：“在生活中，人们说的都是一些重复的话。”

　　“再讲讲那个记录你吃饭表现的护士。”

　　“我吃完‘整条’沙丁鱼，她给我打满分。有一天，她只给我八十分，因为，她说，那条沙丁鱼太小。”

　　玛格丽特笑道：“自由的童年，就是贫穷的童年。我曾生活在一个极穷的地方，那是我所去过的最快乐的地方。”

　　扬的《玛·杜》出书了。

　　他那些那么隐秘的记录都印刷成书了，我想出版我前一年夏天记下的东西的念头便更坚决了。我把另外一些段落加入其中，取了一个很简单的书名《短元音》。我问玛格丽特，想不想看看有关她的记录。

　　“不看，你不怕写作，这很好。大家都怕写作。”

　　她的信任使她至高无上，压倒了小小的怀疑和那些怀疑者。当时，我像我爱她那样尊敬她。

　　另一件事更使她惊讶。她调皮地问我：“在你的存书中，你将按哪个字母排列扬的书？”

　　她的问题使我发笑，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

　　“这样吧，按D……以后，当扬写了第二本书时，就按A·安德烈亚1。”

　　“我也是这样想的。”

　　她想到了一切。

　　《玛·杜》，这本宣告爱情、让人惊异的书并没有让玛格丽特放下心来，扬越来越沉默。她很忧伤。

　　她感到烦恼。她用缝纫机做了两件和服，一件给自己，一件给他，两件一样，都是用劣质腈纶做的。

　　“你看，我让扬感到厌烦了。我这个人不停地说，思考，说，他感到厌烦了。但假如他没有我，他又感到烦恼。”

　　她又重新读米什莱的《直至流泪》，以及德·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你看见她是怎样追溯王妃的故事吗？”

　　那年夏天，我在重新读卡夫卡的作品，她说：“卡夫卡，是的，很入时，但他顽固得不那么可爱。”

　　她给密特朗写了一封信。她向我概述了信的内容：“打倒哀伤。让金钱流通，因为它是动力。是的，当然，还有无产阶级，但金钱也……”

　　她那种因颠覆和破坏而产生的思想，使她自然而然地向众人发起挑衅：

　　“美国没有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既不是专家，也不是政治家。而在美国，只有这两类人。”

　　不过，她也驳斥众人的观点，说：“我的想法在任何方面都不从众，除了在社会不公正方面。”

　　她对她邀请的一个朋友很恼火：“他很丑陋，烦死我了，到处跟着我。”

　　她想再在《解放报》开专栏，但她说朱利在电话中再也不理她了。

　　她睡得不好。很久以来，我们就在一起谈论睡眠的神秘和反复无常。但愿能轻易入睡。头脑因担忧而沉重，因欲望而容易惊醒，这倒也罢了，但为什么早上三、四、五点钟突然醒来呢？那时，人们是多么希望继续睡觉啊！为什么这匕首当胸刺来？是哪个敌人刺的？很久以来，我就想问问玛格丽特和别的更难以入睡的艺术家。她拒绝回答。但有一天，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思考过失眠这个问题，现在，我相信有些发言权了。你可以录下来。”

　　“失眠损伤智慧……”

　　对她的采访促成了一本书，《失眠颂》。我要归功于她。

　　扬有时不辞而别。玛格丽特克制住自己的忧虑。她什么都夸大，但这无疑是最大的忧伤，她加以保密。她没有抱怨。

　　她记录道：“我大声地说着这一天，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你在酷热中永远地走了，是的，我相信这次是永远走了。”

　　从那天起，在两年当中，扬应该是经常出走，又经常回来。有天晚上，他从特鲁维尔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去那里是为了自杀。

　　我在笔记本里详细地记述着那次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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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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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扬要活下去，劝了两个小时。他说他几乎没有生命的冲动。玛格丽特给了他，但她会全都收回去，他不能再忍受屈服于她的权力之下。他不能再跟她一起生活，也不能自杀。因为这样会使她伤心死的。他敢肯定吗？她总是选择自己，他回答说，头脑非常清楚。她什么都想要，或什么都不要。半年来，他宁愿什么都不是。他整天在想一种自杀的方法。我劝他不要用罗伊尼奥尔1。我对他说我有一个最好的产品，希望他能通知我，假如他真决定自杀的话。”

　　“谈话越来越投机，他脱口而出：‘玛格丽特认为你并不是在写作。’”

　　“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试图弥补：‘她说你有勇气，你还是会成功的。你们俩都同样苛求，同样刻苦。你们总得做点事。你们有同样的道德准则：做。’”

　　“我开玩笑道：‘铁的道德准则。’”

　　“我要他尽快回诺弗勒。”

　　扬对我说的话并没有使我受到伤害。我知道真相。“写作”意味着全身心投入。“入行”，这是他关键的词，尽管我遇到过别的许多危险，但我不冒这个险。我太喜欢活动和瞬间的满足，太害怕写作那死一般的静止。我保护自己，不受这巨大危险的侵犯。新闻工作和孩子们成了我的保护墙。我分享我的生活。一半生活，一半当作家。

　　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玛格丽特，通知她扬会来，她的不安只通过她的平静表现出来。

　　“他跟你说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详细说，但他会回来。”

　　她没有再问。她极谨慎，这使我心神不宁。我建议白天过去看她。

　　“随你的便。”

　　我有点尴尬地登上了通往旧磨坊的小路。她一点没有指责我，但我在她眼里，是见证扬的无情的人，这点足以使她不高兴。

　　她坐在花园的一张长凳上。她说许多人喜欢整天坐在长凳上，但她不，和别人不一样。她说扬和她应该自杀，还说她想象不出最强大的生命能一直持续到结束。扬会来的，但如果他继续沉默的话，她会杀了他。

　　“我一生中一直想杀人：这是最最持久的念头。那些声称从来不想杀人的人是在撒谎。你呢？你曾经想杀人吗？”

　　“有的，有过一次，有个情人，我曾想用汽车压死他。他及时躲在大门后面。但总的来说，我更愿意自杀。”

　　玛格丽特终于笑了，醒过来了，好像从藏身之处出来了。我又跟她说了一些奇事，她很开心。我们轻轻地拥抱，我让她坐在长凳上。

　　“甚至在这个时候，你也写作。”

　　“作品穿过一切，哪怕门是关的。如果我不写作，我会屠杀全世界的。”

　　就像副领事在夏利马尔的花园里一样，她那天上午会开枪杀人的。

　　扬回来了，数日来默不作声。沉默就像是武器。玛格丽特叫道：“让他滚吧！我宁可这样。”她又冲动起来。她劝他离开。他不回答，不是破坏墙壁，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对我说：“来吃饭吧。至少，你在场的时候，他会下来的。”可一入座，他就当着我的面表达了一个奇怪的愿望。他对她说，他死了，再也没有生命，他得走出这屋子，至少，每天两小时。他说她阻止他跟他母亲、妹妹、朋友和别的人说话，除了跟她。

　　扬滔滔不绝，一口气地说：

　　“你只能接受你自己的意见。这样乱反对，你并没有理由，你否认这一点。这并不存在的。你想杀死我，是吗？”

　　玛格丽特和我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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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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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已经无话可说，因为她总是对的。他想听“自己”说的话，想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说话。他想说话，不被别人打断。他想别人把他说的话录下来。这样，假如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听自己说话，听那个叫扬·安德烈亚的人说话。他可能会认出那个人来。

　　他这种深思熟虑的计划透出一种疯狂，而玛格丽特对疯狂总有一种亲近感。她轻轻地对他说：

　　“我看出来了，你想自己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

　　扬甚至不再听她说话，他继续描述自己的计划，最后用一句惊人的话作出了一个怪异的安排：每天两小时他想去我家。

　　玛格丽特沉重地盯着我，好像怀疑我似的。

　　扬一反往常的那种随和，极威严地对我下达指示：

　　“你只需打开录音机，让我瞎扯。”

　　扬所想象出来的那种险恶情形造成了一种不安，我试图加以消除。我借口说有一件急事，没时间。

　　扬并没有因我的借口而动摇。

　　“我们可以把谈话压缩到一个小时。”他说。

　　玛格丽特不同意：

　　“扬，你知道得很清楚，她做不到。”

　　“问题在于行还是不行。”

　　扬的坚决与他往常的柔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乎让人害怕。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扬显然十分痛苦，这次发作无疑比以往更长久，更危险。玛格丽特感到了压力，我见她第一次谦和起来。她向我转过身来：

　　“你真的不能给他一小时？”

　　玛格丽特开了绿灯，扬喜形于色。爱情、感激或机灵，他叫起来。

　　“无论如何，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只谈论你！”

　　“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恢复了自尊，玛格丽特表面上平静下来。但我要是她，扬的这种安排会使我感到厌恶的。我仍努力劝阻。

　　“扬可以找一个更无偏见、更专业的人说话。”

　　“不，”他说，“在这里更方便。”

　　他只要我和一架录音机，听他说话。

　　“仅仅为了有人在场，促使我说话。”他说。

　　“在巴黎，你会找到更合适的人。”

　　但玛格丽特也许不希望他去巴黎，她支持扬：

　　“应该照他说的办。你看，扬，我没有碍手碍脚。”

　　约会定在次日下午三时。扬非常准时，当诺弗勒的钟敲响三点时，他出现了。我打开录音机，一言不发。他开始讲述：

　　“我想谈谈她。与此同时，多么骇人听闻，多么疯狂，我不想知道如何接近她。如何接近这个人……”

　　扬说着，说着。快四点时，他本能地看了一下表。当钟敲响四点时，他一跃而起，像逃跑一样：“明天见。”

　　扬精疲力竭。几天后，他认为讲够了，决定结束录音。我把那些磁带递给他，但他拒绝了，他想让我留着它们。

　　“你想听……”

　　他不想听。这会儿不想。

　　在巴黎，他回去时，我又请他把录音带拿回去。他寄放在我家里的东西使我很尴尬，就像人们不想知道的一个秘密。但扬装聋作哑。我终于跟他约好在巴黎中央菜市场的一家咖啡店与他见面，把那包录音带交还给他。他没来。我一直为他准备着那包东西。

　　扬在录音中经常重复，他所披露的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于我最后写了一部故事。

　　我把这部故事放在壁柜里，直到文中披露的东西都已多少被人知道的今天。但我希望扬微妙的感情仍留在其中。

　　书恋

　　他还是个大学生。那些套间一半是空的，里面只有床垫和书。他在这里那里闲逛。他不看姑娘，却在翻书。一天，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整夜读它，而他旁边的一个家伙却张着嘴睡得正香。谁也没有跟他提起过这本书及其作者。他只从名字上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女的。上午，他外出了，来到最近的那家咖啡店，要康巴利苦开胃酒，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所喝的那种。咖啡店老板显得很吃惊，说：“问我要那东西的人可不多。”大学生刚喝了一口就感到恶心。咖啡店老板越来越惊奇，说：“很苦，不能喝，是治肝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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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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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来，这位大学生强迫自己喝康巴利苦开胃酒。一星期后，他习惯了那种酒苦涩的味道和红红的颜色，他喜欢用手心捏着那个深颜色的小酒杯。城里的朋友们都笑他，或对他的秘密极感兴趣。他弄到了那位作家当时已出版的所有的书。所有的书他都读好几遍。他被迷住了，竟不再读别的作家的作品。他扔下了对哲学的研究，扔下了父母和过去的爱好，只看她写的书。她所写的一切全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以至于阅读已超出了理解的层面。他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再离开他的东西所俘虏、所吸引。有时，周围的人谈起这位作家，他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当他捍卫她的作品时，他的脸红了，就像他捍卫的是一个人似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捍卫一部作品还是捍卫一个女人。他对那个女人一无所知，但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她写的书，直至滚瓜烂熟地记在心间。是的，是烂熟于心。他的内心被触动了，像被一种爱情所触动。他曾经爱文学，喜欢司汤达、普鲁斯特。但此时，他觉得那个不认识他的作家只为他而写。他必须把以前所读的东西都倒出来，让这个作家充实他，甚至给他注入生命的活力，因为在读她的作品之前，他的阅历是那么肤浅。那些作品使他活跃起来，敢于反驳他人。他把他所能找到的这个作者的所有集子都买来了。他不希望遇到她，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那个作家就活在他身上，在他最宝贵、最容易入侵的地方，在他的想象当中。他甚至没想过要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他没兴趣知道她是否有情人、有孩子，他满脑子都是她曾经写的和正在写的东西。他读她的作品时产生的感情，使他激动得读不下去，他每次只能读两三页，然后一边默诵一边在大街上踯躅。

　　后来，在小城的大学里，人们和这位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讨论会上将放映这位作家拍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他已去巴黎看了十多遍。放映和讨论会的消息使他十分惊慌，但那天他像个木头人一样，去了电影院，坐在第一排。电影放完后，人们提了一些问题。他不知道怎么说，但勇敢地开口了。他没有向作家提问题，而是跟她谈起了两个镜头，他认为自己抓住了这两个镜头背后的含义。他强调这两个镜头的相似之处，认为电影中同样的探索手法可能会暴露同样的失败。她明白他对她的东西了如指掌，便对他说：“您说得对。”他本想给她献花，但被伙伴们挡住了。那是单纯而轻佻的城市少女干的，他们说。可他还是想这样做，以表达感情。他认为像她那样不落俗套的女人会接受的。他只知道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这位作家最不出名的书，走向前，当大厅走空的时候，他过去请她签名。她签了，没有特别注意他。他问她是否可以通过她的出版商给她写信。她答道：“不如寄到我家。”并把自己的地址给了他。他大为震惊。接着，她又建议周围的人去喝啤酒。更确切地说，她是说：“我想喝杯啤酒。”大家都跟她去了。几个伙伴，以及讨论会的组织者。她独自讲着。他只记得她谈起了这个省份和这个省对她的影响，然后又谈起了她那个不愿意学钢琴的儿子。他只注意到她像唱歌一样的声音及其微笑。她笑容满面，他都不敢相信。但他一心想着：是她。是她写了所有那些作品。两三年来我和她朝夕相处。他记住了一些细节：她的手镯，她的戒指。接着，他又发现了她声音和遣词造句中的那种威严，发现她不说话时静静的，发现了她对听众的那股魅力。这种强大的力量使他神魂颠倒。电影结束后她做了自我介绍：“好了，我在这里。我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我拍了这部电影，我没有什么可对你们说。我等待你们提问题。假如没有问题，我就走。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他记得这番开场白后是长时间的沉默，记得她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幽默得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那种滑稽与她开始几句话的严厉截然相反。她一开口，立即就把听众给迷住了。他也被深深地迷住了，他觉得被她发现了，被她认出来了，他可不是毫无目的地来的。在咖啡店，他一言不发。不是因为羞怯，而是别人碍手碍脚。他想单独拥有她。

　　后来，他给她写了信。他常给她写信，信极短。与其说是信还不如说是便条。他在信中提出见面。他写道：他爱她，渴望见到她，但也许还是不见好，免得破坏什么东西。在他看来，他笨透了。一年后，四月初的一天，或者是五月初的一天，她给他回了信。她在信中大致是这样说的：“无法回答您的请求。得由您自己决定。我不想对您说您得来看我。”他得出结论，没必要去看她，但又非常渴望去看她。同时，他又决定，远离更适合他的这种爱。他给她写信越来越密，几乎每天都写，并不等待回信。他往往只从她的书中抽出一句话寄给她。这一点，他做得可一点都不笨，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重读自己写的东西，她不可能不激动。她从不回信。他不等待任何东西，他明白不可能有什么回答。他只希望她拆开信封，读一读他简短的爱的信息。多年来，许多年当中，大约有七年吧，他都在想象她在读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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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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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情，这位大学生是与一位和他同居的姑娘分享的。他们一道喝康巴利苦开胃酒，大声地互相朗读这位作家的书。他们只允许那些毫无保留地崇拜那位作家的人与他们为伍，如果那些人读别的作家的作品，他们就跟人家急。那女孩甚至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上非常权威，但对这位大学生来说，与这位姑娘的爱情已不可能持续下去。他想结束这段爱情，而与那位作家永远地生活下去。通过作品，那位作家已永远属于他，他觉得自己可以征服她，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他觉得自己是时间的主人，感到自己与现实分离甚至断绝关系了，但这种状况很适合他。那位姑娘已引不起他的任何肉欲。那位作家也同样。他不希望那位姑娘与作家笔下的某位女主人公相像，千万别像。任何对比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想保留自己的想象，不让它受到现实的侵犯，让它在封闭中变得更加坚固。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最触动他心灵深处的，正是对时间与死亡的描述。作家谈起生死恋，谈起那种闪电般的爱情和现实生活中难以存在的爱情，它摧毁一切，不伤人、不置人于死地就无法存在。她谈起了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不杀人或让人死亡就不可能爱。他默默地、长时间地盘桓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琢磨括号中的提示，他觉得它们就像是葬礼中的仪式，这个女人在赞美爱情的重大失败的同时，也使他摆脱和宽恕了他自己的失败。他不再希望有任何结果。

　　但三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美妙的信。只有一页：“我想伴您左右……”他马上就明白了他寄给她的无数信件起了作用（后来，这种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发现所有的信都集中存放在一个抽屉里）。他想：我的什么东西打动她了，我以为自己是在单相思，谁知她也同样激动。沉默了七年后，这封信给他开辟了一块天地。他因此而失眠，而疯狂，他最后开始寻找她的电话号码。

　　几年前，他得知了她的真名，他失望极了。当时，他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在纸上写她的名字。他以为自己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就是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的她的名字。现在，他发现这个名字是假的，这是个化名，写小说用的笔名。对他来说，书与作者的署名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他无法接受除了书的作者以外还有别的人存在。他急于忘记这个真名，但没有忘记，他轻易地在电话号码本上找到了这个名字，尽管她声称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内部电话号码的红页上。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只报了自己的名字。他听到她说：“天哪……”然后又说：“啊，是您给我写信。”接着，她开始说起来，说了很多。他记得电话里的声音很响，他记不清她说了什么，只记得她长时间地抨击新哲学，并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似乎被这笑声淹没了。他对这笑声赞叹不已。这么多年来，他已忘了她还会笑。他突然想：她只有18岁。她说她要去某个城市，他们得见见面，让他在那里打电话给她。

　　一个月后，这位大学生来到作家写作的那个城市，壮着胆给她打了电话。这回，作家答道：“不，不，我在工作，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见面，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见您，我害羞。我怕见生人，这没有必要……”大学生赞同地说：“事实上，也许真没有必要，好，我在这儿……”这时，他听见她叹了一口气：“啊，您在那……好吧，两小时后打电话给我。”大学生照办了。这时，她终于说：“来吧，不过要带瓶酒来。”一开门，她就柔情万般地拥抱他，就像是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他没想到她会这样拥抱他。这么自然。而且，他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立即就被她的声音给迷住了。他很难听清她在说什么，他看着她在动，在激动。他想，生活中的她和书中的她同样富有才华。他们一起喝酒谈书。大学生没发觉夜幕降临。他眼里只有她，她使世间的万物都不存在了。很晚了，晚上几点了？他打听哪家旅馆可以住。她说现在是夏天，当地所有的旅馆都满了，他可以睡在她儿子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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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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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和以后的几天，他们一同去散步。他们形影不离，她当着他的面工作。她显得很多情。他想，他也许坠入情网了，但他对这种感情缺乏经验。他从来没有直接接近过任何女人，总需要一个迂回的办法、一个借口、一段虚构的故事来接近女人。而这个女人则以她的书为中介，已经接待了他。更妙的是，第二个星期，他觉得她给他指路了。那种含情脉脉的语气与她对一个崇拜她的普通读者说话的口气完全不同。发现她因激动而颤抖，他自己也不觉颤抖起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已经知道他根本无法拒绝。每天晚上，他们各自回房间之前都接吻。大学生任她把自己带到任何地方，他爱上了一部小说，他遇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强迫他爱她，就像他爱她的作品一样。完全爱她，他甚至都想不到还能在肉体上爱她。他无法逃避，她是他们之间将发生的一切的动因，无法阻挡。他害怕了，但他如此心慌意乱，竟不理会自己的恐惧。面对女人，他总会产生这种恐惧。他感到有东西袭击他，他只能屈服。他将被人俘虏。这很可怕，但他从中感到一种快乐。就像夜间他想自杀一样。他同样也害怕得发抖，心想：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死神，她力量强大，是她创造了一切，她无疑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他断定她会嘲笑他所写的东西，她首先是一个想让别人吻的女人。他听她讲话，又惊又怕。怎么可能有这样野蛮的自由，他从来没见过。这个身躯在请求，想享受，几乎是在恳求：吻我吧。他被逼得更怕了。他从来无法使她满意，从来无法满足她的欲望。与此同时，她也把这种让人疯狂的自由传递给他，说：“不，您不是鸡奸者，您是个七尺男儿。”她骇人听闻地建议道：“好了，我在这，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什么都不想，只想跟随她。他本来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现在她命令他当主人。她说着主人的话，命令他当她的主人。为了命令她，他得让步、服从，这无法担当的双重角色使他不知所措。她替他作决定，她想扮演所有的角色，并让他一同扮演。最后，她竟这样对他说：“为了创造您，我要先毁掉您。”新生的诱惑使他被蒙住了双眼。她一再说：“不，您是个七尺男儿。”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能够成为七尺男儿。一个女人投进他的怀抱，他占有了她，尝到了能够拥有她、能够确实达到目的的快乐，那真是妙不可言。他问自己，以前是否曾做过爱，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以前，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享受，不知道随心所欲地拥有一个女人是什么滋味。最终，他可以享受并且让一个喜欢这种享受的女人也得到了享受。这个向他揭示了性爱的女人，这种使他陷入激情的疯狂的爱，正是他过去所想象的飘渺的崇拜目标。这个女人破坏了所有的等级。大学生又害怕了。他不想放弃他在文学上所崇拜的对象。他想退却，保持那个作家的形象，尤其不要步入现实。但作家把他带进了她的想象当中。她永远生活在小说中，她在生活中和在书中一样骚动不安，充满激情。他明白了她把自己当做是一部小说。他没有把对她的爱带入现实。他们的爱情不是真实的，它跟她所写和正在写的东西一样强烈。这个女人丝毫没有把她所生活和所想象的东西分开，她把大学生安排在这个无边无际的透明的空间里，而他在遇到她之前，已本能地在其中就位。他们一道与世界隔绝，直到冬天。大学生尝到了幸福。她很快就要他用打字机打下她想写的东西，她口述着。他能明白她作品中隐晦的东西。她征求他的意见，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她的头脑，就像曾进入她的身体一样。一具不老的身躯。他甚至没有发现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破坏痕迹。他本人也没有感到自己的年轻。从此，他像她一样，生活在时间之外，生活在那部爱情小说之中，而他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爱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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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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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事情会变得让人不安，他发现自己几乎就像不存在一样。比如说，在饭店里，她在菜单上选择他应该吃的东西。还有，她给他穿衣，给他羊毛套衫、衬衣。她给他做了一件和服式的便服，颜色也是她定的。她让他换香水。她不能容忍他在电话中跟他过去的朋友们说话。他必须全盘接受她的一切，她的饮食、散步、看人和赤身裸体的方式。她向他作出的就是这种骇人听闻的建议。她完全献出了自己，他得全部接受。他要么接受一切，要么一钱不值。他接受了一切，就像接受她的作品一样。有时，他进行反抗，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做些小小的抵制。不，不要这肉片，不，不要这件衬衣。但这正如她所说过的那样：要或者不要。他唯一的自救显得很无力。对于这种躲躲闪闪，一个女人会无能为力，但从女人的这种痛苦中，作家获得了写小说的新法。她没有让人控制。只要这个年轻男人沉默，她的作品就增强了力量。有时，他想拯救自己，但进行这种努力的念头没能维持多久。几年后，他还想着这事，但方式同样模糊。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谈起她，希望能靠自己的经历生存一段时间，但他感到自己像犯了罪一般。他担心背叛她。他从此相信，如果他跟别人说话，他就是犯了一个严重得像罪行一样的错误。当他问到听他说话的朋友几点钟时，钟敲响了。刚好到了他答应回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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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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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过后，在圆点剧院空旷的大厅里排练《萨瓦纳湾》时，扬又显得专心致志起来。当玛格丽特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扬看见这作品在眼前变得漂亮起来时，他被吸引住了。他又成了守护天使，多多少少在黑暗中看守着她，使她重新活跃起来。

　　她从卷领中伸出脖子，就像将军从颈托中伸出脑袋一样。她向玛德莱娜·雷诺发出带启示性的命令，不耐烦地提出批评。玛德莱娜都差点要疯了。

　　“台词应该说出来，而不是演出来。动作不要给人以夸张的感觉，你明白吗？”

　　她开始炮轰玛德莱娜：

　　“演员在这儿是用来说话的，张开嘴，出场。把作品写的话说出来。这就行了。”

　　玛德莱娜妆化得非常漂亮，听着那威严的声音，那声音本身也有点踌躇，而动作机灵的比尔·奥吉埃尔则步步紧随，唱出爱情颠簸不稳的回忆和“旅人幻想曲”，首演当晚，她们的二重唱让观众落泪了。当幕落下来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当灯光重新亮起来时，眼泪仍看得清清楚楚。

　　剧院里群情激奋，这是任何别的戏剧的成功都不曾有过的。好像每位观众都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坐在诺弗勒的那个花园里读过剧本，知道台词是从哪个该死的洞穴里喷涌出来的；好像每位观众都穿过迷雾，听到了这句话：“我没有得病，我只是喝了酒。”好像全场观众都对她脆弱的幸存有预感。那天晚上，是舒伯特还是辉煌的岁月把剧院变成了教堂？人们在那里庆祝重逢。这是一种复活？玛格丽特和玛德莱娜两人都穿着黑衣，小小的，互相拥抱，彼此搂得紧紧的，好像是为了站得更稳似的。她们很高兴还能让对方发现些什么。

　　当玛格丽特写《萨瓦纳湾》时，她曾说：“这是为玛德莱娜写的。”而我当时则想：“玛德莱娜这么老了，到时，她们俩当中的一个将不再存在。这个计划将永远实现不了。这是个必将失败的计划。”

　　我不认为成功会无规律地必然出现在玛格丽特的生活中，人们尊重她，正如人们讨厌她一样，有时，二者同时兼而有之。她欢迎赞扬，也欢迎批评，想悄悄地把它们做一对比。

　　演出之后，一个对感情持有怀疑态度的朋友，一个爱嘲弄人的家伙吹着口哨说：“舒伯特和岁月的灾难，谁能不哭？”

　　岁月的辉煌还是岁月的灾难？我母亲隐瞒自己的年龄，以至于不认童年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她的出生日期。我的朋友弗罗伦斯的母亲克拉拉·马尔罗曾是她的同学，但她对克拉拉说：“不，夫人，我不认识您，我从来没在那所学校上过学。”她给街区警察局警员的孩子们当教母，以便警员们帮她在身份证上做假。她死的时候，唯一的遗嘱就是请求我们不要公开她的年龄。以至于人们都以为她至少有一百岁。

　　我曾觉得母亲很可笑，虚伪、愚蠢、做作，但现在我也很不乐意说出自己的年龄。并非我隐瞒自己漫长的经历或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孙子，而是避免说出自己确切的岁数。数字对我来说就像一块冰。

　　1984年1月底，确切地说是1月23日（我在一本笔记本上读到：《短元音》赠阅），我把我的书放在圣伯努瓦街玛格丽特家的楼梯平台上。我不希望她当着我的面翻阅这本书，也不想在她阅读之前谈论此书。我等她给我打电话。我一点不怕。我相信自己差不多知道什么东西会使她不快，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而在杜拉斯的领域中很少有什么限制。玛格丽特本人和扬都指出了自由之路。（“真实有一种虚假所没有的魅力。”）况且，以第一人称写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害羞得多，引人注目得多。读者以为从中发现了隐私和秘密，但抄写者小心地把自己的材料压在上面。个人隐私的揭示在小说中往往要多得多。

　　时间一天天过去，三天，四天，五天，没有玛格丽特的消息。我太天真了，曾因她的信任而高兴。她只能谴责她自己没有写出来、没有掌握和控制的东西。

　　可是，不，第六天，或者说是第六天晚上，午夜时分，那是她钟爱的时间，她打电话给我：

　　“哎，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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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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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快乐，发自内心的微笑：“我写得最好的东西。”《大西洋人》放映后，我曾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当时，她也是这么说的。我是在共和国行动剧院看这部电影的。我们三四个人在大厅里很快就成了朋友，差不多就像是同一派别的成员。我已注意并且记下了她对我的信的反应。

　　“这么说，每次我写作都是我写得最好的东西。我应该只写作，不做别的！”

　　她没有回应我的玩笑话，而是严肃地补充道：

　　“对，这样很好。你获得了自由，这是一部会流传下去的作品。”

　　这部作品会流传下去的，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玛格丽特使我感到很高兴，我不再听其他话。很快，要走要跑的是我了。我又奔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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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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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旅行回来时，打电话给孩子们。瓦莱莉对我说玛格丽特曾打电话给她。

　　“很奇怪，她想知道你的年龄。”

　　“你告诉她了吗？”

　　“我又不知道。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笑了，又逃脱了。而对年龄，总是这样避而不谈。

　　回来后忙乱得很，又有许多文债要还，我迟迟才去打听玛格丽特的消息。

　　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冷冰冰的，好像回答一个讨厌的陌生女人似的。我马上惊慌起来。她是不是怪我没有早点给她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她的沉默也使我不安。通常，问个不停的是她。我又问了一遍：“出什么事了？”

　　她仍没有回答。最后，她终于突然清楚地对我嚷道：

　　“你太粗鲁。”

　　“啊？”

　　轮到我哑口无言了。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太粗鲁了？

　　“是你的书。”

　　“你曾对我说那是我写得最好的东西。”

　　“可是，观点是可以改变的。”

　　假如她的声音不是那么严厉，我还会笑出来的。

　　“两个月前，你曾赞扬过我。”

　　可她越来越严肃：

　　“你很不慎重。”

　　“啊？”

　　“你说出了我的年龄。”

　　她的责备使我放下心来。

　　“可是，玛格丽特，你的出生日期现在出现在法语书中，出现在所有的词典中……”

　　“这你用不着说。你应该把你的书给我看。”

　　“你不是不想看吗？”

　　“你没有建议我看。”

　　她的恶意掩藏着一种强烈的不满。她接着说：

　　“你利用我卖你的书。”

　　她把我牵扯进这褊狭的境地，听见这回答我感到羞辱万分。

　　“我的书有二百多页，可写到你的只有二十来页。”

　　但她坚持说：

　　“你写了我的全名。而其他人物，你只写姓名的开头字母。”

　　面对这种指责，还怎么可能辩解？假如她认为我剥削了她，我就得被定罪。她像这样怀疑过多少朋友，砍下过多少个人头？她关于剥削的幻觉使她糟透了，对人很不公平，谁也没法使她意识到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她母亲就让别人剥削过。

　　我无法向她证明她弄错了。我感到一阵厌倦：

　　“你要我怎么办？要我钻到地底下去吗？”

　　“噢，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明白她后悔我不是那样的人，这种失望仍使我感到有趣。她总会说些使我发笑的话。我只能挂断电话。4月11日，我在记事本上写着：“玛格丽特让人束手无策的电话。”

　　几天来，我避得远远的，独自在巴黎没有太阳的街道上走着。这很奇怪，就像真的要死的那天死神却不来临一样。眼下，临床诊断的死亡猛击着我们。呆会儿，消失的痛苦将十分强烈，突然来临。只有在哀伤变得让人能够忍受的时候，人们才能确信死亡的来临。那一天，也许就是真正死亡的日子。

　　当玛格丽特在美国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历过她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今天，我埋葬了她。在最后一刻，她对我来说早已死亡。人也会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杀死。玛格丽特刚刚杀死了我，但被杀死的我还能活着。我也杀死了一些人，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有天晚上，我在洗澡时，杀死了我的姑姑。昔日一些朋友背叛了我，但我却给他们留下一个机会。也许我们还能重新见面。对玛格丽特，一刀两断。她用枪口顶着射击。不是在写作的时候她决不回头。

　　我们不会再见面，这我立即就知道了，但在她身边的这快乐的30年她无法从我这儿收回。我微笑着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出现在回忆当中。真的，我没有太悲伤。她对我了如指掌，目睹我一生的沉浮，我知道我再也无力哭泣了。我竭尽所能，自我安慰，有时甚至找出一些卑劣的理由来。我拥有她昔日亲密和喜欢的朋友。想到她刚在诺弗勒安顿下来时所进行的乒乓球赛我就乐。当时在场的有马斯科罗、莫兰和其他一些人，当一人输球，其他人便大喊：“开除！”这词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玛格丽特也学会了。我庆幸自己“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本来可以差不多一直“坚持”到最后的。

　　今天，我也许要避免别的痛苦。我用不着重新亲历那极为不安的时刻。犬儒主义可以是用来抵挡的工具。我可以像她一样，多愁善感，厚颜无耻。我不惜任何代价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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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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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数着她所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她已活不长了。我猜测她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她会对我说：“只有失去的东西才能永恒。”这一点，在马路上，按照自然法则，这公认的原则得到了证实。我越走越感到没有失去她。她可能会消失，甚至死亡，但我永远不会失去她。

　　我在我的《短元音》中寻找我记不起来的关于她的年龄的话：

　　她差不多已有七十岁，而扬还不到三十。

　　她对我说：“奇怪，你这样关心年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年龄并不重要。”

　　重读着这些话，我明白了她的指责，尽管我并不同意她的观点，对我来说，年龄非常重要，我甚至相信，假如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对他将毫不了解，或了解得毫无深度。

　　关于年龄的意见分歧，我固执己见，这比单单点明她的年龄更糟。那些闲事闲话，那种平庸，我都没漏掉。

　　应该知道别人的年龄，但不要说出来。我本来应该当心的，因为我本人也讨厌说出年龄。然而，我觉得她所谓的“不慎重”不过是一个借口，玛格丽特由于别的原因而生气。别的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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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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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节假期间的一天下午，扬走下旧磨坊的那条小路。像去年夏天一样，但他不再消沉。相反，他显得很兴奋，非常乐观。他劝我别介意玛格丽特的指责。

　　“你们的争吵不会持续很久。无非就这么回事，时间的……”

　　他不知道说时间的什么好。他知道玛格丽特不会饶恕的。他烦躁地说：

　　“事情会过去的。她会忘记的。”

　　“不，扬，我知道她。她从不和解。”

　　“这倒是真的，但她事后会后悔。”

　　“事后，那就太迟了。”

　　“让她害怕的正是这点。她的冷酷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说她忘了自己做了些什么。她的行为让她自己都感到害怕。她说自己疯了。”

　　像去年一样，扬又开始跟我谈起她，谈起他和她，开始抱怨她、仰慕她。他像魔鬼缠身一样，我听着他说：

　　“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毫不在乎，毫无保留，而我却非常怕冷。我既不知真相，也没有抛锚。我无法再离开她。这就像一种毒品。很舒服。我过着隐居的生活，竟至于什么都不读，除非是她推荐的。我不再去看电影，因为有《印度之歌》。我没有起诉她：她担当着不出庭的角色。如果说我不读书，什么都不做，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好。只是，有时候，当精神过于紧张时，我想找人随便聊一聊，换换语调。但愿感情缓和下来。我需要退出，但她决不。我是她的主要目标，她所关心的唯一的目标。谁也没有她这样爱我。她没有杀死我，因为她靠这股热情写作。我成了她写小说的源泉。我，扬，我不再是我，但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比单单活着、抽着烟要有趣得多。”

　　扬的这番话，我是从笔记上摘下来的。他来访之后我立即做了笔记，因为没有一个男人如此诚实、如此清楚地跟我谈过他的感情。我像玛格丽特一样，越来越惋惜讲过的话烟消云散，我甚至把我孙子的话也记了下来。

　　那天，扬激动得忘了自己是来安慰我的，他自己也哭了。

　　“年龄的差异之所以使我为难，只因为事实上她将比我先死。我无法想象她会死，我仿佛觉得已跟她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由于我无法想象末日，我和她一道以永恒的方式生活。我醒来的时候喜欢想她。她太可爱了，我只能产生拥抱她或杀死她的念头。她呼唤这种暴力，逼我发火。她笑道：‘是的，我是恶魔。’”

　　扬笑了，笑得极不连贯。

　　“神奇极了，她可以让我说青橄榄是黑的。她是那么肯定以至于我最后也做出了让步：是的，橄榄是黑的。我进入她的想象之中，否则就跟她一刀两断。假如我说：橄榄是绿的。那就意味着分离，对她对我都是一种痛苦。”

　　我让扬安静下来。他又轻轻地倒在花园里，重奔最初的目标：安慰我。他告诉我玛格丽特一遍又一遍地读我的《短元音》，那分专注连他本人都感到吃惊：“她不离开你的书。”两个星期当中，她总把它放在手边。

　　“你知道她为什么改变主意吗？”

　　“她什么都没告诉我。你也许得等她打电话给你……”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溜走了，正如他来的时候那样，笑得很夸张。

　　玛格丽特去世几天后，扬在接受《解放报》的一个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秘密生活没有再保密。这种公开而迅速的忏悔使我大为震惊。第二天，我遇到了扬。

　　“你认识那个记者吗？”

　　 “不认识，一点不认识。他约我在路德西亚饭店见面。”

　　“你为什么去？”

　　“出于好奇。他在电话里给我的好感。”

　　“他的文章不使你尴尬吗？”

　　“不，挺好，很真实，都是我对他说的。”

　　扬可以说透明坦荡，超脱于卑劣。他告诉那个记者说，他厌烦别人，没有她，他会感到厌烦。

　　玛格丽特在去世之前对他说过：

　　“你别的都不用做了，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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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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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7月份得知，玛格丽特写了一本新书。她没有告诉我，这使我心里感到很难受。我们闹翻之后几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六个月。她写得很快。比她任何别的书写得都要快得多。这种快法，不是她的风格。除非那是一本薄薄的书，寥寥几页，就像《坐在走廊上的男人》一样。人们向我保证说，恰恰相反，那是一部够长的自传体故事，大家对这本书反应相当不错。甚至连一个不怎么看重她作品的评论家，对这本新书也大为赞赏。“很精彩，”他说，“写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朴实无华的杜拉斯！”

　　《情人》我是买的还是别人寄给我的？后来，直到她去世，她的书都是她寄给我的。但这本，我忘了。

　　我开始阅读。一开头，她就坦白道：“我已经老了，一天……”她不承认年龄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想到过年龄，不考虑年龄，却为何要详细记叙自己的衰老并把它公诸于世呢？是因为我本人给她的打击残酷得使她只能像往常一样通过写作来抵挡？第一段结尾写她“如今饱经风霜”的脸。是不是在此之前，她一直掩藏着她的脸？她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了：夸张、挖掘、展示。这张被破坏的脸，被又干又深的皱纹所撕裂，这衰老的皮肤，都被她展现出来了。好啦，写完这些，她可以写别的东西了。她没有耽误。第三页，她又成了十五岁半的少女：“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人们迅速跟她来到中国区，不再离开她。在书的结尾，人们又发现了她，神魂颠倒，惊愕不已。热情，压倒一切的欲望，傲慢，玛格丽特的一切都在其中。“不会变的。”她说。

　　如果她的印度支那三部曲更精细一点，更有创造性一点，我会更喜欢，但我高兴地看到，她终于豁出去当一个容易阅读的作家了。由于《情人》，公众又将回到“堤坝”边，遇到“劳尔”和“副领事”，一大批作品。

　　《情人》的开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年龄突然出现，是不是看见它印在我的书中时她真的发现了？印在书上的字真有魔力。我想起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一个已正式离婚半年的男人，不愿意想起他曾经拒绝的离婚。读到那篇文章时，他明白自己离婚了。于是迁怒于我，好像我揭露了一个秘密似的。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秘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件事。玛格丽特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年龄。是的，我不够敏感：我不相信她如此年轻。

　　不过，我觉得那种断交是一种不得体的惩罚。有天晚上，我在一个剧院里碰到乌塔，他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走到我身边，说：“我想谢谢你救了我母亲。”乌塔夸张了，但谢谢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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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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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常外出旅行，所以，也是在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天上午，在卢瓦西机场，我惊愕地得知玛格丽特当晚将成为贝尔纳·毕沃《Apostrophes》节目中的客人。她曾猛烈抨击那些为了销售自己的作品而有可能卖身于电视台的作家，她曾不让我上电视，现在的这种突然转变，我猜不透原因。《情人》已卖了不知多少册。但她对我说过：人可以改变主意。

　　人们笑着转告我，那天晚上，她这样解释自己上电视的原因：“我将破例与毕沃单独在一起。那不是《Apostrophes》，而是关于我的一个节目。”她还说，她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她觉得贝尔纳·毕沃给她的印象非常好。

　　在演播台上，她跟在家里一样，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她很快就让电视观众感到困惑了。不仅因为她沉默。她敢沉默，什么都敢。

　　我觉得她没像往常那么无礼，尽管如此，她还是那么失礼，她迷住了那些在小屏幕上发现她的人，迷住了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她的笑声的人。

　　那个节目我没有重新看过，但十二年后，我仍记得起来，我耳边仿佛还听见毕沃问她《情人》的写作风格时，她回答说：“这是一部很流畅很流畅的作品。”

　　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她读了我的《短元音》后对我说的正是这话。她还对毕沃说：“我长久以来寻找的流畅的风格，现在找到了。”她谈起了风格，说风格比词汇重要。

　　毕沃注意到那是她的第一部自传作品。我现在知道她是怎样开始写这本书的了。她读了我写的关于她和我生活的笔记。而且乌塔也曾要她“讲述”那些记录了她的一生的照片，他打算把它们收集在一本相册中。

　　由此可以想象她曾打算利用自己的身世出名，这只需跨出小小的一步。玛格丽特当时已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决定不让任何人“开发”她的传奇经历。她要自己写。我觉得这理所当然。她开始写道：“我已经老了，一天……”

　　除了扬，谁也不能更近地观察她，尤其是会写作的人。我又想起了她的另一句话：“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

　　她暗示我我不是一个作家，因为我能忍受她，那么，她今天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作家了？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了我。我只认为她刚刚发现我不太懂得如何对待她了。她不再给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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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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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她沉默了。我想念她。或者不如说我想念她的才能，她的意见，她可能会说的关于波斯尼亚或成年人对儿童性诱惑之类的骇人听闻的话。可她并没有主张，她只是幻觉。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幻觉者。作为朋友，我还可能爱她，由于她是个幻觉者，她会明白这一点，她也会爱我。友情远远地持续着。那是始终不渝的。

　　对我来说，玛格丽特部分地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她从那个新国家里给我送来荣耀的迹象：她的每本书都像一条私人信息，我能从中找到她。我无需接近她就能比她的大批新崇拜者更了解她。无论如何，她和我在这场风暴中分手了。

　　在她最辉煌的时候我们突然闹翻，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这荣耀一出现我就消失了。不是我愿意这样，而是我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或者说她离开了我。当我的亲朋好友成名成家时，我不会有意躲开他们——他们当中有不少才华卓著——但一种首先是表面上的决裂出现了，并在数年中蔓延开来。在我的目光中应该有一种不适当的嘲讽的意味。然而，我并不讨厌荣誉。

　　她对着所有的麦克风都讲，对所有的摄像灯光都不避讳，我觉得她变俗了。但在这一点上我弄错了，我不再进行必要的纠正，玛格丽特仍然是最聪明的。

　　她开始戴上一顶鸭舌帽，并摘下了眼镜。她那几年接受的采访比她一生还多。档案资料泛滥成灾。最大的玩笑。上当受骗了，还是没有？她欣赏报纸头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贬义的批评。现在，年龄过时了，她达到了另一种美。高傲的孤独她已经受够。不管怎样说，把自己当做名人总比在衰老中耗尽自己有趣些。

　　当别人攻击她时，我便保护她。在她做出过激的行为时，我几乎总能发现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种真相。她没有证据，没有准则，但她有直觉。总有一天，我会把那些都讲出来，这毫无疑问。她讲不了自己的传奇经历，这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死后将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么控制什么，这个专横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风说我很坏。30年来第一次。“坏”，这是孩子用的词，课堂里面用的词。世界上毕竟只有很少的坏人。人们有时也说她是坏人，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不真实的。玛格丽特不坏，她往水塘里扔方砖，因为她不能忍受和谐。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给人以幸福的幻想。这个世界一下就被毁了。爱情和友谊也如此。她必须不时地让别人知道这一点。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对我关闭大门。她甚至不把门开大一点让我的孙子进去。我希望安托万还能记得起来，他曾见过那个以诗祝贺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没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给她打电话。我的大胆使她震惊，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还可以让她发笑，但我没有这样做。远离，我最后感到挺合适：一个单独的地方，一个经过选择的地方，一个我所习惯的观察点。她是否关闭家门让我写作……她是否给我这些时间让我思考，让我慢慢地习惯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个关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碍了她，仅此而已，她没有好好考虑。

　　她很少盘算，以至于不能完全离开我。她希望我读某某书，看某某演出，某某电影。于是，扬打电话给我：“你得去卡图什里剧院。以她的名义打电话给迪迪埃·伯萨斯。那是她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一天，扬高兴地对我说：“对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饭。《情人》的制片克洛德·贝里在一家大饭店给她开了个户头。她想在公爵厅请你吃饭。”

　　不一会，扬又打电话来抱歉地说：“我不该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请。她改变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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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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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改变主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她的出尔反尔，我只一笑置之。我发现，她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再动摇我的爱。玛格丽特要么热情如火，要么冷若冰霜。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风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1986年，灯塔可能要熄灭了。玛格丽特又濒于死亡，深度昏迷了几个月。我在没有她的乡村，在我们曾一同走过的墓地来来回回地走着。有一天，她曾给我留下过类似遗嘱的东西。她说，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却慢慢地继续自己的哀伤。

　　1989年，她打电话给我。我的儿媳瓦莱莉因车祸身亡。她问我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我寥寥数语，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怀疑她是否真的悲伤。我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愿在电话里讲了那么长时间，我却爱理不理。

　　听到她的声音，我并没有激动，只对她重新采取主动感到高兴。我从心底里感谢她在我们之间设了这段距离，它迫使我更加独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支那的战争痕迹和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同样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乡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莱莉死后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边的阳台上过了一夜，听机帆船的隆隆声，在轮船间捕捉渡船，它们像蚂蚁一样活跃。但根据《情人》拍摄同名电影的让-雅克·阿诺德却用深蓝的色调来重新描绘“层层都有平台、四周围着栏杆的大别墅”。深蓝或鲜红的屋子镶嵌着马赛克。人们在河上组织水上竞赛，就像威尼斯的狂欢节一样。确实有个副领事全副武装，在岗亭里朝远处的女人们开枪，还有一些空旷的网球场，我乐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说里的东西，玛格丽特都认为是偷来的。

　　我并没有因为去了越南而对玛格丽特有更多的了解。她写的比我能看到的更精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佚事。我不去听别人对她的追忆，只希望自己的回忆能因年久而产生某种色泽，从此永不磨灭。

　　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她本人知道吗？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人们最终会更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所经历的东西。她真的和她哥哥睡过觉吗？又是和哪个呢？是诱惑人的无赖皮埃尔还是听话挨打的保尔？她在医院里发谵妄时，曾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哥哥真的死了：“你知道，是小约瑟夫。”

　　总之，“那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爱情，它是不真实的、难以存在的、受人诅咒并肯定要遭到噩运。”

　　我没有问她。皮埃尔还是保尔？完全虚构的事情？我相信她所说的一切。没关系。关于这种乱伦的爱，只有作品让人相信。

　　“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

　　对于那个“世界性”的情人也如此。他真的很有钱，是个中国人吗？他回来看望过她吗？或仅仅是有这么个人而已？我对此一无所知。朋友间所说的任何秘密都不能代替作品。

　　“我的身世并不存在。我写的东西都合乎逻辑，但又全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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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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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问她。真假问题与传记作者或参加文学考试的人有关，与从事精神活动和小说创作、生活在变幻不定的领域中的作家无关。她的前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写过一本书，叫《人类》，讲述自己被流放的经历。她说：“他写了一本书，写他以为在德国经历过的事。”这“以为经历过的事”使拥护历史真实的人大为惊讶，甚至使他们不满，但对玛格丽特来说，没有作品与生活间的这种神秘就没有作家。

　　对她来说，完全真实的书，甚至是传记故事，应该出自暗处，出自经过提炼的记忆。这种记忆不过是一团雾，一种关于有利于阴影和怀疑的记忆的记忆。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我还有太多的回忆，这我感觉到了。但在她沉默的当儿，我即席创作了，我甚至创作了一些疯狂的故事：事实上，那个中国人是她母亲的情人，而她，是这桩秘密结合所混血产下的女孩。她母亲只是一个好斗的妓女。当这个女人去世时，她身边有600只小鸡，床的四周有40平方米的小鸡，还有羊。至少她是个有怪癖的人，很可能有情人。

　　玛格丽特是否从这场通奸中继承了这张亚洲人的面孔，并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汉族女皇？但我很高兴，很快乐，玛格丽特的书也有此倾向：车站的那种滑稽可笑和幻想。在她的书中可以找到一切，纯洁的和不纯洁的，通俗和诡辩，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样：掩盖或提示空虚，两样都滔滔不绝。

　　最后，她烧了整座林子。尽管喉咙被刺穿了，她仍要让别人听见她的声音。但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很伤心。我再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也认不出她。这个朋友消失了，荣耀从我这儿把她夺走了。我只记得起来我过去爱过她。她对某些人来说才是“明星”，她还在歌唱，在她嗓子很漂亮的时候。现在，她打嗝了，人们跪着听她说话。她用伤心的声音给人以教诲，所有信徒都来者不拒。

　　扬，非常忠于她的人，对我说：

　　“你错了，她看见自己离去了，她很痛苦。不再活在世上了，这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她不再嘲讽人了。”

　　“你不再了解她。”

　　也许……我宁愿认为她死了。我已常常将她埋葬。几个月过去了。我已习惯她不再存在。

　　作家去世了，但人们可以永远喜爱他的作品。1996年，伊丽莎白·德帕迪厄、奥罗尔·克莱芒和雅克·斯皮赛尔在蒙巴那斯剧院演出《河流与森林》和《萨伽王国》。2月份，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为十位朋友定了十个座位。看完演出后，我们举行了庆祝活动。扬也来了。他送了我一束花，非常漂亮，关于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他显得很谨慎。他不能忍受她越变越小。他说她有时和他在一起时他仍觉得她“跟以前一样”，但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副模样。他把圣伯努瓦大街的家门关得紧紧的。除了乌塔，对谁都不开。

　　由于我们刚在剧院里领略过她昔日的幽默，玛格丽特又出现在庆祝活动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并决定再次聚会。

　　演出后的一个星期天，扬、伊丽莎白和奥罗尔来我家中吃饭。我们定了时间：3月3日。

　　刚好在那个星期天，1996年3月3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宣布：玛格丽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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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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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以为她已经死了，但那是另一回事，又出现了另一种死。

　　那天晚上，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但伊丽莎白和奥罗尔在。我们一起追忆她。当人们开始追忆已去世的人时，昔日就像忧伤一样使人们心情沉重。我们也谈起了昔日的她，但我们照样笑。追忆玛格丽特不能不笑，不能不把痛苦与这种滑稽结合起来，它曾像酒精一样，帮助她忍受生活。

　　漂亮的塔蒂亚娜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她曾演过蒙巴那斯剧院的那场戏，现在与布鲁诺一道生活。布鲁诺是个可爱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最初的那批电影就是他拍的。他忠于爱情，忠于友谊。那天晚上，她的一群朋友重新聚集在一起，就像在诺弗勒一样。十二年的不快之后，我又重新加入其中，几乎完全出于偶然。

　　我们永远分离了吗？现在，也许是这样。所以，为了不让她失去，我要写。至少，她在纸上不会死。正如她说过的那样：“写作永存。”

　　我不打算参加她的葬礼。我在圣伯努瓦大街她家的信箱里给扬和乌塔投了一封信。我甚至不敢上楼。

　　玛格丽特在世时不希望我再靠近她，我尊重她的意愿。

　　在马莱伊-勒吉庸，我本来可以再见到她的。但不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不是在教堂里，除了在已成废墟的瑞米耶日，我从来没见过玛格丽特上教堂，哪怕是在罗马。

　　安托万举行洗礼时，她说：“为什么不？一种赎罪的仪式……”但为了上天堂……我猜扬愿意上去看她。扬想象葬礼应该十分壮观。棺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就像为维克多·雨果送葬一样。

　　乌塔羞答答地提出异议：“我母亲不会喜欢这样的。”但谁都知道我们的送终习俗。

　　我的朋友维奥莱塔告诉我，在巴西东北部，所有接近过死者的人，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都必须聚集在死者的坟墓边上，以重新创造他完整的生命。

　　“哪怕你在她的生命中只占小小的一部分，你也必须出席。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提前到达了。教堂里已挤满了人。我们准备从旁边溜进去，但两个我在阴暗中没有认出来的年轻人过来找我：“你的座位已经预留好了，在前面，和家属在一起。”

　　我的泪水突然涌了出来，终于，我被一个家庭接受了，而这是她的家庭。我认出了让-马克和让娜，我从他们后面走向教堂的唱诗班，这一回，我的头脑糊里糊涂的，好像这十二年并没有过去。十二年前，我没有哭。我年轻时就学会了对付忧伤，我突然感到十分幸福，这种让众人在此进行告别的仪式，把我带到了幸福当中，我因重逢而幸福得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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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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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和乌塔走在棺材后面，两个年轻人就像两张小小的纸。一本书中的纸。她曾写下这个可怕的句子：

　　“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一生充满了耻辱。”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也为她的痛苦而哀伤。我听见她说：“痛苦就像是一种解除痛苦的方式，就像是第二次爱情。”

　　巨大的耻辱！谁能说出对自己如此无情的话来？也许只有另一个已故的朋友阿兰·坎尼能。他下葬的那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参加。圣罗什教堂里没有部长，甚至没有演员为伟大的阿兰送行，只有剧场里为《金首级》1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不像有的人那样酷爱葬礼，但我到了能将其作出比较的年龄。玛格丽特的葬礼是最简短、最混乱的。三月的阵雨倾盆而下，袭击着泥泞的墓穴。

　　我立即回到了诺弗勒，在她倒塌的屋子四周踯躅。几年来，我给她寄照片，告诉她房子该修了，屋顶塌了，树叶该修剪了。她很少放在心上，任百叶窗和画自行损坏。她命令乌塔什么都别碰，于是乌塔任蜘蛛张网，鲜花枯萎。甚至连插座也不能换。玛格丽特在阴间还在看：哪怕小小的一笔都会赶走此处的灵魂。

　　今天，这座神奇的屋子已经不能用了。它胜似博物馆，胜似作家的住所，玛格丽特已把它变成了静寂森林中的美人城堡。人们进入其中，将倒退无数个世纪，或者来到一个迷人、没有参照物、像她一样传奇的世界。乌塔在里面听莫扎特的音乐时，又在其他东西之后加了一棵仙人掌。

　　扬潇洒地消失了。我希望他在修道院或妓院里，但我相信他躲在别处。他在写一本我希望见到的书，而不是绝望地以酒浇愁。

　　当这个故事差不多结束时，我感到一阵悲伤。好像要跟玛格丽特最终告别似的。于是，我在我们共同的道路上又耽搁了一会。由于疏忽，一部分手稿被人偷了，我只得重写。我寻思怎么会这样，也许是她不愿意我写，但我像在《是的，也许》最后的对话中一样回答自己：

　　“为了以后的孩子们。”

　　1996年于诺弗勒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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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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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完《女友杜拉斯》的第二天，我便匆匆飞往巴黎。这次赴法时间虽长，但主要与出版社谈业务，不准备采访太多的作家，但米榭勒·芒梭是一定要见的。

　　之所以要见芒梭，不仅因为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些人名、物名、地名和书名需要咨询，一些特殊的背景需要了解，更因为芒梭和杜拉斯亲如姐妹数十年，可以说是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之一。我译过杜拉斯的小说，写过不少关于她、关于她的书、关于她的电影的文章，编过亨利·莱里的《杜拉斯传——羽毛之重》，手头又刚好有一本在法国刚出几天、闹得沸沸扬扬、厚达600多页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尔·阿德勒著）。凡此种种，都促使我去见芒梭。

　　然而，阴差阳错，一系列的不巧使我们在一个月后才好不容易联系上。那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她便打电话来，说：“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午两点的飞机去美国，两个月后才回巴黎。”她要我立即去她家。我那天上下午都有约会，晚上又要去德国，但还是抽中午的时间赶到她家。当时，她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芒梭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靠杜拉斯的荫庇成为作家。她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60年代就开始出版小说。她曾在电视台当记者，写了大量的纪实作品，萨特还给她的书写过序呢！她的文字相当洗炼、流畅，语言平易而富有磁力，特别容易动感情，这些在本书中都表现得很充分。我很纳闷，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怎么能忍受杜拉斯的反复无常，甘心陪伴杜拉斯数十年，随杜拉斯搬家，跟杜拉斯一同喜怒哀乐，让自己淹没在杜拉斯耀眼的光环之中呢？芒梭回答说：“我脾气好。”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她很孤独。”的确，杜拉斯相当孤独，尽管她周围常常有崇拜者，但她的内心永远只对她自己开放，她的过去、她的爱情只属于她自己。“我总想保留一个地方，让我独自呆在那儿，让我可以在那里爱。”她声称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这种生活和创作的错位，使人很难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很难真正了解她，即便是与她情同手足、几乎朝夕相处的芒梭也不例外。芒梭说：“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所以，为了保证书的真实性，我只写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事，而不是根据材料或听她自己说。”

　　事实证明芒梭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有的传记尽管作者申明有关内容是杜拉斯亲口对她说的，但仍被发现与事实不符，受到公众的质疑，引起批评。杜拉斯是一个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作家，其感情之丰富之微妙，性格之怪异之敏感，往往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适从。要真正了解她，最好与她保持适当的距离，理智地观察她，客观地分析她，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和听信。芒梭说，《女友杜拉斯》不是评传，也不是传记，而是一部回忆录。她在书中写的都是琐事，家庭琐事、生活琐事、感情琐事。她力求还杜拉斯以普通人的面目。她不是把杜拉斯当做一个大作家来写的，而是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伴侣，一个姐妹。杜拉斯有她可爱的一面，也有她可憎、可恨、可笑甚至可气的一面。她富有个性，才华出众，也有不少毛病甚至恶习。“她是人，不是圣人。不是吗？”芒梭问。正因为如此，所以她有七情六欲，有时要发点脾气，有时要摆摆架子。她喜欢发号施令，指挥别人，控制别人，也需要得到别人的安慰、关怀和簇拥。她有时直率得让人受不了，当面指责朋友阴险毒辣;有时又顽皮得像个孩子，带着一群未被邀请的朋友，提着在大街上买的大包小包东西去见法国驻罗马的大使。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说不会爱上黑人，不愿意怀上黑人的孩子。她在夜晚的聚会上口无遮拦地大讲笑话。她很吝啬，也很节俭。到别人家里吃饭从来不带礼物，见别人带礼物却喜形于色。她买廉价的零头布在厨房里自己做衣服。

　　同时，她也很专横，很霸道，经常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抛弃朋友。她曾因成功而得意忘形，也因手稿被退而可怜巴巴。当外界对她的作品保持沉默时，她那种哀伤、痛苦、沉沦和眼泪不能不使人对她深表同情。在书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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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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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知道杜拉斯为什么会跟与她朝夕相处的芒梭闹翻。“闹翻？”芒梭说：“我们并没有闹翻，而是她单方面疏远我、提防我，最后不理睬我。”芒梭相信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情。杜拉斯之所以如此绝情地结束长达30年的友谊，是因为芒梭太了解她，太接近她了。当她意识到内心的巨大秘密要被人发现，她本能地做出自卫。她认为自己的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是自己写作的宝藏，她不允许别人写她的经历，写她的故事，否则就是“偷盗她的生命”，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而芒梭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但使芒梭感到百思不解的是，她所说的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啊！比如说年龄，这在任何文学词典和教科书上都能找得到。芒梭说，其实她很注意维护杜拉斯的形象，决不会冒失地透露她的隐私，更不会拿她的隐私去为自己捞资本。杜拉斯晚年与扬的恋情，她是最直接的证人之一，但她一直缄口不谈，直到扬自己写了《玛·杜》，披露了那些隐情之后，她才在这本书里加以描述。

　　任性而固执，这是许多名人的通病，而杜拉斯难相处又是出了名的。我对芒梭说：“您能伴她30多年，这太不容易了。”“是的，”芒梭说，“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我没有料到的。但我不怪她，也不恨她。相反，我觉得她很可爱。她活得很真实，敢爱敢恨。”我提起最近法国的报章杂志对杜拉斯谈得很多，有的说法耸人听闻，让人不敢相信。芒梭说：“杜拉斯永远是个谜。是个谜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不乏不负责任、不怀好意的诽谤、造谣和诬陷。”她走到传真机旁，抓起一叠传真件，说：“您看，每天都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往我家里发传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也有请我裁决的。我这里都快成了论争的中心了。”

　　我告诉芒梭，中国读者很熟悉也很喜欢杜拉斯的作品。她的《情人》在中国有十多个汉译本。芒梭说，这不奇怪，她本来就是中国的“情人”。谈起这个话题，又有说不完的话，可惜时间不允许了。我们相约下次一定再找时间好好谈一谈，谈一谈杜拉斯的“痛苦”，她的“爱情”，她的“情人”。

　　胡小跃